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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战争-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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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鱿值呐┟窦⒒暮痛蠊婺Ｒ泼裣窒蟆�1845～1846年间惨不忍睹的爱尔兰马铃薯饥荒和后遗症——都是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直接后果。英国早先对爱尔兰的政策是禁止爱尔兰发展自己的制造业，保持经济上的附属状态以满足英国的“菜蓝子”需求。然而在追求所谓的自由贸易的过程中，这个“菜蓝子”被打翻了。
1846年以后，英属殖民地印度的农民收入微薄，他们与英国和爱尔兰农民争夺英国“消费者”市场。英国国内的工资与面包价格同步下降。在为那些工资收入低于人类基本生存需求的工人提供补助时，英国法律允许将补助额与面包价格挂钩。因此，一旦面包价格下跌，英国人的生活标准也会随之下降。
废除《玉米法》这一保护主义政策，实际上打开了整个英帝国“廉价劳动力政策”的闸门。廉价食品率先急跌之后，唯一获利的是伦敦的国际贸易大公司以及给它们融资的商业银行。贫富悬殊加大，极少数富人与绝大多数穷人对立，英国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这就是“自由贸易”关于1851年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曾经帮助亚伯拉罕·林肯设计经济战略的美国经济学家亨利·凯里的评论为：
这一制度既不符合自然规律，也不完美，为了解释不该出现的贫穷与悲惨而产生的理论也是如此。爱尔兰的不幸被认定为是人口过剩所至，尽管在这片世界上最高产的地区只需稍加灌溉就可以成为肥沃良田的土地还有数百万亩，尽管爱尔兰人民被迫浪费劳动，而花几倍的钱去购买服装和钢铁……人口过剩是一个错误制度所致恶果的最好借口，因此，这一错误还将继续，直到错误制度行将结束。为了维持这一制度，英格兰的劳动价格必须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上，这样才能够在运费和关税各方面具有优势，胜过印度、德国和美国……
很长时间以来，机械行业一直被英格兰垄断，她拥有竞争对手不可能轻易拥有的人才；与此同时，通过对人口的不恰当分类，她还维持了比邻国相对低价的资本和劳动价格……她的企业都是大公司，随时准备挫败企图与其竞争的对手；她还不停地改变金融安排，利用殖民制度，把自己的损失迅速转嫁给与之有联系的所有国家。
凯里列举了美国1837年经济萧条的例子。这次萧条便是始于银行业恐慌。19世纪20年代之后，美国的信用越来越多地被伦敦城的银行所控制，完全背离了李斯特的国民经济概念。
在英国，关于自由贸易对劳动的影响，他写道：“妇女已经替代了男工，甚至大多数未成年的孩子替代了妇女，劳动时间也尽可能地延长，议会干预已是绝对有必要”。他对试图利用垄断机械对世界课税的可怕后果给予了强烈指责。对道德的影响也同样不堪提及。甚至用木屑充当棉花……他们普遍采取降低质量的做法，以把其他国家逐出同类商品生产为目的，铁就是其中一例。
凯里把1846年废除《玉米法》作为政策的分水岭：1846年玉米法废除案后，爱尔兰立即表现出对英国的依赖，让我们先来看看其结果。伴随着巨额的粮食进口，爱尔兰人民的生活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在失去了制造业和商业之后，爱尔兰人民只能靠农业生活。靠农业生活只能勉强维持，而且要看她的邻居是否满意。爱尔兰产品价格与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品之间有个价差，英国需对造成价差的劳动进行补贴，英国要愿意支付这一补贴才行……关于废除玉米法，理由是错的，结果是贫穷、悲惨和饥饿，维持人们的生活成了爱尔兰地主的责任，无论他们是否工作；这是在一个不幸的国家里重建奴隶制的条件之一。一个食品出口大国，如今变成了一个进口大国。印度棉花最大的市场是爱尔兰——这个国家的粮食生产仅供本国消费……整个系统的目标就是增加调停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员数量……因此，像爱尔兰这样的国家，如果全力生产铁并用铁交换用英格兰的棉花和羊毛制成的衣服，每年可以节约大约三倍的劳动。
关于英帝国的自由贸易霸权主义对19世纪50年代的世界经济的影响，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强烈反对者美国经济学家皮塞·史密斯在当时的著述中总结道：自由贸易政策仍然控制着英国的立法机构。实际上，它从总体上把国家看成是一个与世界其他国家做生意的巨商，这个巨商支配着巨大的商品存货，其目的不在于使用，而只为销售。这个巨商努力降低生产费用，这样就可以用比竞争者更低的价格售出商品，同时把付给本国人民的工资视为利润损失。
皮塞·史密斯把亚当·斯密等英国人的“国家就是一个大商人”的学说与19世纪50年代在欧洲大陆出现的日益受到关注的国民经济思想相比较，尤其是与德国的关税同盟思想以及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其他国民经济政策作了对比：他们的政策将受到生产者本能而非商人本能的支配。作为对国家繁荣的度量，他们只关注生产总量，而不是贸易中的利润率。因此，像法国、俄罗斯以及德国这样的大的大陆国家，联合起来组成关税同盟或者称为海关联盟——这实际上是对长期以来主导英格兰的重商主义思想的否定。一位有学识且受人尊敬的英国作家约瑟夫·凯描述道：除了还未开化的俄罗斯与土耳其、受奴役的意大利、政府管理混乱的葡萄牙以及革命中的西班牙，英格兰从重商主义政策中得到的是，“贵族阶层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更富有、更有权利，穷人比其他欧洲国家的更压抑、更贫穷，相对其他阶级数量更多、更无信仰、受教育更少”。
因此，在1851年，一场旨在建立英格兰主流意识形态的运动开始了。在这场思想论战中，人们使用错误的马尔萨斯人口过剩的观点，而不正视对新的生产技术投资不足这一事实。把无情的经济政策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并将这样一种政治教条称为英国自由主义。从本质上讲，到19世纪末，英国自由主义的概念才真正确定，这一概念为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的帝国精英阶层提供了正当理由。这个精英阶层代表无数粗俗无知的群众进行统治，因为这些无知群众自己不能治理好自己。
然而，19世纪英国政府和公众事务中的自由主义精英分子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和服务于少数私有权力者的利益。在19世纪的后期，这些私有权力集中在伦敦金融城中的少数银行和机构手中。
【英国的“非正式帝国”】
在过去的150年里，英国经济战略的本质就是操纵和控制自由贸易。英国的天才们具有变色龙一般的本领，他们想方设法使这一政策适应于千差万别的国际经济。然而，政策的核心保留了亚当·斯密的“绝对自由贸易”的观点，其目的是把自由贸易作为一种武器，反对其他主权国家的经济政策。
19世纪末期，英国当局开始围绕如何维持其全球帝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全球出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浪潮。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政府致力于采用一种更高明、更有效的形式继续维持其世界霸主地位，这便是所谓的“非正式帝国”。在维持对印度及远东关键地区的殖民占领的同时，英国资本开始大量流入其他国家，尤以阿根廷、巴西与美国为主，形成了各种形式的金融依赖，这样的方式从很多方面看比正式的殖民占领更有效。
与“附庸国”特殊经济关系的概念、“势力范围”以及“权力平衡外交”等概念都产生于19世纪末，都与英国炮制的“非正式帝国”有关。
自1588年英国击败西班牙舰队后，英国就利用其特殊的岛屿环境刻意与欧洲大陆保持距离。这样节约了保持大规模常规军队以保卫其利益的成本，使得她可以集中力量统治海域。从俄罗斯到西班牙，无论谁想要统治欧洲大陆，英国立即可以建立或者资助成立一个联盟来对付她，以维持欧洲大陆的权力平衡。对世界财富的掠夺让英国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在趁击败拿破仑之势对欧洲进行重组的过程中，英国对其玩世不恭的所谓“权力平衡”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完善。根据这一政策，各方根据势力大小被配置到“平衡点”的两边，而平衡的支点或中心，则严格限定在伦敦。对此，英国外交部始终讳莫如深，这就是英国把对手的经济实力转化成她自己的绝对优势的窍门。
1815年以后，英国外交政策的“天才”们把他们的全部技巧都用在了平衡联盟的关系上。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可以把欧洲或者全球的战略力量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突击调整。英国外交追求的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信条，即英国决不与其他国家建立感情或道德的关系，不把它们当作相互尊重主权的伙伴，而只强调自己的“利益”。英国的联盟策略受到严格的限制，即在特定的时期，究竟哪些因素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英国自己的“利益”。为此，英国调整了与法国由非洲利益之争而导致的敌对关系，1898年“法绍达事件”之后，英国将这种敌对关系转变为“协约友好”关系，以及改变几十年来为阻止俄罗斯的扩张而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支持（史称英俄“大搏弈”），这些都表明了联盟关系的戏剧性转变。
在19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里，英国资金的主要流向是资本赤字国家，这些国家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比如阿根廷。资本输出的目的是资助、建设，然后经营这些国家的铁路和交通设施，这通常能够得到当地政府的慨然就允。英国的资本还用于发展这些国家的船线和港口。因此，阿根廷和其他英国附庸国的经济事实上成了英国经济的俘虏，她们的贸易和金融条款是由伦敦的商人和银行来制定的。这些附庸国发现，通过军事占领布宜诺斯艾利斯然后强征暴敛，虽然也能达到支持英帝国的目的，但相对来说，目前的办法使对方更加彻底地放弃了根本的经济主权。
19世纪80年代，阿根廷通过新建的铁路将其产品，特别是牛肉和小麦运至港口出口。出口量因此提高了两倍，但她在伦敦银行的债务却增加了700％。这个国家是英帝国的债务附庸国，一位评论员称之为“建立在廉价之上的帝国主义”。英国政策的目的很明确，不是想从这些附庸国关系中发展出强大的主权工业国家自己的工业和经济，而是想通过尽可能少的投资实施控制，确保其他竞争者无法获得他们觊觎的原材料或其他经济财富。
在这个时期，为了捍卫从英国到印度的海上航线，英国军队于1882年占领了埃及。英国决不能让苏伊士落入劲敌法国手中。英国的军事占领彻底摧毁了埃及的统治结构，1882年后英军长期驻扎在这一连结伦敦和印度的战略要地。
同样，英国占领南非的初衷也是为了捍卫通往印度的南方航线，守护英国贸易航运线侧翼，从而防止外国对手的侧面攻击。在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英国对南非的控制是非正式的。英国分阶段关闭了布尔共和国通往印度洋的大门，在1843年开始了与纳塔尔的合并，使布尔人置身于德拉瓜湾之外。同时干涉和阻碍1869年在比勒陀利亚领导下的布尔共和国联盟。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用最简便的办法确保英国在整个南非地区的霸权。确保英国对贸易控制的垄断是英帝国主义在19世纪的主要目标。
在这个时期，英国秘密情报部门也形成了与众不同的风格。与法国或其他国家不同，在滑铁卢之后，英国形成了伦敦金融城主要的银行家与金融家、政府内阁部长、具有战略意义的主要工业企业领导人之间的某种精妙结合。促成这种结合的是伦敦金融城商业银行的后裔——查尔斯·乔斯林·汉布罗先生，从1928年一直到1963去世，他都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汉布罗曾是英国秘密情报部门特别行动班子（SOE）的总负责人，这个组织属于政府的经济作战部，其主要任务是实施战时对德国的经济作战，培训后来成为战后美国中央情报局领导人的情报精英分子，他们包括威廉·凯西、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沃尔特·罗斯托、罗伯特·罗莎以及后来的肯尼迪财政部副部长和华尔街精英、布朗兄弟公司的合伙人哈里曼。
传统情报的机构是由驻扎在国外首都的间谍机构提供情报，而英国的秘密情报机构则是把广大的英国银行、航运、工业以及政府的力量像网络一样编织在一起。因为这些都是秘密进行的，轻信而毫无防备的国外经济组织没有任何防御能力。在1846年后的自由贸易时期，这种把私人的商业权力与政府暗中结合在一起的做法，是英国霸权的秘密。英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是精心培育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维持与盟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如果需要的话，盟友或同盟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的。
【1873年的大萧条】
然而，19世纪70年代初期，在金融恐慌之后，英国开始出现了经济大萧条。这被看作是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直接后果。自由贸易信条有一个假设的前提，就是英国有能力影响世界主要贸易国家采用同样的经济策略，但这只是一厢情愿。
在1857年伦敦银行业发生严重恐慌之后，伦敦金融城里的金融机构（包括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拟定了新的策略阻止伦敦银行的黄金外流。1857年的恐慌源于外国开始挤兑英格兰银行拥有的国际黄金储备。大量挤兑导致伦敦金融城的银行信用乃至整个国家的银行信用崩溃。为应对这一危机，英国政府制定了一项政策，一项简单而又危险的中央银行政策。
英格兰银行是一家私人控股的银行，当时不受政府控制，而是由伦敦金融城的金融利益所支配。贸易会使英国的黄金储备随时外流。英格兰银行认识到，相对于贸易竞争国的利率，它只需增加中央银行贴现或者利息，达到高于贸易竞争国的利率水平，黄金的外流就会停止，黄金最终会从柏林、纽约、巴黎和莫斯科流回伦敦城的银行。
对中央银行来说，这样的利率政策是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它赋予了英格兰银行超越对手的强大优势，无论这种惊人的高利率给英国的制造业和农业带来多大的破坏性。1846年《玉米法》废除之后，在英国经济政策中占支配地位的已经不再是工业和农业，取而代之的是金融与国际贸易。为了保住英国的国际银行业霸主地位，这些银行家都甘于牺牲国内的工业与投资，类似的情形在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遭暗杀后的美国也出现过。但是，英格兰银行的这个利率新策略使英国整个工业饱受煎熬，一场席卷整个英国的经济大萧条从1873年一直持续到1896年。
始于英国银行业的金融危机，伴随着北美洲和南美洲的铁路建设债务链的崩溃，使英帝国陷入了经济大萧条。萧条给英国带来了失业率的上升和工厂的倒闭。1873～1896年，英国的名义物价一路下降至原来的50％，到处都是失业的人群。
在1867年的国际博览会上，英国制造业的投资不足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全新的机械制造产品，甚至纺织品，都是来自德国和其他地区。这无疑反映出英国制造业技术的停滞状态，就在20年前，英国还是世界制造业的先驱。英国的铁、钢、煤和其他产品的出口，在这段时间也衰落了。在英国历史上，这是一个转折点。为了让金融在英帝国的所有事务中起支配地位，30年前开始实施的“自由贸易”政策，与废除《玉米法》共同作用，使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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