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高兴-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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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给女学生们写“徐志摩体”诗歌，还在课堂上跟学生夸耀自己法文比中文强，还在家里举办法国葡萄酒鉴赏派对，那感觉就好像他一生下来就被法国人抱养了似的。他从底层上来，想快点获得上层社会的身份标志，这没什么不对。但不幸的是，他弄了个法式徽章，法国不就是多风流韵事嘛。——要是英式、德式也不至于这样的结局。他正值中年，心未必不花，但也未必多花。不过既然佩戴了“地中海红帆”的法兰西徽章，他就不能不花，不花别人会说他那徽章是管人借的。于是寒光一闪，血花四溅。可怜他夫人怀孕5个月，也可怜那个男学生的贫苦父母省吃俭用，刚把孩子培养成人。这个悲剧的背后显然有崇洋文化的因素。

话说回来，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学术的洋奴化应该说稍稍好了点，原因比较简单——学者领到的人民币多了。国家发放的科研基金几千已经不叫钱了，动辄几万几十万，那都是亿万劳动者辛辛苦苦干出来的，用老话说就是“民脂民膏”。怎奈被贪心学者蜂拥而上、须臾而尽——胡诌一篇谁也看不懂、谁也不会看的《科学发展之我见》就骗去了西部好几家农民一年的收入！某单位的领导就对下面的学者推心置腹说：小钱（科研基金）你们自己去骗，大钱我帮你们（到财政部）去骗。这些年搞的科研基金，在多大程度上成就了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知识精英对人民资产的抢劫，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学术腐败如今已严重到了见惯不怪、没人拿它当回事的程度。由于学术的腐败，读书人越来越没读书人的样子，一个个看着像官场上的小秘书、市场里的小商贩。小时候，商店卖东西的见小孩子淘气就嚷嚷说：学生，学校是这么教你的么？那时社会对读书人的道德水准是有较高期待的。如今谁还把读书人当回事呢？他们也没把自己当回事，社会的化粪池里，他们不算最如鱼得水，但也够能扑腾的了。从历史上看，读书人怎么也都还算是社会中比较健康的力量，带着棺材上任，国亡自沉的可不尽是读书人么？相对于其他群体，读书人成天“上下古今”，本来最有可能超越自身经验和利益，最有可能截断恶的链条，打破堕落的循环，成为前面说过的、社会改良的启动基金。但今天，你看他们或一头扎当权者怀里，或歪坐在资本家腿上，或一人一夜、被俩主儿轮包。我真纳闷，他们怎么会腐朽得这么神速呢！

　十四、切勿去学香港“管家文化”

50年后人们再回头来看，中国今天学术思想的贫乏，包括文学，就会看得很清楚。这几十年中，中国压根就没人，没有像样的作家，没有像样的思想家。钱钟书，韩寒，算个什么？他们被吹成这样，其实没有任何像样的原创性东西，最多耍一点小聪明！中国的学术界、文化界在精神上跪着，怎么可能出现原创性的人物呢？原创是需要站着的。

我曾经听到一个笑话：哈贝马斯来了，大家争着谁先跟他握手，真没出息。所以我群发了一个邮件，问：哈贝马斯是谁？居然就有人蹿出来说：你太没学问了，你都不知道哈贝马斯是谁！｜奇…_…书^_^网｜他居然看不出我这个话的讽刺性。

跟哈贝马斯握一个手又有什么了不起？动不动“三哈”——哈耶克、哈维尔、哈贝马斯。把“三哈”敬成这样的一个知识阶层，怎么有自己原创的东西呢？

过几十年来看的话，我们的后代会为这个时代的思想贫乏感觉丢脸和耻辱：什么都没有！钱钟书写了《围城》《管锥篇》《谈艺录》，那算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一般般罢了，就被捧成这样。韩寒更不灵了，无非就是卖了一个80后的偏门。

关于制度对于思想原创性的影响，我曾想写一篇文章，叫做“香港的管家学术”。因为我跟香港人接触，有一个特别深刻的感觉，就是他们所谓的“学术”，95％是引用外国说法，外国甲怎么说，外国乙怎么说，外国丙怎么说，天干地支他们全用完了，还不够。然后自己的5％说一件什么意义都没有的事。可我们中国大陆还跟着学，还以为西方学术标准就是这样。咱们凭良心说，西方学术今天扯淡的也不少，可还不至于到香港这个程度，包括像拉美国家我也接触过，他们中的一些人毕竟还是一说就直接说问题，一说就说到关键。

为什么叫管家学术呢？我们知道香港教授工资非常高，在世界上应该属于数一数二的高工资，比美国教授工资高多了。我认为这是英国殖民的结果——英国深谙殖民之道，他们大概非常清楚，中国人非常敬重读书人，连写字的纸老百姓都会给你收起来，送到文庙去烧掉，所以把知识分子高薪养着，是深得民心的。但是有一条，你是奴仆，你有自己独立思想是不行的，我养着你，让你穿光鲜的衣服可以，但是不能想事。想事得英国人自己来，这个是主子干的活。主子想完了告诉你，你翻译成中国人能听懂的话。可实际上他们连翻译都没做好，中国人听不懂。我碰到一个官员从英国培训回来，说中国知识分子怎么把英国人挺明白的话都翻译成听不懂的。我说这就是叫故弄玄虚，其实他自己连很简单的道理都没弄明白，所以就故意云山雾罩地翻译出来，让你看不透他。

大陆跟着香港的路子走，有对西方盲目崇拜的原因，也有中国制度本身的原因。它跟英国殖民者的想法差不多，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悲剧。英国殖民者跟你不是一个民族，但是中国官员们跟我们本来是一个民族的人，实在不应该把大陆学术也搞成“管家学术”了。

香港“管家学术”本来是最糟糕的一种学术，现在大陆都学了这个。高校老师写的论文，99％全都是废话，什么意思都没有，生造了一堆不沾边的概念，然后把这些概念这么摆那么摆，绕来绕去，排列组合，就算是“论文”了。更可笑的是，一些画评家，辛辛苦苦品头论足，写完最后一字以后，回头一看，自己看不懂了。中国大学教授写出来的文章也会出现这种离奇的现象，写完以后自己也看不懂了，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因为本来啥也没想说，就是扯淡，骗钱！中国现在学术界掺假比三鹿厉害得多。网上说笑话，三鹿是往三聚氰胺里掺奶粉，其实当今中国的学术就是在三聚氰胺里面掺奶粉，到最后基本上没掺奶粉，就全是三聚氰胺了，直接拿三聚氰胺当奶粉卖了。

要说这个世界上，社会科学方面的大师应该出在中国，因为中国的社会变动是世界上最大的，它是个大舞台。所有大的戏剧，其实都在中国舞台上，集中在很短的时间内上演了。记得那次我骂丁学良：“中国经济学家可能很差劲，但是有一条，人家是实战打出来的，你丁学良算个什么东西啊，你打过实战吗？你说别人不合格，你没有资格。”那次我跟杨帆在博客中国说：“骂也得我们骂，你没有骂的资格，因为这是我们主子之间的事。主子可以骂主子，你一个管家骂主子，你懂什么啊？”

中国人在这100多年里打了多少仗，上演了多少大戏剧，西方、美国怎么可能跟中国比呢？但就是这帮所谓的“主流精英”，把我们对于本土的认识，都说成是没有价值的。这一点连余英时（虽然他自己的问题也很严重）都看不过去了，他说根据他自己的经验，中国人在西方能有点出息的，一定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说中国的话。

西方学术也有很差劲的，当然比“管家学术”强一点。我们还记得1996年有个“索卡尔事件”——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攒了一篇完全胡说八道、杜撰好多概念的伪论文，寄给一家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标题是“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想检验一下编辑们在学术上的诚实性，结果编辑还真给登了。登出来以后，这个年轻的物理学家哈哈大笑，说我玩你们呢，我这文章都是胡说八道，一点意义都没有，假的，你们说你们的学问是真的吗？你们有鉴别能力吗？知道哪个有意义，哪个没意义？

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如果有一个大目标要干大事，你会发现，这种扯淡的事我没工夫扯。我们要干实事，一是一，二是二，包括一些理工科学术腐败也会立即穿帮。比如2006年引起极大震动的汉芯造假事件。如果真的有一个大目标，做汉芯我不是为了报喜，而是按照目标一步步上，要量产，那一下就穿帮了。量产你总不可能拿美国的芯片来把字磨掉了吧？那成本也太高了。所以大目标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当真的设定一个大目标，这种扯淡，这种假冒伪劣，立马穿帮。

十五、火烧楼垮，又到了想象未来的时候

金融、保险、房地产的英文字头依次为F、I、RE，正巧凑个“火”字，于是便有了这外号似的“火烧经济”。“火烧经济”以其空手套白狼的泡沫秉性，这些年风风火火，把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烧得红红旺旺。但它最近一个跟头就出了事，出事的地点就在樊纲博士的所谓“彼岸”（见《南方周末》8月28日《还要多少年才能到达彼岸？》），也就是全世界无数船只，从梦想小纸船到树皮艇到龙舟，日夜漂流的目的地。彼岸五大投行垮塌的烟尘像巨大的黑旗冉冉升起。火烧业转眼化为火葬业，而且火势汹汹，扑向实体经济——美国、英国的汽车公司纷纷减产或停产。华尔街的墙上隐隐约约现出了数字，观者都说像“1—9—2—9”。

这场火究竟会烧多大、烧多久，当然只有他年回首时才可能历历在目。这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会像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或千禧年初的网络泡沫经济那样，一时乱云当头，继而风流云散，紫阳高照么？或许它标志或预告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将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么？难道世界历史真地峰回路转——资本主义刚说要终结它，就被它给终结了么？这是本次危机再加上近年来其他方面如能源形势、新兴经济体崛起所带来的地缘政治的变化等等，带给我们的悬念。最近正好要编一期杂志，便带着这个悬念囫囵浏览不少文章和帖子。至于读后感，可概括为“似曾之局、未定之天”八个字，也就是说，还看不出谁终结谁。但既然未来又说不定了，对未来想象便又可以开始了。

事情的直接起因在美国，在于美国的泡沫火烧经济，准确地说，在于这个经济跟实体经济的不正常关系。著名国际金融、投资专家麦加华（Marc　Faber）几个月前曾这样调侃这种关系：

联邦政府给每人600美元的退税。如果拿这笔钱去沃尔玛消费，钱归了中国；如果拿它买汽油，钱归了阿拉伯；如果买电脑，钱归了印度；如果买水果蔬菜，钱归了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墨西哥；如果买好车，钱归了德国；如果买些莫名其妙的破烂，钱归了台湾。这钱怎么花也不归美国经济。把钱花在美利坚土地上的唯一办法，就是喝啤酒嫖妓女。只有这两样产品属于美国制造。我可是从我做起。

说美国人不事生产自然是夸张了。美国人也生产，但他们生产的跟收获的实在不成比例。成千上万人没挣出那么多钱，却要住那么大房。解决这个矛盾、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理想本来有正当的财富再分配途径——政府和富人有钱出钱，有房出房就是了。但他们选择了歪门邪道，通过打包再打包、担保再担保，以眼花缭乱的组合，什么ABCP、ABX、CBO、CDO、CDS、CLO、CMBS、CPDO、MBS、SIV（按姓氏笔画为序），把白条炒成金条，向看花了眼的全世界兜售——因为利太大，发行这些玩意的公司也都忙着收购。这就是“金融工具”“金融创新”之类的本义，跟我手机里经常收到的来自“李先生”的办理什么“发票转账业务”的短信其实意思差不太多。马克思早说过，资本主义隔一阵就要发一回金融狂想症，也就是不干活干赚钱，赚大钱。

关于这次金融危机本身，上海证券公司研究员陆一的《美国政府：为重建制度信用“改写资本主义”》解释概念，讲述过程，分析性质，一五一十，明白平静，显见的行家里手。陆先生我读他的简历居然是中文系出身，中国社会近几十年河东河西，变化之剧，把不少人送到谁也想不到的地方，这又题外的慨叹了。新左派学者韩德强几个月前的演讲《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及成因、趋势》从更宏观一些的角度对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向金融危机的有机演化做了生动、风趣的讲述。作者十年前在对萨缪尔森经济学的研究中便预报了2010年前后的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德强从前喊狼来了都是在高音区，这回狼终于来了，他在音量、音高上反倒相当克制，则为知人阅世，添一则有趣的材料。

我想世人未必看不出火烧经济所包含的赌博诈骗性质，只是他们不太敢于做出评价。没准人家代表了最“先进生产力”呢？前不久中国的精英还在各个饭局上聊什么“国外一流人才干啥？干金融！”钦佩之色让人想起不安心三农的阿Q说起城里小乌龟能“把麻将叉得精熟”。民族主义经济学家王小东的那篇《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但绝不仅仅是华尔街》称得上明心见性，这也是他一贯的文风。王文有一个重要观点：这类赌博诈骗经济是一个国家下行而绝非上升的标志，因此，青春年少的现代中国应该向实实在在的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求发展，没必要跟着八卦师傅走太极步、奔沟里去。像韩、王这样被主流经济学边缘化的学者，他们所致力的向公众把事实说明白的事业在中国特别可贵，因为如今上档次一点的打家劫舍都经过“专业”“学术”的化妆，人家抢了你还笑你不懂。

比起中国的“精英”，美国的精英倒更像精英。火烧经济怎么回事，他们不但心知肚明，而且还居安思危。赫德森与詹森的对谈《火烧经济要火熄》就说了这么一段话：

美国的战略家们已经讨论了大约30年：其他国家是否会而且啥时候会起来反对美国白坐车【即通过现行金融体制不干活干赚钱——纪苏注】。可我们无法预料他们什么时候会这么做，他们真做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所以我们只能该怎么干就怎么干，直到遇到反抗。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遇到什么反抗。美国有各种各样的应急预案，但其他国家似乎没有什么明确的预案。他们只是被动反应，而不是积极主创。

拉玛·巴苏德范的《金融·帝国主义·美元霸权》对于成全美国无票乘车而且一路畅通的美元霸权体制做了一番历史回顾。至于这个体制的所造成的现实后果，作者说：

今天，约66％的外汇储备是美元储备，约25％的外汇储备是欧元储备。美元的持有人被牢牢地钉死在现在的位子上，因为美元抛售将导致美元币值急剧下跌，他们手里握有的美元价值会缩水。

这话说白了就是，世界不单要供寄生虫好吃好喝，还得跟寄生虫同生共死。这种岂有此理的世道虽然可以捆住“利益攸关方”的手脚，却捆不住人们对更合理更公正的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的想象。美籍华人廖子光先生最近回国忙得不亦乐乎，我听过他的演讲，在友人家向他提过问，还在网上读到他领衔的致世界领袖的公开信，他就呼吁大家一起想象美元霸权的终结。

对未来的想象依赖于现实的苦难，二者是泉与涌的关系：苦难多深，喷涌就多高。社会主义应该说是近代以来对未来的一次最大想象，它生于不公、长于不平，蔚然大兴于二十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