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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战争-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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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也门,往上直到波斯湾,划了一条红线。区域内包括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沙特阿拉伯、约旦、伊拉克和科威特。红线内,三国的石油利益集团划定了大部分延续至今的利益版图。在伊拉克,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皇家荷兰壳牌石油集团和法国的法兰西石油公司(它“得到”了1914年以来原属德意志银行的土耳其石油公司的份额),洛克菲勒集团获得了伊拉克油田75年的垄断开发权。科威特的油田则分给了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和美国梅隆家族的海湾石油公司。
到1932年时,英美的七大公司全部成为阿奇纳卡里卡特尔的组成部分。这七家公司是:埃索(新泽西标准石油)、美孚(纽约标准石油)、海湾石油、德士古、加州标准石油(雪佛兰),以及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和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
随后,卡特尔制定了对付非卡特尔公司(他们称为“局外人”)的战略。根据卡特尔的协议条款:(卡特尔)认识到,应该将不受控制的经销渠道转变成受控制的渠道;基于这个考虑,建议“既定事实”协议各方(即阿奇纳卡里卡特尔成员公司)收购“既定事实”协议各方之外的活跃于市场上的分销公司,这样可以提高市场的稳定性。
卡特尔也做好了对付不听话“局外人”公司的准备,这一点很快变得清晰了。
毫无疑问,英美“特别关系”的脊梁是由对石油的控制支撑起来的。要采取哪些新行动,到目前为止,也一目了然。
【英国的“希特勒计划”】
凡尔赛和会以后,国际货币秩序一直不稳定,这一贷货币秩序是由伦敦和纽约的银行家们强加给中欧战败国的,这一秩序在1929年突然中止了。蒙塔古·诺曼,当时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的行长,酿成了1929年10月华尔街股市的崩溃。诺曼要求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乔治·哈里逊提高美国的利率水平。哈里逊顺从了,随后几个月内,美国历史上最剧烈的金融和经济崩溃便接踵而来。
到1931年初,蒙塔古·诺曼和英国方面一小撮人,就谋划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中欧的政治状态。当时,奥地利最大的银行机构是维也纳信贷银行。在20年代期间,维也纳信贷银行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奥地利的分支机构密切合作,通过收购存在麻烦的小银行而壮大起来。1929年10月,在股票市场暴跌的时候,当局要求维也纳工商信贷银行接管维也纳房地产信托银行,一次最大的并购案被强加给了维也纳信贷银行。前些年,维也纳房地产信托银行也吞并过几家遇到麻烦的银行。
1931年初,在人们的印象中,维也纳信贷银行是世界上最有实力的银行之一。实际上,它已病入膏肓。由英国、法国和美国通过《凡尔赛条约》强加于人的苛刻条件肢解了奥匈帝国,切断了奥地利经济与匈牙利等东欧国家有价值的经济联系和原材料供应。奥地利的工业经济再也没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中恢复过来。整个奥地利工业千疮百孔,到处都是废弃的工厂、陈旧的设备,还有还不清的巨额战争贷款。奥地利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环境把大部分涉临崩溃的奥地利工业拱手交给了不断扩大的信贷银行手中。
因此,1931年年初以前,整个奥地利,尤其是维也纳信贷银行,是国际资金信贷链条上薄弱的一环,这个链条是在纽约的摩根银行与英格兰银行和其他伦敦的银行联手打下的不健康的基础之上打造而成的。维也纳信贷银行并不能从处于不景气的奥地利经济中获得足够的资本,来支持其经营活动,只得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来自伦敦和纽约的短期贷款。对维也纳信贷银行来说,英格兰银行就是一个重要的贷款方。
1931年3月,法国政府和法国外交部长布兰德宣布,坚决反对柏林和维也纳为缔结奥德贸易和海关联盟而宣布进行的谈判,但是这一企图抑制几个月前发生在美国、正在全球蔓延的经济萧条的努力为时已晚。
据报道,法国命令它的银行削减对维也纳信贷银行的短期贷款,以此给奥地利政府施压。接下来的5月,随着维也纳新闻界曝出维也纳信贷银行遭到挤兑的谣言,震撼整个欧洲的信用危机爆发了。奥地利国家银行,最终是整个奥地利,被迫倾全力解维也纳信贷银行之危,这酿成了历史上最大的银行倒闭案。后来的分析表明,其实危机从来没有达到过如此严重的程度。某些实力强大的伦敦和纽约的金融家这样做的意图是,准备在欧洲的地缘政治中发动一次重大改变。到20世纪20年代,英美一小撮权贵已决定支持德国走激进的道路。
摩根的银行家们已经证明,用自上而下的政治解决方案来确保银行贷款的偿还十分奏效,当时他们将国外信贷贷给了意大利政治强人墨索里尼领导的法西斯政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25年11月,意大利财政部长米苏拉塔宣布,墨索里尼政府已就向英美偿还意大利应付的凡尔赛战争赔款达成一致,一周之后,摩根公司(墨索里尼政府在美国的金融代理),宣布向意大利提供关键性的1亿美元贷款,以稳定意大利里拉。
实际上,摩根已决定为巩固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而出力。在摩根公司和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的敦促下,米苏拉塔于1926年建立了意大利中央银行——意大利银行,用来控制国家的货币政策,进一步确保对外国债务的偿还。墨索里尼向世人表明,他在调教意大利工会、降低工资并实行有效的紧缩政策,以保证外国银行的借贷方面,是一个铁腕人物,或许纽约的摩根家族是这么想的。
当时控制美国货币政策的人是前摩根银行家本杰明·斯特朗,他也是英国中央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的亲密朋友和合作者。斯特朗与米苏内塔和意大利银行行长波纳尔多·斯琴赫进行了会面,确定意大利“稳定”计划的最后细节。20世纪20年代,还是这帮有权有势的人十分有效地组织起来,实施对欧洲大陆从波兰到罗马尼亚等多数国家的经济控制,他们包括摩根公司、蒙塔古·诺曼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他们的借口是建立“有信用”的国家政策,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早期雏形。纽约银行充当了借贷的巨额短期资金来源,英格兰银行与英国外交部一起,为政策的实施提供政治经验。
20世纪20年代,德国是让这帮盎格鲁-撒克逊人(英美人)最费心思的国家。1923年,他们成功地将雅尔玛·沙赫特推上帝国银行总裁的宝座之后,沙赫特立即加紧了对摩根公司起草的道威斯还款计划的实施,20年代德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伦敦和纽约银行以及他们在巴黎的合作伙伴。对于这些银行来说,给德国的这些短期贷款是当时整个世界金融市场上最赚钱的买卖。对许多德国银行来说,包括第四大银行达姆施塔特国民银行(达纳特银行),已经对纽约和伦敦的短期资本借贷产生了实质性依赖,尽管利率很高,带有惩罚性质。20年代早期,魏玛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已经极大地破坏了德国的几家主要银行的资本和储备。20年代末期德国银行的借贷扩张,是建立在不稳定的小额资本基础之上的,这主要是为了避免欠债不还和其他危机。当1929~1930年纽约股市崩溃的时候,德国的情况在主要欧洲工业国中独一无二。它在这些短期债务中欠外国银行的借款总额估计为160亿帝国马克。
这是一种不健康的银行业务结构,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彻底崩溃。引起风吹草动的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英格兰银行。1929年,它们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提高利率,而此前的两年时间里,它们一直采取低利率政策,推动了史无前例的股市投机。由于预计到纽约股市和伦敦市场会崩盘,美国和英国银行开始从德国和奥地利大规模地撤回资金。1931年5月13日,炸弹引信被点燃了。
就在那天,维也纳信贷银行倒闭了。法国人决定对奥地利与德国谈判组建关税同盟的行为实施货币惩罚。维也纳信贷银行是一家与法国银行业有紧密联系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当法国资金从奥地利抽回时,脆弱的维也纳信贷银行倒闭了,这是奥地利最大的银行,在奥地利约70%的工业中占有很大利益。为了防止对维也纳信贷银行的挤兑,奥地利银行抽回所有存在德国银行里的资金。信贷银行成了引发整个中欧银行多米诺崩溃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
在奥地利和德国,接踵而至的银行危机、经济萧条和相关的一系列悲剧性事态发展,都是由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乔治·哈里逊,以及摩根家族和他们在华尔街的朋友们一手周密策划和导演的。他们作出了一个决定,即削减所有对德国的贷款,而在早期阶段,哪怕只是名义上的一点点滚动资金,都可能防止危机失控。
相反,资本开始大量流出德国。在蒙塔古·诺曼和乔治·哈里逊的要求下,新的帝国银行总裁汉斯·路德唯唯诺诺,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德国大银行的崩溃。维也纳信贷银行倒闭的直接后果导致德国达纳特银行运转失灵。对于严重依赖外国贷款的达纳特银行来说,当年5月损失了几乎1亿马克的存款。接下来的一个月,达纳特银行又损失了8。48亿马克,是它全部存款的40%。与此同时,德累斯顿银行损失了10%的存款,就连德意志银行也损失了8%的存款。到6月末,银行家信托公司——一家摩根家族银行——削减了对德意志银行的贷款。
哈里逊要求帝国银行总裁汉斯·路德实施严格的信贷紧缩政策,收紧德国的资本市场,声称这是阻止外资流出的唯一办法。接踵而至的是德国银行体系的全面崩溃,德国工业陷入了可想而知的最严重的萧条之中。
蒙塔古·诺曼支持哈里逊指责德国是这次危机的祸首,后来法国银行行长也加入了进来。尽管德国布鲁宁政府作了最后的努力去说服路德,要求他向其他中央银行寻求紧急稳定信贷来遏制这场全国性的银行危机,但是遭到了路德的拒绝。当路德最后不得不让步,请求蒙塔古·诺曼帮忙时,却吃了闭门羹。结果,德国找不到一家借贷银行,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到1931年7月,也就是维也纳信贷银行倒闭大约两个月后,德国资本外流的闸门打开了,巴塞尔的《民族报》报道说,达纳特银行陷入“困境”,在这个一触即发的关头,这一报道足以引发对这家银行的全面挤兑恐慌。达纳特银行的主席戈尔德施密特后来谴责说,帝国银行带有歧视性的信贷比例分配,有针对性地造成了他的银行倒闭。1931年冬天到1932年,随之而来的银行业危机和工业崩溃造成了后来广为人知的德国“一百年来最寒冷的严冬”。这为激进的政治选择提供了温床。
1930年3月,在英美银行家强行断绝对德国的信贷之前几个月的时间里,帝国银行总裁沙赫特提交了辞职报告,这让德国政府倍感意外。他辞职的真正原因是,瑞典实业家和金融家伊瓦尔·克吕格(瑞典著名的“火柴大王”)向德国政府提出了贷款五亿帝国马克作为紧急稳定信贷的建议。在伦敦和纽约银行取消了对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贷款后,克吕格和他的美国伙伴李·希金森银行成为这些国家的主要贷款人。但是,克吕格1930年初的贷款提议对蒙塔古·诺曼的朋友们的长期战略具有爆炸性的、不可接受的政治影响。德国财政部长鲁道夫·希法亭敦促沙赫特接受克吕格的贷款,在道威斯赔款计划设定的条件下,所有外国贷款必须经沙赫特批准。但沙赫特拒绝了,3月6日他向帝国总统冯·兴登堡递交了辞呈。其时沙赫特另有打算。
大约几个月之后,人们发现克吕格死在巴黎的酒店里。正式验尸登记的死亡原因是自杀。但几十年后,瑞士研究人员经过详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克吕格死于谋杀。尽管实际的细节将永远随着克吕格之死而一同埋葬,但从克吕格的死亡中得利最大的仍然是伦敦和纽约的某些人。克吕格的死亡同时终结了德国自救的希望。德国从国际上获得贷款的渠道被彻底堵死了。
从帝国银行辞职后,沙赫特一点儿也没闲着。他将全部精力都用在为一个人募集资金上,这个人是他和他的朋友英格兰银行行长诺曼看好的人,一个将把德国再次带进危机的人。
自1926年后,沙赫特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即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党)的秘密支持者。在辞去帝国银行的职务后,沙赫特在实力强大而又心存疑虑的德国工业领袖(主要是鲁尔地区的“产业大亨”)与外国金融领袖(特别是英国的诺曼勋爵)之间充当了主要联络人的角色。
在这个节骨眼上,英国的政策是制定“希特勒计划”,对于这一计划的地缘政治和军事目标是什么,大家都心照不宣。事隔半个世纪之后,在一次相关的私人讨论中,英国精锐部队特种航空大队的创始人、空军上校大卫·斯特林这样说道,“我们英国犯下的最大错误是,我们以为可以挑动德意志帝国去反对俄罗斯帝国,让他们彼此争斗,两败俱伤。”
英国对希特勒计划的支持达到了顶峰造极的地步,其中包括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此人因1938年慕尼黑绥靖协定而臭名昭著,该协定导致希特勒的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菲利普·克尔(后来的洛锡安勋爵)(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塞西尔·罗得斯圆桌会议成员)是张伯伦首相过从密切的顾问。像比弗布鲁克勋爵一样,洛锡安勋爵支持将希特勒方案纳入英国上层制定的臭名昭著的克里夫顿计划,比弗布鲁克勋爵是当时英国新闻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控制着发行量极大的《每日快报》和《晚间标准报》。但是,或许当时在英国,对希特勒表示支持的最有影响的人物是威尔士王子,他于1936年年初继位成为爱德华八世,同年年底退位,一直不遗余力地支持希特勒。
某些重量级当权派对希特勒的图谋心知肚明。在纳粹运动的早期阶段,华尔街和美国国务院的圈内人物就获得了许多情报。甚至在1923年倒霉的慕尼黑“啤酒馆政变”之前,当时作为凡尔赛条约规定占领德国的、美国国务院驻慕尼黑官员罗伯特·墨菲通过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曾亲自会见过年轻的希特勒。墨菲后来成为战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核心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伯尔尼墨菲曾经在艾伦·杜勒斯手下工作,负责收集德国的情报。墨菲当时正与美国政府另一位有影响的官员杜鲁门·史密斯一起在慕尼黑,史密斯的任务是为占领德国的美国军队收集情报。
史密斯后来在回忆录中回忆起他1922年下半年到达慕尼黑的情形:就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的问题,我与驻慕尼黑领事罗伯特·墨菲先生(后来成为非常卓越的美国大使),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巴伐利亚王储鲁珀特和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后来成为纳粹党的政治哲学家)谈了很长时间。在这次访问期间,我还经常见到出自慕尼黑艺术名门、外号叫“普奇”的恩斯特·汉福斯滕格尔。“普奇”毕业于哈佛大学,后来成为希特勒的外事新闻主管……我与希特勒的会见持续了几个小时。我在慕尼黑保留的日记表明,我被希特勒的个性深深打动,并且认为他有可能会在德国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1922年11月,在写给华盛顿上司们的报告中,史密斯就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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