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的故事-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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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了这份警告之后，他画了下面这张图：

尽管这种巧合令人激动，可大多数的M　M　PI使用者都发现艾森克四重原型太过抽象了，他们希望从测试结果得出的分数里抽取更为具体和详细的诊断办法来。这些诊断法终于通过一位在英国出生的心理学家雷蒙德·卡特尔（1905－）几十年不缀的努力，以不同的因素分析法实现了。卡特尔比艾森克更为小心谨慎，也更讲究方法。他没有像艾森克一样以一个假设的结论作为开头，而是让因素分析法自己探索自己的道路。他在大量变量当中计算其相互联动，把那些明显显示出相互联动关系的东西列成表，再给它们编上因素名。这是一件繁重的活，哪怕是在计算机的帮助下亦是如此。比如，要把一百种变量之间可能的相互关系计算出来，人们得计算4950种关系。

这只是卡特尔所从事的工作的一个例子。在早期的一个阶段，他发现，承认一个常现错误的强烈倾向同时伴有同意的强烈倾向，而且这两种倾向都与情绪化、对可厌恶事物的敏感性、重大的严重问题和其它一些特征有相互联系，而且与像心率很高这类的生理症状也有联系。对卡特尔来说，这些“表层的特征”的相互关系网络暗示着下面还有一层“根源性的特征”，即他所命名的“焦虑”。

这样的研究听起来严苛认真，远离现实生活，可是，卡特尔尽管态度恭俭，温文尔雅，却不是什么浮浅虚夸之人。他是一位英国工程师的儿子，他认为——也许是受他父亲职业的影响的缘故——理工科学才是他应该学习的科学领域，并在伦敦大学攻读化学和物理。可他是个无所不读的学生，对当时（20年代）的一些知识和政界发生的热门活动也投入很大热情，这些活动最终带来的结果是一次大的思维超脱：

我在实验室里的凳子开始觉得短小一些了，而世界的问题却广大无边。然而，跟一位在火车站里的人一样，看着火车远离而去，心里清楚那些火车并不是他的，我放弃了政党和一些宗教团体所提出的济世大法。我慢慢地认识到，为了超越人性当中的非理性成份，就得研究思维本身的工作机制……从这一刻起，也就是我得理工学位的几个月前，我意识到，心理学是我终生的兴趣所在。

卡特尔一头扎入了心理学的研究生工作，他投入大学的斯皮尔曼门下，学习因素分析的专门技术。不幸的是，在他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心理学还只是刚刚在英国的高等学府立下足来，在接下来的15年时间里，他只能靠当一名中学的心理学教师和临床医生来挣面包钱。这样做是不无代价的——繁重的工作和紧巴巴的收入毁了他的第一个家庭——还有其毁灭的回报：它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他对性格复杂性和丰富性的理解。可是，他真正的目标是要做因素分析研究工作，如他自己所言：

在我看来非常明显，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所言，结构和重要的关系的惟一证据在于相互变化之中，而且，这种由斯皮尔曼创造的相互变化和因素分析的新工具，现在可以发挥其长处，应用到一个更为广泛的前沿里去——应用到性格结构和寻找行为动力根源这样一些困难的问题里面去。

卡特尔1937年来到美国，在几所有名的大学任了几期短暂的教职，幸福地再婚，并继续进行性格特征的因素分析。1945年，他成了伊利诺伊大学性格评估实验室的负责人，他的研究工作也因此而加速了。他在这里工作了27年，然后又在夏威夷大学继续工作，他一直向前，进行越来越高级的因素分析工作，得出了级别越来越高的的性格因素。

在他研究工作的早期，他设法将171种表层特征归类为62个串。但是，他发现，这些串都有互相重叠的地方——彼此互相覆盖——因此，后来又把它缩减为35个。再之后，他和其他人——在他的自传中，他很慷慨地列出了约80位助手的名字——把这项研究又投向前进，他们最终得出结论说，16个根本性的特征或者因素，按他的话说：“足以涵盖目前在常见的口头语和心理学文献中发现的所有个体性格差异（即表层特征）。它们在总体的性格方面没有留下任何遗漏。”

16种性格因素当中的每一种都是两极化的。比如，情感稳定性，从一端的“受感情影响”到另一端的“情感稳定”；疑虑，从“信任”到“怀疑”不等。按照手册里列出来的一些步骤，测试人员可以得出一位受测人或者某类受测人的性格轮廓，这轮廓之间的差别是很明显的，而且易于看出问题。这里，作为例子，我们举三种职业人员的轮廓，这些轮廓对于职业咨询是非常重要的工具。

卡特尔16性格因素问卷广泛使用了好些年，今天，它已经被不那么复杂的一些分析法所替代了，许多新方法在学术上还是它的繁衍物。

后天养成的性格

行为主义理论跟任何形式的心理动力学理论和特征理论都不一样，它认为性格不过是一套对刺激的认知（条件）反应。心理动力学和特征理论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把性格看作可以决定行为的、连贯性的个人品格，而行为主义者却认为这样一些说法是“神秘主义”，不应该在科学心理学当中分配任何位置。斯金纳以他一向不留情面的风格把性格或者自我叫做“一种阐释性的小说……一种代表在功能上统一的反应系统的说法”。他说，特征只是一组类似的反应，它会在不同的情境下导向类似的强化作用。它不引发行为，而只是一套类似的、有条件反应的标签。

可是，严格意义上的行为主义者的观点，在解释很多人类行为时亦证明有很大的不足——在解释哪怕是一些动物行为时也说不通。托尔曼虽然也是一位行为主义者，可是他看见他的老鼠在迷宫中以右－左的选择点动作，好像它是在记忆、称量信息，然后作出决定。他和其它行为主义者还在本世幻中期以前，就已经开始把内部的精神过程包括在刺激－反应范式里了。

耶鲁大学的两位科学家做了这方面的重要工作，一位是社会学家约翰·多拉德，一位是心理学家尼尔·米勒，他们在40年代合作研究出了一种“社会认知”的理论，作为行为主义的扩展。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说，老鼠与桑代克的实验不一样，它们会彼此摹仿，很明显不是在以刺激－反应条件来学习，而是通过认知过程进行的。在人类当中，多拉德和米勒说，很多学习是一种社会活动并且，除了受底层支持动机的一些需要和驱动力以外，还发生在高级的认识过程当中。

从50年代开始，其它一些行为主义者继续进行社会认知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它的认知方面。所有不同理论都认为重要的一个概念是，人类性格和行为不仅仅由一些受回报的动作而形成，而且还有个人的预测或者期盼在内，这些预测和期盼的基础是，他们观察到，一些具体的行为方式会得出一定的回报。尽管这个观点比严格意义上的行为主义者更具认知性，但是，它与特征理论和心理动力学理论都有所不同，原因在于，它还是把经验和情境——外部的影响——看作是性格和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

可在50年代，由朱利安·罗特（1916一）提出了有关性格的社会认知近似特征修正的观点。他当时三十五六岁，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当教授。罗特即是一位心理治疗学家，也是一位实验主义者，尽管他在实验室里是位行为主义者，作为一位治疗者的经验却让他去尊重认知过程和情感，而这是天天与老鼠打交道的研究者们所经常缺乏的。跟大多数临床医生们一样，罗特发现，病人的基本人生态度通常因为一些关键性的经历而形成，有些是好的经历，有些是不好的。按照行为主义术语来理论化就是，当一个特别的动作得到或者没有得到回答，人们会对什么样的环境和行为会或者不会得到回报形成“总体的预想”。一个认真学习也得了高分，得了奖并自我感觉良好的学生，他可能会慢慢地形成这样一种预想，即在其它情境下如果同样努力工作也会得到相应回报。而一个认真学习但没有得高分，也没有得到与之相联系的好处的学生，他可能会慢慢地形成这样一个总体看法，即努力干活也是白干。

罗特和他的研究生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来显示这些总体的预想产生的普遍影响。在一项典型的研究中，他或者他的合作者会告诉志愿者们——即该大学的男女本科生——说，他们接受的是超感试验。（这只不过是个幌子，以掩盖他们真正的目的。）实验者举起一张卡片，卡片背对着志愿者，上面是一个方形或者一个圆圈，让志愿者来猜，猜完后，实验的人会说对或者错。进行一组10次以后，他会问受试者估计一下他在后面的一组中会猜对几个。有些学生通常会猜测说他们会做得更差，因为，如他们后来在问卷和面试中所说的一样，他们认为自己是凭运气猜中的。其它一些人估计他们下次会做得好些，因为他们把正确的猜测归因于自己在超感方面的技巧，而这种技巧他们认为会随着练习而更加熟练。

约在同一时期，罗特督导一位接受培训的心理治疗医师杰里·费里士。费里士有位40来岁的单身病人，他总抱怨自己缺乏社交。费里士敦促他去参加一个免费的校园舞会。他去了，好几位女孩子跟他跳了舞，可他告诉费里士说：“这完全是碰运气－这样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当费里士向罗特报告此事时，一直索绕在他脑海里的一个想法突然明朗了。最近，在他回忆约30年前的这件事时，他提到了那个时刻：

我意识到，在我们的实验当中，总有一些受试者，就跟这位病人一样，他们在哪怕成功以后也不会形成预想。我和我的研究生们先前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实验，我们在受试者的成功与否上做文章——我们在超感系列当中欺骗他们，我们在角度对比游戏当中哄他们，因为我们可以控制“正确”或者“错误”的反应，因为角度非常接近，看起来都差不多，受试者完全相信我们所说的一切。有些志愿者，不管我们告诉他们大部分时间是正确或者错误的，他们总认为自己在下一轮的实验当中会做得更差。另外一些人，不管我们怎样告诉他，他总认为自己下次会干得更好。

到这时，我把自己工作的两方面——作为习医者和一位科学家——都合并起来了，我假设，有些人感觉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都是由一种或者另外一种外部力量决定的，而另外一些人却感觉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都是他们自己的努力和技巧造成的。我和费里士于是编制了一套测试法，用来检测一个人因为自己的行为结果或者不是因为自己的行为结果而感知到回报或者没有感知到回报的程度。

罗特把这个重要的态度——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叫做“控制位”。他和费里士为检测它而设计的测试，即“内－外控制位（I－E）标尺”，由29个项目构成，其中的每一个都有两句话，接受这项测试的人要说出哪一对说法最适合他自己。这里是一些典型的说法：

2。

a．人生不幸多是运气不佳所致；

b．人生不幸是他们自己所犯错误的结果。

4．

a．天长日久，人总会得到应得的尊敬；

b．很不幸，一个人的价值经常会被埋没，不管自己多么努力。

11．

a．成功是努力工作的结果，与运气无涉；

b．得一份好工作主要取决于合适的时候与合适的地方。

25．

a．我常常感到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无能为力；

b．我几乎不可能相信运气会在我的生活中起什么重要作用。

选择2a，4b，11b和25a表明，受试者感觉到他或者她对事件无能为力，选择其它一些则表明他感觉到他自己是生活的主人。在外部控制位得高分的人倾向于把成功和失败归结为命运。运气或者其它人的力量；在内部控制位得高分的人倾向于把成功和失败归结为自己的智力、勤奋工作或者其它个人特征。控制位，因为它是影响性格和行为的许多方面的总体态度，因此就像奥尔波特方案中的“中央特征”和卡特尔方案中的“根本性特征”。

控制位概念和I一E标尺在性格心理学家中引起了很大反响。自从标尺在1966年出现以后，约有两千多份利用它进行的研究发表了出来，它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最受欢迎的性格测试办法。许多研究结果都显示了控制位预想对行为的影响。比如，评为内部者的小学学生会得比评为外部者高些的分数；“无望的”学生（外部者）在一个包含了困难问题的测试中考糟了以后会表现更差，而“把握自己的”学生（内部者）会更加努力并有更好的表现。在有些实验中，志愿者会面对一个两难的情境，内部者多半会去寻找有用的信息，而外部者会依靠别人来帮助他。在患肺炎的住院病人中，内部者更知道他们的病情，而且比外部者向医生问的问题多。内部者刷牙的次数比外部者多。内部者比外部者坐汽车时更容易戴上安全带，做更多的防范工作，参加更多的体育练习活动，进行更有效的生育控制。

其负面的效果是，有些研究发现内部者比外部者更不太可能去同情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因为内部者相信，这些人是不思进取，自寻烦恼。而且，尽管内部者在成功的时候感到自豪，他们却在失败时感到羞耻或者有过。而对比起来，外部者对于成功与失败的感觉却没有那么强烈。（有些研究相信，正常的健康性格在内部和外部两者间有平衡，他们以一种如果不准确的话就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来解释自己：社会心理学家费里茨·海德曾说，他们会告诉自己说：“我使好事发生了，坏事是被强加的。”）

社会认知理论和控制位研究导致了性格理论和临床心理学上一些引人注意的发展。其中一个就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有意识的态度和想法，而不光是无意识的态度和想法，都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一个人的特征和行动。心理学家乔治·凯利叫做“个人观念”的东西是性格和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这个个人观念是指，一个人对自己的能力和性格的有意识的一系列想法，在不同的情境之下人们对我们的行为的预想，别人多半会怎样对我们作出行为反应，他们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等等。

以这个观点为基础的研究在最近几年已经产生了非常有趣的一些发现，1978年，爱德华·琼斯和史迪文·伯格拉斯进行了一项自我保护战略的实验室演示，他们把它叫做“自我残障”。自我残障者在面对一个他们担心会失败的情境时，为了保护自己的自我形象，会把事情弄成一个让别人看起来是因为他们不能控制的一些力量造成了他们的失败的样子。一位中等水平的网球手只会选择明显比他强的人来作为对手，这样的话，输了球就算不得什么了。一个快要面对期末考试的学生，他可能不去学习而突然背上许多的校园杂工负担，这样，如果他考不好的话也能得到保护内心自我的理由。自我残障者在保护自己的过程中打败他自己。

控制位理论有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副产品是对叫做“学会的无助”这种让人失去能力的现象的解释。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些无助和消极的人，他们拥有足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资源，可就是无法想出办法来对付这些问题。许多临床医师都曾提供过有关此种消极情形的解释，可是，1967年，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