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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爱大米-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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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清晰地辨识出令狐冲是一个中国人，或者说是一个渗透了中国文化气质的人；但是，我们在阅读傅红雪的时候，更多地是从“人”而不是“中国人”的角度来认识他的。傅红雪没有门派、没有师承，甚至也没有亲人和朋友，他孤身一个人在江湖的旋涡中挣扎。无“有”，他也就获得了完全的、彻底的自由。
古龙通过傅红雪将“自由”的理念推到极致，而一旦进入极致的状态，必然带来人性的扭曲与变态。如果说金庸是在一个中庸和妥协的维度之内，保持着笔下人物的和谐与圆满；那么，古龙却是在极端的状况中，让人类内在的善与恶以及两者的冲突展示得淋漓尽致。令狐冲借助酒来弱化自己与现实世界的不融合。酒消解了清醒与沉醉的界限。酒让饮酒者在有限的时空之内，有效地与世俗社会达成了某种默契。在《笑傲江湖》中，写令狐冲酗酒的段落多得几乎到了让人厌倦的地步。然而，大多数的读者却没有领会金庸在文字背后的深意。
与令狐冲相反，傅红雪则天生就是一个“畸人”，虽然武功举世无双，但患有严重的癫痫病。一旦病发，他不仅完全丧失理智与情感，而且濒临死亡的边缘。古龙有一段写傅红雪发病的文字，读来十分精彩：“傅红雪已倒下来，倒在一条陋巷的阴沟旁，身子蜷缩抽搐，不停地呕吐。也许他并没有吐出什么东西来，他吐的只不过是心里的酸苦和悲痛。他的确有病。对他来说，他的病不但是种无法解脱的痛苦，而且是种羞辱。每当他的愤怒和悲伤到了极点时，他的病就会发作，他就会一个人躲起来，用最残酷的方法去折磨自己。……他用力抓起把砂土，和着血塞进自己的嘴。他生怕自己会像野兽呻吟呼号。他宁可流血，也不愿让人看见他的痛苦和羞辱。”这就是一个拥有了绝对自由的人，所必然付出的代价。古龙写傅红雪，实际上是写人类的一种极端形态的生存状况。极端的爱、极端的恨，最后是惊心动魄的“病态”——所谓的病态，其实也就是“非常态”而已。
金庸在令狐冲的身上投射了他的自由观，从西方政治学的定义来看，这是一种“消极”的自由；而古龙却在傅红雪的身上投射了另一种自由观，这是一种“积极”的自由观。就两位作家的个人经历来看，金庸可谓事业成功、青云直上，作为一名“有产者”，自然会信奉“消极自由”的理念；而古龙沉沦于社会底层、至死都以稿费维持艰难的生活，作为一名“无产者”，他当然更倾向于“积极自由”的原则。
家庭与爱情
家庭与爱情是制造戏剧冲突的两种最基本元素。而作为武侠小说，其主要人物都必须在不着边际的江湖世界中游荡，从而展现他们生命中“非常态”的一面。所以，作为“常态”的家庭生活，在武侠小说中，被作家刻意地加以回避。
一百多年以前来到中国的著名传教士何天爵，在《真正的中国佬》一书中精辟地指出：“中国人与自己的家庭、家族的联系十分紧密和强烈。他们从来不游山玩水，寻欢作乐。除由于私事或者公务而不得不出门远行外，其他的时间他们从不须臾离家一步。”要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家庭乃是一个最为核心的概念。“五四”新文化运动，撼动根深蒂固的传统，先驱者们也是从家庭入手的。鲁迅的《狂人日记》和巴金的长篇小说《家》，堪称其中的两个典型代表。这两部作品对传统文化的打击是致命的，因为它们批判的锋芒直接针对的目标就是家庭。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以金庸、古龙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天生就具有某些反传统的因素。这些小说，一般是情节刚刚展开，就将家庭的秩序悬空，或者干脆就无情地打破了宁静的家庭生活。《笑傲江湖》的开头，就是以侦探小说的笔法写林家的灭门之祸。家的毁灭，乃是武侠故事的开端。
令狐冲与傅红雪都是没有父母的孤儿，都是江湖上的浪子，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但是，令狐冲虽然没有亲身的父母，却有高高在上的师父与师母。师父和师母将令狐冲养大，从他的童年时代就一直充当着、替代着他的父母的角色。令狐冲的师父、华山派掌门人岳不群，随着小说情节的进展，逐渐褪去其“君子剑”的外衣，而暴露出狰狞的面目。令狐冲与岳不群之间，由师徒关系一步步转换成仇敌关系。尽管如此，令狐冲心目中依然无法脱离岳不群的阴影，在嵩山武林大会上，他见到师父、师娘和华山派一众师弟师妹时，是这样的表现：“他心中一酸，跪下磕头，说道：‘令狐冲拜见两位老人家。’”在遭到岳不群的训斥之后，“眼泪涔涔而下”。而此时，岳不群的阴险毒辣已然暴露无遗。由此可见，令狐冲难以摆脱中国传统中牢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关系。令狐冲虽然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但江湖社会与世俗社会是同构的，江湖中的师门、派别等等，又何尝不是令狐冲的另一个“大家”，何尝不是他脖子上又一道沉重的枷锁？
与令狐冲相反，傅红雪在小说中自始至终都无门无派，一个人、一把刀，浪迹天涯。傅红雪没有家庭的束缚，故能够更加自由地行事。在《脱出樊笼》一章，古龙写傅红雪与琴师钟大师之间的对话，文字犹如行云流水，而古龙的自由观也蕴含其中。傅红雪对钟大师说：“我在这把刀上付出的，绝不比你少，可是我并没有得到你所拥有过的那种安慰和荣耀，我所得到的只有仇视和轻蔑，在别人眼中看来，你是琴中之圣，我却只不过是个刽子手。”但是，傅红雪转而从另一个层面发掘到了自身的尊严和高贵，“他已经找到了生命的真谛，从别人无法忍受的苦难和打击中找出来的！因为别人给他的打击越大，他反抗的力量也就越大。这种反抗的力量，竟使他终于挣脱了他自己造成的樊笼。”所以，古龙感叹说：“高贵独立的人格，本就和高尚独特的艺术同样应该受人尊重。”在个体价值的觉醒方面，傅红雪比令狐冲来得彻底。因为傅红雪既没有现实意义上的“家”，也没有象征意义上的“家”。他一个人堂堂正正地站立在天与地之间。
爱情与自由，在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中，一直就是“对立的统一”。令狐冲深陷爱情的旋涡，如同深陷江湖的杀戮。令狐冲真正深爱的是离他而去的小师妹，而不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任盈盈。小说中写令狐冲与任盈盈爱情的部分，显得平淡无味，面目依稀；而写令狐冲与小师妹爱情的部分，则情真意切，让人一咏三叹。尤其是小师妹岳灵珊被并不爱她的、居心叵测的丈夫林平之下毒手之后，生命垂危，金庸写令狐冲之表现如在目前：“令狐冲想起过去十余年中，和小师妹在华山各处携手共游，有时她要自己做什么事，脸上也曾露出过这般祈恳的神气……她此刻的求恳之中，却又充满了哀伤，她明知自己顷刻便要死去，再也没有机会向令狐冲要求什么，这是最后一次的求恳，也是最迫切的一次求恳。”令狐冲无法拒绝小师妹最后的愿望，同时也为了回应刻骨铭心的初恋，终于答应了她的恳求，不惜出让日后的自由，受无穷的拖累。
岳灵珊一死，“令狐冲心中一沉，似乎整个世界忽然间都死了，想要放声大哭，却又哭不出来。他伸出双手，将岳灵珊的身子抱了起来，轻轻叫道：‘小师妹，你别怕！我抱你到你妈妈那里去，没有人再欺负你了。’”这一段，是《笑傲江湖》中写爱情写得最动人的地方，而爱情与自由的冲突在这里也展示得最为充分。爱情也就意味着你将为对方牺牲掉相当大一部分的自由，而这一牺牲未必会带来幸福。在前半部小说中，令狐冲受家庭的另一种形式——师门的制约；而在后半部小说中，令狐冲则被安置于爱情的笼罩下。他看上去飘逸安然，真正享有的自由却少得可怜。随着故事的进展，令狐冲的武功在飞速地提高，但是，他在现实中的自由与在心灵里的自由，并没有与之同步扩展。
傅红雪也是一个被爱情伤害得极深的人。古龙以他惯有的笔法，将傅红雪的爱情经历语焉不详地写得如同“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同时，在故事的结尾，他给出了一个让读者松了一口气的团圆结局。傅红雪的爱人是翠侬，一个俗气的名字。翠侬曾经是一个被无数人凌辱的妓女。落魄英雄与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妓女之间的爱情，本可大肆渲染，古龙却平平淡淡地写来，把想象的空间留给每一个读者。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当年傅红雪与翠侬爱得是那样地深。后来，他们却离开了对方，各自怀着深深的痛苦。
当傅红雪了却江湖恩怨后，来到一条溪水旁边。溪水边，有一个寂寞的女子，衣襟上戴着串小小的茉莉花。溪水清澈，她低头看着，忽然看见溪水中央倒映着一个人。“一个孤独的人，一柄孤独的刀。她的心开始跳，她抬头就看见一张苍白的脸。她的心几乎立刻要停止跳动，她已久不奢望自己这一生中还有幸福。可是现在幸福忽然出现在她眼前。他们就这样互相默默地凝视着，很久都没有开口，幸福就像是鲜花般在他们的凝视中开放。”傅红雪经历重重苦难之后，终于获得了幸福、也获得了自由。古龙的小说中，完全没有传统文化的阴影，因此他能够随心所欲地抒写苦难中的爱情。古龙笔下的爱情，比金庸笔下的更加绝对、更加纯粹，也更加可怕。爱情与自由的对立，也就更加富于戏剧性。在我看来，古龙的这段充满诗意的文字，丝毫不让于上面金庸的那段沉痛之笔。哀景与乐景，相映生辉。
拯救与逍遥
丹麦哲学家齐克果曾经将人生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审美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追求及时行乐，希望得到最大限度的欢乐而又能使烦恼减少到最低限度。对别人或道义，都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他们实行“轮作法”，不断地变换寻找快乐的方式，就好像一个聪明的农夫轮番耕作他的土地那样。但是，当欢乐生活中的一切美味变得味同嚼蜡的时候，苦恼就来临了。第二阶段是“道德阶段”。人们认识到，通过娱乐、通过美、通过外部事物去追求幸福，是注定了要失败的。因此，根据行为准则履行义务，强调善良、正直、仁爱，凭借意志使自己的行为普遍化，才是道德的人。第三阶段是“宗教阶段”。它以痛苦为标志。一个真正信仰宗教的人意识到痛苦、罪孽和哀伤，是对自己作为一个人而感到绝望。此时，人感受到自己的局限性。很少有人会选择这种经常使自己陷入痛苦的道路、这种使自己在现实社会中遭到辱骂和嘲笑的生活道路。这三个阶段环环相扣，人类每上升一个阶段，其自由也就提升一个档次。
用齐克果的这种概括来分析令狐冲和傅红雪，我发现他们两人都是曾经摇摆于“拯救与逍遥”之间、而最终走向“逍遥”的人物。而在摇摆的过程之中，令狐冲更像一个中国人，傅红雪则更像一个西方人。
《拯救与逍遥》是刘小枫八十年代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刘小枫分别用“拯救”和“逍遥”来指称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中最深层的内涵。令狐冲与傅红雪两个人物以及隐藏在他们背后的中国文人的精神状态，再次印证了刘小枫的这一结论。
在《笑傲江湖》的前半部分，令狐冲的生活状态属于标准的“审美阶段”。他以玩耍和游戏的心态，对待自己身边所有的人与事。他不断地喝酒，不断地大醉，不断地惹事生非。他没有任何远大或者不远大的志向和理想，他不想成就任何伟大的事业，也不想当江湖上人人眼红的掌门、教主等等，甚至连作为“大师兄”应当“以身作则”天然约定都觉得不堪重负，其人生处于“浑沌”状态。令狐冲貌似自由，其实是在缝隙中挣扎。一直到华山派发生剧变，岳不群将他逐出师门，他才被迫进入“道德阶段”，开始另一种崭新的生活，在为自己“正名”的同时，也为世界“正名”。
在所谓“正邪”的血腥纷争中，令狐冲不自觉、不情愿地扮演了“救世英雄”的角色。他的不自觉与不情愿，充分体现在嵩山的那场比剑中。令狐冲与昔日的小师妹和恋人岳灵珊比剑，以内力弹飞其长剑。本以稳操胜券，却心中电转：“我本要败在小师妹手里，哄得她欢喜。现下却弹去了她长剑，那是故意在天下英雄之前削她面子，难道我竟以这等卑鄙手段，去报答小师妹待我的情义？”于是，他故意将身体凑向空中落下的剑尖，长剑竟将他钉在地下，他身负重伤。对于令狐冲来说，这一刻，“审美阶段”完全压倒了“道德阶段”。他不顾身负之重任，不顾武林大众之安危，而为当年的情缘所左右。这一经历，与《倚天屠龙记》中的主人公张无忌类似。令狐冲的身体虽然走出了师门，令狐冲的感情虽然渡过了初恋，但是他在精神上依然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真正的逍遥。
在几次的巧合之中，令狐冲居然化解了魔教与五岳剑派的劫难。这种“拯救者”的身份，是外在力量强加给他的。所以，一旦等到灾难消除，他又重新回到昔日的“审美阶段”中。琴和笛比刀和剑更契合其生命的本真状态。只不过，“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小说结尾处写令狐冲与任盈盈自由自在地畅游华山，他已经不可能像当年与小师妹一起的时候那样纯情了。这时的“审美阶段”，显然已经不能等同于当年。
傅红雪的选择的“拯救”，远比令狐冲更为自觉。他在小说中一出现，就开始挑战企图控制武林的一代枭雄公子羽。在最后一战前夕，公子羽妄想让傅红雪归顺，担当他的替身，奇书网认为傅红雪“没有财富、没有权力、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只能向自己低头。而傅红雪一针见血地指出，公子羽尽管什么都有，偏偏少了一样，那就是“生趣”。这短短的一句话，就让公子羽放下了屠刀，他也有真正想开的时候。“一个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人活着，只不过为了自己的心安快乐，若是连生趣都没有，就算他的声名，财富和权力都能永远保存，又有什么用？”
傅红雪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关键的情节，说明古龙并不是一个崇尚武力的作家。古龙认为，即使在江湖世界里，武力往往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有人批评武侠小说宣扬暴力，古龙在这里却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就武功的高低和武力的强弱而言，傅红雪远远不如公子羽。但两人较量的结果恰恰相反，傅红雪胜利了，公子羽失败了。古龙认为，在武力之上，还有人格、道义等等更能够起到决定性意义的因素。武功高的人，并不一定能够给他带来更大的自由。就像英国的罗宾汉故事和美国的西部牛仔传奇一样，真正的英雄，并不是滥杀无辜的人，而是尊重与敬畏生命的人。纵然某人具备了武术、骑射、枪械方面的特殊才能，但他无法像造物主一样创造生命。公子羽的醒悟与傅红雪的胜利，其实都是古龙所认同的现代生命哲学的体现。
与浸淫于儒、道、佛杂揉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金庸不同，古龙不是世家子弟，从小也没有念过多少传统的经典，并且在大学里读的是外文系。因此，古龙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少，而受西方现代文化影响较大。古龙读过大量西方存在主义大师的哲学著作，其思想观念倾向于“生命哲学”，认为人生即选择、选择即自由、选择即责任。傅红雪虽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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