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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脉-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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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赵的历史上出现过乐毅、赵奢、李牧、曹彬、高怀德等等一代名将，也出现过刘备、赵匡胤这样了不起的开国皇帝；刘备和赵匡胤尽管善于玩弄政治权术，但从他们身上我们能看出燕赵人重感情讲义气的特点，刘备的结拜兄弟关羽被东吴孙权杀死之后，他不顾大多数文武大臣的劝阻，不顾北方魏国可能乘机偷袭的危险，尽起全国兵马七八十万去为自己的兄弟报仇，尽管惨遭失败，刘备本人也因此心力憔悴死于白帝城，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刘备是个重感情的人，他实现了当初桃园结义时“同生共死”的誓言；经过这次失败，蜀国元气大伤，再也没有统一全国的能力了。而赵匡胤黄袍加身做了皇帝后，没有像历史上的许多开国皇帝那样滥杀功臣，而是用“杯酒释兵权”的方式，高明地解除了功臣对自己权位的威胁，避免了“敌国破，功臣亡”、“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剧，这说明他没有忘掉同自己一起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哥儿们。
当然了，我们还记得另外一些燕赵人：比如说那位华而不实、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将军；比如说那位“笑里藏刀”的李义府先生、那位老奸巨猾做了四个不同朝代宰相的不倒翁冯道老太师，我们就更是不敢忘记了。
没落的古风
燕赵文化丰腴的肌体诞生了无数的千古风流人物，然而他们最终像泱泱江水中的浪花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我们的目光跨越千年，燕赵文化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旧的价值体系被打碎，新的价值体系被确立。燕赵文化的内层发生了复杂而微妙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的剧烈程度丝毫不亚于技术领域。
在某种半是自豪半是试探的心理驱使下，我们试图从近代燕赵中找到与古代燕赵一脉传承的精神——那种慷慨刚烈、闪射着阳刚之美的英雄主义古风，然而，我们的愿望落空了，“昔日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一切都改变了。燕赵古风的两大特点“深沉”和“崇高”，前者被保留下来，后者则杳无踪迹，极为罕见了。我们仅仅在头上包着白帕子的雁翎队身上看到燕赵古风的一二残影。火焰是如此地微弱，残影是如此地暗淡。50年代后期河北徐水公社激动地向全国人民宣布他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最先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单从勇气上来看这倒不失为具有燕赵古风的虎虎生气，但如今却成了一则令人辛酸的历史笑话。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事实是，抗日战争期间，燕赵是狗腿子和汉奸最多的地区之一，惊诧之余，惟一合理的解释是，悲歌慷慨的燕赵古风已经无可奈何地没落了。
但今天的燕赵人仍然敦朴厚实、豪爽重情、正直大度、古道热肠，与此同时他们也较南方人保守老成，安于现状；今天的燕赵人“面瓜”虽不多，但阳刚之气已不能同山东人和东北人相提并论了。
三足鼎立
欧洲著名的教士圣普里安说：“你们必须知道这个时代已经老了。它已经失去了挺立的力量，也失去了使它强壮的精力和体力。”大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在人类曾经创造过的28个文明中，至少有18个已经死亡和消失了。”
作为北温带的历史主角，燕赵人保持了法国人博丁所认为的执著的性格、魁伟的身体和旺盛的精力，然而，由于政治力量的强力介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燕赵文化的核心就在潜移默化之中发生了裂变，它在历史上一体性的文化实体一分为三——北京、天津、河北。
现在看来，“燕赵文化”这几个字多少潜藏着古老的含意了。在今天，谁还能说同样习惯于吃大米白面、喝高粱酒的北京人、天津人、河北人，他们的人文情貌大体上是一回事？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古老的燕赵文化就演出了一幕三足鼎立的历史剧。
河北佬与良民文化（1）
一说到河北，我们就想起了万里长城、北戴河；想起了“邯郸学步”、“黄粱美梦”；想起了少林寺、赵州桥、深州蜜桃、赵县雪梨、保定酱菜、沧州的金丝小枣、铁狮子……
一说到河北人，我们就想起了出没于青纱帐和荷花淀中的敌后武工队，他们腰间扎根灰布条，头上裹块白毛巾，一副敦笃厚道的模样。《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等电影流行的年头，我们充分领教了河北这块土地的情怀，领教了这里人民的宽广无私的奉献
精神。多数河北人是北中国农民中最典型的一个群体，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人传统的东西、传统的美德、传统的弊端，及千百年来所积淀下来的苦难感。
不得不承认进入近代后河北人日益丧失了古代燕赵崇高的尚武精神，除了沧州一带的人们还不时耍弄拳棍、脾气较为火爆之外，大多数河北人已经变成了忠厚老实笑容可掬的良民了，一半是黄种人一半是白种人的辜鸿铭称中国文化是良民文化，这在河北人那儿得到了验证，或许是受到北京这座帝王之都八百年浩大王气的威慑和压制，或许是身处政治权力的漩涡中心被严密看管的缘故，河北人越来越把豪洒威猛的固有禀性深深地掩藏起来，他们整年整月把头埋在土地和热炕窝里温和地打发沉重的人生，除非到了危急的关头，他们勇敢无畏的天性才会显露出来。河北人就像一匹驰骋疆场的刚烈战马，由于不堪承受重压，不堪忍受永无止境的折磨，所以一方面不得不忍辱负重谋求生存和希望，另一方面富有棱角的烈性脾气也变得温和老成、暮气横秋，早年那些英姿飒爽的傲岸英气已经被潜藏起来，成为苦难生涯中吃苦耐劳的老黄牛精神的原动力。我们不大准确地把河北人比喻为迷途知返的老马，然而，河北人已经很少骑马了，“南人乘舟，北人骑马”的古谚在河北消失得无影无踪。
英国人亚当·斯密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最勤勉。然而，很长时间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天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录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关于中国停滞的问题被曾在戴高乐、蓬皮杜、德斯坦时代担任过七任部长的法国人阿兰·佩雷菲特写成了一本书，书的大名就叫《停滞的中国》。
亚当·斯密和阿兰·佩雷菲特所指出的中国文明的停滞性，在河北及中国中西部地区较为显著，放之整个中国则不尽然，进入近代以后，广东、上海等沿海地区及东部许多地区都发生了令人吃惊的深刻变迁。金观涛曾指出，中国文明的停滞性根源于中国传统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超稳定系统。
文明停滞性的主观基因在于人们因循守旧的保守性。清朝灭亡后的一段时期，以河北为中心的北中国地区成为了旧制度旧文化的顽固堡垒，它们是南方革命者批判和发起攻击的对象。
“亲不亲，家乡人，美不美，家乡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河北人就像北温带枝叶茂盛的老槐树一样情愿永远矗立在自己的家乡，他们在这里生生不息，代代繁衍，不论外面的世界多么精彩，也毫不动摇自己的生活方式，毫不为其诱惑而步其后尘。新的思想新的东西要想进入河北显然比其他地方困难得多，因为河北人很固执，他们坚持自己的道理，在他们身上有一种“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的犟劲。河北人的旁边住着一大群素来敏感于政治浪潮、喜好谈论时事的北京人，然而河北人好像被政治整惨了，他们似乎不大关心政治，河北人的旁边盘踞着北中国的一大商业中心天津，那里人的商品经济头脑非常好使，然而德国人利希霍芬在晚清时期考察河北各地后评价说：“河北人缺乏商业精神。”
是不是因为被自己土地上古老的长城压抑得太久了？是不是因为经历了太多金戈铁马的战争创伤？河北人才变得守土重情，成为中国传统良民的衣钵传人。
河北人是重亲的，他们很少有忘本的时候，即使是那些远离家乡的人们也不过是一只只暂时停留异乡的候鸟，他们的心中永远燃烧着一团熊熊大火，永远有一个支撑着他们通向一切的难以解释的梦幻情结，这个情结就是故乡。
河北人对祖先的崇敬和感恩之情难以用文字来描绘，难以用语言来传达。在河北人那里，祖先是人生最大最鲜艳的一面旗帜，是人生行为和方向的指导人。
但是河北人从来不是一些谨小慎微、优柔寡断、精打细算、自私自利的老实人，他们是农业文化的沃土培养起来的天性散漫、大大咧咧、诚实可靠、品质坚毅的“自然之子”，他们使人想到毛主席的那句“吕端大事不糊涂”。这个吕端，就是正宗的河北人，他是北宋宋太宗时期有名的宰相，宋太祖评价他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得吕端真传的河北人，那可就太多了。
河北人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因循守旧、顽固不化的，只要稍微举上几个事例，就不难看出这一点。那位以“胡服骑射”而名留青史的赵武烈王，就是河北人勇于创新的一个典范，他带头脱下宽大厚重的裙裳而改穿细腰精干的胡服，以骑兵代替战车，拉开了战国军事史上伟大改革浪潮的序幕。又如那位被历代怀才不遇的文人墨客所感念吊怀的燕昭王，他为了得到精英人才使国家走向强大，不惜花一大批钱在都城郊外建了一座高大的黄金台，上面堆满了金子，以虔诚的姿态来招揽天下英才，结果很快就有乐毅、辛剧等一大批杰出人才从四面八方赶来，燕国从此走向了强大。又如秦朝时那位河北的著名方士徐福，竟然勇敢地带了一千名童男童女，坐着漂亮的画舫奏着仙乐到茫茫的大海中去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药，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颇有点“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味道，结果搞来搞去徐福竟被一些日本人认作伟大的祖先神武天皇，至今仍有不少日本人到河北来吊怀。上述史实足见河北人并不是保守的“倔驴”。
河北佬与良民文化（2）
尚武精神在河北彻底地没落了，看来河北人是真的不喜欢大刀和枪杆子了，那么他们会在文化方面收拾旗鼓大有作为了吧？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这里的文化水平远赶不上南方各省。就拿科举考试来说吧，作为环拱京师、地位显赫的直隶（即河北）大省，在清代的科举考试中，河北人在总共114名状元中仅占4人，他们是陈德华（雍正甲辰科）、张之万（道光丁未科）、陈冕（光绪癸未科）及末代状元刘春霖（光绪甲辰科）。在科举考试上江苏、浙江、安徽等南方地区独占鳌头，在明清时代出现的224名状元中，他们占去了一大半，整个北方
加起来只有29人。这充分说明五代以后随着整个经济重心的南移，到了明清时期，文化重心也彻底地“孔雀东南飞”了。
北京和天津在河北人心目中有着特殊自豪的意义，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河北的一个部分，只是到了后来才横空出世脱离了出去，正是河北，哺育并滋养了它们，使之成为光耀的明珠。
从地理上看，河北、北京、天津三地就像一个母亲怀抱着自己的两个儿女。翻开一些介绍河北的书籍，开头总是这样的：
“打开祖国的地图，首先收入眼帘的是一颗光芒四射的红五星，她照耀着全国各族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这就是祖国的首都北京。到北京去，不论从椰林葱郁的海南岛，林海雪原的兴安岭，或从牛羊成群的内蒙大草原，都首先要爬上河北的大地。河北位于首都北京的周围，并与天津毗连……”仔细品味一下这些自豪的语句，河北人对北京、天津的亲近之情溢于言表。河北就像个失去了昔时丰神瑰姿的干瘪老母，北京、天津这两个伟岸大器的儿女使她产生出无限欣慰的慰藉之情，而儿女的光环遮掩住了母亲。
北国“恶之花”
在漫长遥远的古代，天津是个被历史遗忘的角落，那些煌煌巨著的史书很少提到过它。那时的天津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是海天一色的万顷碧波，成群结队的灰羽海鸥在宁静的海岸上鸣叫，除此之外，不时来往着一些驾舟到渤海捕鱼捞虾的渔民。
只是到近代，天津才在屈辱中带着梦想从燕赵文化的边缘腾空而起。就像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上海和香港一样，如果没有欧洲人坚船利舰的大举侵略（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
，天津后来“海天富艳，景物饶人”的繁荣殊不可理解。香港、上海、天津都是近代中国畸形发展的产物，是交织着卑耻与富丽的“恶之花”。1840年之前，香港岛是个人烟稀疏的荒凉海岛；而上海不过是个仅有十条小街道的蕞尔小城，这里的人们常常撑着乌篷船做点小本生意，他们以会讲苏州话为人生的一大荣耀，把到过南京作为充分展示虚荣心的一大快事；那时天津的情形比上海、香港好得多，它是通向煌煌大都北京城的漕运和海运的主要集散地，也是北京东边的交通和军事咽喉关口，但从全国范围来说，它不过是座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中小城镇，它在一般人的眼里仅仅是北京的卫星城而已。然而，历史却令人惊诧地选择了香港、上海和天津，使它们迅速成为古老农耕文明通向现代文明的最初望台，成为过去通向未来的宏大诗篇的交汇之地。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罗兹·墨菲说：“世界上大都市的兴起，主要依靠两个因素：一个大帝国或政治单位将其行政机构集中在一个杰出的中心地点（罗马、伦敦、北京）；一个高度整体化和专业化的经济体制，将其建立在成本低、客量大基础上的贸易和工业制造点，集中到一个显著的都市化地点（纽约、鹿特丹、大阪）。”
北京和天津正是这两种大都市的典型。在相当长的时段里，如果没有了北京，天津的一切都无法想像。与上海、香港不同的是，天津几乎可以说是由北京派生出来的一朵大鲜花。
伴随北京城浩然王气的突起，以及整个北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元朝以后中国形成了这样的格局：经济中心在温润富腴的南方，而政治中心则在以北京为尊的燕赵及其他北方地区。这种政治经济中心分离的最直接后果是漕运和海运的空前发展，南方以粮食为主的产品需要大量地运往北方，这种深刻的背景使占尽地利的直沽（天津）登上了历史舞台。
拥有渤海、大运河、永定河、潮白河、海河水系构成的便利的水运网络，加之地处北京东段咽喉门户要地，天津最终成了“九河津要，七省通行”的重镇。其初步崛起于金元时期，成为拱卫京师的重镇是在明成祖时期，进入清代以后，天津的规模尽管不大，但对北京的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9世纪后半叶后，天津实际上成了西方列强击向中国心脏的一张王牌，它是北中国的贸易中心，是当时的第二个“上海”，是洋人全面侵华的另一个大本营。在这个大本营里，万商云集，商贸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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