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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高兴-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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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氏“跑跑自由”属于欧洲近代主张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的大潮流，站在一个纯粹“自然人”的立场，没有多少可指责的地方，很多西方理论大师，很多年以前就主张过，不算新鲜。但是，这一个人自由观念产生的背景是欧洲中世纪宗教道德严厉管制后的道德幻灭，因此，这个自由观念就有点特殊。欧洲中世纪在上帝的名义下，对人们的世俗生活制定了很多道德规范的约束，例如，性生活只能为了繁殖后代，不能为了享乐，因此，夫妻之间性生活，连衣服都不能全脱，诸如此类的很多。可以说，在欧洲中世纪，有一个极为严厉的道德权威，或者说，存在一个很不以人为本的普世道德。欧洲近代史上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开始，出现的各种关于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的理论，都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由于极为严厉的宗教道德权威的存在，因此，反对这一道德权威的自由主义不免也用力过大。通俗点说，宗教道德权威加上社会等级制度对个人自由控制得太严，自由主义的反抗也就超级强大，出于矫枉过正、物极必反的规律，反抗中世纪道德权威的个人自由，在很多方面确实是走得太远了。在需要革命、需要变革的年代，以极端对付极端，是一个常见的规律。因此，由于欧洲中世纪道德权威过于严厉，自由主义的极端反弹就变成不要任何道德约束的“自然人”的天然自由。范跑跑的自由，无疑是接受了那个时间点上的自由，从曲线的角度说，就是道德最低点，自由最高点。
但是，身处现代的范跑跑，接受欧洲几百年前的自由观，明显是落伍了，没有跟上祖师爷前进的脚步。一个社会总是需要道德的，几百年前的自由观，经过几百年的自由实践，造成很多不良的社会现象，因此，在西方祖师爷那里，对于老式自由已经有了很多反思和具体矫正。这也是范跑跑的自由，被某些自由主义者批判，说他是玷污自由的原因。因为，几百年后的新式自由，与几百年前的老式自由确实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公共道德对个人自由的限制。老式绝对自由年代里的很多自由，渐渐重新被道德约束，例如，性行为在家里可以很自由，但是，在公共场合则不能很自由。上个世纪60年代，随着嬉皮士在欧美的蔓延，公共场合的性行为差一点变成普遍化的习俗，最终还是被打压下去。现在，虽然在一些天体营、裸体海滩，还残存着一些公共场合性自由的痕迹，但毕竟要受到相当的限制。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公共道德制约了公共领域的自由，但是，在隐私权的名义下，个人领域的自由限度还是很开放的。现在不会有人要求男女私下性行为的时候，像欧洲中世纪一样，不能脱光衣服了。因此，经过几百年的时间，老式自由经过变化，现在与新式道德产生了一种平衡。在曲线上说，自由降低了，道德提升了，有一个互相的让步。范跑跑的第一个失误在于，没有很清楚地看清老式自由已经不时髦了。
第二，职业道德对个人自由的限制。经过几百年老式自由的实践之后，人们发现，光是用公共道德限制个人自由还不够，公共道德只能在公共场合有用，在很多非公众的职业场合，个人的自由也需要限制。其实，职业道德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古希腊时期，希波克拉底的“誓言”，可以算作最早成熟的职业道德。然而，由于中世纪宗教所规定的普世道德非常强大，因此，在那个年代，职业道德往往混在普世道德之中，没有凸显出来。现代社会的职业分工比古代要多，职业道德的规定和约束，在公共道德弱化的情况下，地位越来越高。范跑跑的第二个失误就在于他忽视了祖师爷们已经提升了职业道德的新动向。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范跑跑被批判的原因，一是把几百年前老式的个人自由，放大到现代公共社会加以推销；二是在需要职业道德的地方，依然傻乎乎地宣扬老掉牙的骨灰级“自由”。所以，范跑跑在自由观上，真的没有与时俱进，没有跟上祖师爷的前进步伐，也许是信息不灵、眼界不广的原因。那么，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赞同范跑跑，甚至还拼命维护范跑跑的权利呢？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者，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对于中国历史产生了普遍的误读。这也许是故意的，也许是无意的。
看看100年前，甚至到今天，对于中国古代道德堕落、道德虚伪、道德腐败的种种批判，几乎没有一样不是欧洲历史上批判宗教道德权威时，使用过的情绪，使用过的比喻，使用过的言辞，使用过的角度。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近百年来，批判传统道德的自由主义完全照搬了西方批判宗教道德权威的思路和手段。他们实际上把中国古代的道德传统等同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道德权威了。在今天看来，如果说欧洲老式自由主义是用锤子在砸房子，中国的自由主义就是用同一把锤子在砸鸡蛋。他们没有区分，中国的道德系统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道德权威是有很大不同的。例如，欧洲有处于社会最上层僧侣等级，中国没有这些享受特权的职业道德家阶层；欧洲的等级制度非常僵硬，中国的等级制度比他们柔性得多，等等。
简单来说，中国古代的道德系统没有欧洲的宗教道德那么严厉，没有那么非人性，因此，如果说欧洲几百年前的老式自由把宗教道德打得半死不活，那么，这把破坏性过于巨大的武器，则将中国的道德毁灭到奄奄一息的地步。但是，这种毁灭道德的行为并没有让中国人真正获得自由，也就很难让中国人通过实践，对于这种老式的西方自由获得应有的反思。更为奇特的是，上个世纪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居然还借用了欧洲宗教道德权威的方式，对个人自由实行了严厉的打击。造成的结果是中国几乎处于既缺乏道德，也缺乏自由的状况。身处这种状况的范跑跑们，便很短视地重新祭出几百年前欧洲祖师爷的老掉牙武器，试图解救中国同胞于水火之中。这就是有一些人支持范跑跑的原因。
因此，如果站在向西方学习的立场，范跑跑也应该学点新的，不应该只学老掉牙的，在地震这种场合，他更应该显示职业道德，而非几百年前的老式自由，所以他错了；如果站在发扬传统的立场，范跑跑只强调个人权利，放弃道德的行为，让本来已经很短缺的道德，在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场合严重缺席，所以他也错了；如果站在中西结合，取长补短的立场，范跑跑更是两头不沾边，两边不讨好。
不管怎么说，从总体上看，中国社会现在的道德力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范跑跑们要向西方学习，这不算错，但是，应该针对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学习并应用一些真正有用的东西。生搬硬套别人的理论，别人自己都意识到错了，已经在改正、弥补了，范跑跑们的眼光还那么短浅，别说中国人要批评，恐怕西方老师们也不会赞赏吧。
再说，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摆脱文化、社会的“自然人”，因此，所谓“自然人”的权利，最多只能做一个参考，不能做标准。从没有社会关系、没有文化背景的“自然人”，推导出理论上的天然权利，很多时候，与动物的本能差不多。比方说，地震之类灾难发生时，动物一般都四散逃开，拿什么道德教育它都没有用。当宗教道德权威把人变成木偶的时候，用人的动物性，撒娇式的、恶作剧式的反抗，确实还有点意义。但是，在一个正常人的社会里，这种动物性还是少一点好。
十三、这个时代的学术腐朽
如此离谱的学术进口商
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思想界出了梁启超、梁漱溟、郭沫若、吕思勉、潘光旦、钱穆、陈寅恪、费孝通这些杰出人物，他们都学有根基，富于真知灼见，能成一家之言。新中国时期，学术思想的确出了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本来是有强大解释力的，可一旦成为教条，反倒束缚了我们对社会的认识。
这30年，学术界按说够热闹的了，以中国社会100多年来的九曲九折的巨变，社会神经感受到的刺激应该是够强烈了，学术思想的原动力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为什么看不到多少有原创力的东西呢？当然，回到世界体系内，跟着英美重新当学徒，这是一个比较根本性的原因。既然当学徒，就没有自己的东西，东西都是师傅的。其实这个问题在毛泽东时代也存在，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中国的，那时中国不过是跟着西方另一位师傅当学徒而已。所以从大的历史视野来看，只有到中国完成了现代化的重生再造，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让师傅离休下岗，中国的学术文化才可能真正出现大的气象。
但话也得从另一头说，人文社科跟自然科学还不一样，它具有很强的地方性、民族性，其普适的程度要远远低于后者。你跟外面的师傅学是能学到一些东西，解决共性的问题，但完全属于你自己的那部分，你是没有师傅的，你只能把自己当师傅。1840年这一跤，中国真是摔蒙了，天旋地转，看谁都像师傅。本来“中体西用”放人文社科这块比放哪儿都合适，晚清民初这批读书人，从小读的四书五经史记汉书，他就是想全盘西化，把中国这个“体”当狗扔了它也要自己找回来，鲁迅就是例子。青年学子对他说，你对旧东西掌握得那么圆熟，我们觉得你真棒！鲁迅说，这是哪儿跟哪儿呀，那些东西我不是想扔扔不掉嘛！当时就是想扔，连着中医、中国戏、中国字什么都扔，但这些东西哪儿那么容易扔掉的？所以到后来又提“民族化”“民族气派”，提“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按说顺着这个路子是可以走出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的，你想那会儿帝、修、反都不要，可不只剩自己了么？但到末了连自己也没剩下——“文革”时期没有学术，因为不要的东西太多了，营养严重缺乏，把自己整得骨瘦如柴，一切都谈不上了。
八九十年代的这拨知识精英由于生在封、资、修被通通取缔的年代，四书五经还真没读过，读的净是《半夜鸡叫》，他就是想中体西用也无从下手，更何况他们再也不想中体西用了。我有个朋友上世纪70年代末在北大历史系读书，他说：这四年什么都没读，娘的光读外语了——还没读出来！他的情况当然极端了一点，但也挺有代表性。就举外语为例吧。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会七八国外语的在大众眼里也就是“挺神乎”一主儿罢了，跟我们看人用脚穿针引线的感觉应该差不太多，会让我们佩服，但不会让我们自卑。前面说到钱钟书从80年代的学术界热到90年代的全社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会好多种外语。我想中国也有会好多种地方方言的人，但就没有流传出来成为佳话。其实就是会斯瓦希里语、越南老挝语，甚至俄语、西班牙语也没什么用，还是得人均GDP高的那些国家的语言。从这里我们看到当时那种社会心理、学术风气的经济基础，简单说，就是美元跟人民币1∶8的比率。我们再说第三个原因：干西学批发商、零售商、广告商、运输队致富快。80年代出国，省一顿饭就能带回件小玩意，小玩意别看个头不大影响很大，往家里一摆，女同学见了就很可能就变成女朋友。当时经常听到，有学者出国为了多带些小玩意回来，顿顿方便面，由于营养跟不上，回国下飞机都是抬下来的。学者们去西天取经，取回美元马克和大好前程，被鲜花绕着，聚光灯照着，媒婆堵着，飘飘忽忽，哪儿还记得什么“中体西用”啊，他只恨自己这“体”生得不对，不幸生在了黄河两岸，只能站在黄土高坡上临风做自我批评，说黄土地上的体制不好，文化不好，人种不好，历史不好，地形地貌全都不好。都不好，怎么办呢？一些有宏伟政治抱负的说，那就让我们把东土改造成西天吧。另一些人说，那得猴年马月了，咱还争取直接移民西天得了。他们在争取移民的过程中发现，西天千好万好就是使馆签证处不好——不是所有人都给签。
时代尴尬：接轨接出了鬼
不让签也没关系，他们照样跟西方接轨。因为摸着黑接，有时会接出妙趣横生的结果来。随便举个例子，我原来干《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的活儿，有回碰到一篇稿子，谈的是中国文学，里面有这么个词儿“世界新质生存母体关怀倾向”，一看头就大了。我找到作者说：这要译成英文，估计你也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你能不能把原文告诉我？他说：我也是抄来的，不知道原文怎么说。我说：那你就用家常话给我解释一下。他说：你就自己解释了吧。我说：是新生活么？他说：没错，没错，就那个意思。作者其实挺朴实的真是个好人，根本不是咋咋呼呼的新新人类，而且40来岁，本来是能好好说话的，但他说现在学术界就吃这套——显然也是被逼无奈。这路东西，90年代以来在史学理论和文艺批评中比比皆是。我有回浏览杂志看到什么“A层面上的D线效应”“B层面上的F线效应”，还以为是说二极管什么的呢，其实说的是中国话剧。学者们走到这一步还真不是学习西方，而是冒充西方了，因为西方好像也没到这地步。北京开的那家连锁店“加州牛肉面大王”，总部据说在加利福尼亚，历史据说有一两百年。有爱吃这面的去加州想尝回正宗，一打听根本没这么个店。前些时香港有位大陆出去在国外绕了一圈绕到那儿的政治学者丁学良教授，他批评中国的经济学家够国际学术水准（也就是在国外什么杂志上发表了多少文章）的不过五人，当时引起轩然大波，于是我对这个人便有了印象。有次等车买了张小报，上面正好有篇文章介绍他是中国“能品洋葡萄酒”的第一人。后来我又看到一篇报道，讲他从安徽山沟到社科院马列所，再到哈佛大学的成功攀登之路，也真是个人奋斗的一个小典范啊！他填出生日期只能填出年和月来，因为家里当年穷得买不起日历，父母只记得他呱呱落地、嗷嗷待哺的那段日子大雨倾盆，估计是盛夏。最近，我转到他的博客上浏览了一下，见他写的文章也跟《管锥篇》似的净是括号加外文，再一看那外文净是power、freedom、people之类，都是吓唬安徽失学农民兄弟的。本来从底层向上奋斗，特别值得大家的理解和同情，因为它体现了一种公平的精神，也给社会带来生机和活力。但像这样把自己奋斗成一个蹩脚的“高等华人”，就不太有意思了，而这种情况在今天的学者群体中，可不能说是少数现象。由这帮“睡觉打领带”的学人出任教授、博导、学科带头人，你又怎么能指望中国很快能出现有原创力、有“自由之精神”、符合中国实际、能够指导中国发展的学术文化呢？
前一段时间，中国政法大学一个男老师被男学生当堂砍死，原因据说是因为一名女学生。这件事情的始末原委还不完全清楚，但从网上报上披露的消息也能看出大概来。这位老师40多岁，来自湖北乡下，在法国留学多年，自觉血管里流的已经是“法兰西血液”，要以红格子裤的另类穿戴，把自己打造成大学校园的一道浪漫风景。这还不够，他还给女学生们写“徐志摩体”诗歌，还在课堂上跟学生夸耀自己法文比中文强，还在家里举办法国葡萄酒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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