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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爱大米-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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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惬意地喝着嘉士伯牌啤酒。周女士告诉我们，世界上最好的啤酒并不是产自德国，而是产自丹麦。丹麦的嘉士伯，堪称世界第一啤酒品牌。不过丹麦人一向是谦虚谨慎的，他们的广告仅仅是“嘉士伯，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啤酒”。特意增添了“可能”一词，却还是掩饰不住主人的自豪感。正喝着清冽的啤酒，周女士突然说道：“你们一定不知道嘉士伯与安徒生的关系吧？”
我们都为之一楞，嘉士伯还跟安徒生拉上了关系？看到我们纷纷摇头，周女士神秘地一笑说：“待会儿你们就明白了。”我们按捺不住好奇心，立刻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又出发了。
从新港的码头乘上一艘小船出海，继续沿着蜿蜒的海岸线行驶。一路上，海天一色，沙鸥飞舞，令人心旷神怡。忽然，导游指示我们往岸上看，我们的眼光一扫描过去，便再也移不开了。只见岸边一块突出海面的花岗石上，静静地卧着一尊美人鱼的铜像，她那忧郁的脸庞正好朝着我们的游船。美人鱼雕像比我想象中的小得多，大概是我们在国内看多了那些高耸入云的塑像的缘故。然而，高大的塑像也许是不过是昙花一现的空壳，平凡的塑像反倒能够永存于历史与人心之中。安徒生笔下的是一个凄婉的悲剧故事，但让他欣慰的是，他所要昭示的人性中善的力量，正在日日夜夜地增长着。眼泪比子弹更有力量。那些以子弹来证明自己强大的家伙，其实是最懦弱的人；而那些在人类崇高情感面前流泪的人，却是暴力无法战胜、邪恶无法侵蚀的人。
“嘉士伯与安徒生的关系，就在这尊美人鱼塑像上面。”周女士这才揭开了谜底。原来，建造美人鱼铜像是嘉士伯的创始人卡尔？雅各布森出的主意。有一次，他到皇家剧院观看芭蕾舞剧《海的女儿》，灵机一动，想到应当在海边为海的女儿立上一尊塑像。于是，他请来丹麦杰出的雕塑家艾力克森，后者欣然受命。一九一三年，朴实无华却仪态万千的塑像落成了，“海的女儿”便成为哥本哈根乃至丹麦的第一标志。
这里真是童话的故乡，连精明的企业家也是吮吸着童话的琼浆长大的。这个故事让我感慨万分。假如我们也拥有一位安徒生，也拥有一尊“海的女儿”，我们的生活会不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呢？假如我们是在安徒生的童话里长大，是在那些浸润着同情与爱的故事中长大，而不是在《三国》的阴谋和《水浒》的杀戮中长大，我们观察世界、认知世界的方式，会不会产生本质的不同呢？我想，倘能如此，我们难道还会蜂拥而起、制造血淋淋的“文革”的惨剧吗？我们之间必定会和颜悦色地谈话、彬彬有礼地握手。我们会爱身边的每一个人，乃至天空中的飞鸟与海洋里的游鱼。我们将褪去身上的血腥之气和暴戾之气，把每一位从远方来的陌生人当作朋友；我们将收起拳头和脏话，以有教养为荣、以没有教养为耻。我们将以自己的一颗爱心换来无数颗爱心。
海风吹乱了我的头发，美人鱼以及岸边的建筑，已经被我们飞一般的游船抛在了身后。我还在痴痴地想：虽然我们的土地上没有诞生一个像安徒生这样伟大的作家，虽然我们的作家至今写不出一部像《海的女儿》这样伟大的作品，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拿来”，可以阅读，可以吸收。什么时候，在我们每个人的案头，都能够摆放着一本被翻看得卷了边的《安徒生童话》？
哲影萍踪
让丹麦人在全世界的面前都感到骄傲的同胞有两位，一位是童话作家安徒生，一位是大哲学家齐克果。跟来自外省的安徒生相比，齐克果是更为典型的哥本哈根人。在他短暂的四十二岁的学术生涯中，除了三次赴柏林游学之外，其他时间几乎都在这座寒冷却充满诗意的城市度过。
丹麦国家图书馆堪称古今结合的典范。老馆是一所古老的王宫，沉稳的石质材料和浅褐色的外表，立即将人带入幽深的历史隧道之中；而一墙之隔的新馆，却是一座用蓝色玻璃修建的、形状为倒立梯形的新潮建筑，人们称之为“蓝宝石”。丹麦人最擅长工业与建筑设计，其精巧的构思往往让人拍案叫绝。
就在老图书馆中心的花园里，一尊齐克果的青铜雕像静静地隐没在树荫与花丛之中。丹麦的青铜像与邻国芬兰的迥然不同。芬兰大约是受到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影响，我在赫尔辛基的街头所见到的塑像，许多都是政治与军事人物的；而在丹麦，雕塑的对象却绝大多数是文学家、哲学家、音乐家、建筑师等等。与其说哥本哈根是丹麦政治意义上的首都，不如说它是文化首都。丹麦人对政治一直不感兴趣。一般而言，真正政治修明的国家，国民才享有不关心政治的“特权”。所以，就这一点来说，无须太关心政治的丹麦人，绝对是幸福的。
从塑像上看，齐克果的相貌比安徒生强不了多少，眼睛深陷，颧骨高耸，神色冷峻。他的个人生活是不幸的，畸零瘦弱的他几乎没有值得信赖的朋友。他拒绝了爱情而选择了哲学，以“齐克果式的反讽”来面对苦难、悲痛与孤独这些存在的内在性问题。他死去的时候，还不为同胞所理解。而在一个多世纪以后，他的思想成果越来越被认定为诊治人类精神疾病的良药。
由于头上就是一大片浓密的树荫，树荫中活跃着大群的鸟类，所以齐克果雕像的肩头堆积了不少飞鸟的粪便。这位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影响深远的学者，生前对于雕像一类的玩意嗤之以鼻。他在日记中曾经写道：“有个年轻人在这世上迷了路。他出于需要而四处寻找一位苏格拉底，但在他的同代人中却一个也找不到。然后他请求诸神把他变成一个苏格拉底。可是现在，却因为诸神的偏爱而如此羞辱和谦卑，以致正当他得到了可以引以为骄傲的东西时，却感到了处在一切之下。”这样的命运之于齐克果，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荒谬。齐克果有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也会成为雕像中的一员呢？他预料到了，正如他在《诗篇》中所说：“时光流逝，生活亦条河流，人们如是说。这并非我的发现：时光伫立不动，我亦如此。我所想出的一切计划直对着我飞回来；在我想吐唾沫时，却吐到了自己的脸上。”
鸟类的粪便倒还罢了，齐克果更料不到的，他的身后研究“齐学”的学者们一串又一串。同行的刘小枫先生告诉我，有一对美国的夫妇，终生研究齐克果，用大半辈子的时间将齐克果的全集翻译为英文。假如齐克果地下有知，对此该有怎样的感想呢
在“蓝宝石”大厦外面，临着与海洋相通的流淌着的运河，是宽阔的“齐克果广场”。齐克果的名字又一次被人们一厢情愿地使用着。而在广场的前方，有一座庞大的吊桥，深褐色的钢丝和银色的钢索，在海水的掩映下分外醒目。然而，它也仅仅就是一座吊桥而已，为什么旁边有无数的游人，将它当作美女般的背景拍照呢？陪同我们的周一云女士告诉我们说，本来，这座吊桥在哥本哈根众多的吊桥中籍籍无名，因为齐克果在著作中多次提及，现在居然也成了一处游人众多的风景点。不过，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人们如果是先闻其名再见其桥，多少会感到有点遗憾，如同见到西湖那被白娘子与许仙故事演绎得近乎神话的断桥和罗马那在但丁笔下简直就是划分阴阳两界的奈何桥。人世间的事物，多半是名不副实的。
齐克果在《或此即彼》中写道：“在我看来，所有荒谬可笑的事情中最荒谬可笑的，是在这世上奔忙，是做一只对自己的膳食和活儿感到兴奋的人。因此，当我看见一只苍蝇在一个关＇奇。书＇键时刻停在一个忙于俗务的人的鼻子上时，或者看见一辆急匆匆驶过的马车溅了他一身泥浆，或看见克尼佩斯布罗吊桥倾斜，或看见一块屋顶的瓦片掉下来砸死了他，我会发自内心地笑起来。谁能抑制住笑？那些忙碌的忙乱者到底获得了什么？他们不正像一位因家中失火而慌慌张张去救火的妇人吗？他们从生活的巨大火灾中到底抢救了些什么呢？”哲学家总是世界上最悠闲的人，齐克果靠一笔亲人的遗产维持生活，他自然可以不必为生计奔波，可以时而漫步在哥本哈根的大街小巷里，时而躲进自己的小楼写作。可是，对于常人而言，却不得不心急火燎地赶路，赶在吊桥升起之前过去。他们经常是刚刚跑到吊桥的此端，吊桥恰好自中间升起。等航道中间的船只缓缓渡过去，约会时间也早已过去了。我们在吊桥边晒了一会儿太阳，却不见有渡船通过，也不见吊桥升起。吊桥一直都可以通行，我们却不需要通过吊桥。想看看它升起时的模样，偏偏看不到。用一句中国的古话来说，就叫做“人算不如天算”。
哥本哈根是座不大的城市，街头设置了供公众使用的自行车。只需在钥匙孔中塞进一枚硬币，锁就自动开启，你可以骑着它周游全城，用完以后将它放在任意的一个停放点。我们本来还想骑上自行车去探访几处与齐克果有关的遗迹，可惜时间有限，我们又得像齐克果所嘲讽的那些人一样，匆匆地赶路了。
赫尔辛基的春寒
从斯德哥尔摩到赫尔辛基，乘坐游轮穿越波罗的海，只需要一个晚上的时间。在赫尔辛基一登陆，立刻感觉到一种彻骨的寒冷。虽然这已经是五月，虽然就纬度上来说赫尔辛基仅仅比斯德哥尔摩高一点点，但是这里的温度一下子就降了下来，让人一时之间难以适应。波罗的海的两岸，真是两重天地。
赫尔辛基人口比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更加稀少，其建筑风格也更为冷峻与瘦硬，用国内“新新人类”的一句惯用语，就叫“酷”。气温的降低、行人的稀落和建筑色彩的偏深、篇冷，使行走在赫尔辛基街头的我，有了一种“毛骨悚然”之感，不断地把脖子往衣领里缩。与斯德哥尔摩市民们脸上闪烁着的灿烂的笑容相比，赫尔辛基的市民，则常常是一副沉思的、严肃的表情。这里的女性也有一种男儿的英武之气，昂首向天，一袭黑色的长大衣，越发衬托出苗条高挑的身材。即使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也是健步如飞，不让少女，或者一身长裙，不畏寒冷。
芬兰是斯堪的纳维亚四国中唯一的共和国，也是四国中自然条件与国际地缘环境最恶劣的国家。它多年来在苏联和德国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斯大林统治时代的苏联和希特勒统治时代的纳粹德国，其铁蹄都曾经践踏这片土地。寒冷、匮乏与外敌的压力，却也锻炼出了国民超乎寻常的坚韧与刚强。赫尔辛基著名的景点盘石教堂，就是这种坚韧性格的体现之一。盘石教堂好像一只飞翔在半空中的飞碟，其实它完全是使用人工在岩壁之中开凿出来的。进入山丘下的隧道走廊，不久便到达了圆形的中央会堂。中央会堂直径达二十四米，宛如一颗被剥了一半的松花蛋。它的四壁全是不事雕琢的巨大的天然岩石，雄浑而凝重。中间的圆顶高十达米，四周的岩壁高约5米，顶上镶嵌着半透明的玻璃，并由一百根放射状的梁柱支撑着。这是我所见到过的结构最奇特的教堂，这也是人力向自然力发起的一次成功的挑战。盘石教堂是芬兰杰出的建筑师欧玛拉聂兄弟于一九六九年设计完成的，是赫尔辛基现代建筑中最卓越的作品。而我宁可把它看作一件古典主义的作品，也许最新潮的现代，其内涵也最接近古典。我们静悄悄地走进中央会堂，会堂里正在举行宗教仪式。一块块格子般的阳光，透过圆顶的玻璃射进来，站在中央讲坛上布道的牧师，全身笼罩在一片淡淡的金光之中。我想，这也许就是芬兰人接近上帝的方式，他们主动选择了一种更为艰难、更为坎坷的接近上帝的方式，却比那些偷懒的、捡便宜的人离上帝更近。
显然，赫尔辛基不是一座浪漫温馨的城市，其肃杀的气愤渗透进街道上的每一块石头缝隙里。在瑞典和丹麦，处处能够看到艺术家的雕像，而芬兰人却更多地选择严肃的政治家与骑着高头大马的将军们作为塑像的人物。最有名的民族英雄纪念雕塑，位于一大片青青的草坪之间。这组群雕中没有僵硬的方形纪念碑，也没有具体指向的人物，所谓的“纪念碑”却是一组密集的、长短不一的金属圆柱，它们凝聚在一起，伸向苍穹，像万年的坚硬的冰川，也像战场上烧红的枪管。而在它的旁边，被置放在一块岩石上的，是面部表情愤怒的金属人头，有些中国古书里所写的“怒发冲冠”的味道。
我们不能苛责芬兰人的冷峻，如果我们读读他们的历史，我们会有更多的“同情的理解”。他们的历史与我们的历史差不多，鲜血多于鲜花，饥饿多于奢华。为了捍卫自身基本的生存，芬兰的人民不得不付出生命的代价。难道你还要指责他们疏于文学艺术吗？在这组象征意味浓厚的纪念雕塑前，我想起昔日芬兰抗击苏联的“惊风雨、泣鬼神”的保卫战。当时芬兰的人口仅仅四百万，常备军只有三万，国力衰弱，经济落后，军备缺乏，却能够在冰天雪地之中，奋勇抗击世界上最庞大的军事机器——苏联红军。第一阶段的战役在一九三九年底展开，正是北欧最寒冷的季节。芬兰的防御系统像坚冰一样牢固，每到夜间，他们的滑雪小分队便如同闪电般出动，突击在雪地上烤火露宿的苏军，让苏军防不胜防。芬军总司令曼纳海姆指挥有方，仅在索米斯萨耳米一地，芬军就歼灭敌人两万三千多人，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在血与火中，世界人民给予芬兰人民的，不仅是同情，更多的是敬重。然而，西方列强出于各自的利益，拒绝给芬兰以实质性的支援。在第二阶段的战役中，苏军在卡累利阿地海峡成立了西北方面军，由名将铁木辛哥出任总司令，总兵力超过了三十万人。而此时，芬兰已经兵员枯竭，弹尽粮绝。第二年三月，苏军突破曼纳海姆防线，攻占维堡。芬兰被迫接受苏联的全部条件，签订《苏芬和平条约》，屈辱地出让了部分领土。尽管如此，芬兰人民所展现出来的保卫家园的牺牲精神，从此让全世界对这个僻居一偶的小国刮目相看。
芬兰人朴实无华，不长于文学艺术。就诺贝尔文学奖而言，百年来，斯堪的纳维亚其他三国由于近水楼台先得月，都有两位以上的作家获奖，而唯独芬兰只有一位西佩伦。那是一九三九年，这个小国的前途险恶无比。纳粹德国已经吞并了奥地利、捷克和波兰，而与希特勒订有秘密条约的苏联则占领了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独立国家，正准备以同样的方法对付芬兰。西佩伦被誉为“芬兰的左拉”，一惯以强有力的写实主义描述土地和人民的不幸。诺贝尔委员会的评委们称之为“受苦受难的兄弟”，在报告中指出授奖给他的原因是：“他以深刻的了解与精湛的技巧，描绘了两样交互影响的东西：他的祖国的本质，以及该国农民的生活。”获奖消息传出之后，西佩伦在记者会上所说的第一句话是：“这项奖不仅是要颁给我个人，同时也是要颁给我的祖国。”
那一年，西佩伦从赫尔辛基到斯德哥尔摩，路程可比我们复杂多了。由于严冬时节的浮冰，更由于战争的威胁，海上航线和空中航线都很危险。西佩伦不辞千里，从赫尔辛基乘坐火车，环波的尼亚湾，取道拉普苔原，花了数天的时间，才抵达目的地。
而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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