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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战争-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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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可能会在德国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1922年11月，在写给华盛顿上司们的报告中，史密斯就希特勒小团体的评价问题提出了以下建议。提到希特勒，史密斯认为：他的基本目标是推翻马克思主义……赢得劳工对民族主义国家和财产理想的支持……政党利益的冲突已经表明，通过民主把德国从当前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已经没有可能。
他的目标是通过非议会方式建立国家独裁。一旦目标实现，他要求把战争赔款降至一个合理的数额，如果就合理的数额达成协议，就必须分毫不差地进行偿付，这事关国家的荣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独裁者必须引入普适的赔款服务机制并动用国家的力量强制执行。在实施期间，他的权力不能受到任何立法机关或议会的阻挠……
为确保华盛顿军事情报局的同事能掌握要点，史密斯补充了他个人对希特勒的评价：“在私下的交谈中，他展现出富有说服力和逻辑性的演讲魅力，时不时流露出狂热的热情，即便是中立的听众也会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931年深秋，有一个人从德国来到了位于伦敦利物浦大街的地铁站。他的名字叫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罗森伯格会见了伦敦《泰晤士报》的总编辑杰弗里·道森。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泰晤士报》对希特勒及其运动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正面的国际宣传。但是，1931年罗森伯格第一次英格兰之行期间的最重要的活动是与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会面，诺曼是当时国际金融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根据他最信任的私人秘书透露，诺曼最恨法国人、天主教徒和犹太人。诺曼和罗森伯格发现，他们谈得十分融洽。把罗森伯格介绍给诺曼的中间人是沙赫特。从1924年第一次见面，沙赫特与诺曼的友谊一直持续到1945年诺曼去世。
在与伦敦施罗德银行的一位领导人会面之后，罗森伯格结束了他具有重大意义的伦敦之行。伦敦施罗德银行是纽约施罗德银行和科隆的一家私人银行的分支机构，这家私人银行便是冯·施罗德男爵的斯泰因银行。罗森伯格所见的伦敦施罗德银行的领导人名叫蒂阿克斯，他也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和蒙塔古·诺曼的密友。
1931年后，当沙赫特与冯·施罗德男爵找到德国工业和金融界领袖人物寻求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支持时，这些紧张而又心怀疑虑的德国实业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国际金融界，特别是蒙塔古·诺曼，对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政府的前途怎么看？”如果希特勒上台，诺曼乐意向德国提供金融信贷吗？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在1930年大选的关键时刻，希特勒的德国国家社会义工人党仅有600万多一点的选票，蒙塔古·诺曼、蒂阿克斯和伦敦朋友的国际支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1932年1月4日，在冯·施罗德男爵的科隆庄园，阿道夫·希特勒、冯·巴本和科隆银行家冯·施罗德等人密谋为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提供资金支持，一直到希特勒按计划掌权为止。当时，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已负债累累，无力偿还。希特勒和冯·巴本在1933年1月4日在冯·施罗德的科隆庄园还见过一次面，那次见面他们最终敲定了一项计划，推翻软弱的斯内切政府，建立一个右翼联合政府。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帝国总理。
1933年5月，作为希特勒新政府的核心人物，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最后一次访问了伦敦。他直接来到了亨利·德特丁爵士位于爱斯科特赛马场附近巴克赫斯特公园的乡村别墅，德特丁是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的头，是无可争议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商人。根据英国新闻界的说法，他们两人进行了热烈而重要的交谈。罗森伯格在1931年访问伦敦时第一次与德特丁见面。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并为其提供支持。虽然细节是保密的，但是当天的英国媒体报道十分肯定地说，在早期关键时期，德特丁为希特勒提供了巨额的资金支持。
在1931年的关键时期，诺曼和英格兰银行坚决拒绝为德国提供哪怕是一分钱的贷款，因此导致了金融和失业危机，使得像希特勒这样具有极端主义思想的人，在德国领导层看来也是可以接受的。1933年上半年，希特勒刚刚巩固了权力，就是这个蒙塔古·诺曼又急不可耐地投之以李，向希特勒政府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英格兰银行的贷款。1934年5月，诺曼对柏林进行了一次特别的访问，为新政府的金融稳定作进一步的秘密安排。作为回报，希特勒安排诺曼的好朋友沙赫特当上了经济部长，同时兼任帝国银行行长。直到1939年，帝国银行行长一职一直由沙赫特担任。
第七章 排兵布阵 建立英美石油美元秩序
〖二战后，英美利用石油与金融的联姻，获得了巨额的经济利益。为了对抗日益强大的英美石油卡特尔，各国纷纷采用国有模式经营石油产业，加强对石油生产和销售的控制。〗
【战争催生的新帝国】
1945年，经过一场席卷全球、夺去5500多万人生命的六年战争，世界在很多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对世界广大地区，特别是东欧和南半球不发达地区来说，1945年只不过是向一场新式漫长战争的过渡，这场持久战通常体现为经济战。
1919年，凡尔赛和会之后，英帝国达到发展的巅峰，她统治了地球面积的四分之一，被称为“日不落帝国”。仅仅30年之后，到了1949年，伴随着世界范围内争取民族独立的呼声，英帝国正面临分崩离析。她正处在也许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都没有经历过的动荡痛苦之中。
1946年2月，皇家印度海军发生叛乱，由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领导的英国战后工党政府任命缅甸伯爵蒙巴顿为最后一任印度总督，其任务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撤出英国的军队和政府管理机构。在到达印度之后五个月，也就是1947年8月15日，蒙巴顿把印度次大陆分成了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东、西巴基斯坦和印度两大部分。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英国正式放弃了对非洲、太平洋和地中海地区大部分殖民地的控制权。这并不是因为她大发慈悲或是对殖民地人民自决原则的突发热情，而是因为这是一种必然趋势，这一趋势成为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战后对海外领地管理的全新形式。
战争的结果是，构成英国金融强权基础的贸易体制不复存在。大量的海外投资被出卖，用于支付战争费用。英国的国家债务扶摇直上。在国内，工厂残破，设备陈旧，甚至连电力供应都不能保证；房屋破败，人口减少。战争结束时，英国的出口只有战前1938年的31％。
“二战”期间，英国完全依靠美国的战后支援。美国人，或者说东海岸利益集团中主张向外扩张的人士认识到，要想成为战后的世界统治者，美国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英国的合作及其统治世界的知识。一战前由洛锡安勋爵、米尔纳勋爵、塞西尔·罗得斯等前文提到的“圆桌骑士”定义，经长期讨论形成的帝国新概念，很快变成了现实。1945年之后，英国只能通过发展和加深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对世界发挥间接影响。
在凡尔赛和约之后，英美两国就开始小心翼翼地栽培某种特殊关系的种子，英美两国分别成立了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和纽约外交关系理事会，作为讨论战略政策的管道。
战争期间，合作又增加了新的内容。英国和美国都同意军事指挥的一体化，同时，羽翼未丰的美国情报系统在战略情报局（OSS）的领导下，与英国特种行动局（SOE）合作，在伦敦指挥中心的指挥下一起工作。战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出现，美国秘密政府机构的整个布署，都是战时与英国合作的直接结果。这对随后的美国政策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悲剧性的。
战争刚结束，英国就介入美国国内的讨论，这成了影响美国能源和政策的重大转折点。在一次经过精心准备的最高级别动议中，温斯顿·丘吉尔来到了杜鲁门总统的家乡密苏里的富尔顿，在1946年3月5日，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人们大都没有想到的政策收获是，丘吉尔精心准备的花言巧语保住了英国在战后的地位。本来，斯大林已经做好了放弃战争时期与丘吉尔、罗斯福达成的一系列协议的准备，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丘吉尔访问富尔顿的目的，是说服天真而缺少经验的美国总统发展美英的特殊关系。
在此次非同寻常的访问之后不久，丘吉尔这位前首相便扭转了局势，英国已经掌握了明显的优势。值得一提的是，在与杜鲁门总统玩扑克牌时，他故意输掉了75美元。中央情报局的原型就是建立在伦敦训练的战略情报局战时网络的基础之上的。美国国防政策也是以美英共享情报和军事国防机密为基础。杜鲁门开始清除其政府内任何反英的因素，最有名的是农业部长和反英派人员亨利·华莱士。在许多关键领域，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构恢复了紧密的合作。
【石油与美元联姻】
英美石油利益集团首先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且影响力越来越大。由参加1944年新罕布什尔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英美谈判者打造的战后经济和金融“世界新秩序”安排最终协议中，英美在世界石油业中的霸权地位使她们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的主要人物是英国财政部部长凯恩斯爵士和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哈里·德克斯特。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在“三个支柱”之上：一旦产生支付平衡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捐赠是可资使用的紧急储备；世界银行向成员国政府发放大数额的公共项目贷款；关贸总协定则用来建立一个可控制的“自由贸易”。
但是，为了确保战后英美在世界货币与贸易事务上的霸权，凯恩斯和他的美国同仁们还设计了一些极富技术性的条款。首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内的实际投票权控制在美国和英国手中；第二，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所谓的金本位交换体制。在这一体制下，每一个成员国的货币必须盯住美元。反过来，美元与黄金的比值设定为35美元/盎司，这是罗斯福总统在1934年设定的，当时正处于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和世界大战的前夕。
战争期间，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已经集聚了世界各国的官方黄金储备，数量巨大，而且由于战争的破坏，美元以强势货币的面貌出现，受到世界最强势的经济支撑，几乎没有人站出来质疑战后的美元标准。
对布雷顿森林货币秩序几乎毫无抱怨的是美国的大石油公司，如标准石油集团的洛克菲勒公司和匹兹堡梅隆家族的海湾石油公司。它们在取得中东特别是沙特的石油开采权中得到了大头。由于罗斯福总统充满智慧的外交和丘吉尔的疏忽，战争期间沙特阿拉伯脱离了英国的控制。沙特国王阿卜杜拉·阿齐兹于1943年从罗斯福总统手中得到了一份土地租借协议，这是前所未有的，是美国为确保沙特战后对美国石油利益集团保持亲善所作出的一种姿态。
罗斯福的这一举动是哈罗德·伊克斯建议的。当时，伊克斯是美国国防部的石油协调人。1942年12月，美国国务院指出，“我们最坚定的信念就是，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资源开发应当体现更加广泛的国家利益。”这是美国第一次把国家安全与一个相距万里的海湾沙漠王国的命运正式联系在一起。但这不是最后一次。国务院的战略家们认识到，这样做的意义在于，美国的外交政策，至少在一些关键领域，应当更像一个帝国，就像英国一样，要对远离本土的战略利益进行控制，这应当成为美国战后权力的支柱。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头几年，其他美国人很少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更渴望的是尽快从萧条和战争中恢复过来，过上正常的生活。
【美国的战后石油霸权】
人们很少注意到被称为马歇尔计划的战后欧洲复兴计划中石油的重要作用，该计划以其设计者、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的名字命名。从1947年开始，西欧的欧洲复兴计划受援国的最大单项支出就是利用援助美元购买石油，而这些石油主要是由美国公司供给的。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官方记录，美国用于马歇尔援助的美元中，大约10％因为购买石油又回到了美国人手中。
战争结束时，美国石油产业已经变得跟英国石油公司一样，具有国际公司的架势。它们主要的石油资源位于委内瑞拉、中东等遥远的地区。战后，人们将新泽西的标准石油公司（埃克森）、索可尼－威康姆石油公司（美孚）、加州标准石油公司、德士古和海湾石油五大石油公司称为“石油巨头”，它们决定采取行动对欧洲的战后石油市场进行绝对控制。
战争使欧洲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局面受到严重破坏。德国失去了东部煤田的储备，西部地区的煤产量只有战前的40％。与1938年的水平相比，英国的煤产量下降了20％。在丘吉尔定义的铁幕下，由于不能进入西欧市场，东欧的石油产量也下降了。1947年，一半的西欧石油是由五家美国石油公司供给的。
美国的石油大佬们毫不犹豫地抓住这一难得的好机会。尽管有时国会会过问，一些中级官员也会抗议，但马歇尔计划的资金还是明显被滥用了，“石油巨头”迫使欧洲支付高昂的价格，非常高昂的价格。这一价格高出1945～1948年欧洲石油价格的一倍，从1。05美元/桶涨到2。22美元/桶。虽然油是来自并不昂贵的中东油田，但运费却是经过一个精心设计的复杂公式计算出来的，与加勒比海运往欧洲的运费挂钩，远远高于成本。
即便在欧洲市场内部，石油成本差别也是巨大的。希腊被迫支付每吨燃料油83美元，同样的燃料油英国只支付395美元/吨。另外，在华盛顿政府的支持下，美国公司拒绝使用马歇尔计划中的美元建设欧洲本土的炼油能力，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石油巨头”对战后欧洲的控制。
当两家主要的英国石油公司——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恢复了它们的生产能力，美国的五家公司不得不扩展为七家公司，共同瓜分战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石油市场。到20世纪50年代，英美石油公司的地位无人匹敌。它们控制了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中东石油供应，控制了欧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的市场。
在20世纪50年代，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石油似乎成了常用品。通过把石油销往世界新的市场，石油公司赚进了大把大把的美元。当时的汽车及其相关产业是美国经济中最大的产业部门。在艾森豪威尔“国防高速公路法”的指引下，美国把亿万美元的税收投向全国范围内的现代高速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理由是，一旦苏联发动核战争，可以利用高速公路系统从城市撤离。尽管铁路相对于节能效率不高的汽车具有优势，但铁路基础设施还是被忽略并且任其朽坏。这个时期正是底特律一家主要汽车公司的前董事长威尔逊当国防部长的时候，他甚至大言不惭地说：“只要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好处就是对美国有好处。”他还应该再补上一句话：对埃克森、德士古和石油老板们也有好处。石油变成了推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商品。
【石油与纽约银行集团——石油战争】
美国主要石油公司战后对全球市场这种异乎导常的掠夺，一个不为人们注意的结果是，与石油联系紧密的纽约银行集团的国际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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