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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说中国美食-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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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也遵循周作人的路线，由南方移居北京。东华门、隆福寺等几处专门为外地游客推销特色小吃的地点，我都曾徒步勘探，街两边炊烟袅袅的大排档，确实令人步步回头。对照梁实秋的《北平的零食小贩），有些小吃终于一识庐山真面目———并无悔意，难怪老先生描述得美不胜收呢。但也有少数，怎么也找不见，譬如所谓的儿糕之类，不会已失传了吧？我只能永远靠想象去体会了，体会其被文字渲染的风采。梁实秋本人也承认：“数十年来，北平也正在变动，有些小贩由式微而没落，也有些新的应运而生，比我长一辈的人所见所闻可能比我要丰富些，比我年轻的人可能遇到一些较新鲜而失去北平特色的事物……这些小贩，还能保存一二与否，恐怕在不可知之数了。但愿我的回忆不是永远的成为回忆！”对于那些确实消失的小吃，应该感谢文人忠实的记载。文字毕竟比记忆要长寿与持久———否则我辈如何知晓它们曾存在过呢，并且抚慰过一代人的忆念？
跟周作人不同，我对北京的大多数小吃都能接受，且很欣赏。有些还令我念念不忘———譬如梁实秋没提及的炒肝，系用切碎的肝尖、猪肠等加芡粉、蒜瓣等大锅熬煮，轻啜一口，鲜美无比———但必须是老字号店铺里制作的。有时两家毗邻的店面里卖的炒肝，其口感却大相径庭———如果失望的话，只证明你迈错门槛了。按照当地老人的引荐，我常去前门附近的一家品尝（风传那是北京第一），顾客盈门，没有空余的座位，许多人都站着吃———一手托碗，边转悠着碗沿，边嘬起嘴唇使劲地吸溜着。据说这才是行家的正宗吃法：不用筷子与调匙，全靠口吸，转动碗沿是为挑冷却的下口，像喝烫粥似的———吃炒肝真正是“君子动口”。满屋都是嘴唇吸溜的声音。事后我常寻思：为什么不用方便筷呢———那多方便呀，难道一用筷子，炒肝的味道会变吗？难道我觉得的方便恰恰是老顾客们所认为的麻烦？但一走进那种氛围，我便不得不下意识地模仿周围人的动作，否则会闹笑话的。我只能把它认定为老北京的传统———没准那里面还埋藏着什么不便与外人道的典故呢。北京的炒肝，令我赞不绝口。
北京的小吃（2）
豆汁被老北京夸耀为好东西，系用发酵的绿豆汤熬煮的既酸又带霉味的稠粘的热汤，常喝的人像上瘾似的，对此孜孜不倦。豆汁在北京本地小吃中最有代表性，在清朝与民国年间极流行。只可惜我总不习惯。虽多次尝试，那怪异的口味最终使我望而却步。它成为北京小吃中我惟一不能接受的一种。
后来想起梁实秋对豆汁倒是大加推崇：“佐以辣咸菜，即棺材板切细丝，加芹菜梗，辣
椒丝或末。有时亦备较高级之酱菜如酱萝卜酱黄瓜之类，但反不如辣咸菜之可口，午后啜三两碗，愈吃愈辣，愈辣愈喝，愈喝愈热，终至大汗淋漓，舌尖麻木而止。”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他的评价：“北平城里人没有不嗜豆汁者，但一出城则豆渣只有喂猪的份，乡下人没有喝豆汁的。外省人居住北平三二十年往往不能养成喝豆汁的习惯。能喝豆汁的人才算是真正的北平人。”豆汁居然还有类似试金石的功效：它是北京人的专利，又是外地人无法培养的嗜好。看来我无福成为真正的北京人了。虽然生活在北京城里———直至终老，我也是永远的外省人。因为我接受不了豆汁的考验。对于外省人而言，豆汁是老北京最后的城门，也是最难跨越的门槛。我被拒之门外，徒有羡鱼情。
我除了了解自身之外，还可以肯定：周作人也是喝不惯豆汁的。虽然他在批判北京的茶食时并未提及豆汁。正因如此，周作人与梁实秋在评点北京的饮食时，才表达出泾渭分明的两种态度。这是他们各自的血统造成的———传统与血统有最密切的关系，继他们之后，我也要给北京的小吃写一篇新的文章———作为一个不会喝豆汁的人。我并不为自己喝不惯豆汁而自卑抑或自傲。这丝毫不能影响我对北京真正的感情。
南方的小吃
吃小吃还是要到南方去。南方的小吃才是真正的小吃。北方适合大吃大喝，如同《水浒传》里梁山好汉的风格：“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而南方的小吃之小，首先是从餐具开始的：小碟，小碗，小调匙，小酒盅……做工都很精致，描龙绘凤，把玩于掌心，简直像艺术品。小吃的品种繁多，大多是袖珍的食物：小包子，小锅贴，小汤圆……样样都突出一个小字。在北方人看来，只够塞牙缝的。但吃起来可不是这么一回事。络绎不绝地端上来，很快摆满一张桌子，令人目不暇接，像一桌微型的满汉全席。只好边上边吃，边吃边撤，最终记
不清有多少种类了。吃小吃有时比吃大菜还要累、还要忙碌，眼前的碗碟走马灯般地调换着，像用望远镜看一台武打的京戏———堪称饮食文化的缩微景观。幸好服务的小姐人数不少（长得也都很秀气），你来我往，似乎要全体出动才能照顾好一桌客人。真正辛苦的是她们。南方的小姐，说话的声音也要比北方的轻柔半拍。在这样的氛围里吃饭，再粗鲁的人也会变得文雅一些———生怕失手打破了这精致的世界。
在南京的夫子庙请一位北京来的朋友吃小吃。人高马大的他，面对小如孩童巴掌的碗碟既有点惊奇，又有点尴尬。当他发现端来的小碗里只盛有一只两只水饺或小花卷———有一件小碟甚至只装了两块小豆腐干和三粒茴香豆（孔乙己吃过的那种）时，哑然失笑了。我知道，他是小看南方的小吃了。他甚至觉得可以从这一细节证明南方人的小气了吧。他一开始还囫囵吞枣地打发着纷至沓来的小吃，摆出一种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大将风度，但渐渐被南方小吃千差万别的滋味吸引了，不住地咂舌：“这简直像万花筒，转得我头都有点晕了。但确实别有风味。”等上满几十道的时候，他有点力不从心了，额头冒出细汗：“还有多少道呀？快叫服务小姐别再上了。否则我的肚皮快破产了。”小吃的诱惑力就在这里，令你担心自己停不下来。当他离席的时候，面前的小蒸屉里还剩有一只拇指大小的烧卖———他实在对付不了了。
所以说南方的小吃才是真正的小吃，重在品种与滋味。如同神农尝百草，浅尝辄止。如果每一道的量稍大一点，你就难以尝遍了。小吃不可以小看。在南方吃小吃，甚至还有某种游戏的感觉：面对小巧的餐具和袖珍的食物，你会恍惚觉得，仿佛世界都缩小了。参观那种汇集各国著名建筑缩微景观的世界公园，你也会有类似的心情。
去北海吃仿膳（1）
北海公园最醒目的标志是湖心岛上一座古老的佛塔，天外飞来般搁置在半山腰，光芒万丈。岛叫琼岛，塔俗称白塔。天气晴朗的时候，远远的在公园围墙的外面就能看见它掩映于湖光山色的身影，过路人不用买门票就瞻仰到灵光了。北海的白塔极有名。远的不说，五十年代流行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里面出现的“白塔”，即北海白塔也。我在南方读小学时，音乐课上教过这支歌，它的旋律从此镌刻在记忆里了。后来听作曲家刘炽说：才知道这支歌是在北海公园里诞生的：当时一大群少先队员陪伴他在湖上划船，忽然来灵感了，他
便弃舟上岸，趴在琼岛的一块假山石上记录下来。听他说这的时候，我已来到北京，成为北海的邻居———住在只隔一站路的景山后街。而出现在我眼前的作曲家，已由才华横溢的青年变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这些是我当初学唱这支歌时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的。歌声的双桨早已脱离现实，它划动的是时间的波浪———我早年的听觉，已成为倒影中的倒影了。
北海的风景除了山、水、游船、塔、绿树、红墙、曲径回廊之外，还有大名鼎鼎的“仿膳”———堪称风景中的风景。这样，吃喝玩乐都占全了———皇帝时代留下来的传统。虽然慈禧太后最垂青西郊的颐和园，但北海毕竟离紫禁城更近，步行也只要五分钟，简直是天赐皇家的后花园。近水楼台先得月，北京城里各种仿造宫廷宴席的餐厅不少，但谁也不敢否认北海的“仿膳”最正宗。据说它的第一代厨师，大都是从皇宫里的御膳房退休下来的。
全国各地，凡是公园里的餐厅，很少有令顾客满意的：价钱偏贵不算，饭菜也做得粗劣———它卖的是风景而非厨艺，它把风景也打入成本了。但北海的仿膳饭庄是个大大例外。它为今天的北海公园增色不少。我以前逛北海，沿着绘有宫廷彩画的长廊走到这幢雕梁玉柱的古建筑群落前总望而却步。直到最近参加一个级别较高的宴会，才领教到“仿膳”的滋味。
那顿宴席具体上过哪些宫廷风味的菜肴，在文中没必要一一加以形容了。或者找个庸俗的借口；吃完就忘了，至少已记不清那些远离我们日常生活的生疏的菜系和拗口的菜名。穿着满族旗袍的服务员每上一道菜，便背书般讲解一番与此有关的典故———譬如一碟栗子面磨制、掺有桂花的比大拇指还小的黄澄澄的小窝头，据说是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逃难时爱吃的，精致得像黄金做的，与印象中平民百姓的玉米面窝头不可同日而语，但后者的粗糙或许更接近生活本身。惭愧啊，吃完满汉全席，我惟独记住了这碟点心。
边听服务员讲解边吃菜，我咀嚼的尽是典故的滋味，一个王朝没落的滋味。生怕一不留神冒出个精辟且冷酷的警句，砂粒般硌疼我的牙。这比边吃饭边谈生意还要累。所以说在北海的“仿膳”吃饭，简直是吃历史，或者说吃文化。带有警示意味的典故是下酒菜，是需要用开水冲服的祖传药方，是值得反复咀嚼的古老的寓言。一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华丽的王朝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一桌冷冷清清的宴席———在画栋雕梁、香烟袅袅的旧时代宫殿里吃“仿膳”，肃穆的氛围总使我有点压抑，对民族的往事也下意识地保持着警惕的神情。
走出这新装修过还散发着油漆味的老字号饭店，北海的波光就像一帧壁画呈现在眼前，我终于透了一口气。这顿饭是某企业家做东，目睹他掏出厚厚一沓花花绿绿的钞票跟服务员结账，我礼貌地转过视线，浏览着既古老又青春的风景，蓦然想起李白抑或苏东坡的一句诗：“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古往今来，还是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啊。它们才是真正无价的。
酒足饭饱的宾客们大多在慵懒地凭栏远望，用风景来消化油腻的食物。我身旁的一位本地诗人望着游船络绎往来的湖面，自言自语：“真想租一条船划。可怎么没有那种划桨的小木船了？”我从中分明听出某种岁月的惊叹来。它提醒了我。环顾四周，这时才发现：湖面上远处是穿梭的汽艇，近处是一大堆船头有动物（如鹅）造型的情侣船和孩子们玩的圆形碰碰船———一律是脚踏的或机动的，偌大的北海，居然找不到一条那种划桨的老式木船。我解释道：“恐怕已经被淘汰了。用手划桨毕竟太累了。现代人休闲最讲究舒适与情调，图享受而不愿劳动。”那位有点醉了的诗人脸红脖子粗的坚持着：“只有用桨划才有意思。否则叫什么划船。我不玩了。”我并未觉得这是醉话。恰巧有一条鸳鸯船劈风斩浪地擦着我们鼻子驶过，一对大学生模样的男女并肩坐在遮阳的顶篷下，手持罐装饮料情话绵绵，一边悠闲地用脚踏着（像骑自行车）。我凝视着他们的笑脸：他们与我们这一代人有着多么不同的青春与想法。北海分别是两代人的见证。哪怕未来的游客，有可能不知晓那种用手划桨的老式木船为何物，有可能不知晓“划船”的真正概念。
我每年逛北海，总来去匆匆，从没注意过那种桨船已被取代了———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次我才发现了岁月的变化———哪怕它表现在最容易忽略的方面。不知道这该算我今天逛北海的收获还是失落。于是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再一次想起那首老歌：《让我们荡起双桨》。白塔作证，湖水作证：当年的水手、当年的听众都已老了，甚至它描写过的双桨都已消失了（已被陈列在岁月的博物馆里），但歌声对我的感动依然存在。
去北海吃仿膳（2）
在北海，真想租一条船划，真想遵循歌声所教诲的，荡起双桨，荡起那已不复存在的双桨……
从麦芽糖到巧克力（1）
我的童年，或者说我们那一大批孩子的童年，恰恰伴随着这个国家最贫困的年代。所以我们童年的欢乐，在今天看来也是极其平淡、极其有限的欢乐。但当时并没觉得缺乏雨水、缺乏充足的光照，我们和今天的孩子一样，满世界晃悠，睁着玻璃弹珠般的眼睛，伸出脏兮兮的小手，甚至以嘴角悬挂涎水的幼稚的姿态，贪婪地寻找着、索取着、占有着贫穷的生活中哪怕一点小小的刺激。作为一种善意的补充，就让我在富裕的时光里尽情回忆一番童年吧，童年的滋味———首先从童年的零食开始。
那时候最盼望的是过年。过年意味着收获：新棉袄的衣兜会揣上一只废弃挂历折叠的纸钱包，钱包里塞满挺刮的崭新角票和锃亮的硬币。压岁钱使我们一夜之间成为小小的富翁。我偷偷和既是街坊又是小学一年级同窗的汤与张，相约着步行四站路（节省车票钱），去三山街吃刘长兴小笼包子。这家老字号做的小笼汤包，皮薄得近乎透明，用筷子夹在空中，能获得肉汁在里面晃荡的摇摇欲坠的手感。内行的吃法是浅浅地咬一豁口，然后猛地啜吸，把滚热鲜美的汤汁一饮而尽，那可真是气贯长虹、沁人肺腑。好不容易才缓过神来，慢慢对付搁在醋碟里的皮和肉馅———它们软塌塌地蹲着，像刚刚失去了灵魂似的。一屉共十二只，三个小伙伴凑钱点一屉，意犹未尽，互相用眼神商量一番，还是放弃了再来一屉的打算。那年头肉太贵，尝尝鲜、解解馋，适可而止。于是埋头把碟子里沾上肉汁的镇江米醋也喝了，咂咂嘴依依不舍地从包子铺里鱼贯而出。很多年过去了，他们的身影在我眼前飘动。如果我今天遇见这样三位小男孩，愿意请他们吃到厌倦为止，以安慰满足他们当时完全靠意志克制下去的欲望。
即使如此节制，刘长兴小笼包子也难得一吃。半个月后，我们转移到中华门城堡附近的秦淮区国营元宵店吃赤豆元宵与酒酿元宵———前者以豆沙、后者以酒糟为汤料，下一锅比中药丸稍小的袖珍汤元，因白糖需凭票供应，元宵多搁的是糖精，汁液粘稠，甜美无比（看来人的味觉很容易受欺骗的）。再半个月后，能吃上一碗素斋馆里酱油汤表面漂浮几星小葱花的阳春面，也算很爽口、很高贵的事情了。我们更多光顾的是街头私人的馄饨挑子———一头是小煤炉和煮着化石般顽固的骨头汤的钢精锅，另一头的桌面上摊主正手势飞快地包着馄饨。因市场上猪肉供应困难，肉馅大都以剁碎的老油条再搅拌少许的五花肥膘来代替，即使这样的馅，摊主也极爱惜地以筷子尖蜻蜓点水地沾那么一点，裹在面皮里一捏就算完事了，像邮局里用浆糊粘合信封一样机械地复制。寒冬腊月的夜晚，端一海碗撒了一层红糊糊胡椒面的民间的馄饨，站在屋檐下边吹气边吃，吃得满头热汗，像刚爬了一座山似的。哦，发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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