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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韬略-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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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百折不挠，杜畿深藏不露，张昭犯颜直谏，都是以理想、信仰、志向、目标去控制情感，使之合于理。
总而言之，三国情理韬略的运用范围，从对人而扩大到对事、对己。从一般的劝说价值，上升到对于识见的有力帮助。从普通韬略原则，提高到事关前途、命运的总体对策。从个别的对象处理，演化为对历史发展、形势格局的洞察预示。
山外之山，天外之天：强弱论
自《孙子兵法》提出“以弱击强”的韬略名言后，历代智士竞相探索，到三国时代，已成就斐然。
三国时代，以弱击强几乎成了韬略家必须要完成的使命和履行的职责，否则，就会失去其存在的必要和价值。事实上，韬略家们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猇亭之战以及许许多多的军事、政治、外交事件，强与弱的逆转、变化是令人震惊不已的。解剖三国韬略家手中的特殊武器——强弱韬略，将使我们能洞悉有关质与量的优劣多少之间的奇妙转变。
事物的由弱至强，有其自身的一套规律，例如：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逐步演化等等。同理，一个集团、一派势力的发展壮大，也离不开内外条件与时间空间。一旦各自独立发展的两种力量发生冲突时，其实力的比较，就会有强弱之分、大小之别。在一般情形下，弱肉强食。但每当双方冲突时，弱方有高明的韬略家参与决策，结果就不会那么简单，而是出乎常人所料，发生以弱胜强的奇迹。
三国韬略家们敢于以弱击强的第一个途径是找准敌方的致命弱点。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完美元缺，十全十美，无懈可击，天衣无缝。汉末黄巾起义烟炎蔽天、如火如荼，波才黄巾军围皇甫嵩于长社，皇甫嵩兵力单薄，与黄巾军强弱异势。全军震恐，危亡在即。但此时皇甫嵩发现波才军的致命弱点：依草结营，适逢大风。于是命令士兵各备束苇登城，命勇士乘间突围，在外纵火大呼，城上士兵也一齐举火相应，在这—突然事变中，皇甫嵩率军队从城中呐喊而出，直奔波才军，波才军惊乱逃奔。后逢曹操率军救援，并与朱儁军联合，同波才军拼搏，波才军大败，被杀数万人。强弱逆转，只在波才军的要害被皇甫嵩发现。董卓被杀、吕布被擒、孙策被刺、关羽被破、诸葛恪被暗算、曹爽被诛灭……无一不是其自身的致命弱点被敌手发现，结果显赫声势，灰飞烟灭；惨淡经营，溃于一旦。
以弱击强的第二个途径是集中己方的整体优势，攻击敌方的局部劣势。敌我双方强弱之势判然若揭时，不等于胜负结局的明白无误。敌方的整体之强不等于没有局部之弱。官渡之战，就是曹操以整体优势攻击袁军的局势劣势，取得胜利后，逐步扩大战果，以致全面影响整个战局。刘备率军进入益州，也是以整体优势攻击刘璋的局部劣势，先消灭葭萌守军，然后挥师南下。贾诩建议张绣袭击曹军、吕蒙取荆州、司马懿袭孟达、魏在合肥抗吴的反击战……均属这一类。
以弱击强的第三个途径是借天之力，反击强敌。韬略家们深知，最强大的人力也敌不过自然之力，如何使强大的敌方之力与自然之力相碰撞，而我方兵不血刃，即可安国定邦，平息敌军的威胁，已成头等重要的大事。其中，人们首先想是天险，魏之广、蜀之险、吴之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三国鼎立的重要因素。其次，在以弱击强的过程中，或以水淹，或以火攻，借自然界的不可抗拒之力攻敌军，一举而胜。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猇亭之战，弱方均采用火攻，赢得成功。公孙瓒破青州黄巾、关羽水淹于禁七军、赤壁之战等，均运用水攻，助成声威，乘势而进，夺取胜利。《孙子兵法·火攻篇》上讲：“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不仅水火，风沙雷电、寒暑冷热等自然现象、宇宙之力，无不被三国韬略家们所借用，成为手中打击强敌的最佳武器。
以弱击强的第四个途径是联合弱小，击败强敌。关东联军共同抗击董卓，张绣、刘表联合对付曹操，刘备、孙权一致抵御曹操等，都属于弱小势力联合，相对地改变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尤其刘、孙两弱相连，克敌制胜，成为以弱胜强的典范。这一典范表明了韬略史上盟军作战、统一战线形式具有巨大的反击能力。
以弱击强的第五个途径是分化瓦解敌人的阵营，使对手不攻自破。王允计间董卓、吕布，刘备招纳张松、法正，曹操在赤壁战后破坏孙刘联盟，陆逊因隙使间，迫使魏江夏太守途式免职。解除一大对手。
总而言之，以弱击强的根本途径在于智谋韬略。敌强则用智，敌弱则用势，即以智谋韬略攻击强敌，以武力形势威慑弱者，“庙胜之策，不在强弱。”（《后汉书· 袁绍传》）诸葛亮《隆中对》中的一段文字，可以作为以智敌强的典型结论：
自董卓已（通“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
所谓“人谋”，即人的智谋韬略。
以上所论，均为强弱定格后，以弱击强的情况。至于强弱韬略的其余内容，如“攻强以强，离亲以亲，散众以众。”（《六韬·武韬·三疑》）强敌不可怒，弱敌不可侮。“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管子·治国》）“兵不强，不可以摧敌。” （《商君书》）得士者强，失士则亡。以强示弱，以弱示强。兵无强弱，而将有能否。兵强者，攻其将……三国时代均有大量的案例可寻。
魏、蜀、吴三国的历史，是由弱而强，以弱击强的历史。三国时代的强弱韬略有着十分深刻的辩证思想，内涵极为丰富，这一韬略理论的总结和实践的经验，是三国时代对于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份智慧贡品，因为强弱韬略不仅规定了可供操作性的原则，而且更可贵的还在于替弱小的、新兴的力量为战胜强暴提供了武器，使人们感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使大众懂得了如何发挥自己的力量。
藏于九地之下：真伪论
汉末、三国时代激烈竞争的形势，决定了政治、军事、外交等各种场合的真伪错位，或以假乱真，或以假乱假；或以真乱真，或以真乱假，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使无智者顿入迷途，无识者难出泥潭。ＺE i８。电子书
真伪韬略在三国时代的军事斗争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孙子在其所著《孙子兵法·计篇》中指出：“兵者，诡道也。”讲究诡秘，从而“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曹操注曰：“兵无常形，以诡计为道。”三国韬略家普遍认为，战无其诈，难以胜敌。而先秦两汉的不少智士认为，“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也。”（《吕氏春秋·义赏》）欺诈的作战方法，可以偶尔为之，绝不可长此以往，一用再用，因为这不是长远能用的方法。这表示了与孙子相反的意见，至少是不一致的意见。这种不同的说法，到三国时代，就没有人再坚持了。人们不是反对这一军事定律，而是积极设法识破欺诈之术，在自身识见上下功夫。
真伪韬略在三国时代的运用十分广泛，大类有诱、迷、骄、误、挑、动、疲、间等法。孙权将领周鲂以兵不厌诈，利之诱之的韬略，大破魏曹休之军。曹操西征，攻打马超，曹军以肥牛健马引诱敌军，使其缓于追击，最后曹军全师渡过黄河，未受损害。此为诱敌。贾诩在危急关头冒充名将段颎外孙，威吓手操生杀大权的叛乱氏人。此外还有赵云空城计等，为迷敌。官渡之战中，曹操解白马之围，至延津南设下埋伏，解鞍放马，丢弃辎重，致使袁军中计，大将文丑被杀，此为示弱骄敌。郑泰阻止董卓征兵，张松、法正劝刘璋迎刘备，孙权致书曹操称帝，陆逊代吕蒙为统帅……均为误敌。三国末期，诸葛诞反魏，司马昭利用敌方矛盾，加以挑动，最后攻下寿春，杀了诸葛诞，用的是挑敌韬略。公元231年，吴将孙布向魏扬州刺史诈降，佯动欺敌，是为动敌。猇亭之战中，陆逊利用刘备求战心切的弱点，与其相持，疲劳蜀军，在长达半年之久的时间中，使蜀军的挑战、求战阴谋落空。当蜀军被拖得精疲力尽时，陆逊寻隙而攻，将蜀军打得落花流水，此为疲敌韬略。王允说动吕布谋杀董卓，杜预设法破坏东吴君臣关系，为间敌。真伪韬略在军事上的使用极为普遍。
政治上，董卓入京，关东联军起兵反对董卓，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司马懿辅魏……都是出于某个集团的需要，实施真伪韬略的结果。
外交上，刘备对袁绍、曹操、刘表的加盟，吴蜀联盟的建立，东吴向曹魏的称臣，刘备与刘彰的友好，曹操对西部势力的宽容……都是采用真伪韬略，因时制宜的结果。
“战阵之间，不厌诈伪”（《韩非子·难一》），频繁的战争，使政治、外交乃至日常生活都带上了军事的烙印，充满着险恶。何进被宦官杀害，丁原被义子吕布杀死，黄巾军起义前夕唐周告密，刘虞被害，张温被杀，张邈谋叛曹操，祢衡被害，杨彪被诬下狱，杜畿稳定河东，吕蒙夺取荆州，费祎遇刺，钟会、邓艾之死……世人如在刀锋上行走，稍有不慎，便命归黄泉。真伪韬略经三国时代刺激，发育得更为成熟。兵诡必疑，虑疑必败。用兵打仗也好，政治、外交也好，日常活动也好，在充满欺诈的环境下，必有值得可疑之处。当然毫无根据的怀疑，一定会导致失败。
韬略家们必须炼就“火眼金睛”，明识真伪，才能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中，游刃有余，立于不败之地。正是客观现实的需要，三国韬略家们积极从事真伪韬略的探索，总结了一系列的实践，在理论上形成明确的认识。
首先，真伪韬略运用的成功，必须营造真正的真，因为只有真实，那怕是表面上的真实，才会给人以信心，力量和行动的决心，最后使对方在信以为真的基础上行动，谋方才会受益。曹操离间叔父与自己父亲的关系；董卓虚张声势，设法让他人感觉大批西凉军队进入洛阳城；赵云设空城之计；孙策诱刘勋进攻上缭；东吴数次诱曹军深入腹地，加以打击……都是以真动人，以真打人。
第二，真伪韬略适应于智囊对非智囊，高水平的智囊对较低水平的智囊，适应于刚愎自用、固执己见的决策者，适用于智囊不起重大作用的军事、政治集团。如果双方智力相当，则双方的争夺会演变为综合实力的竞争，真伪韬略就没有用武之地。诸葛亮的南征北伐，东吴的北攻西拒……均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真伪韬略不能创造永久性的价值，而只能带来暂时的利益。曹魏的建立，蜀汉的历程、东吴的盛衰，均清楚地表明，一个集团、国家的发展壮大，在于更深刻的原因，而不能靠真伪韬略。
第四，真伪韬略的使用会腐蚀韬略家本人，会腐蚀整个社会，曹操虽然霸业辉煌，但在三国时代，“奸雄”、“汉贼”之骂声不绝于书，他的文化形象因其惯于使用真伪韬略，因其“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极端私心而受到严重影响。三国社会，险象环生，真伪难分，流风所及，民无诚信，虚伪、阴险、狡诈，残忍的阴暗人格滋生，极大地腐蚀了民族肌体和社会组织。
由于真伪韬略在对敌斗争中发挥的有效性和普遍应用性，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自然而然地扩大了应用面，导致社会环境的进一步复杂性，增加了社会的磨擦力，增强了各种力量之间斗争的尖锐化，客观上，也使得韬略家们身价百倍，因为他们的真知灼见，是真伪韧略的有力克星。
突破精神防线：心力论
击垮敌方有两大途径：一是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二是从精神上将其摧毁。前者为力取，后者为心攻。三国韬略中的心力韬略，有着崭新的时代内容，是中国韬略理论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
三国时期的心力韬略沿着《孙子兵法·军争篇》“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 的思想，继续向纵深发展，韬略家们提出：
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三国志·蜀书·卷三十九·董刘马陈董吕传》注引《襄阳记》）
此论经诸葛亮征南中时对孟获的“七擒七纵”实践，而得到了高度评价，攻心思想也因此被吸收为心力韬略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受到后人的重视。
三国攻心原则是作为力取原则的一个重要辅助手段而被运用的，据《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诸葛）亮在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所并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阵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阵，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禽（通“擒”），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七擒孟获之事不见于陈寿所著《三国志》，司马光《资治通鉴》则予以采用。根据诸葛亮自《隆中对》以来一贯主张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政策，南征中采用马谡“攻心为上”的计策和孟获后任蜀汉御史中丞的事实，七擒七纵孟获，攻心服人之举不至于是捕风捉影之谈。诸葛亮对孟获展开的心理攻势，是以有利的政治、军事、外交环境作为后盾的。而强大的力攻已经给对方造成了心理压力，使之产生心理动摇，陷于心理崩溃状态。诸葛亮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使得南征顺利结束。诸葛亮以心力韬略，取各族强壮者为兵，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取各族贡赋，弥补蜀汉物资的不足。稳定南中，“夷汉初安”，为日后北伐奠定了较好的后方基础。
郑浑广开降路击破梁兴，钟会先声夺人、攻心为上等战例，均属心力韬略的巧妙运用。
三国心力韬略除了心攻力取双轨齐下，互补互用的原则之外，就是单独发挥攻心、心战的作用，去取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伟大胜利。同是攻心韬略，形式则多种多样。
攻心韬略的第一种形式是发挥传统力量。传统之力，足以撼动人心，激发群情。董卓听说关东起兵，迁天子定都长安，自留洛阳，并烧毁宫室。对此行径，曹操一针见血地说：
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三国志·武帝纪》）
董卓原本可以利用汉代皇帝的巨大号召力，使关东联军之举在舆论上成为叛逆行为，从而赢得全国民心，至少是暂时地赢得，立住脚跟，以图进取。结果却坐失良机，反而使自己被推到舆论的对立面，极大地失去人心。相反，曹操有此认识，机会一旦出现，就及时抓住不放，挟天子以令诸侯，使大批智囊人物远来相附，也使中原民心投向己方。
攻心韬略的第二种形式是深入敌人的内部，实施分化瓦解，破坏对立阵营的心理结构，使事态朝有利于我方的趋势发展。三国韬略家们大都能够设法了解对手的性格、气质、特点和弱点等心理因素，对症下药。刘备争取张松、法正、孟达等刘彰部属之心，吕蒙、陆逊计袭荆州，曹操间离韩遂、马超，王允分化董卓、吕布，曹操退兵激化公孙康、袁尚矛盾……无不深入敌人之心，不露破绽，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走向预先设计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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