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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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家下放给非专门机构和非专业官员。由于当时的地方干部大多不懂经济管理或对其知之甚少，其思想和行为盲目性更大，成为地方上高指标、瞎指挥盛行的重要原因。

三、国家计划实施出现混乱与投资效益遭到破坏

大跃进开始不久，经济工作中的严重问题就暴露出来。但是由于没有找到根源所在，纠正的过程几经反复，到了1960年，国家计划实施的混乱状况及投资效益下降的现象已经十分严重，产业结构明显失衡。

195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武昌会议，面对大跃进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毛泽东提出要压缩空气，要降温，要压低指标。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压低指标很难做到。

1959年2月底，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提出要反左。1959年7月初，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会议原定的议题是讨论毛泽东提出的读政治经济学，讨论形势、任务、体制、综合平衡、学会过日子、产品质量等19个问题。会议开始阶段称为神仙会，主要是分组交流情况，各抒己见。但是自从7月16日在会议上印发了彭德怀批评大跃进的信供各组讨论开始，会议主题急转弯。7月23日毛泽东讲话要反右倾，会议由纠正左的错误转变为反右倾。1960年重复大跃进的口号，提出搞开门红，重提几个大办，共产风又刮起来了。

三年大跃进期间，工业生产搞了高指标，与此相适应，基本建设就要大铺摊子，乱上项目。用基本莲设的扩大规模来保工业生产的高指标。而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又要求国民收入分配方面搞高积累。1958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到267亿元，比年的138亿元增加近一倍，1959年、1960年进一步增加到314亿元和384亿元。导致1958－1960年三年期间全国总计积累基金分别达到397亿元、558亿元和501亿元。

积累率分别上升到339％438％和396％。远远高出了八大提出的25％的适当比例。这对于1958－1960年国民生产总值仅1307亿元、1439亿元、1457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200多元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高的。

高指标、高积累、高估产、高征购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灾难，国民经济陷入了危机。

首先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局面继续加剧。如前所述，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人民的消费水平下降工农业比例失调，重工业畸形发展，从1957年到1960年，重工业增长23倍，而农业却下降了22％。工业内部各部门的比例失调，钢铁工业挤占了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使其他部门无法正常生产。各项比例的失调，造成财政收支不平衡以及社会购买力和可供商品的比例严重失衡，财政赤字增加，市场供应紧张，入民生活困难。

破除繁琐的规章制度，发展成冲击一切管理秩序。在大跃进的声势下，把所有借鉴苏联的投资管理办法，统统当作迷信加以破除，造成了基本建设投资管理的严重混乱。先勘察、后设计，先设计、后施工的科学建设程序，被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或四边（加上一个边生产）取代，刺激了许多项目草率上马。在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左的口号下，一些小炼铁厂盲目发展炼钢，机械行业的一些配件厂盲目转产主机，纺织工业的一些专业厂盲目追求全能。由于建设条件不具备、工艺技术不过关、产品质次无销路，造成一些项目边建、边改、边拆、边废，不少半截工程骑虎难下。同时，把经济核算制当作繁琐哲学去废除，一些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取消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推行以表代账，甚至搞了无账会计。由于取消了成本核算，许多工程造价无从考核，同类工程的成本在企业之间相差悬殊。一个企业内部的同类工程造价陡升陡降，掩盖着大量损失浪费。由于削弱了财务管理，许多单位的财产管理混乱，盲目采购造成大量积压。管理混乱给贪污盗窃分子以可乘之机，财产丢失相当普遍。迄至1962年清仓核资时，基本建设和施工企业财产短缺和损失浪费被迫核销3忆多元。工业生产的正常秩序的破坏使企业管理陷于混乱，原材料、能源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下降，库存积压严重，流动资金大量增加，成本提高，利润减少。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战线过长，分散了财力、物力的使用，使建设项目延长了建设周期，长期形不成生产能力，大大降低了投资的经济效果。

更严重的是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农业生产搞高指标，相应要求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在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采取多种形式向农民平调。据估计，当时各地各单位平调农民的资材共达270亿到300亿元（包括大办钢铁平调的资材在内）。农业生产搞高指标，还带来了高估产、高征购。如1959年粮食商品率由过去的20％左右剧增到40％。农业上的高估产、高征购，使农民口粮困难，牲畜缺乏饲料。从1959年起，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1959年粮食产量仅有3400亿斤，比1958年实际产量4000亿斤减少600亿斤。1960年粮食产量进一步下降，只有2877亿斤，比1959年又减少530亿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棉花也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农业大幅度减产，造成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开工不足，又引起轻工业生产下降，市场商品供应不足，从而扩大了祉会购买力与消费品可供量之间的差额。1958年与1957年相比，消费品可供量仅增加178亿元，而社会购买力却增加561亿元，两者之间的差额近40亿元。1960年比1959年，消费品可供量减少742亿元，而社会购买力却增加295亿元，两者之间的差额达到100亿元以上。1960年的消费品可供量仅及社会购买力的879％。市场商品供应不足，刺激了物价的上涨，从而导致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下降。1960年全国平均农民消费水平比1958年下降25％左右，1961年职工平均消费水平比1958年下降左右。

虽然粮食产量连年下降，但是由于浮夸风的泛滥，各地粮食产量虚报为连年增长（而且增幅很大），造成一种虚幻的假象，加上城镇职工人数大幅度增长，使征购粮食连年增加，一减一增，使农村人口的人均粮食消费量跌到建国以来的最低水平。从年夏天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前所未有的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乡人民平均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猪肉人均消费量减少70％。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由于出生率大幅度降低，死亡率大幅度上升，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60年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1961年总人口继续减少。死亡率上升到新中国建立后前所未有的高度，全国人口死亡率1960年高达2543％0，农村地区高达28。58％。据有关部门绕计，超过20％。的有675个县，其中超过l00‰的有40个县。由于生活困难，营养不良，很多妇女出现妇女病，生育率大幅度下降，造成人口亏损局面。

三年大跃进时期在经济上，特别是工业与国防尖端科技方面仍有显着成绩。许多新的工业基地、工业部门和工业技术确是在这时开始产生的；国防工业和一批当时的国防尖端科技是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方针指导下诞生的；工业建设的遍地开花也为以后的乡镇企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是，总的来看，它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经验教训极其深刻并具有典型意义。如果领导决策尊重经济规律与科学方法，将全国人民高涨的建设热情引1963年年底全国人口数为69172万，1964年年底为70499万，全年增加1327万人。而1964年全年自然增长率是27，64％，增长人数应为1930万，比总人口增长数多出603万。这603万人的虚数如何产生的？根据1964年6月30日人口普查时人数69458万人计算，上半年增加286万人，下半年螬加1041万人，两者的比例显然不合理。问题就在于，这多出的603万是以前的死亡人口未销而留下的虚假数字。普查已经把这部分扣除，而1963年年底人口数包括这部分人。实际上，1964年上半年增加人数应是889万。这批死亡人数主要是1959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积累下来的。如果把这603万死亡人口考虑进去，年前后的死亡率可能要提高10‰左右导到正确的轨道上去，必能减少损失、提高效益，取得更加骄人的业绩。

·5。报个老实数字与三年补充计划的提出

一、计划要建立在老实数字的基础上

1958年910月份，以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达到顶峰。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严重问题，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58年11月初和11月下旬，中共中央分别在郑州和武昌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降温工作，接着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阐述了几个重大的政策和理论问题。其中包括：纠正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界限，明确现阶段仍然是社会主义，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肯定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和货币仍应起作用；纠正平均主义和共产风，肯定了按劳分配原则。会后，虽然制止了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但是共产风和高征购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接着，中共中央又连续召开会议，制定政策，调整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确认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强调各级干部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在纠正人民公社化的左倾错误的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察觉到大跃进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是浮夸风、高指标，尤其是钢铁生产的完不成的高指标，迫使各部门之间比例关系失调、生产下降、市场供应紧张。对此，毛泽东在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提出要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压下来；并提醒大家不要相信假话，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也破除了。根据这些精神，八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调整了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钢产量由2700万－3000万吨降为万－2000万吨；生铁由4000万吨降为2900万吨；机车由30万台降为13万台；原煤由37亿吨提高到38亿吨；基本建设总投资由360亿元减为240亿。－280亿元。全会还提出，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一方面要继续反对保守，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说敢做；另一方面要提倡切实的计算、安排和检查，反对浮夸，提倡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致，尽可能接近和符合实际。

1959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进一步讨论1959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落实问题。会议承认在个别地方出现了比例失调现象，原材料供应比较紧张，副食品和日用百货供应不足。会议提出。要抓好副食品生产和轻工业生产；要优先发展原材料工业，特别是煤矿、铁矿、有色金属矿等采掘工业，使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各项工作的安排首先是为了确保钢、煤、粮、棉四大指标。

同年4月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结合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从工作方法的高度发表讲话，提出做计划要留有余地，多谋善断，多谋就是多听不同意见。会议对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又作了调整：钢产量由2000万吨降为1800万吨，其中好钢1650万吨；原煤仍为38亿吨；基本建设总投资限额以上项目削减个，由1500个减为1000个；粮食和棉花维持原来的指标。这个计划草案经全国人大二届一次审议批准。尽管这个计划的主要指标有较大幅度下降，但增长速度仍然很高。

与1958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规定为2870亿元，增长40％。其中工业和手工业总产值为1650亿元，增长41％；农业总产值为1200亿元，增长39％。钢比1958年再翻一番。

粮食、棉花、甜菜、花生、油菜等主要农产品，以及生猪的饲养头数也比1958年增长40％以上。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比1958年的214亿元增长26％以上。所以这个计划仍是大跃进的继续。

会后，毛泽东对压缩后的指标能否实现并不放心，又委托陈云进行研究。陈云领导中央财经小组连缤听取冶金部6次汇报，经过分析研究，于5月11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建议：削减基本建设，保证生产的需要，保证市场和维修的需要；在基本建设中，要保证石油、化工等部门必不可少的建设项目。总的精神是稳住阵脚再前进，免得继续被动。报告还提出：钢材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9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就是万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基本上同意了中央财经小组的意见，并于6月13日发出了《关于调整1959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除了重申降低钢和钢材产量指标外，又缩减了一些工业产品的生产指标，决定原煤由38亿吨降为34亿吨，铜由11万吨降为9万吨，铝由8万吨降为7万吨，水泥由1300万吨降为1100万吨，木材由4600万立方米降为3800万立方米。

6月29日，毛泽东在庐山同部分领导人研究经济工作时，着重讲了三个问题：

（1）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次序，过去是重、轻、农，现在应该是农、轻、重，要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安排好衣、食、住、行，这是关系到六亿五千万人安定不安定的问题。（2）大跃进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没有综合平衡。在整个经济工作中，综合平衡是根本问题，一定要搞好农业、工业内部酌平衡，搞好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3）现在有些半无政府主义，四权即人权、财权、商权和工权过去下放得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应当强调一下统一领导、中央集权，下放权力要适当收回。

根据上述精神，1959年8月13日，国家统计局重新检查核实1958年的主要统计数字。其中农业方面的几项主要指标，在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主持下，由统计局、计委农林局、农业部各专业局参加，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核实数字。通过核实，发现已经公布的农业数字需要作较大的修改，其他如工业生产、基本建设、交通运输、商业等方面的数字，基本上是可靠的。工农业生产方面几个主要统计指标核实结果为：

（1）粮食总产量：原公报数为9600亿斤，比1957年增长10。3％，根据各省、市、自治区核实上报的数字接近5000亿斤，比1957年增加1300亿斤，即增长35％；每亩平均产量为375斤（比公报数412斤减少137斤，比1957年的204斤增长35％）。

（2）棉花总产量：原公报数为6638万担，比1957年增长10。8％，根据各省、市、自治区核实上报数字为4400万担。根据7月底全国已经实际收购的棉花约为3500万担，估计农村自留约为700万担（1957年约为600万担）的数字研究，各地所报数字仍偏高。最后核实为4200万担，比1957年增加920万担，即增长28％；平均每亩产量为斤（比公报数77斤减少了28斤），比1957年的38斤增长。

（3）生猪头数：原公报数为18亿头，比1957年增长23％，根据各省、市、自治区核实上报数为16亿头，比公报数减少2000方头。按16亿头计算，比1957年增加万头，增长。

（4）其他经济作物根据部分地区反映的情况研究，与已公布的数字也有较大出入，需要与粮食产量一并进行修订。如大豆产量：原公报数为250亿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