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战争-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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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个个债务国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迪奇雷集团的债权银行妥协，大量资金逆向流动。据世界银行统计，1980～1986年期间，对109个债务国来说，仅支付给债权国的利息就达3260亿美元；本金还有3320亿美元——两者加起来总计6580亿美元，而起初，这一数字为4300亿美元。除此之外，1986年，这109个国家对债权国的欠债总额共有8820亿美元。这是一个难以承受的债务旋涡。这就是利滚利和浮动利率产生的奇迹。

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让人感到更加震惊的另一方面是，实际上大量的资金根本就没有离开过纽约或者伦敦的银行。秘鲁前能源部长彼德·帕布罗·库克金斯基，曾在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一个薪金优厚的职位任职，作为这一计划的直接参与者，他写道：

大多数资金从来就没有流进过拉丁美洲。1976～1981年间，拉丁美洲名义上得到了2700亿美元的资金，但我们发现，她们实际只得到84％的现金——这些钱本来计划用于生产性投资。其他剩余资金仍然存在银行里，从来没有到过拉丁美洲，只是改动了帐簿上的数字而已。

债务国已经深陷债务陷阱之中，纽约和伦敦的债权银行提供的唯一爬出陷阱的办法是交出她们国家的经济主权，特别是重要资源的开采权，如墨西哥的石油。银行家们称之“债转股”政策，其目标是获得对债务国资源的控制权，这对债权银行来说更有吸引力。

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丹麦委员会委托，一位丹麦经济学家的研究阐明了这一过程。

1979年，共有400亿美元的净资金流从富裕的北方流向贫穷的南方。这一流向在1983年发生了逆转。那一年，约有60亿美元的资金反而从欠发达国家流向工业化国家。据联合国统计，从那时开始，这个数字急剧增长，每年大约递增300亿美元。但是，如果把整个20世纪80年代因原料价格下跌引起的资源转移因素也考虑进来的话，那么，每年从欠发达国家流向工业化国家的资金至少有600亿美元。如果把黑钱外逃也加进去的话……

这项由汉斯·拉斯姆森进行的研究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际发生的情况是：财富不断从缺乏资本的第三世界流出，而主要流入国是为第三世界的赤字提供资金的美国，其次是英国。拉斯姆森估计，在20世纪80年代，所有发展中国家单单转移到美国的资金总计就达4000亿美元。实际上，这为里根政府在和平时期实行的有史以来最大的赤字政策提供了资金，但却被虚伪地赞颂为“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和平复苏”。

随着美国利率的提高、美元的不断升值，又有美国政府的安全保障，20世纪80年代，美国高达43％的预算赤字，实际上是通过对债务国进行资本掠夺来提供资金的，而这些债务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通过凡尔赛赔款，英美银行家把债务仅仅当作是对所有主权国家实施经济控制的手段。这些傲慢的纽约银行家认为，他们根本没必要担心那些弱小的拉丁美洲或非洲国家。毕竟，生意就是生意。此外，联合国的年度报告，拉丁美洲的经济调查也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数据；还可参考Kuczinski1988年代表英国独立电视台发表的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其中对债务危机的评论很有见地。

1986年5月，一份为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准备的题目为《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的研究报告注意到里根政府处理这一问题的一些令人吃惊的方面。这份报告记录了，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财政紧缩措施迫使拉丁美洲为了偿还债务而实际上中断了工业和其他产品进口，这给美国的就业和出口造成了破坏性的损失。作者指出：现在，事情逐渐变得明朗起来。政府制定的政策已经大大超过了保护银行免于破产的需要。里根政府对债务危机的管理，实际上是对在债务危机中起推波助波澜作用的某些机构的奖励，同时，也是对那些没有参与制造债务危机的机构和行业的处罚。

但是，这份研究报告很快就被隐藏了起来。

根据纽约的摩根信托公司的计算，截至1985年的十年，从第三世界流出的资金总计在1230亿美元以上，这些资金主要流向所谓的“安全天堂”——美国等国家。不止一家纽约银行和投资公司在拉丁美洲的城市（如波哥大、麦德林以及其他地方）设立了办事处，帮助美元黑钱离开这些国家，并从中渔利。美国和西欧的工业城市中吸毒人数的上升期（说来也怪，吸毒成瘾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同时爆发）与“洗出”南美洲的非法美元数额的上升期正好吻合，具有惊人的一致性，洗钱的过程则是通过像唐纳德·里甘的老雇主美林公司等的精心操作完成的。委托人被冠以“高净值个人”的雅号。

在研究拉丁美洲的资金外逃中，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乔·佛瑞克指出，为客户提供资金外逃的便利已经成为20世纪80年代美国大银行在债务危机中最盈利的业务之一。他指出，除了被逼无奈的债务国政府每年要偿还大约500亿美元利息外，诸如花旗银行、大通曼哈顿、摩根担保和美国银行等大银行，还要求债务国采取残酷的国内紧缩措施以“稳定”货币，由此引起的外逃资金大约在1000亿～1200亿美元之间。对这些银行来说，这变得更加隐蔽、更加有利可图。

对每年从帮助拉美资金外逃的业务中获得的收益率，纽约和伦敦的银行实行严格保密，据可靠报道称，平均达到70％。一位私营银行家这样说道：“一些银行拼命也要得到一单这样的生意。”这还是比较温和的说法。1983年《伦敦金融时报》报道，花旗银行在全世界的银行业务中盈利最大的部分无疑来自巴西。

作为英美债务战略的结果，如果还有值得注意的事情，那就是非洲比拉美的遭遇更惨。自从19世纪殖民时期以来，除了顽强的南非，非洲大陆一直由英国、法国和葡萄牙统治。非洲一直被认为是原始的、未开采的廉价原料的主要产区。20世纪60～70年代，“反对殖民主义”的独立浪潮并没有给非洲的经济状况带来重大的改善。

但是，石油危机、紧接着的20％利率冲击以及20世纪80年代世界工业的崩溃，都给几乎整个非洲大陆以致命的打击。直到20世纪80年代，非洲90％的地区仍然依赖原料出口来筹集发展资金。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棉花、咖啡、铜、铁矿石和糖，国际上几乎所有原材料的美元价格一直在下跌。到1987年，原料价格已经跌到二战以来的最低水平，与世界经济衰退最严重1932年的水平持平。

如果这些原料的出口价格保持稳定，哪怕仅仅维持在1980年水平，非洲在20世纪80年代还可以多得1500亿美元。在1982年，“债务危机”刚开始时，这些非洲国家欠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的债务总额大约为730亿美元。到80年代末，经过债务“重新调整”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各种形式干预她们的经济，这个数字已经比原来的两倍还多，达到了1600亿美元——简言之，这些增加的债务与价格稳定情况下的出口盈利几乎相等。

关于债务的事实，西欧和美国城市的普通市民每天在报纸上读到的是一回事，实际上则完全是另一回事。20世纪80年代，强大的英国和美国跨国公司开始效仿银行，在与美国接壤的墨西哥边境建立了童工血汗工厂。这些低技能加工装配厂雇用了年龄在14～15岁之间的墨西哥童工，工资是每小时50美分，为通用汽车或者福特汽车公司或者多个美国电器公司生产产品。他们得到了墨西哥政府的允许，因为他们能“挣得”偿还债务所必需的美元。

【里根自食恶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凡尔赛战争赔款的后遗症，以及随后的20世纪20年代伦敦和纽约的道威斯计划，引发了战后最具破坏力的后果，即全球性的长期投资相对停滞。与战前相比，20世纪20年代，世界贸易量的绝对下降，以及整个欧洲经济和政治不稳定，使越来越多的资金倾向于短期贷款，通常不超过一年。

这导致了一种局面，即以短期投机获利作为判断投资的核心标准。这又助长了20世纪20年代纽约股票市场近似疯狂的繁荣，这种繁荣得到了来自伦敦和非洲大陆资金的推动，这些钱都希望在持续上涨的纽约交易所得到前所未有的收益。所有这些都在1929年10月破灭了。

石油危机和20世纪70年代高利率冲击的后果，有时被称作“高通货膨胀”，与20世纪20年代的后果如出一辙。对世界生产性投资造成沉重负担的凡尔赛赔款，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三世界债务“重组”计划所造成的繁重负担所代替。20世纪80年代初，通货膨胀率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12％～17％，这实际上也就限定了资本的投资回报率。这个世界需要更快更多地赚钱。

在这种形势下，迎来了里根政府对“自由市场”经济难题的求解，其倡导者称为“供给学派”经济学。剥去这一经济思想的面纱，我们看到了它造成的恶果，它导致了有史以来个人短期牟取暴利的登峰造极，而这一切是以牺牲国家经济健康的更大利益作为代价的。

1982年10月的政策施行之后，他们从第三世界国家征收了上千万亿美元，给美国银行系统的流动性金融资金带来了一大笔横财。但是，华尔街的意识形态以及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想把政府从金融市场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的热情，导致了世界金融史上最大的狂妄。80年代末，当混乱局面有所缓解，一些人开始意识到，里根的“自由市场”已经破坏了整个国家的经济，而这个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世界货币稳定的基础。

里根以为仅仅减轻个人或者公司的税收负担就能释放出“被抑制的创造热情”以及企业家才能。在这一简单而错误的论点支持下，罗纳德·里根总统在1981年8月签署了战后历史上最大幅度的减税法案。法案包括减税优惠条款，同样适用于某些投机型房地产投资，特别是商业房地产。政府对公司兼并的管制也取消了，华盛顿给出了非常明显的信号，“只管去做吧”，只要能刺激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就行。

到1982年夏天，白宫征得保罗·沃克尔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同意，将利率水平慢慢降低，投机发财的好机会来了。那年春天，一个不起眼的石油和房地产银行——俄克拉荷马州宾州广场银行的破产，与墨西哥的危机结合起来，使沃克尔相信，是放弃货币紧缩政策的时候了。从当年夏天到12月这段时间内，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贴现率竟然连降了七次，降到不足原来的40％。随着利率的降低，金融市场开始变得疯狂起来。

里根“经济复兴”政策的真正面目是，除了小部分军事航空公司得到了政府大量的国防合同外，在鼓励投资、提高技术进步和工业生产率方面却毫无建树。相反，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股市以及在德克萨斯州或者科罗拉多州的油田进行投机——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合理避税”。

随着沃克尔的利率进一步走低，这种狂热变得几近疯狂。借款是一种新时尚。人们认为，在低利率水平下，今天借钱明天还钱“很划算”。但情况并非如此。美国城市经历了为期20年的持续衰退，由于缺乏维护，桥梁倒塌、公路断裂，新建玻璃墙环绕的购物中心虽然雄伟，但里面却空无一人，因为房地产开发商已经从大量的税收减免中赚到了足够的利润。

里根供应学派信条的根本特征，又一次得到了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呼应，她把工会看成是“问题的一部分”。于是形成了英国式的阶级对峙，其结果是有组织的劳工运动被解体。

政府放松对交通运输业的管制，是主要的政策手段。卡车运输和航空运输被认为是自由市场。一些专营“便宜”航线的航空公司和载重汽车运输公司激增，在这些公司里常常没有工会组织，它们的安全标准也通常很低，甚至没有。意外事故发生率攀升，属于工会会员的工人工资水平急降。里根的“复苏”政策使得年轻的股票经纪人很快成为千万富翁，好像就在敲打计算机的一瞬间暴富，但是，这一政策降低了技能熟练的蓝领工人的生活水准。在华盛顿，没有人对此给予更多的关注。毕竟，保守的共和党人里根认为，工会“似乎就是共产主义组织”。19世纪英国式的“廉价劳工”政策在华盛顿占据主导，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到1982年，在经济不景气和对卡车行业放松管制的情况下，曾经十分强大的国际卡车司机工会不得不接受一份为期三年的合同，这实际上相当于工资冻结。全美汽车工人工会，曾经是美国技术工人最有影响力的组织，1982年与克莱斯勒、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谈判时，也接受了降低工资的条件。钢铁工会等组织，在不顾一切地保护老年工人的养老金，或者避免裁员的努力中，都作出了让步。虽然少数人的生活水平与以前相比有大幅上升，但大多数美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在持续下降。社会在不同收入水平中逐渐分化。

从华盛顿到纽约再到加利福尼亚，到处都在讲“后工业社会”的新观念。美国的经济繁荣与投资最现代化的工业生产能力再也没有关系了。钢铁曾经被认为是“夕阳”产业，因为钢铁厂已经生锈，鼓风炉实际上也被炸毁了。购物中心，闪闪发光的新大西洋赌城、娱乐场，以及豪华度假饭店才是“能挣钱的地方”。

里根任职期内，投机盛行，货币也从国外流向美国为这种狂热行为提供资金。没有人注意到，在这一过程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已经在短短的五年内由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转变为纯债务国，这是1914年以来的第一次。债务是“便宜的”，并且以几何级数增长。为了购买住宅、汽车和录像机，家庭负债已经达到了最高纪录。为了给损失掉的税收以及扩张的国防建设提供资金，里根政府也开始举债。里根“复苏”政策的预算赤字揭示了美国潜在的经济状态，它是病态的。

到1983年，政府每年的赤字开始攀升到前所未闻的2000亿美元。伴随赤字的增加，国债扩张的部分，全都用来支付华尔街债券商和他们的客户的利息，数字达到了最高纪录。美国政府总债务的利息支付在六年内翻了一番——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时为520亿美元，1986年超过了1420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政府所有收入的五分之一。尽管有这些警告信号，货币还是从德国、英国、荷兰和日本流入，目的是为了利用高价值的美元以及在房地产和股票市场进行投机盈利。

对于任何一个有历史感或者有长期记忆的人来说，这一切太熟悉了。这些都在“喧闹的20年代”里发生过——直到1929年市场崩溃才使得轮盘赌的轮子突然停止。

1985年，暴风雨的阴云开始笼罩在美国经济上空时，这对雄心勃勃的副总统乔治·布什竞选总统是一个威胁，石油又一次前来“援救”；只不过，这次与20世纪70年代英美的石油冲击方式完全不同。华盛顿显然认为，“既然我们可以提价，那么，当对我们有利时，为什么不能降价呢？”因此，他们说服沙特阿拉伯进行“反向石油冲击”，向已显萧条的世界石油市场源源不断地注入石油。欧佩克的原油价格像石头一样直线下降，仅仅几个月前还是26美元/桶，到1986年春天降到了10美元以下。不可思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