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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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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下旬，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布加勒斯特召开，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策划几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搞突然袭击，横加指责。中苏两党和两国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7月至8月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的议程主要是讨论国际形势，同时也讨论国内经济问题，落实和安排国民经济计划。
7月18日，李富春对国内的任务及其应该采取的方针和具体政策提出了五点意见。第一，坚决贯彻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方针；第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中心，真正做到工农业并举；第三，以少数的大型企业为骨干，而以中小为主，遍地开花；第凹，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重点，保质量，质量和数量并举；第五，坚决贯彻全国一盘棋，中央、协作区和省市三级结合，共同制定全国统一的计划。其中对扭转当时严峻局势最有意义的是以农业为中心和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他提出，首先要注意安排工业支援农业的问题，主要是钢铁、机械、化肥、农药、运输。今后两年支农钢材的分配比例争取做到11％至12％；同时要保证一年四季的农业劳动力，其次是副业生产的劳动力，农业生产要贯彻劳逸结合的方针。谈到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李富春指出：上海会议以前，大家都感到基本建设战线拉长了，结果是基本建设的项目层层扩大，生产就不能不层层加码。
我们必须接受教训，下决心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下决心搞三级结合，统一计划。这样，才能克服层层扩大、层层加码、物物交换、采购人员满天飞的现象。他还说：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主要是缩短中央计划的基本建设，其次是各省市的，再次是县、公社的。李富春提出，在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的条件下，要保农业为基础、以钢铁为代表的原材料和突破尖端技术三个重点。
李富春强调：要打破追求总产值的观点。今后的计划首先要按产品的数量、质量、品种的要求完成任务，而不是首先统计产值。他郑重建议：从明年起。年度计划只搞一本账，只搞一个计划，不搞第二本账。会议期间，中央还召开了国务院各工业部长和各省市委工业书记会议。会上有些人对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还踌躇再三，很不情愿。李富春严肃批评一些地方和部门热中于层层加码，指出：削基建、保生产，削劳动力、保农业，不要再犹豫动摇，不要再讨价还价。在这次会议上明确宣布：明年在这样的基础上，必须贯彻全国一盘棋，一本账。第一，计划只搞一本账，不要搞第二本账；第二，各省、市制订了计划后，不搞计划之外的东西，大家按计划办事，不要想到哪里就做到哪里。这个精神，不仅省市委，而且希望省市委极力强调贯彻到专、县、社去。
李富春还总结了在计划指标安排上相互攀比，缺乏全面安排的教训：你长高了，我非跟着你长不可，我长不上去，你也长不上去。不管计划的安排也好，生产的安排也好，应该接受教训。基本的教训是这一条：综合全面的研究、安排考虑不够。李富春的意见得到中央工作会议的赞成。他和薄一波联名提出的《1960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的报告》也经会议讨论通过，并经中共中央批转全国。这个报告提出：为了扭转第二季度以来主要产品下降的局面，解决生产组织不力、企业管理工作松懈和基本战线迎长、物资使用分散的问题，必须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坚决削基建，保生产，集中力量把钢、铁、煤、运输的生产搞上去，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会议通过《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和《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钢铁工业等生产，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决定以后国民经济不再搞两本账，只搞一本账，不搞计划外的东西，不留缺口。
从此，自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为了满足大跃进的形势要求，为了反冒进，避免被说成保守，也为了满足地方的需求，写进了毛泽东的《工作方法六十条》的三本账的办法被终结了。实际上，1958年以来，从中央和地方层层搞自己的两本账，一路下来，已经远远不是两本账，而是六、七本账了，指标层层拔高，成为炮制高指标的重要源泉。两本账的终结，在计划方法上为纠正高指标做了铺垫。
但是，在这次会议进行过程中，发生了苏联政府提出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和终止合同的突然事件，激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在这种情形下，一些人不能冷静地考虑问题，又提出要炼争气钢，要在当年炼出2000万吨，提前实现钢产量赶上英国的目标。结果，会议没有能就调整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高指标继续延续，国民经济继续走低，调整工作又拖延了一年多才全面开始。
第04章 国民经济调整中的计划工作
·1。调整方针与调整内容的确定
一、调整方针的提出
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出台的根本原因是三年大跃进破坏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客观经济规律逼迫中央不得不做出调整国民经济的安排。
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特别是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的泛滥，严重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反右倾运动使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加上从1959年起连续3年遭受了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急剧减产。1959年的粮食产量降到3400亿斤（当时估产亿斤），1960隼又降到2870亿斤（当时估产3700亿斤），跌到了1951年的水平。棉花、油料、肉类生产也普遍大幅度减产。加之高估产、高征购，留给农民群众的口粮远远不够维持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也异常紧张，出现了全国性的粮食恐慌和危机，许多人由于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很多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由于大炼钢铁，致使各个工业部门之间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农业减产致使工业原料供给不足，职工生活十分困难；企业盲目下放和破除规章制度使企业管理混乱等等，也使工业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困境。
1960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上海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十年总结》。指出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鉴于当时经济形势严峻，各方面的供求关系十分紧张，生活资料奇缺。1960年7月中旬以后，李富春在北戴河找一些部门的领导座谈，深感这样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对国民经济必须进行必要的整顿，填平补齐，巩固提高。他把这些想法，同当时在北戴河的邓小平交换意见，得到邓小平的赞同和支持。他们认为这应该作为编制1961年计划的指导思想。李富春将自己的意见告诉了计委党组同志。
1960年8月30日至9月5日期间，国家计委党组四次在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恩来汇报编制1961年经济计划的情况，国家计委提交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压缩重工业生产指标，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加强农业和轻工业的生产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周总理在审查报告时指出，对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与其提整顿，不如提调整，并建议增加充实二字，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这个方针的基本内容是：以调整为中心，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夫衡的比例关系，巩固生产建设取得的成果，充实新兴产业和短缺产品的项目，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根据这一方针，1960年8月中下旬，国家计委党组讨论编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李富春对八字方针的关系作了阐述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着重解决配套、补缺门、前后左右和品种质量问题，以便取得主动。在草拟和编制1961年计划过程中，国家计委向中央各财经部门及各大区通报了李富春的意见，强调编制明年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李富春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的有力支持。
9月30日，经周恩来签发，中共中央基本同意并批转了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将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第一次见之于中共中央正式文件。《报告》中提出，1961年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根据这个报告分别编制计划草案。
八字方针的制定和实施成为新中国经济史上重要的一页。在长达5年的历程中，调整的不仅是产业结构，而且包括了生产关系。如：所有制结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企业管理、用工制度等方面的改良尝试。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作了一系列探索。但是这次探索仅仅为20年后的改革作了铺垫，在经济形势略有好转时即被中断了。贯彻这一方针所取得的业绩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
二、总结大跃进的教训与初步确定调整内容
1960年11月中下旬，国家计委在北京召开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会议初步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实行八字方针的决定，提出年计划安排的要点。11月18日，李富春在会上深入细致地分析了我国三年来的经济工作的情况和主要问题，阐述了大跃进以来的十个方面经验教训：
第一，发展国民经济必须以农业为基础。我们过去搞工业，往往只从工业本身着想，而不首先从农业着想。因此就不能真正认识和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甚至违反这一方针，如从农村抽调过多的劳动力，缺乏工业为农业服务的思想等。
第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现阶段，在农村必须坚持以生产队为核算基础的三级所有制。做计划工作、工业工作的同志，对农村的情况和党的方针政策在农村的执行情况往往不甚了了，计划机关常常较多地注意工业，而忽视农业，这是完全错误的。
第三，认真节约和全面安排劳动力，这是发展工农业生卢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一个经济规律的问题。我们过去讲节约，往往偏重于物力和财力的节约，不了解首先应该是人力的节约，这也是一种片面性。
第四，贯彻执行全国一盘棋的方针，全面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三年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高速度和有计划按比例是辩证统一的，是客观经济规律。要使计划符合这个规律，必须既注意高速度，又注意按比例。要使计划符合高速度、按比例相统一的规律，就必须实行全国一盘棋、上下内外一本账，尽可能把一切应该办、可能办的事情纳入计划，分轻重缓急地去办。各方面的积极性，各地方和各部门的机动性，都要放在计划之内考虑，特别是基本建设计划不能搞层层加码。
第五，基本建设必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为了首先保证当前生产的需要，基本建设项目的安排必须充分考虑到现有能力的状况，要针对生产中的薄弱环节和不平衡状况填平补齐，以便缩小缺口，提高综合生产能力。
第六，工业生产首先必须充分注意产品的质量和品种。三年跃进主要是数量跃进，有些产品质量下降，品种没有赶上去。今后两三年内，必须以提高质量为中心来安排生产。
第七，要进一步合理地改进管理体制。总的要求是集中领导和分级管理相统一，把权力适当集中到省（市、自治区）、中夹局和中央。
第八，必须合理布局。过去讲布局，通常只是指工业的布局。三年来的经验证明，单讲工业布局是不够的，不全面的。布局应该以工业为中心，包括农业，包括整个国民经济。应该在建成全国经济体系的基础上，逐步建成各大区不同水平、各具特点的经济体系。
第九，必须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两者不可偏废，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
领导干部绝不能丝毫忽视群众生活的安排。从国家计划来说，除了安排好农业和重工业、交通以外，还必须把市场和轻工业生产安排好。我们应该在保证居民消费逐步增加、人民生活逐步提高的前提下，扩大积累。如果人民生活降低，或不能提高，就要少积累。
第十，坚持群众路线，发展群众运动。我们在胜利的时候，绝不能离开群众；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必须依靠群众，同群众一道想办法。
在上述十条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李富春还从思想认识上强调要特别注意4点：一是要把科学精神和革命热情结合起来。只有科学分析，没有革命热情，容易犯右的错误；只有革命热情，不注意科学分析，容易犯左的错误。二是要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三年中战略上有藐视困难的革命气概；但是在战术上，对克服一个一个具体困难重视得不够。拿计划来说，有的指标定得侗高，超过了实际的可能性，就是因为对具体困难估计不足，对具体解决问题重视不够。三是要把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结合起来。四是要把高速度和有计划按比例统一起来。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内，李富春的上述讲话，是对大跃进经验教训较为系统的总结。讲话不仅指出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而且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一些认识局限。但是这一总结，侧重于宏观经济的管理，特别是强调加强政府对于工业与基本建设的直接管理与作用上。关于农村问题的总结，基本上回归到年庐山会议前对大跃进教训的归纳。实际上，在这场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作用与运用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增加农民自主经营的权利，搞活农村经济是并行的有效做法。微观搞活是宏观形势好转的重要基础。因此，与调整期间各地战胜灾害的实际经验与做法比较，这一总结并不够全面。
全国计划会议对国家计委9月报告提出的1961年若干产量指标作了进一步调整：
钢产量由2300万吨降到2％万吨，煤炭产量由52亿吨降到425亿吨，减少职工数由300万人增加到502万人；此外，粮食产量改为3900亿斤，棉花产量改为3200万担，施工的大中型项目1200个（比上年减少300个）。尽管这些指标仍然偏高，但是考虑到对于降低指标统一认识有一个过程，这次降低毕竟是一个进步。全国计划会议以后，12月16日，李富春致信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计划会议情况时，李富春解释说，明年钢产量指标安排2％万吨，只比今年预计的1850至1860万吨增加160万吨，增长81％至87％，但是钢的质量和品种都将比今年有较大改善，八大品种钢材生产580万吨，比今年的470万吨增加110万吨，增长23。4％。1961年的计划安排的中心思想有两点：第一，必须照顾今年农业歉收的情况，照顾重灾区，必须尽可能做到在全面安排中以支援农业为第一位；第二，必须注意在三年大跃进的基础上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各方面大力进行整顿，要整风、整制度、整管理、整质量、整队伍，自觉地去掌握波浪式发展的规律，争取主动。三、国民经济转入调整轨道与八字方针的正式通过
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首先从农村开始。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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