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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的故事-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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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个方法，布罗伊尔一个接一个地攻下了她的病症并控制了所有的病情。可是，有一天夜晚，他发现她又一次发生了混乱，因腹部痉挛而疼得打转。他问她是什么毛病。“布医生的孩子要出生了。”她说。他惊愕地意识到，她正经历着歇斯底里的怀孕幻想，是从有关他的狂想中产生的。他突然把她交给了一位同事，与妻子一起外出旅行，不再管柏莎·帕彭海姆的病案了。
事实上，她并没有从谈话疗法的宣泄中康复过来，而只是暂时性地消除了症状。这提醒弗洛伊德在几年以后发现，这些病人不仅仅需要回忆起引发了各个症状的事件，他们得寻找隐藏在其背后的一些意义。他将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症状的背后是有关性欲的，如在“布医生的孩子”情节中一样。可是，布罗伊尔对性欲这个话题深感不安，尽管在歇斯底里的怀孕情节发生时，他已经“掌握了那个钥匙”（如弗洛伊德后来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他把钥匙丢掉了……（井）因为传统原因而害怕，选择了走为上计的办法。”
（贝尔塔·帕本海姆在精神病院呆了一段时间，最终在那里治好了病。她继而走上了一条成功的事业之路，先在一家孤儿院当养母，后在一个专为未婚母亲和少年妓女服务的机构当领导，再后成为一项长期保护“濒危少女”运动的领袖。她从未结婚，也没有有记录的爱情生活，在她的歇斯底里之下的性问题没有得到根治却得以升华——这个过程弗洛伊德会在以后详细说明——在为沦落女子服务的工作中得以升华。）
1886年，布罗伊尔告诉他有关这个病案的事情4年之后，当时31岁的弗洛伊德开了一间诊所（这年晚些时候娶了玛莎），作为一位神经和大脑疾病的专家开始了私人营业，用当时已有的医疗方法治病。可是，很少有病人来，因此当他得到布罗伊尔推荐来的歇斯底里病人时当然就很高兴了。这之前，他在这个课题上刚刚进行过专科进修，他从布罗伊尔的神经学研究院得到一小笔资助，去巴黎接受让·马丁·夏尔科的指导。夏尔科当时是著名的神经病理学专家，还是萨佩特里尔医院的院长。除开其它的方面以外，夏尔科还是歇斯底里现象的发现者。他还是一位技术高超的催眠师，可他只是在向学生展示病人的病情时才去引发歇斯底里。他相信，虽然可能是某种创伤性事件，如铁路上发生的事故等引起的，可是，歇斯底里是一种遗传造成的神经系统软弱，而且他认为这种病是进行性的，并无法逆转。
弗洛伊德一开始受到夏尔科的观点的影响，他处理自己的歇斯底里病人时也如此，就好像精神病的确是由神经上面的毛病引起的一样。他多半使用“电击疗法”，这是当时流行的一种疗法。他把电极接到身体受影响的部分，放出一种轻微的电流，使其产生微颤或者肌肉抽动。他用这种方法取得了一些初期疗效，但是，由于他熟悉催眠术，因而就怀疑，这些效果归因于电流的程度没有暗示的大——他对病人保证说，这种疗法会驱除病症。
想到这里，他开始更直接地使用催眠暗示，不过，这在当时维也纳医学界中是没有得到认可的，且被认为几近江湖骗术。弗洛伊德知道，法国“兰西学派”的成员是医学催眠师奥古斯特·里尔波的信徒，这人我们在前面已经听说过，他们在用后催眠暗示法治疗歇斯底里症。他们会让病人进人催眠状态，并告诉他们说，当他们醒过来时，所有的病症都会消失。弗洛伊德接近了这个疗法，也因为其结果而沾沾自喜。1887年12月，他写信给当年认识并已结下深厚友谊的柏林耳鼻喉科专家威尔汉姆·弗里士说：“在最后的几个星期，我一头扎入催眠术里，并得到了各种各样的结果，成就虽小，倒也特别。”
可好景不长，他很快悲哀地发现，病症的解脱都只是部分的，暂时的，因此他改换法子，用布罗伊尔诊治柏莎·帕彭海姆的办法使用催眠。有好几年的时间，弗洛伊德摧发了歇斯底里症，然后要病人回忆并讲述第一次引发病症的“创伤性事件”。对有些病人，他得到了相当满意的结果，可是，令人失望的是，病情的好转要么是暂时的，要么一个病症立马又被另一个病症所代替。另外，这门技术对许多无法催眠的病人来说根本不起作用。
尽管有这么多的局限，他和布罗伊尔还是在五六年的时间里讨论了一系列病案——贝尔塔·帕本海姆和弗洛伊德最近的一些病人——最终慢慢形成了一种与夏尔科不同的歇斯底里理论，就是整体意义上的心理学理论。他们的结论是，“歇斯底里症受到回忆的影响”——就是一些痛苦的情感体验的回忆——它们因为某种原因从意识中排遣出来了。在这样一些回忆保持被遗忘的时候，与此相关联的情感被“纠缠着”或者被拴住并被转换成一种生理能力，表现为一种形式的病理症状。当记忆通过催眠而得以恢复时，情感可以被感知到并表达出来，症状也就因此而消失。
这是布罗伊尔和弗洛伊德于1893年发表的一篇简短文章，和1895年发表的、有很多细节的长篇大论，即《癔病的研究》的要点。这些文章报告了布罗伊尔的一个病案和弗洛伊德的四个病案，提出了他们的歇斯底里理论，并讨论了解脱病症的办法，即通过催眠宣泄——以及由弗洛伊德发现的一种更好的办法来进行，后者可以一次根治歇斯底里症，它不是暂时的解脱，而是实际的疗效。
心理分析的发明
在科学进程中，没有哪一种历史和社会学的论述足以解释心理分析学的突然出现，也无法解释其对无意识心理过程的发现。19世纪末期，许多在维也纳和主要的欧洲城市长大的人们都接受过医学的培训，并浸润在生理心理学的传统之中，可是，只有弗洛伊德一个人继续进行神经科学的实践，然后使用歇斯底里症催眠医术，最后发明了心理分析学。他的思想的进化有一部分受到了社会条件和他那个时代的科学知识的滋养，可是，也有一部分是他的天才和个人问题引起的，这些个人问题使他对别人身上类似的问题非常敏感。
弗洛伊德向心理分析学的发明迈出的第一步不是靠预先设计，而是针对其中一个病人的需要作出的反应。她就是男爵夫人凡妮·莫塞尔，一位他在《癔病的研究》中称作弗劳·艾米冯恩的40岁的寡妇。她于1889年请来了弗洛伊德，当时她面部抽搐，幻遇扭动的蛇和死老鼠，做一些有猫头鹰和可怕野兽的恶梦，由于口唇痉挛发出嘘声或者卟卟声而经常中断说话，害怕社交，讨厌陌生人。
弗洛伊德利用宣泄式的布罗伊尔法，经过一段时间治好了她的一些症状——她是第一位接受他这种疗法的病人——还使用了兰西学派的后催眠暗示法。如他后来在《癔病的研究》中所言：
从整体上来说，这种疗法颇为成功，可是，疗效并不长久。病人在新的创伤的影响下，以类似的方式再次病倒的倾向并没有得到根除。任何希望治愈类似歇斯底里症的人，都必须比我更进一步，更彻底地深入这种复杂的现象。
然而，他从弗劳·艾米这里得知了某种异常重要的东西。请她回忆引发了某些症状的创伤性事件时，她常常百无聊赖地唠叨不停，说不出一点对路的东西来。有一天，弗洛伊德问她，为什么会有胃疼，是什么引起的：
她非常勉强地回答说，她也不知道。我请求她第二天一定要想出来。她就带着明显的抱怨口气说，我不应该问她这问她那，而应该由她来把想说的东西告诉我。
这一点给了他启发。弗洛伊德感觉到，这是一个重要的请求，应该让她按自己的意愿进行下去。她开始谈到她丈夫的死亡，她从这里开始东扯西拉，最终讲到了夫家亲戚和一位“意图不明的记者”对她的诽谤，大约是说她毒死了自己的丈夫。虽然这与她的胃疼毫无关系，可还是使弗洛伊德想到她为什么会与人隔绝，不爱交际，以及她为什么会讨厌陌生人。以前催着问这问那并没有讨出个真口信，可让她自己由着性子讲开去，反而得着了重要想法。他于是就想到，尽管让病人东扯西拉听起来很乏味，可让病人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倒是个比直催诘问更为有效的路径，可收曲径通幽之妙。久而久之，他最终就想到了要使用这个对治疗和研究都是至关紧要的方法，即“自由联想法”。
弗洛伊德还想到，这个技巧可能还会省去一些麻烦，特别是那些催而不眠的病人，此法可派大用场。他请这些难以催眠的病人——不久之后让所有的病人——都在诊所的躺椅上躺下（弗洛伊德觉得，使用躺椅会帮助病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自己的思想上面而不是去注意分析师，可是，他承认这也是出自个人动机：“我无法忍受一天8小时或更长的时间让病人瞪着眼睛看我”，闭上眼睛，集中精力回忆，把随便想起来的任何东西讲出来。可他们常常脑海里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或者，想起来的都是些毫不相干的东西，这当然自有原因：弗洛伊德已经注意到，凡是很难想起来的一些记忆，都是病人力图忘记掉的东西——这些记忆涉及一些羞耻的事情、自责、“精神痛苦”，或者是实际上的伤痛。不愿回忆起创伤性情节的病人都在无意识地保护自己不受痛苦的折磨。
弗洛伊德把这种不能回顾痛苦记忆的现象称作“抗力”，并发明了一种办法来打破这种抗力。他首先在1892年使用了这个办法，当时，一位少妇不能够催眠，也讲不出任何有用的回忆细节。他用手按着她的前额，向她保证说，这一定会产生这样的记忆。事实也如此。她第一次想起来的事情，是她回忆到了有一个夜晚，当她从一个朋友的聚会上回家时，她站到了父亲的病床边上。从这里开始，她继续想下去了，很慢，东一句西一句的，可她想到了一些相关的思想，过一会儿之后，她想起来，她曾感到非常内疚，父亲深卧病床而她自己却在开心聚会。最终，经过很大努力之后，弗洛伊德使她认识到了其中一个症状的原因，即她腿部的疼痛，那是因为要防止作乐，以免带来内疚感。她后来完全恢复了，并且结了婚。这个过程最关键的部分，倒不是弗洛伊德用手做到的事情，而是病人同意去做的事情。如他后来解释的：
我（向病人）保证，只要额上有压力，他都会看到眼前有一个图片形式的回忆，或者在他的思想里面，将出现一个突然想到的想法，我还请他把这个图片或者想法告诉我，不管是个什么东西。他不应该把这个想法保留在心底，因为他可能碰巧认为那不是所需要的东西，不是正确的想法，或者因为这个想法或者图片太令人不快，他不愿讲出来。不要对它作出批评，也不要因为情感上的原因，或者因为认为这东西不重要而沉默不语。只有以这种方式，我们才能找到需要的东西，而只要掌握了这个方式，我们就能万无一失地找到它。这样想出来的东西很少是一个已经忘记的痛苦记忆，而多半是一个联想链中的一段，如果加以追索，会慢慢导向一个病源性的思想，和它隐藏的意义。在《癔病的研究》中，弗洛伊德把这个过程叫做“分析”，次年，即1896年，他开始把它叫做“心理分析”。
弗洛伊德迅速得出结论，仅仅是另一种暗示形式的掌压，作为技巧是不值得推荐的，因为它让人想起催眠，而且，在病人试图集中精力进行回忆的时候，会使医师在现场过于突出。到1900年，他已经抛弃了这个方法，从那以后就完全依靠口头暗示了。
这样一来，到1900年的时候，这个方法的基本内容就是让病人在躺椅上放松，医师重复一些暗示，说自由联想会得出有用的想法，病人同意说出任何想起来的事情而不收回去或者实现自我查禁，通过这种方法会在病人的记忆和思想当中得出无意识的联想。这个方法证明不仅对歇斯底里症有效，而且对别的精神病也有作用。弗洛伊德用这种方法治了几十年的病，可是，它的基本内涵，即旨在通过仔细探讨心理动力无意识状态而获取治疗性的洞察力，却是在他不用催眠术治病的十多年间确立的。
当然，关于心理分析的技巧，还有很多的东西，许多还非常隐晦复杂。但是，由于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心理学科学的发展而不是精神疾病的治疗，我们不必在此久留而去探讨心理分析的方法，也不能去了解后来在方法和理论上都与他分道扬镳的弟子们所设计的一些变化方法。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其它两个由弗洛伊德发展出来的心理分析因素，因为它们不仅对治疗病人非常重要，而且对他把心理分析法用作调查方法，并通过它形成最主要的心理学发现也十分重要。
第一个是移情现象。弗洛伊德早先在《癔病的研究》中曾简要而且以有限的定义提及这个概念，可是，5年以后，即1900年，一次失败的治疗使他更进一步地探讨了这个概念。这时候，他开始治疗一位18岁的女孩子，在他的研究病案报告中称作多娜。他们一起把她的歇斯底里症追溯到了她的邻居，一位K先生，对她所发动的性接近，并追到了她对这位先生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是感到恶心，同时又感到了他在性上面对自己的吸引力。可是，多娜只在3个月后就中断了治疗，其时她已经有了一些好转。弗洛伊德大感困惑，他想了很长的时间，深入地探讨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他重新检查了她做的一个关于逃避治疗的梦——这是对她在K先生家受到性抚摸时从他身边逃出来的一个类比，他终于发现，他自己，作为一个烟劲很大的人，说话中带有很浓的烟味，会使她想起K先生，因为K先生也是一个抽烟的人，他还发现她也许开始把她对K先生的感情转移到了他本人的身上。由于他没有能够注意到这一点，因此就没有以建议性的方法来解决她的问题。他得出结论说：
我自己早就该听一听这个警告了。我早就该对她说：“听我说，你把对K先生的感情转移到我身上了。你有否注意到任何让你怀疑我有与K先生类似（不管是公开的或者是以某种升华后的形式产生）的恶意？或者，我身上是否有什么东西触动了你，或者你了解到我身上有什么东西会引起你的幻想，就如同以前发生在K先生身上的情形一样？”
他说，这样的话，就有可能让多娜清除掉对他自己的感情，继续进行治疗，并进一步探索她自己的内心世界，寻找更多的回忆。
移情作用，他说，不能够回避，目前，要解决这个问题，是最为艰难的一部分任务，可是，要打破抗力，把无意识揭示出来又是必须要采取的一个步骤：
只有在解决了移情作用之后，一位病人才有可能最终相信在分析期间建立的各种联系是有效的……（在治疗中）病人所有的倾向，包括一些充满敌意的想法，都被激发出来了，把这些倾向揭示出来，使其进入有意识的思想里边，接着被转换成对分析目的的解释……移情，它好像是心理分析医师最大的障碍，如果每一次都能够注意到它的出现，并向病人作出解释，它就会成为最有用的盟友。
从治疗的角度来看问题，对移情的分析是一种纠正的经验，它会把创伤暴露出来并加以修复。弗洛伊德如果及时采取了行动，多娜可能早就看出来，他（其他许多的人也应该如此）与K先生不一样，他是值得信赖的，而且，她也不必害怕他们对她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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