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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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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心态，对于泰戈尔来华张扬东方文化以抵御西方文化，自然认为是件大好的事情，在北京为欢迎泰戈尔的集会上，作了专题演讲。不过，梁启超在当时的中国文化界，属于德高望重的前辈，其对泰戈尔的赞颂只能是些诱导性的言词。相比之下，徐志摩则显露得多。他把泰戈尔比作“泰山日出”
，“伟大普照的光明”
，认为泰戈尔来华复活东方文化，“可以给我们不可估量的慰安，可以开发我们原来瘀塞的心灵泉源，可以指导我们努力的方向与标准，可以纠正现代狂放恣纵的反常行为，可以摩挲我们想见古人的忧心，可以消除我们过渡时期张皇的意气，可以使我们扩大同情与爱心、可
①《泰戈尔对京学界演说》，《晨报》１９２４年４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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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引导我们入完全的梦境“。
①
泰戈尔来华宣扬东方文化优越论，对于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无疑是不利的。所以当泰戈尔踏入中国土地之后（或之前）
，当时许多进步文人纷纷撰文批评其文化主张。郭沫若指出，泰戈尔的文化观对于中华民族的振兴没有任何好处，“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
；茅盾撰文明确表示，“决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的泰戈尔”
；陈独秀认为，泰戈尔提倡复活东方文化，只是抽象的空洞，因为它不能解决中国目下急需解决的社会进步问题；瞿秋白认为，泰戈尔“和孔孟是一鼻孔出气”
，都是想把中国拉回到封建礼教社会。
泰戈尔来华宣扬东方文化优越论的影响，最内在的是为当时中国以梁漱溟为开创人的新儒学思潮提供了运思方式。
泰戈尔对东西文化特质的界定以及对东方文化注重生命情调及价值指归乃至终极关怀的强调，对后来的新儒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虽然新儒家很少提及他们同泰戈尔的渊源关系，但实际上，他们日后对东方文化的诸多看法，许多都是沿着泰戈尔的思路发展下来的。
中国的东方文化派
历史作为研究者的考察对象是可以假设的。
从以往人类社会所走过的路途上可以看出，人类是一种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生物。撇开漫长的史前社会不说，单从
①徐志摩：《泰戈尔来华》，载《小说月报》第１４卷第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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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９６
几千年的文明史上看，人类起码经过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飞跃，从民族文化到世界文化的飞跃。这两种飞跃，如果从人类的整体史考虑，无疑是必然的，但何时或以何种方式出现在各个民族，则多少带有偶然性。
中国文明有着自己的发展逻辑。生活于其中，国人很少有不适的感觉，很长一段时期里也从未想过要进行巨大的社会变革。尽管今人可以指出传统文化的诸多弊病，但在古人的眼里，中国文化是一种尽善尽美的文化。比如宗法制与专制主义政治，今人所认识的是它对人性的压抑和对自由平等精神的否定，而古人却很少有人能意识到这一点。
他们觉得，君为尊民为卑，上为尊下为卑，父为尊子为卑，本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是和谐社会的理想模式。他们甘于在这种变态的和谐社会里做礼教的牺牲品，并从中体验牺牲的价值和美感，甚至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屈从就是一种牺牲。他们从骨子里相信，自己原不过是草民一个，生下来就是给皇帝拉车的；自己的努力只是如何把车拉好，而不是去考虑该拉不该拉的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传入，传统的中国文明或许今日还在原有的轨道上发展着，即使有些变化，也只是局部的修修补补。
然而，一旦各民族文明的封闭格局被打破，代表先进文明成果的西方文化必然传播进来。这是文化演进的规律所致、非人力可以阻挠。但是，西方文明向外传播并非始于１９世纪中叶，而是从哥伦布航海之后不久就大规模地开始了。英国在印度的“东印度公司”就是设立于１６００年。
如果假定，设立“东印度公司”的同时或以后不久，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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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新儒学批判
北上中国沿海，也试图在中国设立一个类似的殖民据点，那么可以想见，近三百多年的中国历史将会是另一番面貌。第一，如果此时中西双方发生正面冲突，必是中国胜西方败。
须知，中国人不是像印度人那样好欺侮的。当时中国的海上力量远强于西方，这从哥伦布航海的寒沧与郑和下西洋的气派的比较中就可看得清楚。亦就是说，如果正面冲突发生的时间不是１９世纪，而是１６世纪或１７世纪，那么中国人在此之后对西方人的武力入侵必有所防范，不致于导致后来那种束手无策被动挨打的局面出现。
第二，如果西方人在１６世纪或１７世纪败在中国人手里，那么中西文化交流的方式肯定要温和得多。
一方面，西方人可能在中国人面前不会那么高傲，不会因其高傲过分地伤害中国人的自尊心。另一方面，由于不是武力相挟，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敌视态度或许不会像鸦片战争之后那样强烈，不会因为民族情绪而将西方文明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面。相应地，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干扰，而会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
进一步说，中西正面冲突即便发生在１９世纪，也并不能说明本世纪的中国历史就一定会落得它实际所呈现的这种结局。事实上，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新文化运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虽曰艰难，但还是合逻辑地缓慢地发展下来的。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如果不是在它一开始的时候就突然中断，可以想见，今日的中国也绝非现在这副模样。
然而，历史常常不以人们的意愿为转移，一些偶然的因素往往能够打断原有的历史行程。
对于２０世纪最初二十年的中国历史来说，偶然因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的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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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１７
革命，特别是这两种偶然因素又偶然地凑在一起。
就西方历史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它内在的历史原因。
然而，其爆发时间的先后则是由偶然因素决定的。
我们没有任何的论据可以说明，这次大战非爆发于１９１４年不可。尽管大战爆发之前，战争的征兆已经明显，但如果没有奥国皇储访问萨拉热窝并遭枪杀一事，很难说大战就一定会在这一年打起来。如果我们再假定，战争爆发的时间不是１９１４年而是１９２４年，即列宁逝世的那一年，那么可以断定，这十余年乃至后来的世界历史格局便会大为不同，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不会在它新生的时候就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正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这两大历史事件几乎同时发生，致以大战的悲剧性结局和西方人的末日心态使以迎受西方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不可避免地处于不利的局势之中。前文说过，当时中国许多固执于传统的守旧人物就正是拿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事实来攻击新文化运动的，就连许多原本对西方文明抱有好感的人也开始反对起西方文明来。梁启超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历史的巧合还在于，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半亚细亚型的俄国出现十月革命，列宁成功地创立起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人类思想史上看，社会主义由理想过渡到现实，是势所必然的事情。但是，这一过渡的转折点究竟发生在何时或何地，则又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我们同样没有任何论据可以说明，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非得产生于俄国不可。即使在俄国，也无法说明就一定会产生于１９１７年。
十月革命的成功，列宁在其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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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１９１７年前的俄国如果没有列宁这个人物，或者说列宁不是出生于１８７０年而是１８０年或１８９０年，不是逝世于１９２４年而是１９１４年或１９０４年，很难想象会有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的成功，更难想象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马列主义。
也许有人会说，俄国历史上即使没有列宁，也会产生出类似于列宁的人物来替代列宁的角色，以顺应当时的历史趋势。须知，如果这样来思考历史，就完全回到黑格尔那里去了，完全忽视了历史人物在历史中的主体性作用。历史虽有规律，但绝没有预成的路子可走。
俄国历史上如果没有列宁，也许不排除会有类似于列宁的人物产生，但类似于列宁的人毕竟不是列宁。他的人生、性格、思想乃至领导革命的具体细节不可能同列宁的一模一样，而他在俄国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达到的实际效果也就必然与列宁相去甚远。
现在我们再设想，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的十月革命不是偶然地凑在一起，那么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倘若在当时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没有十月革命，新文化运动所面临的只有守旧派人物的挑战。
我们知道，通过七十多年的逐步深入的认识，当时中国文化阶层维持旧传统的人已不占优势，民主与科学两个口号已被广大进步文人所接受。可以这样说，即便西方文化出现危机和此种危机影响到中国知识分子对未来文化的选择，但在没有第三种文化可供选择的前提下，他们只能是对西方文化作谨慎选择，不可能不作这方面的选择。因为不作此种选择，就只有回复传统一途。而在当时的情势下，把已经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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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３７
拉到传统的老路上去，已经是件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倘若当时已有十月革命爆发一事，而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新文化虽面临着传统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文化思潮的挑战，但同样构不成多大的威胁，也不会出现往后的结局。因为传统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力量的壮大，主要得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给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分裂。正是由于看到了大战之后西方文明的残败惨状，才使得许多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或者对新文化运动抱有好感或者持中立态度的人，不是跑到传统主义的一边，就是跑到社会主义的一边，从而使西化派顿时由优势变为劣势，“五四”
前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亦顿时由两军对垒变为三足鼎立。
由以上思路，我们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的早夭并非因为其自身生命力不强，或者说不合中国国情和不代表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而是由于外力所致（即便这一点不是唯一的原因）。这就好像一个健康的小孩，本可茁壮成长，却不幸飞来横祸，被人无意中用石头砸死。当然，这个比喻只能引导我们的思路，并非十分贴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决不会过早地打上句号，也决不会将其未竟之业留给２０世纪末的中国人。
近年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早夭是由于当时中国面临着救亡与启蒙两大时代主题，其结果就难免救亡压倒启蒙。其实，此种说法看似深刻，实则浅薄，没有认识到当时中国这两大主题并非矛盾，救亡与启蒙并非互为消长的两橛。启蒙虽曰思想文化运动，但其目标是图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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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富强。只有富强起来，才可谈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救亡。如同一个病人，首先得给他看病治病。只有病治好了，身体强壮了，精神振奋了，方可抵抗他人的攻击。
如果讳医忌药，抱着病弱的身子去抗敌，岂不等于白白送死。正由于国人依然处在病弱状态，所以十年后当小日本攻入国门后，长趋直入，致以大半个中国躺在他们的太阳旗下。抗日战争期间，虽有中国人的不屈不挠，对日寇予以沉重打击，但是如果没有当时的国际大环境，恐怕很难说中国的抗战只有八年。
而且，我们也没有任何论据可以说明当时救亡与启蒙不可能同步进行。虽然各国列强对中国的争夺，曾激起国民对西人的敌视。
但这种敌视并非始于此时。
早在鸦片战争之后，此种敌视便已有之。尤其是几次大的割地赔款，更激起国人群情激愤。然而，这一切并没能阻止中国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合逻辑地缓慢地行进。为什么偏偏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救亡就一定要牺牲启蒙作代价呢？
人类有两种历史，一种是现实的历史，一种是可能的历史。在可能与现实之间，充满着极其复杂的联系。在历史领域，现实的并非都是合理的，可能性的空间远远大于现实性的空间。如果不作如是观，那么一部人类历史就只有从上帝那里去寻求答案了。大陆学者往往喜欢用“历史的选择”这一概念，似乎所有的历史现象都可用这一概念解释清楚。殊不知，“历史的选择”
并非指有一条预成的道路事先摆在那里，其中的“历史”二字也不是实体意义上的。如其不然，那么“历史”便不是人的历史，而是“历史”的历史。事实上，历史之路是由人选择的，历史活动的主体始终是人，而非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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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５７
意义上的“历史”。人是有限的存在，容易犯错误，容易走错路，尤其在社会大变革的时候，往往容易作出错误的选择。
或者说，在当时认为是正确的选择，日后的历史实践却证明是错了的。因之，与其说“历史的选择”
，不如说“选择的历史”。一部人类历史也就是人们不断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过程。
如果上述看法不谬，那么我们再来分析当时的文化思潮为何由两军对垒变为三足鼎立，为何在此之后传统主义的势力反而大增、为何在２０年代初出现一股至今仍有相当大影响的新儒学等问题，便可避免以往的许多歧见。
先看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是如何由主张接纳西方文明而转变为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代言人的。
如前文所说到的，在２０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陈独秀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他不仅创办《新青年》，团结了一大批进步文人对封建传统展开批判，更重要的是，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首先是一面旗帜，一位思想领袖。正是由于他那冲决罗网的精神和激荡人心的文笔，将青年一代从传统礼教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他明确地指出：只有用民主与科学两种武器，方可战胜传统的陈腐，方可开出中国崭新的前途，认为只有“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
，才能保障中国“今世之生存”。在历史观方面，他推崇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进化公例，适者生存。凡不能应四周情况之需要而自处于适宜之境者，当然不免于灭亡”。在道德观方面，他推崇荀子的性恶论和西方的功利主义，认为利己主义与个性发展为同义，深信“自利主义者，至坚确不易动摇之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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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新儒学批判
也“。
①在政治思想方面，他推崇西方的民主制度，认为中国问题首在“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在求中国富强方面，主张科学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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