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人生智慧书-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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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件事的运作都有其自身的规则，按规矩做事，是使事情正常进行下去的必要保证，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言：“围棋有围棋的规矩，象棋有象棋的规矩。人若下围棋，即须照着下围棋的规矩；人若下象棋，即须照着下象棋的规矩。”游戏尚且有规矩，何况现实的生活。

当今的企业和团队里，领导者也必须制定出明确的管理标准，并在团队中广泛实行，才能维护自己权威，使团队不至于陷入混乱、逐渐涣散，最终成为一盘散沙。

韩小姐原不是业务部最优秀的职员，却被意外地任命为业务部经理。这本是件高兴的事情，可她却很矛盾，因为业务部里有一个大姐大级的人物丽。丽一直是这个部门里业绩最好的员工，但由于个性太过于张扬、口无遮拦，大家都不喜欢她。虽然如此，可韩小姐却一直很敬佩她。

任命通知下来那天，丽的脸色很难看，但也没说什么。为了以后融洽相处，韩小姐就请丽一起吃晚饭，表示要向她学习，希望她能多多支持。丽倒也没说什么，只说大家都是好姐妹，以后要互相帮助。谁知此后她却经常在众人面前挑剔韩小姐的不是，还违反规定休假，有什么事也不和韩小姐通报，自作主张。季度总结的时候，她竟然越级向高一级领导汇报工作计划和工作业绩。韩小姐在朋友的建议下决定不再忍让，便借故狠狠批评了丽几次，又到上司那里汇报了丽的种种不是。于是上司也在会上点名批评了丽几次。丽终于驯服了。

可见，制定一个严谨的规则，并且有效地维护这个规则，才能保证一切正常有序地进行。从国家到团队，再从团队到个人，都需要这样一个规矩。然而，规矩毕竟是用来限制某些东西的，必定不能处处顺遂人意，就像冯老所说：“但亦不是人愿意下什么棋，即可下什么棋。他必须有围棋的棋子棋盘，始可下围棋；他必须有象棋的棋子棋盘，始可下象棋。”

当无法改变既定的合理的规矩时，我们唯有将规矩视为一个容器，将自己视为水，以调整自己的状态，在适应规矩的同时还能发挥自己的力量。

有一个人在社会上总是不得志，在别人的推荐下，他找到一位得道大师，倾吐自己的烦恼。大师沉思了一会儿，舀起一瓢水，说：“这水是什么形状？”这人摇头：“水哪有形状呢？”大师不答，只是把水倒入一只杯子，这人恍然，道：“我知道了，水的形状像杯子。”大师无语，轻轻地拿起花瓶，把水倒入其中，这人又道：“哦，难道说这水的形状像花瓶？”大师摇头，轻轻提起花瓶，把水倒入一个盛满土的盆中。水很快就渗入土中，消失不见了。这时，大师俯身抓起一把泥土，叹道：“看，水就这么消逝了，这就是人的一生。”

那个人沉思良久，忽然高兴地说：“我知道了，您是想告诉我，社会就像有规则的容器，人应该像水一样，在什么容器之中就像什么形状。而且，人还极可能在一个规则的容器中消失，就像水一样，消失得迅速、突然，而且一切都无法改变。”

“是这样。”大师微笑着说：“又不是这样！”说毕，大师出门，这人随后。在屋檐下，大师用手在青石板的台阶上摸了一会儿。这人把手指伸向大师手指所触之地，有一个深深的凹口。大师说：“下雨天，雨水就会从屋檐落下。你看，这个凹处就是雨水落下的结果。”此人大悟：“我明白了，人可能被装入规则的容器，但又可以像这小小的雨滴，改变这坚硬的青石板，直到容器破坏。”大师点头：“对，这个窝会变成一个洞。”

人生当如水般，随规矩而变；亦当如水般，为坚持而潜移默化地改变外界的环境。规矩，是一个准则，让人生更加辉煌的准则，但我们无需深陷其中，因为有时我们也拥有改变它的力量。

孑然独立，就是合理的幸福

独立自足的生活，即是合理的幸福。

——《三松堂自序》“20年代”

曾经年幼的我们，必须在父母的帮助下，才能蹒跚行走；必须有父母的照看，才会衣食无忧；必须有父母的建议，才知如何面对外界的人事物。我们就这样，在父母的注视下，一天天地长大了。突然有一天，我们开始想要自己做决定，为自己想做的事、为自己将来的人生、为自己面对世界的方式。父母说我们长大了，于我们而言，则是希望有属于自己独立生活的开始。

不可否认，在父母庇佑之下的生活是幸福的，然而，一个真正成熟的人，幸福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独立自主。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独立自足的生活，即是合理的幸福。”

在独立自主这一点上，冯友兰先生无疑是成功的。自幼时起，他的生活主要由母亲吴夫人照顾，思想开明的吴夫人从来没有过多地干预他的生活。无论是在国内任职，还是到国外游历，吴夫人都让冯友兰先生自己做决定。冯友兰先生的哲学之路，是他自己的选择，是他自己走出来的，这便是独立自主中蕴含的幸福。

人生是属于自己的，应该沿着自己设定的道路去前进，走出属于自己的路，独立自主地完成人生的乐章。这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生存智慧，即便是养育我们的父母，也不能剥夺我们的这种权利，让我们按照他们画好的轨迹前行。身为父母，更应做的，是让孩子从小就培养独立自主的品行。

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父亲从小就注意对儿子独立性格的培养。有一次他赶着马车带儿子出去游玩。在一个拐弯处，因为马车速度很快，猛地把小肯尼迪甩了出去。当马车停住时，儿子以为父亲会下来把他扶起来，但父亲却坐在车上悠闲地掏出烟吸起来。

儿子叫道：“爸爸，快来扶我。”

“你摔疼了吗？”

“是的，我自己感觉已站不起来了。”儿子带着哭腔说。

“那也要坚持站起来，重新爬上马车。”

儿子挣扎着自己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走近马车，艰难地爬了上来。

父亲摇动着鞭子问：“你知道为什么让你这么做吗？”

儿子摇了摇头。

父亲接着说：“人生就是这样，跌倒、爬起来、奔跑，再跌倒、再爬起来、再奔跑。在任何时候都要全靠自己，没人会去扶你的。”

从那时起，父亲就更加注重对儿子的培养，经常带他参加一些大的社交活动，教他如何向客人打招呼、道别，与不同身份的客人应该怎样交谈，如何展示自己的精神风貌、气质和风度，如何坚定自己的信仰，等等。有人问他：“你每天要做的事情那么多，怎么有耐心教孩子做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谁料约翰·肯尼迪的父亲一语惊人：“我是在训练他做总统。”

每个人都曾经历过被父母宠爱的岁月，心中总是会留下些依赖的影子。就是这种依赖他人来保障自己的心理，会成为人生中最大的危险。当准备赤膊努力一番时，它会对你说：“不用了，你根本不需要。看看，这么多的金钱，这么多好玩、好吃的东西，你享受都来不及呢……”这些话，足以抹杀一个人意欲前进的雄心和勇气，阻止一个人利用自身的资本去换取成功的快乐，让你日复一日原地踏步，止水一般停滞不前，以至于你到了垂暮之年，终日为一生无为悔恨不已。

如果不想人生就在依赖别人的日子里，浑浑噩噩地过，那就赶快抛开身边的“拐杖”，站立起来，亲自去迎接世间风雨的考验。雨果曾经写道：“我宁愿靠自己的力量打开我的前途，而不愿求有力者的垂青。”只要一个人是活着的，他的前途就永远取决于自己，成功与失败，都只系于他自己身上。

“天助自助者”，没有谁能永远做你的救星，除了你自己。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出风雨、迈过荆棘，自会有一片碧水长空在前方等着你。

生命能被消灭，不能被打败

学哲学的人应该有这样的智慧，不能轻易地自杀。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研究中国哲学时“可超不可越的人物”，他的学术贡献得到了近乎是一致的认同。但在他的身后，还有各种不同的声音传出，有些人在质疑他的行为、有些人在质疑他的信仰，甚至有些人在质疑他的生命。

在新中国成立后那段被激情充斥的时代，冯友兰先生也和其他许多的文人学者一样，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折磨，那是精神与肉体的双重伤害。七十多岁的老人，拖着病得的身体，在年轻人的呼喊声中一次次地低下了头。甚至在他刚做完手术，挂着的瓶子还没来得及摘掉时，就得站到人群面前，承受痛苦。

这样的痛，很多人都曾经历过，在那种无端和无形的压力之下，不少人被逼自杀了，但冯友兰先生选择苦苦地支撑。他含垢忍辱地活了下来。于是，人们的质疑声出现了，他为什么没有自杀。是不是非要逼得每个人都“自绝于人民”才算坚守了自己的人格与尊严呢？当然不是。熬过那段艰难岁月的冯老，不仅保全了自己的性命，也留住了学问，为后人留下了非常珍贵的东西。

面对这段不堪回首的过往，冯老曾对他的入室弟子们说：学哲学的人应该有这样的智慧，不能轻易自杀。其实，不单是学哲学的人，所有的人都应珍视自己的生命。人生之中，不如意之事时有发生，用死来解决问题无疑不是明智之举。

以创作中篇小说《老人与海》荣获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著名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生活中充满了紧张与压力，他的内心经受着剧烈的痛苦而复杂纷呈的变化。他企图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逃避和摆脱沮丧的情绪，如不停歇地旅行冒险，寻求各种刺激性生活等。他在身体上企求生存，而在心理上却渴望死亡。小说《老人与海》的主人公在海上与鲨鱼搏斗的经历与内心活动，恰如其分地诠释了海明威的这一矛盾心理。

打鱼老头儿连续84天出海，却一条鱼也没有捕到。第85天出海，他经历了三天两夜的搏斗之后，终于捕到一条巨大肥硕的大马林鱼，不料归途中竟遭到了鲨鱼的猛烈袭击。为不使马林鱼被鲨鱼吃掉，老人奋力还击，凭着超人的勇气和力量，一次次把凶残的鲨鱼击退，但最终船上的马林鱼还是只剩下一副骨架了。

尽管老人失败了，但“你尽可能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这句老人的内心独白，简直就是海明威人生的写照。作家诺曼·迈勒鲁曾入木三分地剖析道：“海明威这种漂泊不定的生活之真正的根源，是他的一生都在跟沮丧、恐惧和自杀的念头作斗争。他的内心世界犹如一场噩梦。他的夜晚是在同死神的搏斗中度过的。”

为了挣脱焦虑与沮丧的罗网，海明威从女人与烈酒那里寻求刺激。他跟许多女人有过关系，结过许多次婚，搬过很多次家；饮酒从红葡萄酒到威士忌，最后到伏特加，仍然无济于事。他像只被凶恶老雕穷追不舍的猎物，被追得走投无路、无处藏匿。在1961年夏天的一天，海明威终因沮丧的困扰而用子弹结束了其顽强拼搏的一生。海明威未能如他作品中所说的那样被“消灭”，而是被“打败”了，被沮丧打败了。

用死亡来回敬生命，无疑是世间最大的刑罚与罪过。真正勇敢的人，会去承担生命中的灾祸，而不是用死亡来逃避。因为他们明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只要不放弃生命，希望终究会出现，生命也就一定会有转机。

笑对暴风雨，自在逍遥游

有生之年，冯友兰先生曾面对无尽的非议，但他始终笑着应对，从无半点愠色。人生夷然至此，自然逍遥无边。他崇尚魏晋名士的风流，认为那是一种人格之美；他颇具美学的眼光，随时发现生活中的点滴之美；他纯粹、平淡过人生，活得诗意且神圣；他以至真之精神处世，即便坠落仍能升起……

风流，另一种人格美

风流是一种所谓人格美。

——《理想人生》“论风流”

“风流”在古文中的含义不同于今文，它是一种非常人所能及的魅力，拥有这样气度的人一定是文采飞扬、儒雅、洒脱的。有句话说是“真名士自风流”，名士一词常常与风流连在一起。提到名士就不得不提到魏晋名士，他们中有很多人可以说就是“风流”的注解。其中非常有代表的一位是竹林七贤中的嵇康。

嵇康是三国时著名的文学家、音乐家、思想家，一生虽然只有不到40岁的生命，但是其贡献卓越。嵇康一生信奉老庄哲学，崇尚自由、自然的生活，反对司马昭的统治，因此得罪了不少小人。司马昭身边有一个心腹名字叫钟会，他一心想结交嵇康，因为嵇康在社会上非常有影响力，世人都以结交他为荣。然而钟会之流的人物嵇康又怎会放在眼里？他与他们根本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因此嵇康对钟会很冷淡。钟会将此仇“铭刻在心”，一心想找个机会报复嵇康。恰好嵇康的好友吕安被其兄诬蔑“不孝”，钟会见时机成熟便向司马昭进谗，劝其诛杀嵇康。

司马昭最终同意了钟会的意见，下令将嵇康处以死刑。消息传来，全国有三千太学生请愿，让司马昭赦免嵇康，并愿意做嵇康的学生。这样的请愿只会让统治者更加恐慌，因为他们设想嵇康如此得人心。嵇康并没有吓得神色慌张，在临刑之前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来一把古琴，他要最后一次弹奏《广陵散》。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没有为自己的命运而叹惜，而是遗憾《广陵散》的失传！

这是一种怎样的处变不惊，怎样的风流态度！冯友兰先生也对这种从容、潇洒的情态情有独钟，他在自己的随笔中专门写下了《论风流》的文章，并得出“风流是一种所谓人格美”的观点。他所关注的“风流”的对象，就是《世说新语》中所记载的魏晋真名士。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了构成真风流的四个条件：玄心、洞见、妙赏和深情。

玄心就是一种超脱感，豪华落尽见真纯，得之坦然、失之淡然；洞见就是微言大义，寥寥数语，尽得风流；妙赏就是对于美的深切感觉，于平凡的事物上发现美感，在日常生活中寻得无限乐趣；深情就是这些人有着柔软的内心，易悲易喜，自然地流露于外在的行为。

依此四点来评判，冯友兰先生认为，魏晋之士中尤以陶渊明的境界最高，单是那首《饮酒》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便能表现出其最大的风流了。

当然，风流名士并非仅魏晋之时有，宋儒中也有不少于名教中求乐地的风流之士。邵康节便是当时人称的“风流人豪”，但在冯友兰先生看来，他并不能算真风流，一句“真乐攻心不奈何”，泄露了他的真心，其中故意表示其乐的色彩，使其失去了风流中必备的玄心，稍显做作。

反倒是程明道更胜一筹，无论是“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还是“年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尽显风流情态。

众多的风流之士，或许未能全都满足冯老提出的四个条件，但其从容的风度与洒脱的气魄，无疑都能够得上风流的资格。而风流中所体现的人格美，和其他形式的美一样，存在着很大“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成分，它与相貌的俊美与否无关，与身形的修长与否亦无关，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