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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爱大米-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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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他在“福”字册上顿居首位。奕劻心花怒放，请他上门出席酒宴，亲自把酒，奉为上宾。不到半月，其人果然如愿以偿，得到了海关道的官位。临行前，他去庆亲王府邸辞行，献上一枝四川邛州产的方竹杖，云：“可以扶老，以为纪念。”奕劻很不满意：为什么送如此寒酸的礼物？待客人走后，他一摸拐杖，才发现拐杖头可以卸下，中空的竹杖里面装了银票三万两。奕劻这才大喜，称赞说：“此诚可儿也。”
奕劻的办法很巧妙：拜寿是礼节性的，是中国人特有的“人情世故”。所谓“礼尚往来”，算不上贪污腐败。谁不过生日呢？奕劻选择“拜寿”作为索贿的“突破口”，与之相似，今日的某些贪官选择了“拜年”作为捞钱的新招。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是一个“人情炼达皆文章”的聪明人。1995年，尚在广西自治区主席任上的成克杰，春节前夕曾经一天走访四个市县。他口口声声地说这是关心基层工作，给地方领导干部和群众拜年，实际上却是赶赴各地拼命收取红包，是“霸王硬上弓”式的让下属给他拜年。据行家估计，地方领导给成克杰这样级别的高官拜年，红包至少在十万以上。成克杰一天走四个市县，收入超过了一百万。一天之内即成为百万富翁，再精明的商家也不敢想象。上行下效，在广西，仅仅以一个县委书记而论，过年期间收到的红包也会超过二三十万之巨，尽管跟主席大人相比望尘莫及，但是比起清朝时候“一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来，也算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了。
成克杰的继任、广西的某主政者，最近也因行藏败露而受到审查。他堪称成克杰的“好学生”，在春节前后，也是打着“体察民意”的幌子，马不停蹄地巡视各州县。行程中，他始终带着还在上小学的孙子。这位首长凛然正气地向下属表示：绝不收取任何名义的红包。而下属们也心领神会：给首长的孙子“一点点”压岁钱，首长是不会怪罪的。于是，在“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孙子知”的情形下，首长满载而归。如此办事，真是滴水不漏，心思之巧、手笔之大，前无古人。庆亲王，你这个满清的王爷，如果地下有知，知道后人青出于蓝胜于蓝，该有多么欣慰啊！同时，又该多么惭愧啊！比起你赤裸裸地、劳力劳心地操办祝寿典礼来，子孙们的手法多么艺术、多么含蓄、多么隐蔽啊！
著名学者丁学良在分析台湾选举中的贿选现象时，透彻地指出：买票在许多台湾人的眼里不是被理解成“贿选”，而是被理解成和“人情往来”以及“面子”有关的东西。“买票从一种政治行为（按照原则来说是一种不正当的政治行为），演变成人情风俗（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被普遍接受的行为方式），成为人类学上所谓的象征性的行为。”由此，丁学良揭示出文化传统对民主制度的侵蚀。用同样的视角来观察从昔日官僚们的“拜寿”到今天领导们的“拜年”，我们则发现了一个更加隐秘、更加晦涩的腐败地带。这种灰色的腐败，与那些相对暴露的腐败相比，对社会的进步更有致命的杀伤力。“人情腐败”和“面子腐败”在东方文化中最为彰显，对它们的根除，既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也需要对现实土壤进行化验。
近年来，韩国的反腐败运动雷厉风行，高官显贵一个接一个垮台，在国民心目中声名狼藉。韩国实行的“阳光政策”，要求所有的国家公务员必须公开银行帐户以及其他财产。这也许是遏制包括“拜寿腐败”和“拜年腐败”在内的各种腐败的办法之一。“他山之石”，何时能够被运用过来“攻玉”呢？
遏制腐败的灵丹妙药
召商局蛇口工业区的开创者袁庚，在一次采访中，专门谈及深圳市委常委、南山区区委书记虞德海腐败的历程。虞德海被认为是袁庚当年开发蛇口的一员得力干将，他是怎样堕落的呢？袁庚有他自己的判断。
袁庚回忆说，八十年代初刚刚创业的时候，虞德海从宜昌来到深圳，工作在工厂第一线，生活很简朴。后来，因为工作出色，步步高升。“他到南山区当区委书记，南山区管蛇口、深圳大学、华侨城等等，那正是大开发大建设的时候，捞钱的机会太多了，权力太大了，他的问题就出在这一段。”袁庚痛心疾首地说：“这种人道德的败坏很快。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可以用那个淮南的橘逾淮变枳来说明，土壤变了，生态环境变了，人就变了。虞德海为什么敢剪那些跟他发生关系的女人的头发保存着？500万元的现金为什么敢随便放？是因为他把人不当人，有恃无恐。”
面对今日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人们提出诸多解决方案。有人说，应当加以严刑峻法，杀一儆百，让官员们心惊胆战而“不敢贪”。然而，杀头的贪官不在少数，连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掉了脑袋，腐败现象却毫无被遏制的趋势。有人说，应当加强干部的道德修养，唤起其泯灭的良知，让官员们提高觉悟而“不屑贪”。然而，教育贪官无异与虎谋皮，已被处死的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在轰轰烈烈的“三讲”中不是顺利过关、获得优良的评语吗？也有人说，应当像西方国家那样实行高薪养廉，让官员们生活富裕而“不必贪”。然而，比起失业工人和被税收压弯腰的农民来，官员的收入算是相当高的了。即使是年薪高达十万，也无法消除他们要贪污一千万的念头，因为人的欲望是无穷的。那么，究竟有没有遏制腐败的灵丹妙药呢？
袁庚提出了他的解决办法。回顾二十多年前出任香港召商局第29代“掌门”、开创改写半个世纪闭关锁国历史的蛇口工业区的风风雨雨，83岁的袁庚开出的并非一个标新立异的方子，而是昔日曾经实践过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办法。“蛇口原来的办法，是用选举，用监督。1983年春，我向胡耀邦当面提出，经他批准的。民主推选候选人，候选人要发表施政演说，接受质询。获选以后，在一个月内，必须有具透明度的汇报。全体职工对领导进行信任投票。这里当官的都是在群众的监督之下的，没有特权。当时要建海滨浴场，投资几百万。全体投票反对，就停下来了。做官不能为所欲为。当时有一个领导的弟弟在蛇口盖了一座房，就有人质问：请问你的弟弟为什么能够建这个房子？”袁庚的办法很朴实，却很到位。如果有了选举和监督，当政者必然不敢为所欲为，这仅仅是常识而已。有人却说，在中国实行选举和监督还为时过早，因为中国的民众素质太低。我不禁要说：说这样的话的人才是真正素质低的人。中国的老百姓受教育的程度确实不高，但谁黑谁白他们还是能看清楚的。拿破仑说过：“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是人类的自私心。”普通老百姓固然不懂那么多大道理，但仅仅从“自私”的角度出发，他们也会善待自己所拥有的民主权利。打个比喻，如果一个偏远乡村实施村长选举，一个候选人是极其贪婪的贪官，另一个是不那么贪婪的贪官，村民们毫无疑问会选择后者，而不会选择前者。因为基于每个人自身的利益考虑，如果选择后者，自身利益受到的伤害会小一些。回过头来看袁庚的一番表述，平易近人，合情合理，没有让人难于理解的地方。这也是改革的先行者和实践者一贯的风格。说到底，遏制腐败的灵丹妙药是、也只能是民主制度。
早在18世纪，英国政治家威廉？皮特在议会的发言中就说过：“不受限制的权力，容易腐蚀掌权者的心灵。”后来，阿克顿勋爵更加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权力对于使用它的人可能造成的影响：“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名言在无数的政治学著作中被广泛引用。1787年，刚刚在独立战争中获胜的美国人，在费城召开制宪会议。与会者普遍对权力可能造成的腐败表示警惕。尽管他们本人都是领袖人物，但他们却要制定一部制约领袖权力的宪法和一套监督政府的制度。他们知道：政府是靠不住的，领袖是靠不住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也都是靠不住的。最年长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说：“先生们，有两种激情对人类事务存在强大的影响。这就是野心与贪婪，一个是对权力的爱，一个是对金钱的爱。”而最年轻的代表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也说：“人类酷爱权力。”他们不是道德至上论者，他们认识到了人的有限性。所以，他们的办法是制定一整套制度，用制度来对人性中的负面因素进行遏制。
我们不能说虞德海天生就是坏人。当年他的孩子生病了，他自己骑着车送孩子去医院。我们也不能把官员想象成钢铁战士。堕落后的虞德海，百万现钞随手一放，妖娆美女随手一抱，人性的阴暗面暴露无遗。虞德海以及千万贪官的悲剧不是他们个人的悲剧，而是制度本身的悲剧。腐败不是不可以遏制的，但是如果没有民主制度，腐败将继续恶化，使整个国家成为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病人。没有民主的社会将出现怎样的情形呢？确如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中所说：“如果我们把统治权力托付给统治精英，无论他们一开始多么睿智、值得信赖，过几年或者几十年之后，他们就会滥用权力。如果说人类历史确曾给我们什么的话，那就是，国家的监护者们必定会走向贪污腐化，任人唯亲，只顾个人或者团体的利益，滥用他们所垄断的国家强制力以压制批评，掠夺人民的财富，用高压手段迫使人民服从，国家的监护者很可能会变成暴君。”
袁庚对虞德海堕落的分析发人深省，达尔对人性弱点的论述更是高屋建瓴。取消特权，是人权实现的第一步。要真正遏制“一个贪官刚刚倒下，千万个贪官又站起来”的趋势，唯有走民主之路。
官学传统：爬山虎学校
对于北大的传统，人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传统，大多数北大人都有深刻的体认。但是，北大传统中负面的因素，北大人却避而不谈。
其实，北大有两个传统，两个传统在北大不同了历史时期占据不同的地位。北大的第一个传统是北大的官学传统，第二个传统才是蔡元培校长所开创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传统。
北大百年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段，一段是前五十年，一段是后五十年。前五十年的北大，是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传统占了主流。北大坚持了这种传统，因而对中国社会发挥着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当然，动荡的外部环境频频地伤害着这种可贵的传统，北大所承受的压力也一天天地加大。而后五十年的北大，是官学传统占据主流的五十年。北大与意识形态紧紧拥抱在一起，1949年以来的若干次政治运动，北大都充当了急先锋的身份，在许多历史时刻都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文化大革命中，北大虽然是被利用了，但为什么会被利用呢？始作俑者为什么会选择北大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突破口呢？俗话说得好：“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北大并非完完全全的无辜者。北大与政治的关系，真个是“剪不断，理还乱”，这里面有许多耐人寻味的东西。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签名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在学校大饭厅东墙上贴出。这张大字报成为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一个标志。聂元梓等北大师生的行动，显然不是官方用枪口逼着实施的，而是他们自觉自愿的干的。中央文革的引诱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最主要的还是这帮师生有内在的“革命”的愿望。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就说明，北大自身的传统中就有某种毒素的存在。
这种毒素要追溯到京师大学堂的时代，这种毒素是先天就具有的。许多学者谈到“回归”问题，希望后五十年的北大向前五十年的北大回归。其实，比回归更加重要的乃是清理自身血液中的毒素。仅仅作简单的回归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前五十年的北大当然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和人物，但前五十年的北大与现代中国社会之间关系尴尬，既格格不入又企图融入，处于两难的境地，因此它的发展举步维艰。
京师大学堂的建立，是满清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跟弘扬学术、创新文化关系不大。设立一所大学，本来是一个教育的问题，在中国却成为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京师大学堂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得以脱颖而出，而在戊戌变法惨败后却奇迹般地保留下来，这背后自然有复杂的政治背景。无论是改良派还是保守派，都把京师大学堂当作手中的一个筹码来看待，很少有人把它当作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来看待的。德国作家伯尔反复强调，一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应当远离权力，然而，北大从一建立的时候起，就与权力如影随形。
庚子事变之后，慈禧太后任命学部及刑部尚书张百熙担任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她把重新开办大学堂作为挽回朝廷在义和团运动中丢尽的面子的方法之一。张百熙深受慈禧太后的信任，位高权重，让张百熙来当管学大臣，就好像今天让一名政治局常委来兼任北京大学的校长一样。而朝廷的愿望，如同张百熙所说，“今值朝廷锐意变法，百度更新，大学堂理应法制详尽，规模宏远，不特为学术人心极大关系，亦即为五洲万国所共观瞻。”学术已经不是纯粹的学术，而跟“人心”并列，从而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道德教化的色彩，担当着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作用。
1898年以来，京师大学堂始终处于政治斗争的核心地位。美国学者魏定熙在《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一书中指出：“北京大学具有的政治象征意义来自于它建立时的精英地位和它与中央政府的紧密联系；它又具有文化象征意义是因为它的教职员站在由国家支持的争取实现中学与西学新的平衡的最前列。这种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结合几乎使北京大学的教育和学术活动也产生了政治的影响，在那里，有关文化的问题的争论也会折射出围绕政治权力的斗争。”新与旧的斗争，中与西的冲突，京师大学堂都处与漩涡的中心。各种政治力量都在利用它。而满清极其以后的历代统治者更是把它作为自己的禁脔。
何清涟在谈到北大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以及北大的传统时，认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回归的话题，因为自1949年以后，北大就完全被纳入意识形态的范畴，从此就再也没有挣脱过。即使有些微的举动，也只是青年学生残余的自由传统，与北大体制无涉，而且这个传统到了90年代，比80年代更加淡静了。所以我觉得不是一个回归不回归的问题，我觉得北大一直在体制内，在意识形态的羽翼下面。”何清涟的说法可能有些绝对了。北大还是有挣脱或大致挣脱意识形态的羽翼的时候，在“五四”运动前后蔡元培执掌北大校政的那几年、在西南联大的那几年、在1957年那个短暂的夏天以及在80年代的某些时刻，北大还是取得了自己所能够争取到的最大程度的独立性。这样的时刻毕竟是少数，何清涟的基本判断是正确的，北大独立的时候少，被束缚、被奴役，甚至主动献身让强权束缚和奴役的时候多。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京师大学堂时代。直面北大传统中的负面因素，必须从最深最深的根系开始着手。19世纪下半叶，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内称：“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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