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高兴-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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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的想象依赖于现实的苦难，二者是泉与涌的关系：苦难多深，喷涌就多高。社会主义应该说是近代以来对未来的一次最大想象，它生于不公、长于不平，蔚然大兴于二十世纪两次浩劫之后而成为亿万人浩浩汤汤的普世追求。但它不数十年即被外部环境和自身弊端所压垮，那垮塌声既来自被抛弃的社会经济制度，更来自失神的目光、冷却的血液，来自对未来世界关闭了的想象。记得俄罗斯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1990年代曾说（大意）：我们想得够多的了，没什么好想的了，就顺眼前这条道走吧！全世界这几十年大概也都这么看的——连公园遛弯的退休工人都这么看，大概也就只能如此罢。但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世界顺着那条“终结历史”的盲道走着走着就走到火烧楼垮的地方，不由得世人不睁开眼睛继续想象未来。

应该说，对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最有力的剖析、最深刻的批判仍然出自社会主义思想——这种事没法指望格林斯潘。那方面的声音，不出事的时候没人爱听，既然出事了，那就应该听听。很多人会都坚信此次金融危机属于资本主义的“偶感风寒”，杰克·拉斯姆斯却在《日趋加剧的全球金融危机：从明斯基到马克思》指出那是资本主义治不好的职业病或基因病，他说次贷、当前金融总危机以及此前的其他金融危机，都反映了同一个内在动力，投机和超级投资是资本主义金融体系固有的长期趋势。

尼克·比姆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危机和社会主义的前景》代表了社会主义大家族中托洛斯基那一支即所谓第四国际的立场和思路，该文对酿成此次金融危机的资本主义体制的揭露可谓有理有据、酣畅淋漓。托洛斯基主义的特色，在于它超民族国家的视野和国际主义的立场。应当承认，在一个全球化到如此地步的世界里，许多根本性问题的解决的确离不开国际的视野、价值、胸襟和行动，而且情况只能越来越这样。不过，在这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民族国家仍然是这个世界划分利益的最基本单位，仍然是保卫弱小民族、后发国家利益的最重要工具。比姆斯这篇东西，我读其文而玩其义，感觉他们所关注的“工人阶级”的利益主要还是西欧北美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样的“国际主义”是有局限的，对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理想主义者缺乏感召力。解决这个缺憾，希望不要等到第五国际。

彼得·伊文思《另一种全球化》的上下姐妹篇，不但在理论上，还在各种社会运动以及制度创新（如拉美的“参与式预算”）的层面上阐述了“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运动”。相对于托洛斯基派的国际主义，伊文斯介绍的“另一种全球化”倒是勾勒了一幅更宽阔、更实事求是、容纳了更多利益关系的画面。例如作者就能够承认，“整合地方性和全球性诉求的时机尚不成熟，在付诸实施之前多流于空谈”。作者也敏锐地发现“南半球国家的一位敢于冒生命危险、挺身面对致命的对手的地方人士，很有可能一转过身就背叛了他自身的利益，只是期望得到福特基金会的一笔赞助经费”。他还指出民族国家在“反霸权全球化”运动中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透过这些文字，我们看到，国际社会主义作为改造现行国际体制的重要力量，总的说来还停留在小股势力分头起事的阶段，距离一呼百应汇成天下大势还相当遥远。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前面说了，在于现行体制的危机还不够剧烈。此外，各路社会主义自身所暴露的弊端也还需要有效地纠正，留下的教训还需要充分地汲取和消化，因为毕竟，败过一次跟一次没败过，机会是很不一样的。

塑造未来世界新格局的潜在力量还有方方面面，其中能源形势、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最令人瞩目。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及其所依据的社会价值、人性前提，已经将人类带进了越走越窄、几乎没有退路的能源峡谷，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已经排兵布阵，为期不远了。当然第一批倒下的，会照例是弱者和穷人。福特·伦奇和本杰明·瑟瑙尔《生物燃料与穷人挨饿》对生物燃料的来龙去脉做了客观的分析。作者指出，“长期以来，主导生物燃料行业的并不是市场力量，而是政治和一些大公司的利益”。生物燃料问题的本质在于富人要从穷人肠胃里开采石油。除非工程师纷纷摇身变做魔术师，相信能源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会以更无情的方式进一步激化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

再说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经济体”而非“政治体”、“社会体”、“文化体”、“价值体”的说法富于讽刺意味。的确，到目前为止这些新兴国家无一不是现行体制内的尖子生或跳班生，新人与老板之间的矛盾冲突只在资源分配的比例份额上，他们似乎不会给现行体系带来多少质的变化——至于引发什么就不好说了。其原因在于它们没代表别样的文明模式，原因的原因则在于别样而有号召力的文明模式在现实中还没出现——除了在过去和在书里。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成员包括印度和俄国，印度国际战略家拉贾·莫汗的《面对挑战，印度寻求政策的连续性》。原载于《外交事务》的这篇文章显然是为华盛顿政治精英出谋划策的，作者谈到印度虽然一向宣传不结盟，但已决心加入美国的“民主同盟”；虽然没有怎么跟伊朗为难，但关系不过尔尔；跟美国的盟友沙特才称得上密切；虽然近年跟中国关系颇有改善，但想抑制中国崛起的心思其实跟美国一模一样。他希望下届美国政府对崛起的印度继续给予重视和信任，这样“新德里在全球重大问题上与华盛顿合作的前景就越发光明”。

另外还读到一篇俄罗斯学者季米特里·特列宁的《俄罗斯希望美国少点意识形态》。特列宁的文章有种喝过伏特加酒的坦诚和豪爽——那毕竟是打退了拿破仑、打垮了希特勒、率领半个地球跟另外半个周旋了半个世纪的大国。他说：俄罗斯眼下没想让美国缩回老窝，那不现实，“莫斯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华盛顿的领导”；但美国也别以霸主自居，要懂得给对手留空间，学会“共存共荣”。他文章不长，警语妙语不少，例如：要是美国把在国内实行的民主也往国际上推广推广，要是俄罗斯把在国际上宣扬的民主也往国内落实落实，那就圆满了。又如：美国的顶峰已经过去，俄国也刚九死一生从山头跌到山脚，俄罗斯人很愿意跟美国分享自己新近获得的智慧。

特列宁还讲了一句发人深思的话，他说莫斯科已抛弃了任何意识形态，拥抱了实用主义。这话其实概括的是一种更普遍的现实。放眼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异己份子，有意识形态的没力量，有力量的没意识形态。这个体系所发动的掠夺无一不旗帜鲜明，所造成的灾难无一不放诸四海。而对它的抵抗，听得到的大都吞吞吐吐，不知道在说什么；看得见的基本上躲在国境线里侧，彼此谁也不敢联手。前面说了，就以往几十年的历史走势而言，这种局面不仅自然，而且当然。如果这走势踉跄过后还能接着走，那么反体制的力量退而结网可矣。但如果这体系经此次危机真地混不下去，那就需要为不一样的未来有所准备，包括建立普世的价值和远大的抱负，包括设计从地方割据走向再造世界历史的长远路线图。无论什么情况，想象一下未来总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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