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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韬略-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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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精通合的韬略。张绣曾攻杀曹操爱子、猛将，陈琳曾作檄文痛骂曹操，许攸为袁绍谋臣，逃归曹操，张鲁为一方诸侯投降曹操，刘备为天下英雄，受屈时投靠曹操……曹操均能克制私忿，一概接纳，封以高官，许以重禄。这不是曹操的宽宏大量，而是曹操为了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塑造自身良好的形象所使然。一旦阴谋得逞，曹操就会原形毕露，赶尽杀绝，手段残忍，毫不留情。
远交近攻、扩大同盟、化敌为友、网罗人才、与众相得、招降纳叛、笼络人心、裂土分疆……都是合的韬略所演化的具体原则，这些原则在三国时代，得到极广泛的运用，从而使得三国形势强弱时易，复杂多变，难以预料。
分化瓦解，合纵连横，是早在三国时代以前即被运用的韬略。分合即捭阖， “捭阖者，天地之道。”“捭阖者，道之大化。”（《鬼谷子·捭阖第一》）纵横捭阖原为先秦时代纵横家韬略心法，且多用于外交，而三国时代，分合韬略的适用范围则无所不至。
对于分合韬略的经典性论述，除了《鬼谷子》一书比较集中以外，接下来就数《孙子兵法》了。孙子强调“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军争篇》）其意是用兵作战要靠诡诈来取得胜利和成功，要根据有没有利益，或利益大小而采取行动。要运用兵力的分散和集中营造种种变化。孙子在《虚实篇》中讲到，要使我方集中兵力，“我专为一，敌分为十”，只有这样，以十击一，以众击寡，才能稳操胜券，战而必胜。这是敌我势均力敌的状态下，战胜敌人的有力措施。
三国时代成功的韬略家们都紧紧把握分合韬略的内在辩证关系，这种内在辩证关系表现为分合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
面对黄巾军强大的攻势，东汉朝廷的有识之士建议解除党锢，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镇压黄巾起义。事实上，东汉统治层内部由分到合的转变，是农民起义所遇到的最大阻力，正是这一转变，使得整个统治阶级暂时将目标对准起义军，利用其文韬武略方面的优势，最后剿灭了这场大起义。
在三国时代的各大集团中，曹操集团是运用分合韬略最成功的一个集团，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就是同最具潜在的、传统的、无形的、巨大的皇权势力联合的高明韬略，这使曹操在扫荡群雄，兼并北部中国各大势力时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有力作用。相反，袁绍则对皇权势力采用分离的韬略，这种表面受益，实际受害的作法，在很大程度上给自己带来了发展不利的因素。
孙刘之合，有曹操赤壁之败，形势鼎足之分。孙刘之分。有蜀汉猇亭之败，刘备白帝之哀。吴蜀再合，有诸葛亮南中之征，北伐之举。曹魏南下攻掠，受制于这种联合；东吴江山之固，得益于这种联合。
三国时代，分与合的决策，演化成和与战、强与弱的结局，其中的得失利弊，令人深思。
地狱之门就在脚下：进退论
进不可御，退不可追，是古人追求的行动境界。三国时代，各种势力犬牙交错，盘根错节，对立双方有时势均力敌，旗鼓相当，进退维艰，左牵右挂。如果决策者们稍有不慎，陷入绝境，则难以自拔。进退之际，实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地狱之门就在脚下，熊熊烈火尾随身后。
三国韬略家运用进退韬略，除了遵循“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左传·宣公十二年》），“力能则进，否则退，量力而行。”（《左传·昭公十五年》）等原则外，还作了大量发挥和积极的探索。
首先，在进与退的取向上，总结了不少有益的原则。决定进的根据是利、机、虚、需。见利而进，已成为当时十分明确的共识。东汉王朝的崩溃已成定局之际，各路英雄豪杰见有利可图，奋起而进。东吴在曹操大军逼近的情况下，大臣求和．君主狐疑，孙权经智囊们点悟，终于明白事理，见利而进，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至于袁绍不乘曹操东袭刘备之际发兵南下，刘表拥兵自重，不乘曹袁官渡之时北上，对于大利视而不见，等到对方腾出手来，则被动挨打，悔之已晚。见机而进，见虚而进，见需而进等原则，都是对以往见可而进的具体推衍。与进的根据—样，决定退的根据是害、实、强、劲。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知难而退，适可而止，避实就虚，避锐击惰等均为退的原则。
第二，深入挖掘进与退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发挥退的积极性，以退为进，保持主动。曹操赢得官渡之战后，袁绍之子袁尚、袁熙统领数千人马逃奔公孙康。公孙康担心曹操攻击辽东，怕自己难以抵抗，便收留了袁氏弟兄。后来曹操征服乌丸，逼近辽东。有人建议急攻辽东，以便铲除隐患，而曹操以退为进，使公孙康杀掉袁氏弟兄。曹操深知“急之则合，缓之则离”的韬略原理，利用征服乌桓的神威和公孙康担心袁氏兄弟将危及自己地位的心理，发挥退的特殊作用，消除对公孙康的压力，以增加、突出袁氏兄弟久居辽东，鹊巢鸩占的矛盾，移花接木，借刀杀人。如果遇到必须要退的情况，韬略家们并不简单地作出退却的决定，而是采用两种方式。其一是主动退却。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冬，诸葛亮出散关，围陈仓，曹真率兵相拒，诸葛亮因粮草短缺，主动退兵。其二是以进为退。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孙权北征，派遣陆逊与诸葛瑾攻打襄阳，陆逊让亲信韩扁带着信件送给孙权，建议退兵。韩扁在返回途中被捕，诸葛瑾担心泄露军事机密，急催陆逊退兵，而陆逊则不动如山，安闲如常，认为受命防守战略要地，不能示退，装出进军姿势，然后退兵，表现了高度的韬略素养。
第三，在运动中改变进退的态势，使敌方猝不及防，陷入被动挨打的状态。诸如声东击西、先纵后擒、欲战姑和、回马枪、撒手锏、拖刀计、流星锤……都是以突然的定势中断，改变进退，取得奇效的。ＺE i８。电子书
第四，将进退韬略运用到政治、外交、人生等各个领域，大大强化了进退韬略的使用价值。
第五，将进退韬略纳入总体目标的轨道，赋于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总体意义。进与退的决策，不再被视为孤立的一项指令或措施，而是全局中的局部，整体中的个体。曹操西进，攻击董卓的倡议，政治上收“兵以义动”、“以顺诛逆”的美名；军事上，“全制其险”，“示天下形势”，占据主动地位；外交上，联络关东联军；经济上，一决而胜，减少军事费用。只因各派势力目的不同，曹操的方案未能施行。刘备西进，政治上打着恢复汉王室的旗号，军事上能占据一方基地。孙权、周瑜的全据长江计划，西进荆、益方案，亦为全局中之关键性一步。至于退的情况，从前述的史实，自可见其总体上的意义了。
三国时代，那些未能遵循进退韬略的原理，妄进盲退，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例子也是大量的。决定进或退，是走向成败的关键。进有进的轨道，退有退的航程，而一旦进退到轨道与航程中，就不能完全受决策主体的控制了。这些轨道与航程都有其自身固有的运行规律，人们很难加以扭转，因此，高明的韬略家之所以动静得宜，进退自如，就在于对这些轨道与航程的了如指掌。贾诩建议张绣进退，与曹操周旋，前败后胜，张绣困惑，经贾诩指点，才豁然明白。诸葛亮隆中路线经关羽失荆州的挫折，蜀汉的国运，终不能昌盛。只有认清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向，把握事理、物理、哲理、心理，才能真正把握进退韬略。
三国时期那些成功的决策者，总是从长远的眼光出发，制定进退，进退的最终效果往往与决策者的远见卓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何进、董卓、吕布、袁绍、公孙瓒、刘璋、刘表、袁术、李傕、郭汜、袁谭、袁尚、袁熙、公孙康、曹爽、孟达、诸葛恪、孙皓等许许多多将帅君臣，或因军事识略、或因政治目光、或因外交手腕等方面的缺陷、短视，进退失措，折戟沉舟，身败名裂，遗笑万年。相反，那些伟大的韬略家，识力超群，目光如炬，—进一退，往往与整个时代形势、社会趋向相结合，所以，由弱而强，由寡而众，由小而大，步步发展，一路辉煌。他们在进退之际，能绕过误区，避开盲点，将地狱之门留给对手，将熊熊烈焰烧向敌方。
生死存亡的分水岭：利害论
东汉王朝失去对于全国的有效控制之后，群雄竞起，逐鹿中原，最后归结为曹操、刘备、孙权三大集团的鼎足而立，长期对峙。三国的决策者们根据自身的利益，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如何趋利避害，壮大自己，削弱对方，夺取胜利，成了智囊们密切关心的问题。
可以说，三国时代韬略家们的一切行动，都是围绕利害二字进行。“谋者，所以远害就利也。”（《吴子兵法·图国第一》）无利不谋，一切权谋活动，实质上都是谋取利益的活动。文韬武略，是谋求利益的重要手段。在生死存亡、成败祸福等重大利害关系上，韬略的巨大价值便被凸现出来，严峻的政治、军事、外交斗 争转化、上升为韬略水准高下、韬略人才多寡、韬略艺术优劣的斗争。而韬略家们的一切努力，也始终不离利害问题。他们对利害问题的认识、运用以及为利害转化所作出的种种方案，经过握有实权的各派人物采纳之后。对社会现实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在纷纭复杂的三国时代，能够高瞻远瞩、洞若观火、认识利害、权衡利弊，对于本集团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孙子兵法》讲：“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尽知用兵之利也。”（《作战篇》）“通于……利者，知用兵矣。”（《九变篇》）
利有大小之分．害有轻重之别。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与一般人相比，他们更多地注重于集团利益、潜在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而后者则关心个人利益、现实利益、眼前利益、局部利益。敌对的集团为了争取最大的利益，避免任何损失，就加大韬略对抗的力度与强度，将力的拼搏转化为智的较量，因为智的较量 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利益的损耗和患害的产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三国时代的韬略家才找到了用武之地，得到各大集团统治者的赏识和器重。这一特点，同时也使三国的形势变得奇谲险恶，变幻莫测。
在认识利害的层面，三国韬略家们大都具备卓越的目光。
早在东汉朝廷派遣张温统帅大军西征时，孙坚即已发现董卓的桀傲不驯，违抗皇命，建议立即诛杀，以免养虎遗患。张温缺乏见识，优柔寡断，迁就董卓，不予处理。这是公元185年发生的事。结果到了公元191年，董卓早已大权在握，以张温与袁术秘密联合为借口，将张温在闹市中用乱棒打死。张温不识害，故有祸 患。
公元219年，魏讽阴谋袭击邺城，但因组织不严密，未充分认识到事态的困难程度，结果被同伙告密，而遭诛灭。蜀大将军费祎遇刺，吴诸葛恪回师被杀，姜维轻动兵革，急功近利等等，均疏于防范，而防范的目的正在于防害、防祸。举三国韬略凡衷倩外露、轻信别人、结怨树敌、功高震主、得意忘形、自以为是……都容易造成祸害，带来灾难，费祎遇刺之前，张嶷写信指出问题，劝戒他加强戒备，费祎不听，祸殃及身。诸葛恪危难关头不听腾胤之谏，轻敌无识，成了孙峻的刀下之鬼。姜维出征不止，谯周作《仇国论》加以讥刺讽谏。只是智囊的意见未被主事者采纳，以致灾难立至，身败名裂。
相反，主事者与韬略之士的认识一致，就能趋利避害，前途光明。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行屯田以积军粮，均是采纳谋士之计，夺得了大利，取得了主动。诸葛亮劝刘备注重荆州、益州之地，为蜀国奠下了大基。孙权防患于未然，及时平定东南暴动……都因深知其利，而受其益。
两利相权从其重，两害相衡趋其轻。指陈祸福，权衡利弊，往往作为三国韬略家的重大使命。因为这在实质是保证决策的最优效益。决策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寻找决策机会，二是发现可行方案，三是选择最优方案。选优是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韬略家们以其深邃的见解，从利害的两极比较出发，打动决策者，使决策者根据趋利原则行动，保证决策的正确性。
公元227年，魏明帝大兴土木，修建宫室。王朗以“民充兵强，戎寇宾服”为理由，劝谏魏明帝不要在民众贫困之际进行，以免出现内忧外患的不利局面。与魏明帝相反，吴主于公元247年修缮建业宫时，能注意到百姓疾苦，采用拆运武昌宫砖瓦木材的作法，不加重民众负担。视民利弊，加以决策。河内郡太守王匡起兵讨伐董卓，为了增加自己的威严，实施严刑重罚，常林以为和是胜利的保障，不讲恩德，亡将立至，何有大功，正是这种利害相较，使得王匡改弦更张，有所收敛。牵招奉命出使乌丸，以利害大义晓喻峭王，争取他在曹操征讨袁谭的战争中保持中立。
三国时代，韬略家们经常运用利害关系，取得对敌斗争的主动和胜利。他们依据利益原则，采用以利相诱韬略，使敌人落入圈套，加以打击。孙策以卑辞重礼说动称雄于江淮之间的庐江太守刘勋率兵攻打上缭，以上缭富庶相诱，引虎离山。刘晔识破孙策之谋，力阻刘勋。只因刘勋利欲熏心，执迷不悟，终于使孙策得逞，迫使刘勋败奔曹操。吴将孙布、周鲂前后以诈降败魏王凌、曹休。曹操、傅于、张既、贾逵等均曾以利诱利，因利制权，取得成功、达到目的。诸葛恪采用诱之以利、慑之以害的策略，较好地处理了齐王拒迁问题……都充分体现、灵活运用孙子“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孙子兵法·虚实篇》）的韧略精神。
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非利不动等古训，已成为三国时代韬略家行动的共识。吴出兵合肥，挠魏不止。满宠择利而动，谋拒吴兵。吴视利而动，攻晋夏口。杜预因利间斗，分裂吴国君臣团结。王肃、王基、薛综采取军事行动的依据是兵以利动。利益形式的多样性，决定了三国韬略的复杂性。对利益目标的追求，形成了三国韬略运用的广泛性。三国集团之间，集团内部的关系经常变化，或好或坏，或战或和，或敌或友，但制约的力量始终是利益关系、利害关系。这种情形，直如西方世界所阐述的真理：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如何以患为利，转祸为福，成了衡量韬略家的水平高下的一大标志。《孙子兵法》上指出：“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则患可解也。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九变篇》）这是说，明智的将帅谋士考虑问题，必同时兼顾到利益与危害两个方面。充分考虑到有利条件，事业就可得到发展；充分考虑到有害因素，祸患就可以消除。因此，要以危害来使敌国屈服，使其不敢轻举妄动；要以诸事来使敌国繁劳，使其不得安宁；要以利益来引诱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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