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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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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苁�140％斯建、改建、扩建工程同时上马，造成一方面资金、物资极度紧张，一方面质量低劣、浪费严重。进程过快过急集中表现在：许多项目未进行资源、环境、产品的调查和论证定型，而且匆忙动工，提倡边设计、边施工、边投产的三边经验，造成了无法持续发展的严重后果，一部分工程只好中途下马，还有些则长期不能投产，带来了经济损失。
阎放鸣提供的数字表明，从1966－1978年，基本建设中损失、浪费及不能及时发挥经济效益的资金达300多亿元，占同期国家用于三线建设投资的18％以上。赵德馨提供的数字表明，按建国后17年百元基本建设新增国民收入的水平计算，年因基本建设效益下降减少国民收入53343亿元。
2。在布局方面，过分强调靠山、分散、隐蔽（进洞）战备需要，忽视现代化和长期生产要求，留下严重后患。
三线建设的宏观均衡布局战略是正确的，问题出在具体布局选址上，这是三线建设备受指责的一个主要方面。按靠山、分散、进洞的原则，许多现代化工业企业远离城市分散建设在山沟和洞穴里，造成交通运输、生产管理、配套协作十分不便。如陕西汉中012基地，下属28个单位分布在3000多平方公里的两个地区7个县，萁中一个企业的生活区分散在6个自然村中。整个陕西省三线建设中的428个项目，有368个分散建设在48个县里。战备形势缓和以后，这些企事业由于远离当地的经济中心地区孤立存在，虽然也给当地的社会经济带来了新的面貌，但不能起到在更大经济区域拉动一片、辐射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少甚至得不到相关经济条件（如原料、能源、人力资源、信息、市场）的支持，自身难以存在。从六五至八五计划时期进行的三线地区调整改造，多数是以这些企业搬迁脱险为对象的。
以电力工业为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三线建设中，在全国选了32个火力发电厂，总装机容量5434万千瓦，按照进洞要求建设。结果造成了数亿元的损失，普遍推迟了机组投产时间，加剧了缺电局面，并且留下了许多复杂的技术问题和生产运行上长期的困难。有的工程地质条件恶劣，洞内潮湿，设备腐蚀严重；有的变电站设备拥挤在一个大坑内，发生事故全部被烧毁；有的片面强调分散，造成重复建设，增大投资和负荷。如贵州给每个分散的厂矿都要建一个变电站，共计有26个35千伏变电站建在交通不便的山沟、岩洞内。
尽管如此，三线建设的成绩仍然是主要的，特别是从今天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协调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来着，为我们提供了奠定保障基础的功用。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当年的三线建设给予了高度评价。1991年4月22日，江泽民总书记来到四川，视察了三线建设重点项目攀枝花钢铁公司、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德阳第二重型机器厂、西南物理研究院后说：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特别是海湾战争之后，我们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应当有进一步的认识。
总体来说，毛泽东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1991年1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在三线工作会议上也指出：
三线建设总的部署、布局和原则是正确的，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从当前来看，特别是从海湾战争爆发后来看，都证明我们过去建设三线是对的，不能后悔。
二、农业学大寨运动与社队企业、地方五小工业的崛起
三五、四五计划时期，农业投资在全国农、轻、重投资比重中，三五计划占37％四五计划占4％，都大大低于1963至1965年的76％。农业的发展问题，在计划中的重要性始终让位于战备。尽管如此，由于大跃进后的惨痛教训，农业也始终作为一个严重问题存在而被强调着。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思路。
第一种是通过狠抓阶级斗争和人的思想革命化来促进衣业生产的主体思路，主要表现为农业学大寨运动。第二种是在农业学大寨的主体思路框架下，努力适应实践和群众需要，尽可能地纠正极左错误的务实思路，主要表现为周恩来、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进行的落实农业政策的种种整顿活动。第三种是由极少数地区群众暗中自发进行包产到户0联产计酬责任制的思路，这种思路没有形成党的方针路线，反而被作为资本主义逆流遭到批判和压制，但却最具生命力，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安徽、四川首先发展，形成即将井喷而出的趋势。
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农业学大寨的主体思路始终占居统治地位。本来，提倡学大寨带有符合中国国情的现实意义。中国农村的基本情况是生产力落后、自然条件差、人均可耕地少。而新中国又是工业生产力极其落后的一个农业大国，要想迅速摆脱国家的落后状况，就必须走工业化的道路。这也是世界上各个国家发展的共同道路。单纯依靠投入多、产出少、缺少高附加值的农业，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因此，从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开始，国家就制定了集中力量用三个五年计划初步建成有独立自主体系的工业基础的目标。与工业相比，农业不得不在投资等方面暂时得不到支持，农民的生活不得不长时期低于工人和城镇居民。这也是建国之初毛泽东与梁漱溟关于大仁政还是小仁政争论的实质要想根本解决农村的落后状况，农业就必须付出牺牲，优先发展工业。
在一五计划时期，这种工农业差别是得到统筹兼顾的。但是大跃进冲垮了二五计划，60年代国家面耐经济困难局面，外部又遭到封锁，资金积累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农产品出口。而这种出口换来的资金更多地要投入到发展工业中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发展农业？只有依靠自力更生的精神。毛泽东在制定三五计划时多次讲：
农业投资不要太多，吃穿用每年略有增长就好，发展农业要靠大寨精神。这就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1964年强调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初衷，也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思路。
文化大革命前的60年代中期，学大寨运动主要是提倡艰苦奋斗，只是一种辅助的精神动力，还不是制定计划的依据和指标。但是，1967至1969年文化大革命最为混乱的三年中，毛泽东提出的农业机械化规划，实际上已经处于停滞，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大寨由一个自力更生抓生产的典型，变成了一个紧跟政治需要，狠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农业战线政治典型。其基本经验是：在政治上狠抓阶级斗争，大批资本主义，大促社会主义；不断地拔高生产关系，搞穷过渡鼓吹平均主义，取消按劳分配。
大寨原有的基本经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等反而成为第二位的了？农业学大寨成为三五计划特别是四五计划制定中必须考虑的条件和宪成的指标。通过学大寨运动，对农业、农村、农民采取了一系列平均主义的极左政策。
（1）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受到冲击，穷过渡被强行推广。
1967年昔阳县普遍实行大寨大队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的做法，成为学大寨的一项重要内容向全国推广，部分地区刮起了社并队的穷过渡风。这种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做法，将原来由于生产条件、经济发展不平衡形成的穷队、富队，在分配上拉平，实际是穷队共了富队的产，既损害了富队的利益，挫伤了社员干部的积极性，也没有调动穷队的积极性，结果是哄同贫穷。
（2）批判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破坏了按劳分配政策。鼓吹彻底批判工分挂帅？物质刺激，推广大寨按政治思想评工分，按工分不悬殊原则缩小社员之间因劳力、劳动态度、技术、贡献大小不同导致工分差别的经验，造成平均主义思想严重，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活的现象普遍泛滥，挫伤了社员的劳动和学习技术积极性。
（3）减少或取消自留地。这种做法侵害了社员的利益，给他们种植家庭生活用菜和经济作物造成了极大不便。
（4）限制和取消农村集市贸易。大批农村集市贸易被勒令取消，自发进行交易者遭到批判和没收。毛远新在辽宁还发明了一个哈尔套社会主义大集的经验，通过人为的作假，树立了一个集体交换，发拼共产主义风格的虚假典型。
（5）限制甚至消灭社员家庭副业。家庭副业的严重萎缩，不仅影响了社员的生活，而且使城市人民生活和出口贸易部受到严重影响。
当然，不能否认大寨精神的推广，在一定时间和一定范围也确曾产生过积极影响，最重要的是四五计划执行初期掀起的兴修水利、改造农田的农村基本建设高潮。全国农村广大干部群众以大寨为榜样，开展了治山造田、治河修渠的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运动，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农田水利和排灌机械的发展，增强了我国的农田灌溉和防涝抗旱能力，为农业持续丰收提供了保证，也为80年代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个体经营方式抗御旱涝灾害的侵袭，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四五计划时期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上了一个大台阶，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带有里程碑意义的阶段。可以说，从70年代开始，我国灾害防御能力已经有了质的飞跃。直到进入21世纪，中国现有水利设施的80％以上仍然是70年代以前修建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环境下，这次农田基本建设高潮也带有严重偏差。首先，大寨劈山造梯田，单一发展农业，在农业中又单一发展粮食生产的基本生产方式，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下，被说成是惟一应效法的典范，而不顾幅员辽阔的中国南方和北方、平原和山地、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地区种植特点和自然条件的差异，盲目开展移山遣田？填湖填海造田？菜农种粮经济作物上山等大规模活动，使原本正确的生产经验也走向反面。其次，不顾各地经济实力，开展大会战人海战术，不讲经济效益和科学技术，长官意志横行，使得一些地区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社员疲惫不堪，收效却甚微。再次，有些地区，违反保持生态平衡的自然规律，带来了不良后果。如湖北原有千亩以上的湖泊1066个，总面积833万公顷，由于围垦造田及筑坝建闸使水位降低，到1977年只剩下326个，总面积20，26万公顷，减少了76％。各地着名的大湖泊如洪湖、洞庭湖、鄱阳湖、太湖、滇池、乌梁素海等在这一时期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这成为我国90年代长江、松花江等流域频繁发生洪涝灾害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五计划末期，学大寨由前期的政治运动号召发展为有组织的长期农业规划。1975年9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华国锋在总结报告中提出，生产队向生产大队过渡是方向，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将逐步向以大队乃至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所有制过渡。这样，许多极左思潮严重的地区也率先提出了穷过渡的口号。
三五、四五计划时期，在极左路线指导下，农业经济遭到严重影响，在缓慢发展中形成了两次大的波动，出现了1968年…1972年的负增长。1968年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245％，粮食减产4％，棉花持平，糖料减产18。1％。1972年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减少1％，粮食减产39％，棉花减产7％。这两年负增长自然有其客观原因：1968年是因为全面夺权、全面内战动乱严重冲击了农村，1972年遭受了自1962年以来最严重的大旱灾。但总体上看，1967年至1977年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速度仅为2％，比至1995年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速度的43％低23％。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速度不及43年间年均递增速度的一半。
由于周恩来、邓小平强调落实政策的务实思路的努力，三五、四五时期农业经济与文化教育、工业、科技等方面相比，受文化大革命破坏相对小些，并不是濒临崩溃的边缘。特别是四五时期发展比较稳定。但务实思路在当时错误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是采取守势，以调整和继续坚持农业六十条的方式，在争取毛泽东认可的前提下进行的。
1970年8－10月，国务院召开了北方地区农业会议，重申农业六十条中关于人民公社现阶段的基本政策仍然适用，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农村人民公社现有三级所有、队力基础的制度及自留地制度，一般不要变动。指出绝不能照抄照搬大寨一些具体的经营管理和生产技术上的经验，对当时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一些地区搞穷过渡
的错误做法起了抑制作用。会议还讨论形成了《第四个五年农业发展规划的设想》，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各地在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精神中采取了一些措施：适当划小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的规模，禁止一平二调；恢复劳动定额管理和评工记分制度、小包工制度；在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开展农、林、牧、副、渔业多种经营；刹住没收自留地之风；采取措施鼓励社员的家庭养猪等等。11月28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央转发会议报告的批语，要求各地联系四五农业规划，制定1971年农业发展计划。
1971年9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后，1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当时农村存在的分光吃尽，集体增产个人不增收，分配不兑现，及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现象，强调指出：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积累，公共积累不要一下子增加过多，要使农民在增加生产基础上增加个人收入；口粮分配要做到有利于调动最大多数社员的积极性；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学习大寨的劳动管理方法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还提出：要注意农业的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做资本主义去批判。当年，中共中央决定适当提高花生、油菜籽、芝庥、大豆等部分油料、油脂和糖料收购价格，发出《关于继续实行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五年的通知》，纠正一些地区购过头粮的错误，对鼓励农民增产粮食和多种经营起了积极作用。
1975年，邓小平开始主持各行各业整顿工作。8月18日，他在讨论《关于加快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时重新提出了他1964年制定三五计划时的指导思想说：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我给四川的同志写过信，告诉他们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在当年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他不顾江青的当场反对，针锋相对地严厉批评了农业的落后现状，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如果农业搞得不好，很可能拖了我们国家的后腿。
1975年成为学大寨主体思路和务实思路直接交锋的一年。毛泽东内心是赞同穷过渡的平均主义主张的，但大跃进刮共产风造成的严重饥荒，也使他接受了沉痛的教训，比较谨慎，即使在全面否定十七年的文化大革命动乱中，仍然肯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规定，强调要备战备荒、广积粮，不要把老百姓搞翻了。
两种思路都在积极争取毛泽东的支持。
8月24日。陈永贵向毛泽东报送对农村工作的几点建议中，认为：农业要大干快上，要缩小队与队之间的差别，实行大队核算制势在必行。毛泽东将此批给邓小平，要求在政治局讨论一次。坚持务实思路的领导干部们对此进行了抵制。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座谈会期间，与会的大多数地方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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