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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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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米莱村位于越南中南部，因为越战期间一场令人发指的大屠杀而闻名。——译者注
＇2＇ “粉红三角形”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德国用来识别同性恋囚犯的标记，同性恋者即惨遭大规模屠杀。粉红三角形与彩虹旗，目前皆为同性恋者用以表明性别取向的象征。—译者注
第3章 “砰、砰、砰”就是疯子罗森汉的精神病诊断实验
引言
他是斯坦福大学法学与心理学荣誉教授罗森汉（David Rosenhan）。他为人所知的成就，在于颠覆精神病学的诊断。精神医学在当年已发展为一门地位稳固的科学，而罗森汉却以一系列的实验揭露其弊。
20世纪70年代初期，罗森汉打算测试精神病医生能否分辨“正常”与“不正常”。精神病学之所以成为一门学科，前提在于精神病医生能正确断定病人的精神状态是否异常，据此推断病人的社会适应情况，比如能否成为称职的父母、假释犯弃保潜逃的可能、受刑人真心悔改的几率。
罗森汉深知精神病医生握有极大权力，他们可左右病人的社会生活。因而他设计了一项实验，来测试精神病医生的专业能力是否与其权力相称。
罗森汉的实验让我们恍然大悟，原来看待事物的角度往往会扭曲真实的世界。这项实验反映了人类内心难免充满了主观意识，因而该实验成为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的重要文献，在哲学领域也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罗森汉的妻女皆已亡故，他自己则因多次轻微中风而神智不清，几乎无法自行呼吸。几个月前，他在加州帕洛阿尔托市（Palo Alto）的家中发病，先是双腿逐渐麻痹，在抵达急诊室前，双腿已经完全瘫痪，接着手臂、躯干，最后连肺部都功能尽失。医生百思不解，无法断定这位背弃精神病学的学者究竟得了什么病。此刻他脸庞僵硬冰冷，无法多言。以下探讨的故事，少了罗森汉的现身说法，难免有所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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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拍案叫绝的冒险计划
1972年，越战战况激烈，但是不久之后双方签订了停火协议。刚取得心理学、法学双学位的罗森汉，虽然并未前往越南，但他发现许多人以精神疾病为借口，逃避征兵。伪装症状似乎并不难，但到底有多容易？生性喜爱冒险的罗森汉打算一探究竟。
他突发奇想，打电话给8位友人，问他们：“下个月有没有空？如果你们有空，可以假装精神病人，混进医院，我想看看那些精神病医生能不能看出你其实很正常。”3名心理学家、1名研究生、1名儿科医生、1名精神病医生、1名画家、1名家庭主妇，加上跃跃欲试的罗森汉，一起假扮精神病患者，实验顺利展开，结果真是令人始料未及。参与实验的假病人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说：“他打电话给我，问我下个月有没有空，我说‘当然没空，我忙得很。’不过他的想法让我拍案叫绝，也同意空下整个月，参与他的实验。”
塞利格曼
事实上，实验时间超过1个月。罗森汉先要训练这些同伴，所有细节都不能马虎。正式行动前连续5天，他们不洗澡、不刮胡子、不刷牙。接着8人便在预定日期，各自前往全国各地选定的医院，到精神科挂号就诊。罗森汉挑选的医院中，有的外观美轮美奂，内部设备齐全，有的则是公立医院，设备简陋，走道弥漫着尿骚味，墙上满是涂鸦。这些人假冒病人对医师说：“有人一直在我耳边发出‘砰、砰、砰’的声音。”罗森汉刻意以这种无特殊意义的声音为主诉症状，因为当时的精神医学文献中，还未出现这类幻听案例。
医师若询问其他细节，这8位假病人除了自己的姓名、职业以外都必须照实回答，且不可假装有其他症状。若医生诊断需住院治疗，假病人一住进病房，就要表示幻听症状消失，且感觉很好。罗森汉还教这群同伴怎样才能不吃药：先把药丸藏在舌头底下，等到四下无人时，再吐到马桶中冲掉。塞利格曼回忆说：“我花了一番功夫才学会怎么藏药丸。有时候他们会强行把药塞进我嘴里，我一紧张就不小心吞了下去。”
这群假病人又练习了几天，所谓练习，就是让体臭味持续发散，听任头发胡须乱长，不刷牙，让嘴里呼出浓浓酸腐味。他们学会将胶囊及药丸塞入舌头下方的凹缝里，再转过头去，偷偷吐掉。
美味的食物，留下满口恶臭
这一天秋高气爽，罗森汉前往宾州某所公立精神病医院。湛蓝的天空闪着银光，仿佛预告冬天即将来临。罗森汉停好车，走向一栋哥特式建筑，成排铁窗宛如监狱牢房，身穿淡蓝罩衫的医护人员来回穿梭。罗森汉挂了号，被带入一间白色小诊室。精神病医生问他：“怎么了？”
罗森汉说：“我一直听到一个声音。”医师问：“你听到什么声音？”这位医生浑然不知自己正一步一步踏入罗森汉的圈套中。罗森汉回答：“砰、砰、砰。”此时他心里一定很得意！医生说：“砰、砰、砰？你说的是砰、砰、砰吗？”罗森汉又说了一遍：“砰、砰、砰，没错。”
听他这样说，医生也许会抓抓头发，茫然不知所措，也可能放下纸笔，瞪着天花板沉思好几分钟。我们不知道诊疗室里的实际情况，罗森汉对这部分略而不提。我们只知道，他和其他假病人一样会根据自身性别，告诉医生出声者是男是女。他们也会提到幻听已造成某种程度的影响，而且朋友劝告他来求医，且听说“这家医院不错”，所以来看医生了。
20世纪知名精神病学家斯皮策（Robert Spitzer），对罗森汉提出严厉批评。1975年，他于《变态心理学期刊》（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发表文章，对罗森汉的研究结果提出反击：“有些食物入口时味道鲜美，却会留下满口恶臭。罗森汉的研究也是如此。我们并不清楚这些假病人当时的举止神态、言谈内容，罗森汉以资料保密及避免破坏个别医疗机构名声为由，并未指明以哪些医院为实验对象。如此一来，我们仅能依赖他的叙述得知假病人当时的言行举止、神态样貌。没有医务人真能证实或驳斥罗森汉的片面之词。”
斯皮策
斯皮策与我通电话时说：“还有砰、砰、砰这声音。罗森汉觉得，这些精神病医生仅仅因为从未见过幻听病例就将它视为病症的做法很可笑。事实上，他这种论点才荒谬。我跟你提过，有位病人的主诉症状是听到有人一直跟他说‘没关系、没关系’，我虽然没见过这种幻听病例，但这不代表此人没有问题。”我不想跟他唱反调，但我不觉得听到“没关系”的声音有什么问题。斯皮策停顿片刻，又问：“你说罗森汉怎么了？”我说：“不怎么好，他妻子得癌症去世了，女儿死于车祸。他中风了好几次，医生诊断不出原因，现在全身瘫痪。”斯皮策似乎不为所动，也未表示遗憾。可见精神医学界有多痛恨罗森汉的研究，即使过了40年，余恨仍未消失。他说：“这就是进行那种实验的下场。”
精神病人对他说，你没病
有人带着罗森汉走过一条长廊。这时他还不知道另外8位假病人也都住进了医院。罗森汉心中必定又怕又喜。他是个顶尖的记者与科学家，亲自下海只为追求真理。精神病房单调冰冷，形形色色的病人在病房里，神智恍惚，仿佛漫游在无重力的世界里。有人把罗森汉带进一个房间，并叫他脱掉衣服。难道自己只能任人摆布了吗？有人把温度计塞进他嘴里，在他手臂上套上黑色束带，测量血压脉搏，结果是：他一切正常，但似乎没人注意。他说：“医生，我再也没有听到那个声音了。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医生微笑，没说什么。罗森汉这时应该会忐忑不安，也许会后悔这么做，他提高语调追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医生说：“等你病好了。”可是他好得很，血压正常；脉搏每分钟72下；体温正常；生理机能一切正常。但这些都不重要，即使他神智正常也没用。因为医生诊断他是偏执型精神分裂症（paranoid schizophrenia），必须住院治疗。
精神科病房里的护士站，四周有玻璃围绕，护士在里头忙碌穿梭，熟练地将桃红色药片放入塑胶杯。罗森汉非常合作，每天固定3次“吞入”所有药片，再跑到厕所吐掉。他的实验报告提到，其他病人也都很熟练，药吃进嘴里，再吐到马桶中。只要不惹事，医护人员什么都不管。
罗森汉说，“精神病人仿佛隐形人……没人会注意他们。”报告中提到，有名护士无视往来的病人，直接解开上衣，调整胸罩。罗森汉说：“没有人觉得她在挑逗病人，她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他甚至目睹病人挨打，还有名患者遭受严厉处罚，只因为他对护士说：“我喜欢你。”罗森汉没谈到病房里的夜晚，但想必那是漫长的煎熬。躺在狭窄的床上，医护人员每15分钟就来巡视一次，手电筒的强光很刺眼，以至于让人什么都看不到。那时候罗森汉心里在想什么？想念家中的妻子、两个还在学步的孩子吗？尽管医院离家不到200公里，却感觉遥不可及。这就是科学。自然界的毛细现象不适用于现实社会，人为的隔阂是牢不可破的城墙，它可以阻隔一切，没有缝隙可以逐步渗透。
罗森汉及其他同伴开始接受心理治疗，他们被要求讲述生活中的快乐、满足、失望等经验。尽管只有幻听症状是虚构的，但其他方面的描述都是真实的，诊断结果却出现截然不同的解读。如，“这名39岁白人男性……长期以来对亲密关系抱有极度矛盾的感受……情绪不稳定……他自称有若干好友，但言谈间表露出对友谊的疑虑。”1973年，罗森汉在著名的自然科学期刊《科学》（Science）上发表文章，他说：“这位医生会这样说，显然是因为我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如果他知道我是‘正常人’，说法肯定就不一样了。”
奇怪的是，其他病人都知道罗森汉神智正常，只有医生不知道。至于住进美国其他精神病院的假病人，有几位也遇到类似的经历。精神异常者比治疗精神异常的医生更能辨识谁是正常人。有名年轻病人走近罗森汉，对他说：“你没有病。你若不是记者，就是教授。”还有病人说：“你是来视察医院的。”
住院期间，罗森汉听从所有指令，私底下也会要求某些优待。他除了帮助其他病患处理问题，提供法律建议之外，他还勤写笔记，这被医护人员称为“书写行为”，并被认为是精神分裂症导致的偏执行为。不久之后，他莫名其妙地获准出院，跟当初他被迫入院一样突然。
这段体验对罗森汉意义重大。他目睹精神病院的非人道做法，也发现精神医学本质上的缺失。全美各地不知有多少人像他这样被误诊，被迫服药，甚至强制住院治疗。被贴上精神异常的标签，就能使人疯狂吗？换言之，思想取决于诊断结果吗？
医生也是人，也会受暗示
早在罗森汉的实验前，1966年，罗森塔尔（R。 Rosenthal）与雅各布森（L。 Jacobson）两位学者也进行了一项类似的实验。他们以小学1~6年级的学生为被试，施以“哈佛习得变化测验”（The Harvard Test of Inflected Acquisition）。这项号称可预测学生学业进步幅度的智力测验，实际上只测试了几项非语言技能。他们告诉受测学生的任课教师，若学生在该项测验中表现优异，一年内，学生应会出现前所未有的进步。事实上，这项测验并无这种预测作用。
罗森塔尔与雅各布森将测验结果告知教师。一年后，再对这批学生进行调查。他们发现先前被归入“突飞猛进”组的学生，学业进步幅度明显高于其他学生，该组学生的智商明显提高，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尤其显著。实验结果显示，智商高低虽与天赋有关，但机会与期望的影响更大。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另有一项类似“实验”也证实外来期望的强大力量。这桩奇闻的主角是一匹号称会算算术的马，它叫汉斯，出题给它，它就会抬腿蹬地，敲出正确答案，很快就赢得“聪明汉斯”的称号。许多人付钱来看它表演，或出题考它。
有人对此心存疑惑。1911年，普鲁士心理学家芬格斯特（Oskar Pfungst）对汉斯展开深入检视。经过长期观察，芬格斯特发现，汉斯其实不懂算术，但它能敏锐感受到旁观者给予的微妙信息，据此决定要蹬几下地。例如，若答案是5，汉斯蹬到第5下的时候，旁观者会释放出微妙信号，如，不自觉地扬起眉毛、头部倾斜，汉斯便知道此时该停止了。你瞧！这跟懂不懂数学完全无关，关键在于能否敏锐地感受到环境给予的暗示，并正确解读信息。这种说法尽管难以置信，但有实例为证，它凸显了人类独特的心理倾向：一旦认定是这样，就会设法让情况符合内心所想。
罗森汉听过罗森塔尔与雅各布森的实验，也知道聪明汉斯与理性批判的芬格斯特。不过，他知道的还不只这些。上述实验指出，偏见与情境是左右我们感知现实的关键，而在罗森汉的实验之前，医学领域中从未有人做过相关实验，包括精神病学。而我们可以看到，堂堂宾州州立医院的医学博士，竟然无法正确诊断病情。更糟糕的是，就算他们误诊，也没有人知道。实验结束后，罗森汉与散布全美各地的同伴碰面。就因为一项虚构的幻听症状，有8人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唯一的例外者也被诊断为同样严重的“躁狂抑郁型精神病”（manic depressive psychosis）。9人平均住院治疗19天，最长52天，最短7天。此外，罗森汉也发现，所有人在住院期间，都曾受到轻视，最后获准出院的理由都是病情改善。也就是说，医护人员都没发现这些人其实精神正常，都把他们的正常言行举止，视为病情暂时好转的征兆。
当年罗森汉不过三十多岁，方头大脸，头发稀疏。他喜欢热闹，曾经邀了50多人到家里举行宴会。他喜欢奢华的宴会，厨房里甚至有两台洗碗机。同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好友凯勒（Florence Keller）说：“他能言善道，但总像戴着面具一样，让人无法真正了解。”他确实是这种人。
20世纪70年代初，罗森汉可能满怀喜悦，提笔写下他在假扮病人的实验中的发现。这篇题为《精神病房里的正常人》（On Being Sane in Insane Places）的论文宛如炸弹，震撼精神病学界。然而这篇论文却发表于知名期刊《科学》上，这令人备感意外！因为罗森汉所质疑的正是科学的效度，至少是精神病学的效度。他在论文中提出，精神疾病的诊断并非依据个人内在状况而定，而是受外在情境的操控，因此所有诊断过程必然充斥这类误差，结果并不可靠。
罗森汉的观点引发美国许多精神病医生的全力反驳，他们要捍卫精神医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这些论点尽管还有待商榷，但却不掩其睿智慧黠：多数医生不会先怀疑前来求诊的病人在说谎，因此病人若故意误导，也可能造成误诊。研究者可以安排病人对医生谎称有心肌梗塞的病史。尽管其心电图并无异常，但也无法保证心脏没有问题，因此医生可能会根据病人自述的病史，给予相关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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