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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金融五百年-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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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军事基地。对西欧的“马歇尔计划”援助转而用来购买美国生产的军用物资用于重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美国除了在日本和南朝鲜驻军外,还与自己的老殖民地菲律宾缔结了军事联盟条约。1951年9月,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同签署了三国安全条约,取代了英国的传统地位,控制了这一地区。到1955年,美国在世界26个国家设立了450处军事基地,这使美国拥有了全球军事霸权。
用美国的剑为美国掠夺更多的钱,这便是目的。在南朝鲜,以洛克菲勒财团控制的花旗银行为主要投资者的美国金融势力在南朝鲜的投资高达12。5亿美元以上。在古巴,军事独裁者富尔根西欧·巴蒂斯塔一直在为美国金融家的利益卖命。美国金融势力主导着古巴经济,控制着古巴80%~100%的公用事业、矿产业、畜牧业和炼油业,以及40%的制糖业和50%的公共铁路。
195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采取行动颠覆了深受民众爱戴的危地马拉哈科沃·阿本斯民选政府,罪名是后者受到苏联的影响威胁了美国的商业利益。阿本斯征用了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所拥有的23。4万英亩土地分给当地贫苦农民。但因其所提供的补偿未能满足美国人的要求,得罪了控制联合果品公司的美国大财团,这才遭此噩运。
创建于1899年的联合果品公司,主要经营将第三世界国家种植园中生产出的蔬菜、香蕉和菠萝销往美国和欧洲的业务。该公司在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拥有大量土地,同时还拥有的国际铁路和运输船垄断交通,此外,还经营电话、电报、广播、出版、发电、饮料、制糖、木材加工和石油工业。但该公司垄断市场的主要手段还是控制生产香蕉的土地,垄断土地使用权是联合果品公司生存的主要手段。联合果品公司在海外的每一个庄园,不仅在经济上自成体系,而且自订法律,自设军营,甚至可以任意逮捕和枪杀工人,成为国中之国。
联合果品公司与美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兄弟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是联合果品公司的法律顾问与股东。助理国务卿约翰·卡伯特也是该公司的大股东之一。他的兄弟,美国国务院国际安全事务局局长汤姆斯·卡伯特曾担任过该公司的总裁。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罗伯特·科特勒曾是这家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世界银行总裁约翰·麦克洛伊、美国副国务卿沃尔特·史密斯和美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罗伯·特希尔都曾是该公司董事会成员。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指示中情局西方分局局长戴维·菲利普斯正式启动颠覆计划。菲利普斯利用危地马拉叛逃军官曾在美国堪萨斯州接受过中央情报局的军事训练的科·卡斯蒂略·阿莫斯上校,在洪都拉斯训练了约150人的叛军,并在联合果品公司配合下建立了所谓的“解放之声”电台,大肆宣扬阿本斯政府的“罪行”。1954年6月,在联合果品公司和美国特工的帮助下,美国傀儡阿莫斯推翻阿本斯政府,接管了政权。阿莫斯一上台便同美国签订条约,把土地退还了联合果品公司,废除了外国投资者的利息与红利收入所得税。之后的40年,危地马拉陷入了一场混乱。阿莫斯政府则依仗美国的长期支持残酷镇压反对者组成的游击队。为了防止农村居民给游击队提供庇护,他们焚烧了大片的村庄,屠杀了当地无数无辜的玛雅土著人。45年后的1999年,克林顿总统还曾假惺惺地为美国支持的几十年如一日的血腥镇压向当地人民表示道歉。
在阿本斯政府被颠覆的同一年,中央情报局再次发动政变,推翻了伊朗致力于尊重并促进民主政治和公民权利的民选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德。当时英国控制的英波石油公司不肯按照伊朗的要求提高付给伊朗政府的石油资源费,摩萨德便打算将其国有化。这给了美国人以控制伊朗石油借口与可乘之机。随后,美国傀儡伊朗国王巴列维回国掌权,很快就将伊朗石油控制权转让给美国洛克菲勒财团控制的标准石油公司。
与此同时,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霸权威力也初现峥嵘。朝战期间,美国通过大量印制美钞,向欧洲和日本订购军品装备,事实上就是借助货币霸权来向别国进行战争融资,让别国为美国人的战争买单。西欧和日本则储备了巨量的美元,引发战后的第一次通货膨胀。而这却让美国政客与金融寡头们首次尝到美元霸权的甜头而欲罢不能。但遗憾的是,当时各国政府手中的美元可以在美国财政部直接兑换成黄金,这却让美国政府甚为头痛。
美国精英有意让美元变成一文不名的白条
朝鲜战争之后,美国企业大量在欧洲投资,到1966年达到4000多家。仅在英国,美国投资的企业就占到全英企业的14%。美国公司持有的长期海外资产从1949年的270亿美元增加到1960年的620亿美元。当时有学者指出,全世界除美国与苏联之外的第三大经济体是美国在欧洲的工业。就连美国最忠心的小弟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也痛斥美国把英国人变成工业奴隶,甚至断言,如果美国工业继续在英国发展,那么英国人“变成这个工业社会的伐木工人和运输工人”,而美国“将享有在技术先进的生产部门中日益增长的垄断”。
实际上,美国控制的本土及海外企业的竞争力正在下降。在一片白纸上可以画出最美的图。欧洲与日本战后的一穷二白反而让企业的固定资产得到完全的更新,而美国企业的固定资产都是几十年的陈货,竞争优势逐渐丧失。欧洲与日本的产品越来越有竞争力。美国与欧洲、日本之间的贸易顺差渐渐变成了贸易逆差。很快,美国在海外的直接投资逐渐被贷款这样的间接投资形式所代替。无论是贷款还是贸易逆差都是以美元作为结算单位与金融工具,到1958年,各国中央银行所掌握的美元总额超过了美国的黄金储备,1949年,美国的黄金储备比美国的外债总额多180亿美元。到1960年10月,美国的外债总额比黄金储备还多8亿美元。
1961年美国介入越南战争后,美国政府既要支付巨大的军费开支,还不能降低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只能用美元来交换西欧与日本的产品,结果出现了严重的贸易赤字,欠下了大量外债。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要求,外债只能用黄金支付,但美国却发行了美联储特别债券和美国短期国库券用来偿债。这样就相当于将美国政府的开支转嫁到西欧与日本的头上。对此,法国总统戴高乐批评说:“美国享受着美元所创造的超级特权和不流眼泪的赤字。它用一钱不值的废纸去掠夺其他民族的资源和工厂。”他指责美国事实上向欧洲输出通货膨胀来为越南战争融资,美国只要印刷没有相应的黄金储备做支撑的美元就可以剥削欧洲与日本。
各国央行手中的美国短期流动负债都超过了美联储黄金储备总量,美元信用急剧下降。结果各国均纷纷用贸易顺差赚取的美元来兑换美联储的黄金。1961年年底,为了阻止美国黄金外流,美国说服欧洲各国央行在英格兰银行设立一个国际黄金总库。这个黄金总库一旦发生挤兑,黄金损失量的50%由美联储支付,其余50%由英国、西德、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瑞士共同支付。这个协定看起来是为了维护各国的利益,其实当时只有美国黄金被各国兑换,本质上无非是用其他国家的黄金储备来支撑美国的收支平衡。但这对美国外债越来越高与黄金储备越来越低的势头毫无扭转作用。
1963年6月,为了稳定美元币值,肯尼迪总统签署第11110号行政令,宣布将美联储的货币发行权转移到财政部。由于黄金储备量不足,肯尼迪总统将财政部金库里的白银作为新增的发行储备。他指示财政部印43亿美元的“白银券”,即以白银储备为发行支撑的美元纸币。这是继林肯之后再一次使用主权信用工具的美国总统。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遇刺身亡。肯尼迪死后,白银美元方案被取消,已进入流通的也被逐渐回收。值得注意的是,肯尼迪时代的美联储主席威廉·马丁在1970年卸任后,立刻去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会做负责人。
随着肯尼迪的逝去与白银美元方案的失败,美国官方黄金储备从1949年的230亿美元下降到1965年的150亿美元,而流通中的美联储货币(包括钞票和各种存款)则从1949年的410亿美元上升到1965年的550亿美元。这意味着,黄金准备率从57%下降到27%。按照1945年“货币法”的规定,美联储必须保持25%的黄金储备或抵押债券比例的要求。此时美元的黄金价值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1965年3月,美国国会废除了这条规定,黄金失去了对美元的锚定作用,这为美元的泛滥打开了闸门。
在20世纪60年代末之前,英国前殖民地国家与地区都将英镑作为自己的外汇储备并存放在伦敦金融城的英国银行。尽管英国经济与工业技术落后于西德和法国,但伦敦金融城仍是仅次于纽约的世界第二大金融中心。资本天生是逐利的。英国银行宁愿损害英国国内产业也要去海外投资,因为对欧洲大陆进行工业投资的资本回报率可以达到12%~14%,是英国国内投资收益的2倍以上。英国银行的行为削弱了英国保持贸易平衡的能力,英镑价值与信用开始大幅下降。英国被迫两次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巨额贷款,暂时稳定了英镑。但英镑信用已经下跌,大量持有英镑的投机者把英镑兑换成黄金或美元,从而使英镑汇率下跌的预期进一步增大,并给美元带来汇率上升的压力,造成布雷顿森林体系发生动荡。
到了1967年,法郎有80%以上的黄金储备做支持,戴高乐总统不愿再用自己的黄金来支持美元,于是宣布退出了伦敦黄金总库(后来,为了报复戴高乐的叛逆,美英金融寡头利用中央情报局破天荒地策动一向与资本家势不两立的法国左派发动1968年5月的学生暴乱。1969年4月,一向反对美国金融霸权的戴高乐总统被迫下台)。结果英镑汇率持续下降,黄金市场价格猛涨。投机者迅速地将英镑兑换为美元和别的货币,然后去购买苏黎世、法兰克福、巴黎和比勒陀利亚等所有市场上的黄金。私人黄金市场的价格相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价格大为上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拒绝支持英镑。英国政府不得不让英镑对黄金与美元贬值14%。英镑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储备货币,英镑贬值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与美元都变得摇摇欲坠了。
1968年年初,美联储损失黄金9300吨。仅3月14日一天,伦敦黄金市场的成交量达到了350吨~400吨的最高数字(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只有各国政府和央行才能用美元到美国金库兑换黄金,但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却可以在伦敦黄金市场自由买卖。当英格兰银行向市场大量出售黄金造成黄金储备下降时可以到美联储购买黄金。因此,美国黄金外流的过程是:美联储用黄金换成英格兰银行手中的美元,英格兰银行再将这些黄金卖给私人投资者)。由于美元与黄金的市场比价远高于官方规定固定价格每盎司35美元,各国央行必然会为了套利而继续从美国金库抽取黄金。于是,美国迫使黄金总库成员国不得向市场以每盎司35美元的固定价格出售黄金,市场金价自由浮动,但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黄金兑换仍按固定价格结算。
在这个紧要关头,美国的精英们想找到一种摆脱黄金束缚的新金融工具,来让西欧与日本贸易顺差所赚取的美元储备再借给美国财政部。这样美国的剩余黄金储备不仅完好无损,美国的外债也可以获得海外资金的长期支撑。换句话讲,就是美国精英想要建立一种可以长期掠夺其他国家财富的新的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
在美国政府的策划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了特别提款权计划的改革。特别提款权又称“纸黄金”。实际上,特别提款权改革不过是当年凯恩斯提出的“凯恩斯计划”的翻版,只有利于贸易赤字国而不利于贸易盈余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各成员国的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办时的最初认购份额创建和分配这些特别提款权。收支赤字国能免费得到所占份额的特别提款权。收支盈余国则需要提供特别提款权。由于美国所占的份额最高,这相当于财富从收支盈余国家转移到美国。
1969年,特别提款权的创建让美国收支赤字进一步扩大。到1970年,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达110亿美元。美元被加速兑换成海外持有的黄金和其他国家的货币,而瑞士法郎和德国马克成为最好的避难所。西德的外汇储备上升到167亿美元,比1970年增加30亿美元,比1969年增加96亿美元。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中央银行通过向美国兑换4。22亿美元的黄金实施报复。看上去似乎美国增加了外债,实际上经济江河日下。其实这是美国精英有意为之的。
投机者可以用过剩美元购买外国货币而盈利。因为美国政府需要将大量的美元注入其他货币区,迫使其他国家提高本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从而促进美国的对外投资和出口。美元投机已经成为美国的官方国际政策。外国货币被迫对美元升值,这既有效地支持了美国出口,又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美国的进口对相应的国内价和进口价的影响。这种金融波动可能导致贸易协定失效,因为对于外国政府来说,使本国货币与贸易体系脱钩,并安排实物贸易来保护变动的货币关系,甚至实施关税和出口补贴浮动,是阻止美国通过美元贬值获益的唯一方法。这样,其他国家要么将其盈余贷给美国,为美国赤字融资,要么让美元贬值,从而对美国出口商而不是欧洲出口商更有利。
通过持续地滥发美元,美国能将通货膨胀输出到其他国家,世界物价水平的上涨又逐渐地抵消美国债务的实际价值。根据1968年至1972年物价和汇率计算,美国财政部欠全世界的中央银行的750亿美元债务,以借入原始债务时的购买力计算,只需要可能不到400亿美元就可以清偿。若以黄金清偿750亿美元债务,根据1974年年末以1盎司兑换200美元计算,借入美元的金价不到最初价值的1/5。
1970年5月,美国财政部长大卫·肯尼迪警告说,如果外国不增加从美国的进口,那么美国国会将限制外国对美国的出口。在美国的压迫下,欧洲与日本的货币被迫对美元汇率升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则也按照美国的意图进行修改,允许更大的汇率浮动区间,各种货币可上下浮动2。25%,这意味着美元与其他货币之间可以发生4。5%的变动。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暂时中止美元与黄金或其他储备资产之兑换,除非要求兑换的数量和条件符合货币稳定和美国的最高利益”,同时宣布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增收10%的附加税。这表明美国拒绝用黄金与其他有价值的资产清偿610亿美元的外债。美元瞬间变成不可兑现的白条。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瓦解。
1976年,国际基金组织成员国签订了《牙买加协定》,宣布黄金不再作为货币定值标准,废除黄金官价,能在市场上自由买卖黄金。实际上是把美国从原先承担的巨大货币义务解放了出来,美国不用再承担兑换黄金的义务,而美元却仍是世界货币。
从此以后,美元这个只有美国有权发行而且不需要黄金支持的白条就成了全球储存货币。美国生产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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