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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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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儒学的政治保障与经济基础无疑是王朝政治与小农经济。世界上没有超时间的理论形态,没有游离于政治与经济之外的精神文明。尤其对于一种世俗的道德学问,更是这样。小农经济的解体,王朝政治的终结,必然导致儒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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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危机。新文化运动紧接着清王朝的正寝,决非历史的偶然,而是内含着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如果像新儒家所说的,儒学为一“常道”
,那么请问,为何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对孔夫子如此不敬,致以儒门淡泊,绝学难续?为何面对百年历史的风风雨雨,人祸频仍,儒学竟无可奈何,听之任之?
难道这仅仅能归罪于陈独秀胡适等人“肆意妄为”?
一种在思想界独占两千年领导地位的官方学问,竟然如此不经打击,难道不是因为自身垂垂老矣,不合时宜?
同时,我们也不否认,儒学统治国人灵魂两千余年,早已深入国人的血脉之中。
今日的中国人,物质生活方面的许多东西虽早已西化,但骨子里还是滞留着儒学的东西,如家族观念、皇权崇拜、官本位意识等等。然而,这只能说明儒学的阴云太厚,对国民的禁锢太深,而不能说明没有与其告别的必要,更不能说明告别儒学就是自断血脉,自绝生命。血脉已坏,唯一的救治办法就是换血。倘若一味强调自家血脉之重要,而不问这自家血脉是否还可维持生命,那就真正地会送了卿卿性命。
三,“返本开新”如何可能。
新儒家依恋故常,并非劝世人回到古代社会,重新去过那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生活,而是在他们看来,返本可以开新,从孔孟程朱陆王的学问里可以找到现代社会的罗盘。因之,他们并不反对民主与科学,而且还为如何从儒学传统里寻觅可以生长出现代民主与科学的种子,费尽心思。这是新儒家同顽固派的根本区别。顽固派为恋旧而恋旧,新儒家为开新而恋旧。不过,作为一种文化思潮,新儒学比起顽固派的文化主张来,更具诱惑力,也更容易将国人导向思想的歧路。原因是,新儒家所怀系的是对中国未来前途的关心和对生民灵魂坠落的救拔,既紧扣着现代化这一主题,又有着宗教层面上的终极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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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来,从“吾家旧物”寻找救国救民的大法,自然是件很好的事情。但问题是,此种做法能否有效,新儒家都不曾有过深究。牟宗三虽然有“良知自我坎陷”一说,但却是打了马虎眼的,说来道去,还是没有在“吾家旧物”与民族的现代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他们深信内圣可以开出新外王,但究竟怎样开出,始终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所需要的仍是“五四”一代文化先驱所呼唤的德、赛二先生。而这二者原本就是西方文化中的东西,并不为中国固常文化所具备。对此,新儒家的辩护是:第一,儒学并不反对科学,况且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发达的科学技术;第二,中国古代虽说缺乏民主政治,但有民本思想,二者仅一步之隔,由民本很容易过渡到民主。
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不算落后,这是事实。英人李约瑟煌煌几大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就是很好的说明。但是,科学与技术是有区别的。严格说来,古代中国发达的主要是技术,而不是科学。想想至今仍令国人骄傲的四大发明,便可略见一斑。科学的发展,以自然哲学的发展为前提。而中国哲学,历来注重的是人伦道德,修齐治平,对自然事物很少兴趣。再者,科学能否发展,最关键的还在于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西方人有先进的科学思想,原因在于他们信仰上帝,有创世学说,天与人主客对待。古代中国人天人合一,圆融无碍,不可能将自然万物对象化,当作一客体来思考,自然很难有科学思想的萌生。
而且,将古代科学技术的成果记在儒学的名下,也是很成问题的。
民本思想,从字面上理解,即“以民为本”的思想。但是几千年的政治实践,中国人历来遵从的是君本位和官本位。
“以民为本”原不过是一种装饰,说得确切些,是统治者对百姓的愚弄和历代儒生的自欺欺人。有的新儒家在民本与民主之间划上等号,认定民主这东西并不是西方人才有的,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过上了民主生活,更是天方夜谭。
民主的基本要求是人格的平等,而民本思想丝毫没有这一要求。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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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思想里,民是羔羊,官是牧人,君是羊群的主人。民始终处在被保护被统治的地位,始终没有人格的自主。他们的境况如何,完全取决于君主和各级官吏的品性和修为。更为重要的是,民本思想从根本上说是反民主的,因为它所强调的是君王的救世主角色和至上权威,而不是百姓们自由平等的权利。儒家的民本主张有可能训导出明君与清官,但绝对不可能转出现代意义的民主政治。
四,道德理想主义及其落实问题。
就主流而言,中国思想为儒释道三家。但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儒学就一直处在老大的位置。这倒不是因为中国人不需要宗教,缺乏终极考虑,而是儒学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宗教的位置。
文明社会伊始,思想家们苦苦思索的一个问题,便是社会何以和谐,心性何以安宁。为此,西方人和印度人求助的是宗教,通过彼岸世界的诱惑将世人导向道德实践,并通过教规教义的硬性约束将整个社会规范化秩序化。中国的儒家则不同。它不需要上帝和彼岸,所依赖的完全是一套世俗的道德学问。
儒生们自称,此学问是最好的一种人文主义,“极高明而道中庸”。
如果从言词的表述上看,儒学并不比佛教和耶教逊色。读《论语》和《孟子》,远比读耶教的《圣经》亲切。
《圣经》里多是耶稣的神迹,道德训谕也只是强调你必须怎么做,而不是以心交心,作平和的教导。孔孟则不然,说的尽是些人伦道理,所强调的是你应该怎么做。世人如果都真能按照孔孟所说的去生活,可以肯定,中国人必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但严酷的事实是,在这块以道德立国的土地上,历史所呈现的恰恰是最不道德的景色。这是中国文化的悖论,也是我们研究民族历史最值得重视的现象。比如,儒学重视心性修为,推崇孔颜人格,可事实上中国统治者穷奢极欲,生活极其腐朽;儒学强调德治,主张民本思想,可事实上中国百姓的生活最为悲惨,官逼民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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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数最多,规模最大,对经济与文化的破坏最巨;儒学主张中庸,崇尚理性,可事实上中国人最易走极端,最易被偏狭的非理性所驱动。
也就是说,我们考察儒学的社会价值,注重点应该放在此种学说有无落实和如何落实的问题上,而不应该仅仅看儒者们是如何阐释和如何美化的。如果一种学说语言表述美仑美奂,可就是不能落实,甚或落实起来还会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那么此种学说是否还有张扬的必要,我想答案是不难给出的。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一个民族能否仅仅以道德立国?
国人以往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发问,以致于千百年来迷缅道德理想主义而不能自觉,和深受其害而不明其根由。实际上,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尤其是我们今天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把钥匙。
诚然,人类只要存在剩余产品,存在等级差别,存在美与丑的对立,就一定需要道德,需要人的善心和善行。
但是道德绝不是万能的,它只能引导人们应该怎么做,而不能规范人们(尤其是权贵们)必须怎么做。
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道德,同时也不可能仅仅靠道德来支撑。
道德缺失的社会是可悲的,仅仅以道德来支撑的社会同样是可悲的。
因为任何道德崇拜心理,都很容易转化为对明君与清官的崇拜行为和对平均主义社会的企想,其结果必然是道德的沦丧。道德赖于人的良知与良心,所强调的是人的内在自觉,而不是外在规约。它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和谐社会安顿人生,但却很容易被非道德的动机所击败。人有理性,但更多的是感性。肉体生命的需求和贪求,决定着非道德的力量远远大于道德力量。社会运行是否正常,关键在于制度是否合理,即是否有一套强制性的以法律手段为主干的社会制约体系。
清除毒草,不是要割的问题,而是要铲除其生长的土壤。
同样道理,根除社会的腐败行动,亦不在是否提倡德治的问题,而在于加强制度建设,从根本上消灭腐败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可以说,中国人走出道德理想主义梦乡之日,即结束对明君与清官的崇拜行动和结束对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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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社会的企想之日,也就是中国社会正常发展之日。
五,心的自由与身的自由。
心性状态如何,于社会于人生确有重要的意义。
人与动物的区别,根本点就在于,动物靠本能生活,人却在本能之外,还有一种更高级的东西,即“心”。此种“心”
,不是生理意义上的心,而是文化之“心”
,思想之“心”。凭着这颗“心”
,人类既知道怎样生活和为什么生活,同时还能将其扩大开来,作用于家国天下,创造出理想的社会环境。
但是,“心”
又是一种不安分的存在,时时处在沉浮不定的状态。
“心”的不安宁,既给人类个体带来精神苦恼,也是社会和谐的破坏因素。所以,传统儒学与现代新儒学对“心”的强调,又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心的自由与身的自由毕竟是两回事。心的自由并非能够保障身的自由。如果身的自由得不到保障,心的自由就无从谈起。人身是人心的载体,身的自由是心的自由最基本的条件。很难想象,遭受皮鞭抽打的人,会有心的快乐;处在奴隶身分的人,会有人格的放大。
麻木只是心的萎缩,而不是心的安顿。阿Q的精神胜利法虽曰可以作为适应恶劣环境的无奈之法,但其前提却是对“心”的遗忘和对自我无能的认定。阉官之所以心理变态,不再具有男性的阳刚之气,原因就在于根器的割除,身的伤害直接构成心的伤害。一个没有人身自由的社会,不可能有人格的尊严和人性的肯定,民众的心性只能长期处在被压抑被撕裂的状态。特别在现代社会,许多人已经开始从以往的麻木状态清醒过来,更觉人身自由之可贵,亦更觉人身的不自由对心性伤害之痛苦。
因之,于社会于人生,身的自由是第一位的。尽管很难说,身的自由就一定会有心的自由,但前者却是后者的保障。相反,如果把心的自由放在首位,其结果必然是,既无身的自由,也无心的自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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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没有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如果一味强调心的自由,非但心的自由很难做到,而且还会加重人身的不自由,并使二者处于恶性循环的关系中。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很好的例证。
六,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
二十世纪的中国是走了弯路和歧路的,以致于世纪末的今日还在为小康的目标而奋斗。没有理由认为,这一切乃天意所为,或者像许多懵懂学者所说的是由于“历史的选择”所致。天意和“历史的选择”的解释,都是宿命论的解释,其实质一为愚民与役民,二为历史的误导者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而假借的口实,比古人的天人感应说和君权神授论强不了许多。历史是人的历史,而非“历史”的历史。人是容易犯错误的,尤其当一个民族的命运主宰在极少数人或一人之手时,历史就越加不可能正常发展。
时处世纪末的今天,我们实在应该对百年历史作出冷静的分析,看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为何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传统的民族竟落到今日这步田地。
新儒家诸先生的著述,大多围绕着这一主题而写的。
不过,在他们看来,民族历史的现代磨难,根本原因在于儒学道统的被打断,就连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党的兴起乃至“文革”十年之祸,也是出于这一根由。所以他们对新文化运动极为反感,对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深恶痛绝。
从思想文化的层面探讨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新儒家的视域无疑是正确的。中国历史步履维艰,根本原因的确在思想文化方面。但是他们的基本观点却大有问题。假如按照他们的思路,如下几个问题就难求善解。第一,如果儒学可以引导中国走上富强,为何中国文化一旦与西方文化发生全面冲突,就明显地处于劣势,甚至今日大陆还在做着百年前洋务派所做的事情?第二,如果儒学有益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为何先进的知识分子总是作为儒学传统的掘墓人站在其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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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保守势力又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将其作为护身符而极力推崇?第三,如果儒学能解决自家问题,为何每次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需要从国门之外进口异质文化?
事实上,中国问题的症结,不是因为对儒学传统的背离,而是因为儒学传统的拘禁。
辛亥革命之后,我们虽然结束了形式上的帝制,推倒了孔圣人的独尊地位,但却未能告别儒学传统,走出中世纪。只要旧文化的土壤还在,任何新生的东西都脱不了旧文化的脐缘,甚至还可能将旧文化中的负面成分发展到极致。回首百年历史,谁也无法否认,长官意志、个人崇拜、单向文化、平均主义,这等等东西不是旧文化的变态形式。近些年,新儒家喜欢拿十年“文革”作文章,认定“文革”就是反传统所带来的恶果,实则大谬,也足以说明他们的认识与中国的现状是隔了一层的。表面看来,“文革”破四旧、砸文庙、批孔孟,好像是跟儒家过不去,实际上却正是儒学传统所植下的祸根。
想想那阵子的忠字舞、红宝书、语录牌、文字狱、大锅饭、大批判、五七干校、宁要草不要苗,等等,哪桩哪件不可以从儒家思想里找到根柢。
七,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
传统儒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齐治平,一层一层地扩散开去,既可安顿人生,又可治理天下。其中最基本的和最要紧的是“修身”二字。只有心性清明,方可实现天下太平。此种思维模式直接为新儒家所接承。
因之,在民族问题与人生问题上,他们偏重的是人生,认为中国问题之解决,首要的就是灵根自植,通过儒学心性之学的复兴,重新涣发出国人的生命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发展科学,推进民主。
新旧文化的转型,最深层的是价值观的转型。而价值观的转型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必经一个长时段。在这一时段里,由于旧的价值观的坍蹋和新的价值观未能最终确立,不可免地会出现许多不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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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社会现象,同时不可免地会扰乱人们昔日的心性安宁。明智的选择,应该是加快转型的速度,使新的价值体系尽早确立,而不必再回到旧时代去,用本该死去的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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