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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说中国美食-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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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而言，我倒是觉得袁枚说得更好：“三年出一个状元，三年出不了一个好火腿。”他写过一本不薄的《随园食单》，应该属于权威人士了。拿状元来比拟火腿———也只有科举时代的文人，能以如此巧妙的形式赞美。而且他强调了：真正的好火腿，比超越了芸芸众生的状元还要难得———那相当于天才的境界了？袁枚对火腿的讴歌，会让状元们脸红的———更别提那些举人或秀才什么的了。他们只能算是红烧肉吧？
最正宗的火腿是金华火腿，据说制作的工艺极其复杂：“所腌之盐必台盐，所熏之烟必松烟。”但这是很值得的———金华因为火腿而出名了。如果没有火腿的话，恐怕许多人都不知道金华在哪里。中国人，能够把熏腊的制品做得比鲜肉还要好吃，也真有本事。当然，也可以说，他们是煞费苦心的。
我想，一篇好文章、一首诗，也应该像一具好火腿的诞生一样艰难，饱受艺术的熏陶与时光的考验。譬如读遗留下来的唐诗、宋词，我总要细细地咀嚼，慢慢地品尝，从中获得火腿般的风味。由此可见，那些被淘汰的篇目，总有被淘汰的原因。好东西总是不可多得的。袁枚本人就是个诗人，我想把他的话稍加篡改：“三年出一个状元，三年出不了一个好诗人”。他肯定也不会反对。
在南京，路过随园的遗址（上海路与珠江路交界处，有一座小仓山），我总要想起袁枚。他在此写了两本书，一本叫《随园诗话》，一本叫《随园食单》。他同时奠定了自己的双重身份：诗人兼美食家。看来大雅就是大俗，大俗就是大雅。袁枚：清朝的大诗人，南京的大厨师。他像炒菜一样写诗（讲究色香味俱全），像写诗一样编撰菜谱（文采飞扬）。随园又是袁枚的大观园。他“大收女弟子，多讨姨太太”，成了诗坛的贾宝玉。据说他八十高龄了，还写诗抗议当时的官府禁秦淮妓：“三皇也有洪*％妓，曾载《康熙字典》中。”此种风范，在西方同行中恐怕只有歌德才能比拟……
就是这个放浪形骸的袁枚，偏偏对火腿情有独钟———并且通过对火腿的褒扬而贬低了循规蹈距的状元。也真亏他能想得出来。
好在他不乏知音。读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汪曾祺乃至张中行等人的散文，我都能闻见随园的气息———或者说火腿的气息。他们都是袁枚的徒子徒孙。这一系列闲适的作家，走的都不是文科状元的道路。看来靠八股文，是薰陶不出好火腿的。
梁实秋还特意写过一篇以《火腿》为题的文章：“一九二六年冬，某日吴梅先生宴东南大学同仁至南京北方全，予亦叨陪。席间上清蒸火腿一色，盛以高边大瓷盘，取火腿最精部分，切成半寸见方高寸许之小块，二三十块矗立于盘中，纯由醇酿花雕蒸制熟透，味之鲜美无与伦比。先生微酡，击案高歌，盛会难忘，于今已有半个世纪有余。”而这对于他个人来说，也相当于半辈子了。火腿的滋味，几乎可以漫延他的一生。况且他是在台湾孤岛上，回忆大陆的火腿———思念中的火腿肯定比黄金制作的还要昂贵。
梁实秋还说，火腿是南方人的至爱，北方人不懂吃火腿，嫌火腿有一股陈腐的油腻涩味———总觉得没有清酱肉爽口……不知这是什么原因？由此也约摸可以推算出两者审美观与价值观的区别。追求空灵虚幻的闲适文人，还是适宜生存在南方。北京人是务实的，他们或许更重视状元。而清酱肉就是他们的状元。梁实秋并不排斥清酱肉，但他还是为火腿做了适当的辩护：“只是清酱肉要输火腿特有的一段香”。这种绕梁的余香正是火腿的奥妙。
在江南，走进任何一家腊货店，我都能看见挂满墙上的带有红木的质感的火腿。恍惚之间，我会误以为走进了乐器店———一具具生硬的火腿简直不像是食物，而如同辉煌飞天反弹的琵琶。丝路花雨早已停了，仙女们也都飞走了，只留下了她们古色古香的乐器———在无休无止地撩拨着我的想像……火腿，仿佛历经了千锤百炼。
我很庆幸自己是个南方人。我很庆幸自己与袁枚等人有着同样的嗜好。我至今仍把火腿奉为日常生活中最大的经典。不愿意跟任何人交换。
吃的原罪
人类的原罪与吃有关。因为嘴馋的缘故，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据说禁果原本有两种，一种是智慧果，另一种是生命果。亚当夫妇吃了智慧果，顿时变得聪明———并且为自己的裸体感到羞耻，于是采摘来树叶遮挡住私处。这反而暴露了他们的盗窃行为。上帝马上就发现了他们的变化———怎么穿上衣服了？他们也就再没有机会继续吃生命果了。否则就可以长生不老了。
不管怎么说，智慧果提高了人类的智商，绅士与淑女才可能出现。这是一种改变了我们的命运的水果。至于亚当、夏娃没有吃到的生命果，在我的想像中有点像王母娘娘的蟠桃———只有《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才有那样的口福。孙悟空比亚当更迈进了一步，也更像个男子汉。
天堂的禁果，跟人间的苹果与梨相比滋味如何？可惜再没有谁可以作此比较。我想禁果就像禁书似的，能加倍地唤起人的好奇心与占有欲。中国人敢于“拼死吃河豚”，莫非也是遗传了亚当、夏娃冒天下之大不韪偷吃禁果的勇气？任何事物，有多危险就有多美。
一切都是禁果惹的祸。《圣经》里对于人类最初的记载，居然是由他们的嘴馋引起的———难怪后来会产生那么多美食家呢。当然，也可以说，是禁果唤醒了人的欲望。都是欲望惹的祸。
我并不迷信禁果，也不为失去伊甸园而遗憾。天堂的禁果也不过就有点儿药用价值，不见得比杨贵妃嗜好的荔枝更鲜美。与夏娃相比，杨贵妃的口味应该更挑剔。苏东坡曾经被宋朝的皇帝流放到蛮荒的南海，可是他一点不像失乐园的亚当那样沮丧，因为这里有最新鲜的水果（绝对是绿色食品）：“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难怪后来齐白石要把荔枝奉为水果之王呢，它一点不比伊甸园里的禁果逊色。
只可惜亚当、夏娃绝对达不到这样的觉悟。他们生活在忏悔之中。尤其因为是夏娃听信了蛇的诱惑而首先采摘了禁果，女人的负罪感似乎更深重一层。
中国古老的民间传说中，也有自己的夏娃。那就是嫦娥，射日英雄后羿的妻子。嫦娥偷吃的不是禁果，而是西王母送给后羿的不死药（和生命果具有同样的功效），于是私奔到荒凉的月亮上，成为寂寞的仙女。嫦娥的结局一般被视为悲剧性的。唐朝的李商隐有诗：“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可见她也像夏娃一样后悔了，以泪洗面。应该说她比夏娃还要凄惨：不仅失去了乐园，而且同时失去了自己的亚当———可惜射日的后羿，也无法射下月亮。如今，嫦娥也该变成老太婆了吧？
不管在西方抑或东方，传说中女人的原罪，竟然都与吃有关，都与一念之差有关。看来女人要注意自己的零食。要注意禁忌。要学会克制，以抵御诱惑———乃至诱惑所带来的麻烦……
幸好我的这些说法都仅仅是在胡乱演绎。否则女权主义者会抗议的。
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女人比男人更爱吃零食，更重视吃的情调———最好天天都是烛光晚宴呀什么的。
假如禁果再次出现在面前，女人会怎么办？
当然，现代社会也同样有“禁果”———对于男人也如此。那就是受法律保护的濒危动物。譬如熊掌、虎骨、穿山甲或猫头鹰呀什么的。还是别吃的好。千万不要加速它们的灭亡———否则人类永远洗刷不了自己在大自然面前犯下的罪行。我总是以赎罪的心情，向那些已经灭绝的野生动物表示忏悔……
这是人类的另一种原罪。
我们的环保意识，应该首先从每天的餐桌上开始。刀叉必须是合法的，必须是负责任的。
如果继续偷吃“禁果”的话，总有一天，上帝会把我们逐出这个地球的。难道我们真的能像嫦娥一样，到月亮上苦度余生吗？
最后的晚餐
不论在东方抑或西方，饮食都是一种文化。譬如《圣经》中出现的“最后的晚餐”———使饮食成为离宗教最近的事物。只是耶稣的菜谱，早已经失传了。我们更打听不到他的厨师是谁———那是属于十二使徒之外的隐形的使徒，是缺席的在场者。真有本事啊，烹饪出了人类文明史上最著名的一道宴席。
事隔多年之后，文艺复兴时期，又有位意大利的“大厨师”把这桌冷却的菜肴重新烩制
了一番。他并未添油加醋。却采用了最新的调味品：油画颜料（据说里面掺有蛋清）。他的名字叫达·芬奇。这幅供奉于米兰的圣马利亚·德拉·格拉齐耶隐修院的油画，是无价之宝。五百年又过去了，一拨接一拨远道而来的拜访者，在先贤的剩菜残羹间感叹不已。
十二位使徒，围绕耶稣而坐，表情各异。当耶稣说他们中间有个叛徒时，有的人吃惊得抓不牢刀叉。犹大就是因为这顿饭而臭名昭著的。他掩饰不住尴尬的神情———像是被鱼刺卡住了喉咙。
说是晚餐，却散发着淡淡的血腥味。没有觥杯交忽，只有阴云笼罩。
这仿佛是一个不祥的预言，把饮食跟阴谋结合在一起。类似的情况在中国也发生过。譬如鸿门宴。譬如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
只可惜中国似乎很少有达·芬奇那样直面人性善恶斗争的大手笔。
最后的晚餐，并不是最后。这桌宴席举办了几千年，还未散去。相反，它已在更多的人群中流行。阴谋的细菌，最容易滋长在伪善的饭桌上。
中国古老的圣贤们爱吃什么？
孔子堪称是第一位美食家，率先提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口号。他开办私塾，徒子徒孙们缴纳的学费是一捆捆的干肉———可以悬挂在房梁上储存。难怪形容美妙的音乐，要说“三月不知肉味”，要说余音绕梁呢。孔子爱吃的干肉，是否类似于后来的火腿或腊肉什么的？他若活着的话，想拜其为师也很容易，扛一根金华火腿去准可以。
孟子的口号则是“口之于味有同嗜也”，说得挺有人情味的。孟子爱吃鱼，更爱吃熊掌，我们早就知道了。“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态度何其坚决！在他心目中，鱼相当于“生”，熊掌相当于“义”———舍生而取义，自然理直气壮。
这两位儒家的祖师父，似乎都不愿掩饰自己的馋，谈哲学之余，也追求美食———这是他们身上最率真的地方。
孔子的学生中，出过颜回（一箪食、一瓢饮而不改其乐），出过子路，但毕竟没出过犹大之类的叛徒。他是幸运的。
童年的食物（1）
穷人家的伙食自然不能跟富人家的伙食同日而语。但穷人的孩子也许比富人的孩子对此有着更深刻的记忆———因为他有过饥饿的体验。俗话说饥饿是最好的调味品———它甚至还能构成记忆里的味精。在经常赶赴各种宴席、连山珍海味都觉得索然无味之后，我反而挺怀念童年的食物，包括童年的饥饿。
我是在南京中华门外的奶奶家长大的。那一条街道堪称是贫民窟，家家户户门口都用捡
来的红砖砌成炉灶———是烧柴禾的。一口漆黑的大铁锅，是一家人的吉祥物。每隔一段时间，奶奶都要在这口锅里用肥猪肉（又称肥膘）炼一次荤油。切成丁的肥肉在油锅里哧哧地翻滚着，我站在锅边，等着吃刚捞出来的焦黄的油渣———蘸点白糖或蘸点盐都可以。在清汤寡水的生活中，这简直是我的节日。我津津有味地吃着任何菜谱里都不曾记载的食物。而我，也无师自通地体会到了所谓美食家的快乐。
炼好的荤油装在瓶瓶罐罐里，冷却后变成乳白色。那时候豆油、菜籽油、花生油之类都凭票供应，老百姓的一日三餐常常要用荤油代替。直到现在我还认为：荤油炒的菜或许进入不了大雅之堂，可确实香啊。那洋溢着真正的人间烟火味。
做阳春面是少不了荤油。挖一勺荤油，加点酱油，洒上葱花，用热汤一浇，就是最好的汤料（不亚于现在的康师傅）。对门的汤祖兵（我的小学同学）每天早上都抱着这么一碗，蹲在台阶上吃，香气直冲我的鼻子。但我们家更喜欢汤料稍少的那种———俗称“干挑”。把面条在碗里搅拌着，吸干了汤汁，再加点切碎后腌制的红辣椒———变成了酱油色的面条被点缀的红辣椒衬托得格外诱人。这是否有点像武汉的热干面？有了荤油，连面条都变得像肉一样好吃……长大后我吃过各种各样的面条，从担担面，打卤面、炸酱面到加州牛肉面，觉得没有谁能比得上童年的“干挑”。是饥饿感使之变得无比美味，还是因为我的嘴变“刁”了？
奶奶最擅长做的菜饭，也是需要用荤油的。所谓的菜饭，即把青菜拌在米饭里一起煮，加适量的荤油和盐。可分为干的和稀的两种。寒冷的冬天喝一碗菜稀饭，浑身都暖融融的。至于菜干饭，副产品是香喷喷的锅巴。趁热吃不完的话，奶奶便会将其从锅底铲起卷成一团。饿的时候撕一块在碗里用开水一泡，可以代替早点或夜宵。
这次回故乡，和弟弟在高楼群里散步。弟弟突然吸了吸鼻子。“这是谁家做菜饭的香味？”我们顿时抬起头打量那一扇扇灯火通明的窗口。这早已被忘却的菜饭，使我童年的记忆复苏了。想不到现在居然还有人会做———她（或他）真是幸福的。我那已经在天堂的奶奶，什么时候能够再给我做一次菜饭吃呢？
我叔叔当时在附近的漂水插队，每位知青回家过年时都能够分到半拖拉机的红薯。家里便特意搭了个棚子储存。饥饿不再是致命的威胁了，奶奶脸上有了笑容，变着花样地用红薯喂养一家人。菜饭便变成了红薯煮饭。或者直接用切成块的红薯煮汤喝（加点红糖）。除了把红薯削皮当作水果生吃之外，每次开伙时，都会往炉膛里扔几只红薯，最后从将熄的灰烬里扒出来———已变成焦黄的烤红薯了。
可能那几年里我把下辈子的红薯都已经吃够了，直到现在，遇见街头烤红薯的摊子，那怕香气扑鼻，我一般也不会掏钱。
逢年过节时我们能吃到一些便宜的鱼类。奶奶做的红烧带鱼是一绝。有时候用盐腌制几条，像银光闪闪的皮带一样晾晒在院子里，我们又称其为“咸干鱼”。“咸干鱼”在我们南京，又常常用来比喻那些脸皮厚的懒人。当时还有一种比带鱼更便宜的海鱼，好像叫“橡皮鱼”，需剥去厚皮后烹饪。我觉得味道挺好的。可成年后再没在菜场里见过这种鱼卖。因为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还是因为它已灭绝了？我怀念橡皮鱼。就像怀念一个消失的幻影。
吃猪肉，连肉皮都舍不得浪费。家家户户门框上都悬挂着几串晒干的猪皮。积攒到一定程度，会在油锅里炸成皮肚。做大杂烩（各种剩菜的组合）时，皮肚是少不了的。穷人真会吃、真会过日子啊，连肉皮都能变成酥软可口的美味。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没有肉时，蔬菜汤里会搁几根扯断的油条，泡烂的油条便成了“人造肉”———至少，汤里会有点油星。
我还吃过炒面（志愿军在冰天雪地的朝鲜前线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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