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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之谜-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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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保障，避免出师未捷指挥将领首先阵亡的情形。秦始皇陵兵马俑三号坑的发现，
使人类有充足的理由和证据作出古代军事战术至此已完全成熟的结论。
既然三号坑是整个军阵的指挥机关，它的形状结构以及坑内的布局自然变得特
殊。我们看到的车马房为一东西向的长方形、东与门道相对，北与北厢房相连，南
与南厢房相通。车马房中有彩绘木质战车一乘，这乘车的形制与一号坑发现的战车
明显不同，车舆不仅彩绘着华丽而鲜艳的文饰，同时在车左侧还发现了一个直径为
42 厘米的彩绘花盖。战车上没有发现兵器，战车的背后，俑的数量也不同于一号
坑。在一号坑出土的战车上往往只有3 件陶俑，而且车后尚有数量不等的随车徒步
兵。而三号坑出土的战车上为4 件陶俑，中间的御手俑和军吏俑呈一前一后排列，
其余两件车士俑位于左右两侧，军吏俑身穿短褐，上披彩绘花边的前胸甲，头戴单
卷尾长冠，右臂微举，手作按剑状，从它的冠式、铠甲、手势分析，身份高于御手，
但似乎又低于一号俑坑车后站立的将军俑。其余两件陶俑从衣着打扮可以看出地位
更加低下，应为普通的车左或车右。
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一种乘坐4 人的指挥车。三号俑坑的
战车无疑属于这一类。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战车又似乎不同于春秋时期的驷乘指挥
车。那么这辆指挥车的用途和作用又是什么？著名考古学家袁仲一先生对此作了这
样的结论：“二号俑坑的车位于队列的最前端，似为前驱车，又可名为先驱军，行
军的导行在先，作战时挑战先驱。即在战前向敌军致战，表示必战的决心，然后两
军开始交锋。”这种解释也许合乎历史。
但从现代战争的眼光看，是否也可完全否定这种“导行在先”的理由作为指挥
者的“专车”，以视察战场局势的巡视车呢？
三号俑坑南北两个较大的空间，所以称为厢房，是考古人员在两个空间的前廊
和车马房相接处发现有朽木门楣遗迹。门楣经过髹漆处理，并装有等距离环首铜钉
4 件。根据遗迹推断，门楣上的环首铜钉当是用以悬挂帷幕之用，继之推断当时车
马房进入南厢房入口处是悬挂着帷幕的，借以将两个空间相隔，各自处于相对独立
的状态。而北部的空间与南部相同，门楣、铜钉遗迹俱在，只是建筑形制稍微简单
一些。
考古人员把这两个空间命名为南北厢房，这个命名很容易令人想起《西厢记》
中情意绵绵，荡人心脾的爱情故事，通过发现的帐钩等饰件的分析，断定南厢房是
军事将领研究制定作战方案和休息的寝室，并没有男女之事的异常情况出现，只有
40 件披甲的武士俑成队地站立着。而北厢房同样没有这类的遗迹，相向排列着22
件武士俑均为男人模样。看来这两个厢房是一个阵前指挥部，不是起居室。
纵观三个兵马俑坑，不仅在建筑形制上完全不同，而在陶俑的排列组合、兵器
分布和使用方法上也各有特色。一、二号俑坑的陶俑都按作战队形作相应的排列，
而三号俑坑出土的武士俑则呈相向而立的形式出现，采取了夹道式的排列。无论是
南北厢房还是正厅，武士的排列方式均为两两相对，目不斜视，呈禁卫状。
一号俑坑的武士俑有穿战袍者，也有的身披铠甲，有的头梳编髻，也有的将发
髻高高挽起，而三号俑坑的武士均身披重铠，头梳编髻。其陶俑造型魁悟强悍，面
部神态机智灵活，充分显示了古代卫士特有的性格特征和威武机智的精神风貌。当
然，三号俑坑最显著的特点当是兵器的不同。一、二号坑有大量的戈、矛、戟、剑、
弯刀之类的兵器，而三号俑坑只发现一种在古代战争中很少见的无刃兵器——殳。
这种显然不是应用于大规模厮杀的兵器，首部为多角尖锥状，呈管状的殳身套接在
木柄上，其性能只能近距离杀伤敌人或作为仪仗。从大批殳的出土和武士俑的手形
分析，三号俑坑的卫士无疑都是手执这类的兵器两两相站立。周武王九年，武王与
姜子牙计议，决定东征伐商。周军出发前，作为统帅的姜子牙左手持金斧、右手执
白旄，号令三军将士。周军纪律严明，旗鼓整齐，当大军开到黄河渡口孟津后，赶
来参加伐商的诸侯竟有八百之多。
就在这时，姜子牙下令班师回朝。因为他这次出征的目的就是检阅部队的战斗
力量和试探诸侯的人心向背。姜子牙清楚尽管他的东征得到众多诸侯的响应，但商
朝的实力还比较强大，伐商的时机还没有成熟，所以下令班师返回。
两年后，殷纣王更加荒淫无道，不仅杀掉了自己的叔父比干，并且囚禁了贵族
首领太师箕子，商朝的一些贵族大臣纷纷叛商奔周，殷纣王不但失去了民心，也失
去了贵族的信任和支持。洞若观火的姜子牙感到，灭商的时机来临了，在武王的授
意下，他决定出兵伐商。然而，在出征前举行的占卜仪式中，兆辞却指出了“征伐
将对周不利”的凶兆。恰在这时，暴风雨突然袭击了丰镐，几乎所有的大臣都为此
感到恐惧和犹豫，纷纷劝说武王不要发兵征商。
唯有姜子牙一人不信天命，坚持劝说周武王不可坐失良机。周武王终于被姜子
牙说服，命大军即刻东征伐商。姜子牙率军从孟津渡过黄河，各路诸侯也纷纷率军
前来助战。四千乘兵车浩浩荡荡地开往距朝歌七十里的牧野，列阵讨战，殷纣王仓
促武装了七十万奴隶和东南夷战俘进行抵抗，双方在牧野展开大战。姜子牙率领周
军将士冲人敌阵，商军虽众，皆无战心，看到强大的兵车将率潮水般涌来，自知难
以抵挡。于是七十万人一起掉转矛头，引导周军杀向商朝京都朝歌。殷纣王见大势
已去，登上鹿台放火自焚，统治中原近六百年之久的商王朝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
在姜子牙大战牧野，以周代商之后的几百年来，许多史学家对战争前的占卜仪式进
行了研究。从史料可以看到这种卜战仪式最早源于史前时期的石器时代，殷代最为
盛行，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卜战仍然是战前的一项重要仪式。其占卜的方法是在龟
壳或牛肩胂骨的一面钻孔，灼热后骨背面便出现裂纹，占卜者可按裂纹的不同判断
吉凶。
历史发展到秦代，由于资料的缺乏，后人无法得知这种卜战仪式是否在秦军中
应用，甚至有人提出了这种古代卜战仪式在秦代已绝迹。三号兵马俑坑的发现和发
掘，使困惑中的史学家又终于看到实证。在俑坑中除陶俑陶马和兵器外，考古人员
发现了一、二号俑坑中没有的一堆动物骨骼朽迹和一段残缺不全的鹿角。这些实物
的发现，无疑证实了秦代卜战仪式仍然存在。至于这种卜战仪式在秦代大规模的战
争活动中如何应用和发生作用，也许随着秦始皇陵园遗迹的不断发掘会逐渐得到解
答的。
完整的古代陈兵图
由于军阵是伴随战争而产生的组织艺术，又随战争实践而发展变化的多种形式。
今天的人们要了解古代的军阵，自然显得力不从心。而随着古代兵书真本的失传和
具有明显演义性史书及描写古代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的问世，古代军阵被无形地蒙
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使它越来越处于一种近乎神化的境地。后人难以见到它的真
实面目了。
在唐代所留下的史料中，有一篇叫《李靖问对》的军事文章。唐太宗李世民问
军事家李靖何为“五行阵”时，李靖当即回答了“方、圆、曲、直、锐”五种阵法，
并向李世民进一步解释，尽管古代兵书战策所言阵种繁多，各家之说不尽相同，但
总离不开“因地形使然”的道理，若将诸种阵形加以概括提炼，用此五种阵法完全
可以囊括。在这场君臣问对中，李靖郑重其事地指出，“凡军不习此五者，安可以
临敌手？”李靖对古代军事诸家阵法的概括，无疑又为后来的军阵研究者留下了一
个难解之谜。这个谜经过了1300多年后才终于得以解开。
1972 年4 月，考古人员在发掘山东临沂银雀山两座西汉武帝时期的墓葬时，
意外地发现了记载《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的4900 余枚竹简。兵法的问世，
引起了世界考古界与军事界强烈轰动，为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理论佐证，悬而不解，
争论不休的问题由此得到了确切而一致的答案。
银雀山竹简《孙子兵法·十阵》曰：“凡阵有十，是为方阵、圆阵、疏阵、数
阵、锥行之阵、雁行之阵、钩行之阵、玄襄之阵、火阵、水阵。”《孙子兵法》虽
列有十阵，在今天看来其中一些不能算作阵，如火阵只是用火攻击的方法，水阵则
是在水上战斗或利用水攻击敌人的方法，这些不能成为独立的阵形。因此，《孙膑
兵法》在继承《孙子兵法》思想的基础上加以提炼，摒斥了孙子的“火阵”和“水
阵”而成为“八阵法”。
“八阵法”被孙膑首先提出后，历代军事家又接此加以推演，形成了庞杂而令
人眼花缭乱的多种“阵法”。可惜这些阵法仍未能超越孙膑“八法”的范围。但就
孙膑的“八法”而言，仍可提炼和简缩。如“玄襄之阵”只是多置旌旗而诱敌的疑
策，并非战斗队形的排列组合，严格他说是不可称阵的。
“疏阵”和“数阵”两种阵法大同小异，只是前者疏数，在战场上展开队伍，
扩大阵地，后者在战争中收拢队伍，不为敌人所分割。两种阵法实则均属直阵的范
畴。“雁行之阵”和“钩形之阵”，前者意在将队形呈大雁飞行状展开，以便更大
地发挥矢弩之威，而后者的阵法是左右弯曲如钩，以便见机行事，采取迂回包抄。
这两种阵法亦可用曲形阵加以概括。“锥形之阵”的阵法相当明确，旨在以精锐之
师突破敌阵的防线插入敌人的纵深。由此，孙子的“十阵”和孙膑的“八阵”之法，
实际的基本阵形仍是“方、圆、曲、直、锐”五种。可见唐代的军事家李靖对古代
兵书战策的提炼和概括是颇有道理的。
理论的总结自然要经过验证，然而中国古代军队刀光剑影、血流漂杵的战场，
俱被岁月的烟尘所埋没。许多著名战役的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阵容，也不能“定
格”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后来的人们就只有根据在烟尘中残留的蛛丝蚂迹来推断
远古战争的辉煌场景，并按照各自心中意想的图形，对古代军阵的真实面目进行不
休的争执。
秦始皇陵兵马诵的出土，使人们透过欣赏这一奇迹的表层，同时也窥到了它隐
匿于表层之内的深刻的军事战略和军事思想的脉络。这无疑是古代一幅完整的陈兵
图的真实再现。
三个兵马涌坑作为不同形式排列绝非是随心所欲的安排，它完全真实而形象地
向后人展示了秦代精华的军事布局。一号坑作为异常规整的长方形出现也绝非偶然，
这是一个方阵格局的典型代表。
阵中的车马和武士俑背西面东，给人们显示了整个俑群已具备了锋、翼、卫、
本几个在方阵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坑中的最前端横排三列共计204 件武士俑，
他们中除三个头戴长冠的“将军俑”外，其余均是身着战袍，腿扎行滕，足登浅履，
免胄束发，手执弓箭。军卒的装备显然是古代兵书所云的“善发强弩、远而必中”
的摧锋之士。这同二号坑前端左翼安置的弩兵俑群一样，反映了这是一支攻击型的
部队，其战法必定是在战斗开始的瞬间万箭齐发，迫使敌军突然乱阵。后续的38
路大军乘机源源冲击，形成白刃格斗，斩将擒敌的阵局。在大军中间的特定位置上，
战车上站有手握青铜宝剑的将军予以指挥，从而形成一个方阵的主体布局。
在俑群南北两旁的武士俑，身披重铠，手执劲弩，面向军阵两侧呈出射状，这
无疑是整个方阵中的“两翼”。在俑群的后部。有三排锐士作横队排列，背队大军，
这便是方阵的“卫”。两翼和卫的作用在于防止敌人拦路截击或包抄后路，以保障
自己军队的战斗行动不受敌人的夹击，从而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略目的。
站在军事战略的高度上认识，一号坑兵马俑所组成的庞大方阵，提供给后人的便绝
不是一张固定而呆板的图画，从这个战阵的组成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军事战略沿
革的脉络。一号坑方阵的组成之本，在于以众多的步兵簇拥战车从而组成强大的决
斗力。步兵手执矛、戟、铍等具有强大杀伤力的长柄兵器用以决斗刺杀敌军主力。
车兵和弩兵则是用以射杀突出与明显部位的敌军，达到全歼敌人的目的。这个方阵
与春秋时期大排面的车阵不同的是，它充分发挥了步兵的战斗作用。战车所布之阵，
可显示军容，威慑对方，发挥集体作战的威力。公元前656 年，齐楚会盟于召陵，
齐桓公排布诸侯之师组成方形车阵，清楚国使者乘车巡视并洋洋自得地称道：“以
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可惜他以战车为主体的方阵最终没能
抵住秦国以步兵和战车为主体的军阵攻击。它的道理在于战车为主体的军阵虽能显
示庞大的气势，但在复杂的地形条件下便不能发挥庞大的威力。同时又由于战车的
存在，束缚了士兵在不同情况下个体战斗力的发挥，更谈不上随机应变，充分利用
灵活作战的战术。故此，战车为主体的方阵随着战争的发展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也是自然的事情。
著名作家、军事家阿里安在《亚历山大远征记》中，对古代希腊的方阵作了这
样的解说：“方阵并不是像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个僵化的队形，它可以是
方形也可是拉长的长方形。也就是形成摆好的阵势。这种阵势也可以随战机收缩，
以便突破敌阵。”阿里安的这种解释，也同样适于中国古代军事家孙膑所言“方阵
之法，必薄中厚方，居阵有后”的特点。“薄中厚方”，有的史学家解释为“加强
两旁的兵力，中间较弱”，这显然与孙膑的“本必鸿、战惟密”的列阵思想相矛盾。
按照考古学家张占民先生的解释，“薄中厚方”的“中”应指方阵的正面，“方”
似指方阵的纵深。“薄中厚方”的列阵理论应为正面要小，纵深要长，以此编成军
阵，必然成长方形。
唯有这样宏大而纵深的军阵，才能充分显示出攻击或防守在战争中的优越性。
很明显，一号坑军阵无论从哪个角度透视，都难将其整体予以分割开来，和一
号坑不同的是，二号坑兵马俑军阵明显地分离成四个不同形状的军阵布局。第一个
空间是由334 件弩兵组成的方形集团，第二个空间为64 乘轻车组成的方形队型，
第三个空间由19 乘重型战车和百余件随车步兵组成的长方形劲垒，第四个空间则
是由6 乘战车和124 件骑兵组成的力量。
弯兵和骑兵尽管在战国末期特别是秦代已发展成相对独立的兵种，但在战场上
却不能构成独立的军阵。尽管这时的弩兵已形成集中的兵团并排成相应的队形，做
到了前后相次，射时前无立兵，队无横阵，张而复出，射而复入，更发更上，番次
轮回的战斗效能，却无法做到军阵所要求的千变万化，因战局的不同而进退自如的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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