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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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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者的实验
1971年，哈洛的妻子佩琪去世，同年他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 Award）。他的眼神呆滞抑郁，嘴唇毫无血色，微微咧开，算是勉强微笑。他在颁奖前一晚对助理勒罗伊说：“我现在什么动力都没有。”
没有太太打理，哈洛的生活一塌糊涂。他感觉自己已经达到事业的巅峰，站在最高处，举目四顾，除了往下，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强纳森说：“我得做饭给他吃，妈妈去世后，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拖着沉重的步伐到实验室，里头堆满层层架高的笼子，不起眼的栏杆阻绝了外头的蓝天白云。
他累了。强暴架，他不想碰。幼猴的凄厉哀嚎，他不想听。铁丝缠成的代理母猴、绒布制成的代理母猴，看起来都如此恐怖。哈洛累了，真的累了。他刚办完妻子的葬礼，在学校和学生谈话时，难以抗拒的疲惫袭来，他只想睡觉，也就这样睡了。和学生谈话谈到一半，他趴在桌上，小睡了片刻。睡着实在太容易，他只要闭上眼，学生的话就像催眠曲。
突然间所有人都发现哈洛不舒服，他不对劲，急需休养调理。那年3月，哈洛前往明尼苏达州梅约医学中心（Mayo Clinic），接受一系列的电击治疗。现在他被绑在诊疗台上，剃掉头发，涂上凝胶，有些涂在太阳穴上，不小心流进眼里，他却只能任人摆布。
疲倦的哈洛
现在的电击治疗顺畅舒适，但当时的疗程却是断断续续的折磨。一阵一阵的电流流过电线，吱吱作响，刺激着迟钝萎靡的神经元。哈洛全身麻醉，听任摆布。这些步骤堪称有实验性，但有没有用完全没人知道。哈洛的身体猛然抽动几百次，嘴里塞满棉花的他醒来时完全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只看到太太和母亲并肩走在中西部的小镇，有翅膀的猛兽在天空飞翔。
哈洛治疗后回到麦迪逊。身边的人都说他变了。医院宣称他已经“康复”，不过他的说话速度变慢了，不再语出惊人，与人互动也变得比较圆滑谦虚。妻子死后，他若有所失。他打电话给前妻克拉拉，当时她还是以拖车为家，儿子在附近河里溺死，她的第二任丈夫也去世了。同病相怜的两人，再度携手，走向婚姻礼堂。不知道特曼会怎么说？他实验中的资质优异儿童以及优秀门生，都有着极高的智商。这次，他们的婚姻相当低调。
故事差不多讲完了。哈洛与克拉拉再度携手，一切从头开始，唯一的差别是，哈洛的兴趣有了小小的改变，他不想研究缺乏母爱的主题了。20世纪60年代生物精神病学兴起，精神病学家希望能找出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哈洛将兴趣转移至此，也许是希望自己的抑郁症若再度发作时可以有口服药治疗，而不需接受电击。也可能他已经服药控制病情，但还是无法达到百分之百的疗效。无论如何，哈洛都想知道抑郁症的病因以及治疗方法。所以这一次，哈洛又找上猕猴来做实验。
哈洛制作了一个与外界隔绝的黑色隔间，他把猴子倒吊在里头长达两年，无法移动也看不见外界，只能从隔间底部一个V字型容器中得到饮食。哈洛称之为“绝望之井”。这个玩意果然有效。这些猴子在数个月或数年之后重获自由的时候，精神都已崩溃，出现各种精神疾病症状。无论哈洛想什么办法，都无法使其恢复，显然无药可医。
哈洛患上了帕金森症，他不停颤抖，无法克制，直到去世。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不管到哪里，我们都看得到动物。松鼠在电线上跳来跳去。又大又恶心的蛞蝓，缓慢爬出花园，懒洋洋地躺在水泥石阶上，我伸手一碰，手指马上沾满黏腻的液体。猫咪叫个不停。
我想养只猴子，我先生不赞成。在实验室工作的他说，猴子身上有股难闻的气味。我放下手里的哈洛论文选集《学习去爱》（From Learning to Love），说：“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猴子。”这句话说得慷慨热烈，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他问：“你什么时候变成保护动物人士？”我说：“当你看过哈洛怎么对待动物，再看看我们怎么对待猴子之后，你就知道了！它们是人类的远亲，我们却让它们感染艾滋病病毒、长出脑瘤。我坚决反对这些事情，这样做不对，哈洛错了，他也不应该进行猿猴实验。”
他说：“你意思是说，假设我们的女儿生病了，为了找到治疗方法，得牺牲猴子的生命，你会选择保住猴子的性命，而不救我们的女儿？”我就知道会谈到这个。哈洛、佐拉摩根早就说过：人类本来就比较重要，从猿猴实验得到的信息对人类有极大的帮助。
我慢慢地说：“我当然会选择救女儿。”尽管99％的我根据本能反应，或者说是动物本能、母爱天性，而选择救女儿，但剩下的1％的我却知道，伤害个体就等于伤害全体。为何会这样，我无法解释。这1％的自我也许就是理智所在，理智告诉我，没有什么正当理由让我们可以去伤害有知觉的生命，更何况还有其他方式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
我不禁想到，人类和黑猩猩有1％的不同，和猩猩有2％，和猕猴也只有6％的差异，我想知道这些差异究竟存在何处？是人类的灵魂吗？尽管只有1％的自我，势单力薄，但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源。。电子书下载
哈洛当年在威斯康星州设立的猿猴实验室，如今仍在运营，里头养了2 000多只猴子。我则前往另一所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实验室。我不详述其中的情景了，毕竟我们已经看够了。实验的目的只为找出治疗药方，治愈与死亡一线之隔。
实验室里兽笼相互堆叠，里头各有两只猴子，清洁剂混杂狗食的气味依稀可闻。我屈膝蹲在一个笼子前，手放在栏杆之间。一只猴子过来拼命舔我的手。我想起先前看过的资料，有天晚上哈洛在实验室工作，不小心把自己锁在笼子里。他困坐笼中好几个小时，无法脱身。直到深夜，他听见远处有人狂欢作乐，于是大喊：“救命！救我出去！”终于有人听到他的呼救，而在获救之前，哈洛已经饱尝了寒冷与恐惧的滋味。
我问解说员：“我可以抱猴子吗？”他答应了。我不敢相信自己这么幸运。我伸手抱起那团毛茸茸的棕色肉球，它才出生没多久。它细小的手臂环绕我的脖子，闻起来有股奇特的霉味。它的心跳很快，是害怕什么吧！怕我？怕被囚禁？害怕自由？我对它说：“不怕！不怕！”它皱巴巴的小脸，让它看起来像个老头，眼神充满了浓得化不开的悲伤。它在我怀中颤抖，我对它说：“乖乖睡，”并尽可能把它抱得更紧。
第7章 吸毒不要紧 亚历山大的颠覆性成瘾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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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60—1970年，科学家开始研究成瘾行为。他们试图依据动物实验结果来界定渴望、忍耐、戒断症状等。其中有些实验相当匪夷所思。单是可卡因，就有500多项实验仍在进行。老鼠的神经系统与人类极为相似，因此老鼠便成为了研究成瘾行为的最佳对象。
亚历山大
几乎所有的实验都基于特定物质无法抗拒的假设，实验结果也都印证了动物会自发性地摄取神经毒素，剂量之多甚至可以致命。然而1981年，亚历山大（Bruce Alexander）、柯姆斯（Robert Coambs）和哈达韦（Patricia Hadaway）三人决定挑战这些传统动物实验所秉持的主要假设。
他们认为，将猴子绑在椅子上倒立好几天，给它一个控制器，一按按钮就有药物帮它舒缓痛苦的实验方式，无法证明药物使人上瘾，只能反映个体受外力的束缚，其中包括社会、生理、心理等各方面的限制。他们打算让动物置身舒适的环境，再测试其是否依然对药物上瘾。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就必须严格管制药物，然而如果动物未成瘾，那么这些研究者就认为，问题的根源也许不在生理，而在于文化。
柯姆斯
我认识一个有毒瘾的人。她是63岁的艾玛，在新英格兰区一所小型理工学院担任院长。不管在工作中或私底下，她总是衣着时髦，光鲜亮丽。几个月前，她背痛得很厉害，原本像积木一样堆叠整齐的脊椎开始逐渐松脱移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她决定接受手术。她醒来之后，背上多了一道缝合的痕迹，医生给她一瓶棕色液体——强力止痛药奥施康定（OxyContin）。此药号称“穷人的海洛因”，原是合法处方药，用于舒缓癌症病人以及其他慢性病病人的疼痛。近来屡遭滥用，并衍生出严重的犯罪问题。
古人所说的鸦片，又被称为鲜红生命之舵、快乐星球、天堂的牛奶。根据古希腊典籍记载，鸦片可以治疗“长年头痛、癫痫、中风、呼吸不畅、腹痛、丁香草中毒、脾脏结石、妇科病、抑郁、所有恶性传染病”。
鸦片这种奇特的物质，萃取自细长的罂粟花，它浑圆的果实中满是种子。19世纪英国妇女以罂粟子泡茶喝，并以此安抚哭闹不停的小孩。当年在烟雾迷漫的伦敦街头，鸦片可以公开售卖，号称“婴儿镇定剂”、“温斯洛太太的抚慰糖浆”。鸦片可能是最早用于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也是今日常见的中枢神经兴奋剂利他林（Ritalin）＇1＇的前身。
艾玛对这类药物却有不同的看法。手术治好了她的背痛，但却让她“离不开止痛药，那很可怕。我以前从没想过药物成瘾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我再看到罂粟花时，也不觉得它漂亮了。”我到她家作客，听她谈起一件事。这天艾玛一边看着英国小说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书，一边用电话和秘书讨论教职员的应聘程序，还能一边跟我讲述她的亲身经历。她不说我也看得出来。她超过两个小时没服药，就开始发抖。她伸出微微颤抖的手，从药罐里拿出两个药片，放进嘴里。她不能不吃药，就像植物无法不向光生长一样。
我们的祖先认为鸦片是万灵丹。我们还知道，注射鸦片会导致嗅觉失灵，更别提共用针头的风险了。我们知道毒品具有成瘾性。注射海洛因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成瘾反应，如果吸食可卡因，起初会有激烈的反应，身体不停晃动，之后则需要更大的剂量，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媒体与医药界将这些毒品的知识反复灌输给我们，证据来自对脑部的断层扫描，人脑因为渴望这些毒品而呈现红色影像。这种说法相当普遍，我们也都深信不疑。
从痛苦的地狱来到舒适的天堂
然而，心理学家亚历山大博士告诉我们，这些证据终究只是文化的产物。亚历山大博士住在温哥华市，多年来致力于研究成瘾行为。他发现影响是否成瘾的因素，不在于毒品的性质，而是受众多社会不利因素交互作用的影响。我们可以说炭疽病毒会导致肺部病变，但没有任何化学物质会导致成瘾反应。
在亚历山大的理论中，成瘾并非确实存在的现象，而是某种证据薄弱、构思草率的个人叙述。因此他相当质疑艾玛或匿名瘾君子互诫协会（Addicts Anonymous，AA）的说法。此外，杰利内克（E。 M。 Jellineck）在1960年首先将酒精中毒列为疾病，后来奥尔兹（James Olds）与米尔纳（Peter Milner）研究发现，笼里的老鼠肚子再饿，也宁可服食可卡因，而不吃食物，直到饿得骨瘦如柴而死。
亚历山大也质疑这些研究的效度。他提出两项惊人的观点：一是“毒品本身会导致上瘾”的说法并无事实根据；二是即使不断接触药性最强的毒品，也未必会导致成瘾问题。亚历山大说：“多数人可能使用药性最强的物质，并且反复服用，但也未必会演变成无可救药的毒瘾。”
综观历史，亚历山大所言也许不假。禁酒运动（temperance move…ment）＇2＇之前，鸦片可以合法买卖，成瘾比率都维持在1％左右。尽管艾玛这类实例比比皆是，但亚历山大信手拈来，就可举出许多研究印证其观点，就像音乐家随意舞动手指，音符便流泻而出。
一项15年前完成的研究显示，大多数住院病人，尽管长期注射高剂量的吗啡，在疼痛消除后，皆能顺利停用吗啡。另有一项针对安大略湖区居民的研究显示，95％服用可卡因的民众，平均每月服用不到一次。1974年，针对旧金山地区27名固定服用可卡因的居民，进行的为期11年的追踪观察，结果显示，所有被试皆能妥善控制用药状况。只有一人在这段时期对可卡因产生药瘾，11名被试表示，曾经一度每天服用，但目前已无此状况，其中7人的服用剂量已由7克减少到3克。
亚历山大特别喜欢引用越战士兵的实例，来解释药物成瘾的现象。90％在战时养成海洛因毒瘾的士兵，在战后随即停用海洛因，丝毫不困难。还有另一项关于纯可卡因的研究更为惊人，1990年针对美国青年的研究显示，5。1％的年轻人曾吸食过纯可卡因，但只有0。4％在受访者的当月还继续吸食，不到0。05％的人在受访当月吸食天数超过20天。亚历山大兴奋地告诉我：“这显示，即使世界上最具成瘾性的药物，服用后上瘾的比例也不到1％。”
还有其他研究可以印证亚历山大的观点。他很喜欢高谈阔论这些研究，简直就像在传教。他说话带有柔和的英国口音，但仍给人以强势的感觉。他瞪大双眼，眼睛透过镜片放大后，看起来好像受到惊吓。他双手环抱胸前，举证说明自己的观点。我问他：“你使用过毒品吗？”我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他的言行举止有时让人略感怪异。他说：“我和一些朋友在一起时会吃点迷幻药，但不是固定服用。这样做可以让我更深入地了解自己。”他暂停片刻，我等着他继续。他说：“有一次我吃了迷幻药后，觉得头痛欲裂。我看着自己的身体，却无法随心所欲、自由活动。我当时想：‘我应该快死了吧！’我躺下来打算等死，心跳仿佛就要停止。我知道这种感觉无法压抑，我一停止挣扎，马上就可以从痛苦的地狱来到舒适的天堂，飘飘欲仙。从此之后，我就不在乎道德不道德的问题了。”
我问他：“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他说：“二十几年前的事了。”
亚历山大很适合担任迷幻药的代言人。根据亚历山大的经验。迷幻药不仅可以让你超脱肉体拘束，而且只需片刻，就能带领你进入乐土，显然也不会产生严重的后遗症。
爱的本质，成瘾的本质
我小心翼翼地打量他。我是心理学从业人员，曾在许多防治药物滥用的机构工作过，亲眼目睹药物成瘾的威力。亚历山大的说法只能当成某种宣传用语，不过他说的话确实有真实的成分。尽管有些东西还有待商榷，但颇能鼓动人心。亚历山大通过设计缜密的实验取得的真凭实据，不仅印证了他的假设，而且也为那些他喜欢引用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论据。你可以反驳，也可以赞同，并随他进入奇幻古怪的境界，颠覆你原先的假设，眼前一片开阔，满是奇花异草。
亚历山大从小生长在一个爱国意识强烈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军官，退役后到通用公司担任工程师，他去世前几年，总是会命令别人称他上校。从亚历山大的照片可以看出，他年轻时是个英俊挺拔的美男子，19岁时，他和一位美女结婚，搬到俄亥俄州的牛津市。那里气候寒冷，混浊的俄亥俄河两岸都是金黄的玉米田。
两人的婚姻很快降至冰点。亚历山大后来前往迈阿密大学研读心理学，在那段时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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