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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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对反冒进和经济建设上的右倾保守的批判逐步升级。特别是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把反冒进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他提出：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没有摆对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

并说，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如此上纲与高压，党内对跃进－－冒进持异议的领导都做了检讨。

实际上，1957年农业发展情况也是良好的。从粮食产量来看，1956年粮食总产量为38549亿斤，1957年粮食总产量为39009亿斤，比上年增产粮食50亿斤，1957年的粮食产量不仅高于1956年，而且高于1959－1965年历年产量（除1958年为昙花一现的4000忆斤以外）。就农业总产值来看，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1956年农业总产值为5084亿元，1957年为5367亿元，1957年比1956年增长55。7％：1958年农业总产值为5500亿元，1958年比1957年增长24。8％。1957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比大跃进的1958年要高一倍以上。

对于毛泽东的分析和结论，在反右派运动的声浪中，八届三中全会上没有不同意见。此前，在6月26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周恩来已经放弃了反冒进的主张。

八届三中全会基本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纲要要求，从1956年到1967年起的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黄河以北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以南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

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滑向跃进的同时，这次会议还基本上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和《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草案）》。11月8日，这三个文件经国务皖通过。三个文件总的精神是把一部分工业管理、商业管理和财务管理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行政机关和厂矿企业，以便进一步发挥地方和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地制宜地完成国家的统一计划。其中规定：（1）分别不同情况下放一部分工业和商业企业，改由省、市、自治区管理；（2）扩大省市在物资分配方面的权限，对当地的中央企业、地方企业和地方商业机构分配到的物资，在保证各企业完成国家计划的条件下，有权进行数量、品种和使用时间方面的调剂；（3）下放地方管理的中央工业企业和中央各商业部门的企业（粮食、外贸的外销部分除外），其全部利润的20％归地方所得，以便进一步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4）商业价格实行分级管理，三类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与销售价格，次要市场与次要工业品的销售价格由省、市、自治区自定；（5）实行外汇分成；（6）企业的管理权限也适当扩大。国家给工业企业只下达主要产品产量、职工总数、工资总额、利润四个指令性指标。企业与国家实行利润分成。国家给商业企业只下达收购额、销售额、职工总数、利润四个指标，同时允许地方在执行商业收购计划和销售计划时有总额5％上下的机动幅度。

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陈云于9月24日提出经济体制改进以后应该注意的问题。他预见到了行政分权后可能带来的新问题，特别提出：（1）中央某些职权下放以后，必须加强对各个地方的平衡工作。体制改变以后，地方更可以因地制宜地办事。但是，必须加强全国的平衡工作。因为经济单位是分散的，没有全局、整体的平衡，就不是有计划的经济。过去中央各部可能忽视地方，但是职权下放给地方以后，也可能发生不顾全局的倾向。因此，一方面要有适当的分权，同时又耍加强综合。分权以后，平衡工作不是应该削弱，而是应该大大加强。各地基本建设项目必须经过全国计划机关的审核平衡。（2）地方要切实掌握资金的投放方向，地方大部分的钱，应该投向与发展农业生产有关的方面。例如化肥工业、兴修水利、可垦荒地的开垦等。（3）财政体制一经改变，必须建立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今后各地方和各企业，都有机动的财力，比较好办事；但如果管理不好，就会坏事。为了防止和减少贪污、浪费的现象，必须建立各种管理制度。（4）中央和地方各种分成制度，基本上三年不变；但执行一年以后，如果有不适当的地方，应该有局部的调整。分成要有个限度。三年之内，地方财政分成不超过亿至36亿元，外汇分成不超过4500万到5000万美元。这两个数字的规定是必要的。

但数目过多，便会影响全国的重点建设。

陈云预见到的体制下放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在一年以后被证实了。即在只有计划一种机制配置资源，计划所管包罗万象的情况下，权力下放导致了力量分散、经济结构被破坏和经济整体不平衡。

10月初，国务院审议了国家经委提出的《关于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安排的意见》后，发布了《国务院关于编制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指示》，《指示》提出了胜利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暴露出四方面比较突出的问题。首先是农业生产仍然落后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特别是落后于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其次是原材料、燃料、化学工业生产仍然不能满足机械工业、交通运输业特别是农业的需要；第三是在增加新的产品、发掘新的原料资源、积极使用代用品方面，还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第四是增产节约的潜力还很大，勤俭建国的方针还需要继续大力贯彻执行。对1958年计划草案的安排，《指示》提出：（1）要想尽一切办法，促进农业增产，是编制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任务之一；要求粮食（不包括大豆）达到3960亿斤，棉花达到3250万担。（2）工业生产必须有进一步的增长。对于供应不足的产品，必须切实努力增加产量，节约使用，并且采取有效措施使用代用品。一切工业部门都必须想尽各种办法，增加新产品，提高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要求工业总产量比1957年预计增长8％以上。（3）交通运输事业，随着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应该有相应的发展。（4）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初步定为116亿元。（5）同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人民生活将有一定的改善。职工工资总额将比1957年预计增长4％，农民的购买力增长64％。（6）文教卫生和科学研究事业，应该在巩固和提高质量的基础上稳步地发展。（7）继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继续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是编好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关键。【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指示》要求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在接到这一指示后，立即抓紧时间编好1958年度升划草案，报送国务院，并抄送国家经委和国家计委，由国家经委进行审查和综合平衡后，于12月初向国务院提出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接着，在11月28日到12月12日召开的第六次全国计划会议上，国家计委结合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任务编制了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安排是：基本建设总投资13059亿元，比原提出的控制数字增加1346亿元。工业总产值7249亿元（包括手工业），比控制数字增加24亿元，农业总产值6425亿元，比控制数字增加116亿元。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指标，钢610万吨，煤14872万吨，棉花3500万担，比上年都略有增加。粮食亿斤，比上年减少了40亿斤。这一年的计划安排，在物资购销方面基本上可以保持平衡。

在全国计划会议召开期间，1957年11月下旬，毛泽东从苏联回国。12月4日，国家计委委务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二五计划的指示。毛泽东指出：一、关于怎样贯彻多快好省的问题。从1956年冬到今年大半年，多快好省和农业纲要很少有人提了，有的人认为不行了。这就是没有看到1956年的主流是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建设的大高潮、大跃进，虽然执行中有某些缺点，但总的有针路线是正确的？充分可靠，不能片面地理解为越少越好，应该是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条件下的充分可靠。生产与基建在好省的基础上尽可能越多越快越好。中国的国情是一穷二白，但不应该认为穷就什么都不能干了。今天提出穷白正是为了明天的不穷不白。要掀起新的生产建设高潮。

二、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问题

15年后，苏联要赶上和超过美国，中国要赶上和超过英国。根据这一目标，在工业方面也应搞出一个像农业四十条那样的纲要来，作为工业的奋斗目标。三、保证重点的方针仍很重要，不能百废俱兴，分散力量。第二个五年的重点，根据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和要求，重点是煤、电、油等动力工业和冶金、化工等原材料工业。机械工业一方面发展农业机械，另一方面要以发展原子能、飞机和无线电及精密机械工业为重点。轻工业要跟农业走。某些方面要少做，才能保证重点方面多做。具体要注意三点：（1）生产性的多搞，非生产性的少搞；（2）基本建设要多有所为，事业费要少有所为；（3）军、政费要减。12月20日李富春传达刘少奇关于经济计划工作的指示：

要贯彻统筹兼顾、勤俭建国的方针，集中资金，促进生产建设。这就是要想一切办法，找穷的办法，而不是阔的办法，来促进生产建设。他说，中国情况很复杂，计划很难全面，不免有漏洞。有地下工厂和自由市场就反映了计划有控制不到的地方。因此，从生产到税收整个环节上，都应使计划性和多样性、灵活性相结合。地下工厂和自由市场对我们有好处，它可以使我们发现漏洞，设法弥补。

1957年年底，毛泽东再次对经济管理体制下放、区域协作和批评反冒进等有关经济计划工作发出指示，要求：（1）眚市县都要搞规划。工业、交通、农业、商业、手工业、大专院校、培养工农知识分子、科学文化、城市规划等都搞一个像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那样的远景规划，有比没有好，无精无粗，由粗而精（（2）协作、联省办法，逐步过渡到经济中心。是否考虑按过去的大区，以一个大城市为经济中心结合周围省市考虑通盘的协作规划。如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地区；以西安、兰州为中心的西北地区；以天津为中心的华北地区；以武汉为中心的中南地区；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等协作区域。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经济区。（3）体制下放有好处，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快些下放，中央可以进行监督指导，大问题还要中央解决。（4）中央的领导方法：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中央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中央有责。（5）1956年有些东西是搞多了，但不能说是冒进，一反冒进就松劲。还要促进，今冬明春还要来一股劲头。（6）第二个五年计划先搞出一个框框来，拿到中央讨论讨论，不要等都搞好了，来个一大本，看不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国家计委必须对第二个五年计划作进一步修订。因此，年没有拿出这个计划的正式文本。

（一）批反冒进与计划要搞两本账

1957年下半年至1958年上半年，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以及此后的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上，陈云、周恩来接连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说反冒进泄了六亿人民的气，犯了政治方向的错误；认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被上纲为方针性错误？庸俗辩证法，抛到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还差50米等。冒进是被全国人民热潮冲起来的，是好事。他针对综合平衡的观点说，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不平衡是绝对的、经常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他号召破除迷信，提出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改变了中共八大确定的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也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助长了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陈云、周恩来等当时反对冒进的领导人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刘少奇因为主持撰写了体现八大会议精神的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也作了检查。

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明确批评陈云主张综合平衡反对冒进的现点。他从哲学的角度说：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过渡的；不平衡才是绝对的。平衡是革命的平衡，是积极的平衡，不是消极的平衡，不是保守的平衡。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打破消极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的社论，提出！不断地提高落后的指标和定额，使它适应于先进的指标，向先进的定额看齐，这是积极的平衡……总是企业压低先进的指标和定额，使它迁就落后的指标，向落后的定额看齐，这是消极的平衡。对这段话的评价可以用上毛泽东批判教条主义时说过的一句话：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是最省力气的。

陈云于1957年1月18日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根据大量调查和经济工作面临的实际问题作了《关于财政经济工作问题》的讲话。他强调：适当压缩基本建设的投资额，这样做的目的是使1957年基本建设的规模，适应于国家财力和物力的可能。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据此，陈云提出了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的着名思想，强调：一是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节余；二是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三是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四是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但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五是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他指出应当用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这样的制约方法，来防止经济建设超过国力的危险。陈云的这些话，在当时对于压缩基建投资、反对急躁冒进情绪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不顾陈云对经济工作所做的具体分析，仅仅从抽象的哲学角度批判综合平衡，完全无视经济运行自身的规律与是非。这就为此后盲目地拔高经济指标铺垫了平台。

在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批判反冒进、鼓动大跃进的气氛的同时，南宁会议还提出了搞两本账1958年3月成都会议以后，国家经委于4月提出了1958年年度计划的第二本账。

其中将农业和农副业产值由754亿元提高到793亿元，比1957年的增长速度，由提高到21％；工业和手工业总产值由904亿元提高到915亿元，比1957年的增长速度，由33％提高到34％强。年度计划的第二本账的修正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两本账的修正起了推动作用。6月中旬，毛泽东提议，将1958年钢产量指标索性比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