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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脉-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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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无政府
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也于1876年到达过塔里木，俄国人之后，便主要是瑞典人，稍后还有美国人亨廷顿，写有《亚洲的脉搏》、《气象与文明》，以及日本人释子橘瑞超，英籍匈牙利人奥利尔·斯坦因等。
这是一个地理大发现的伟大时代。所有的探险者都把目光投向了这块人迹罕至、但传说动人的毛荒之地，只不过，在追寻这些不管出于何种目的的探险家的时候，我们的视线首先集中投向了瑞典。
第一个需要说到的是斯文·赫定，他出生于瑞典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886年入大学，师从柏林大学地理学教授李希霍芬，1890年，斯文·赫定经由俄国到达中国的喀什葛尔，行程较短。1893年，斯文·赫定第二次到达中国喀什，横穿沙漠抵达了今天的和田一带，这一次对他来说是“死亡之旅”，险些丧命。1899年，经过更充分准备的斯文·赫定再次来到新疆，这次行程得到瑞典国王及诺贝尔的资助。次年，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楼兰古国时期的重要遗址，随后，楼兰古城响彻世界探险界。
1926年冬天，斯文·赫定在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资助下第四次来到中国，他这次带来了一个考察团，并在六个月的艰难谈判之后，由中瑞两国共同组成了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
斯文·赫定一生热爱中国文化，并对中国古老的文明情有独钟，以至于他总是忙碌地进出于中国，而他本人终生未婚。也有人拿这个问题问过他，他的回答是：“我已经和中国结了婚！”
斯文·赫定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都和中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关系，“他近乎无法理解的工作能力，独一无二的奋斗方向，明确的目的、力量和决心”（瑞典学者彼得腾贝里语），都献给了中国。当然，他的画家身份，以及作家、地理学家、地图测绘家等头衔都使他和中国取得了一个广泛的联系。他的作品共计有如下一些：《穿越亚洲》、8卷本《1899—1902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长征记》、《皇城热和》、《丝绸之路》、《大马的逃亡》、《游移的湖》、《亚洲腹地探险八年》等。他的著作曾被译为30多种文字，此外，他还绘就了5000余幅速写和水粉画作，以及往来各地的五万封信，这些都是研究西北的第一手资料。
在《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中，斯文·赫定满怀深情地这样对罗布泊念想着：“去罗布泊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出现了光辉的前景，在原计划中，我就曾向南京政府提出过塔里木河下游和孔雀河的利用问题。引水进入罗布沙漠，使2000年前的古楼兰城附近的村庄复活，把那里的冲积平原变成良田和花园，这情景在34年前——1900年3月28日我发现楼兰废墟时——就曾梦想过。
“在我给南京政府的备忘录中涉及到的另一个强烈吸引着我的问题是：让汽车公路经过楼兰，使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复苏，建立起中国内地与喀什葛尔之间的交通运输和联系纽带。”
这是一个大胆的梦想。这个梦想至今值得实行。
1899年至1902年间，斯文·赫定在走遍塔里木河下游的每一道河汊的同时，还一一测绘出了其间主要的湖沼原来的水位水量以及水质等数据，他尤其对罗布泊做出了全面的考察和推测，他认为，他所得出的几万个数字可以证明，虽然这个湖泊眼下已然干涸，但在此地，在唐代时期，一定是一个水草丰茂的洼地，也就是说，这里，在它附近，一定有一个历史上的繁华时期的聚居区。1905年，《罗布泊探秘》出版于他的祖国，其篇幅几可相当于中文的80余万字。
就在这部有关罗布泊的全景式科学考察报告出版的同年，美国学者亨廷顿也抵达了罗布地区，他在经过较长时间的探险考察后，发现了一群今天依然赫赫有名的楼兰墓葬，随后，他将他的研究成果汇成一本名叫《亚洲的脉搏》的书，他在书中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理论，认为罗布泊在汉代以前范围极为辽阔，后一步步收缩，至中世纪再次扩大，然后再次进入收缩期。
罗布泊一时间成为了一个探险考察的热点地区，英国人斯坦因第三个到达此地，在接近十年的时间中，他两次进入罗布泊，最后他提出自己的观点，即，楼兰古城因自然气候原因被放弃后，影响到塔里木河下游的无规律改道，所以，此说又被命名为罗布泊“塔里木河分流”说。
其后，瑞典学者霍涅尔提出过“交替湖”说，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否定了游移说，但罗布泊到底游不游移，则至今也还是个有分歧的问题。仿佛这地方从来都是这么神奇，即，它一会儿游移，一会儿又静止不动。
人们对罗布泊的态度还在摇摆不定，这倒是更符合探险者的愿望。
1980年3月，彭加木在罗布荒原探险遇难。
1996年6月，余纯顺也把自己永远地埋在了此地。
西部探险史（2）
他们都永远地留在了这块干涸的湖泊，他们不会再游移了。当然，他们也许是来寻找别的梦想的。比如，这个曾经有过的数十眼泉水，这个曾经到处跑着的新疆虎、野骆驼，还有花花绿绿的马鹿、野猪，或者，一眼望不到边的次生胡杨林、野麻以及红柳，如今又到哪里去寻它们的踪迹？
这是一种永恒的出自对文化的热心和景仰，虽然明知找不到，但还是要出发去寻找。这
是一种内心深处的诉求，这是一种永远都不会褪色的情绪，让我们在斯文·赫定的《游移的湖》中再来回味一遍这种让人迷醉并心旌摇荡的情绪吧：
“我仿佛听到从2000年前传来的回声，邮差的坐骑晃动着脖子上的响铃，从敦煌到楼兰，沿着丝绸之路，捎来了中原大地的信息。32年前我重新发现楼兰城时，仿佛寻觅到了这些古老的信息。楼兰人的生活热火朝天，行人、骑手、商队、马车，川流不息，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在我眼前展开，使我夜不能寐，伴着永恒的星辰等待黎明的到来。
“终于，赋予生命的河水决定改道进入沙漠南部，在那里造就了一个湖泊。树林、草地、街巷、花园和田畴失去了水源，枯萎了，死掉了。楼兰人无法继续生活下去，只得背井离乡，迁徙到其他可以赐予他们水和果蔬的绿洲……”
回民的黄土高原
汉代时期，中央王朝正式与西域诸族有了接触，此后，中亚细亚的人便与中国各个朝代都有了互通往来，在文化、风俗、物产等方面，融合交汇。这种融合交流的推演，渐渐地产生出一些声势浩大的民族，据民族学学者牙含章考证，如唐朝之回纥，也就是宋朝的回鹘，还包括元朝的畏兀儿，在历时数百年中除大量已被同化，只有在地理上稍远的居住在新疆的维族人，习染较少，当然，还有回族，也即元朝时从西亚及当时蒙古人在欧亚的四个汗国之一“回回国”迁来的那一部分，以伊斯兰教为共同信仰，逐渐壮大。
说起西域的宗教，除了沿丝绸之路东传的佛教，事实上，祆教、摩民教、景教（基督教）也是通过这条文明的通道传入进来的，它们都在西域广袤的土地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只不过随着时空的淘洗，有的已淹没在了漫漫的黄沙之中。
在整个汉唐时代，西域都可说是佛事活动的昌盛地带。各国不但建起了规模宏大的佛教寺院，还修凿出大量佛教石窟造像，以及绘制出一大批精美的壁画，如，若羌东面的米兰古代佛寺残存的有翼天使，鄯善、于阗地区带键陀罗艺术风格的佛像造型，在龟兹、焉耆、高昌等佛教文化中心的龟兹石窟群和高昌石窟群，在河西走廊更是出现了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古代泾州南北石窟寺，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等，它们均为石窟艺术的杰作，而同一地区武威的站佛寺、山丹坐佛寺、张掖卧佛寺，也是不可多得的佛教寺庙建筑精品。
可以说，西域正是佛教艺术在汉唐中国时的中心地带。广漠的西域，地理条件越来越恶劣，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清苦，当然，他们的内心诉求很容易与佛教教义吻合，因而从中得到心灵的慰藉。这也是西域佛教兴盛的一大重要原因。
伊斯兰教是沿着水陆两路而进入的，南边一路是从朱州经大运河输入，北边是在唐永徵二年通过丝绸之路进入。13世纪，因蒙古可汗国的军事行动和后来统治的需要，一律以“回回”通称，元明时期，侨居中国的穆斯林，其中包括中亚细亚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全部转为中国人。回回民族形成，赓即以户为单位建立居住区、礼拜寺，并遂渐分出三大教派。大部分时候，回族同汉族之间的融合沟通并没有什么障碍，元朝农民起义时，两个民族还并肩作战，歃血为盟。回民的支脉在中国渐渐散开，以偏远的西北最为集中。
张承志描述他的回民高原时说：“我描述的地域在南北两翼有它的自然分界：以青藏高原的甘南为一线，到达它的模糊南缘。北面是大沙漠，东界大约是平凉坐落的纬线，西界在河西走廊中若隐若现——或在汉、藏、蒙、突厥诸语族住民区中消失，或沿一条看不见的通路，在中亚新疆的绿洲中再度繁荣。”
这确是一块广大而贫瘠的土地，它在回民进入之前大多数地方的自然生态就已十分恶劣，植被凋零的山脉、一川碎石大如斗的戈壁、汹涌浑浊的黄河以及几个仅存的绿洲，便是人们的家园。
家园的轴心之一是不断被建立起来的清真寺，较著名的如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旧城内清真寺，以及新疆喀什市中心艾提尕广场上的清真寺，前者建于明万历年间，并于乾隆时重建，寺前的砖砌照壁有极其精美的砖雕，礼拜殿右前侧还建有一座亭式建筑，技艺十分精湛。位于喀什的清真寺占地约15亩，由140根绿色雕花木柱支撑，可同时容纳7000穆斯林作礼拜。
清真寺让回民的灵与肉安顿下来，在这片充满艰难的土地上，信仰的力量不断沐浴着焦渴的大地，并使人心变得愈加坚硬和结实。在那些大漠戈壁的深处，人的肉身虽然对于历史来说是暂时的躯壳，但这躯壳是要喝水的，可是，缺水，于是我们在许多有关西北黄土高原的影视作品中看到了那些被当地居民珍藏起来的水，没有人相信，他们中的一些人几乎一生都没吃过干净而流动的水，那水是头一年冬天的雪，被家家户户储藏在房后的一个类似土坑的窖中，沉淤滞结，腥臭难闻，可就是这种水也并不能保证，于是，为了照顾一头贪婪的喉咙冒烟的小羊羔，而羊羔的主人却被渴死了。
在漫长而坚韧的时光中，人们领教了回民这个民族那独特的气血与风骨，如杜文秀吞食孔雀胆只身入官营，马化龙自缚出金积堡，在清营被酷刑拷打56天，凌迟处死时仍念念不忘复仇！白彦虎选择率部出走，定居到如今的俄罗斯……
西北望，长太息。这是一个骨头特别硬的民族！
大漠孤烟直
西北让我们想起了什么？我们想从西北复活一些什么？那么优美的风景不在了，那么多成群结队的牛羊不见了，那么美丽富饶的撒满月亮的河流不见了，甚至那些并没有招谁惹谁的野马、野骆驼，也不见了，暂时还存在着的那精美的敦煌壁画，那苍凉的楼兰古城，它们又还能存在多少年？从安西一直向西走，会经过这样一些驿站：红柳园、大泉湾、马莲井、星星峡、沙井子、苦水驿、长流水、黄芦岗，然后到达哈密。听听这些有声有色、动人心魄的名字吧！可是，也许要不了多久，西北也许大多都只会给我们留下一些同样的供我们缅怀
喟叹的名字。
在一段时间内，中国西北神奇的地理地利条件，以及极具探险考察的人文历史沉积，将这片土地塑造成了一个冒险家的乐园。两个名词——丝绸之路和西域——也就是从这时传遍了世界。
1887年出版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中国》第一次提出了“丝绸之路”，随后，另一个西方学者赫尔曼出版了《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再次加强了这个概念，至斯文·赫定《丝绸之路》出版后，这个名称就算是固定下来了。如今，我们再要谈论西部，丝绸之路既像是勒在母亲背上的背带、又像是跟母体结为一体的脐带一样，跟我们所有的历史以及我们自身的来路一样，融汇一处了。
丝绸之路并不是想像的那样充满了浪漫和幽雅、祥和与富庶，事实上，在途经流沙、雪山、大漠、荒野，一趟下来，少说也得几个月的艰难跋涉，更不用说恶劣的天气，未可逆料的种种凶险。
出西域者，非有过人的毅力、超强的体魄、坚定的信念不可。大部分人要踏上这条道，或因为随队出征，或因为逃难，或因为做盗贼与强人，或因为冒险，或因为流放，凡此种种，无不从一开始就浸入了一种凄冷孤绝的悲凉之气。
人生最感悲壮者，就在阳关，或是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春风不度玉门关”，想之念之，一字一顿，都是一个个令人伤心胆怯的寒颤。
玉门关与阳关均在敦煌以西，而丝绸之路的南北分道正缘于此。自汉代确立此道，它不仅是南北两道的分起点，同时也是商旅和货物往来的集散地。稍远的阳关和玉门关也成了控扼南北两道的咽喉，还因为东西方文化交汇于此，它们又成为日后佛教的传播与影响的中继站，也才顺理成章地有了后来的敦煌莫高窟。
玉门关在汉武帝时始为军方设置，附近和阗产玉，很早以来，和阗都是一个著名的宝玉产地，后来的玉则主要输入中原。为什么要输入中原呢？华夏先民有好玉传统，华夏先祖早期就在此山采玉，后迁入中原后仍到玉山采玉，必经此地，故名“玉门”，甚至到了商代，中原人仍到此玉山采玉，商代中原“妇好墓”中出土的玉器经专家鉴定，其中绝大部分玉料来自此山。因为古人认为此为祖地之玉，是最上乘的玉，故称“昆玉”。商代的统治中心离玉山曲行超过5000公里，也要不辞辛劳到遥远的西域去采玉。除了传统因素，他们对这远在几千公里外的西域地区的熟悉程度，比近在几百公里内的蜀地还熟悉。又因为西域是华夏先祖的祖地，西域的“玉门”一名，有三名，最早的在敦煌西面，后来移至敦煌东方，再后来又迁至今铁路线旁，从此地名由西向东的挪移情况，也明确透示出，古居此地的人是由西向东迁徙的。
玉门关已残破成一堵城墙，有西、北两门，在城堡的西、北两面均有万里长城遗迹，长城往西，每隔一段距离，冒出一方形烽火台，可以遥想当年此地战略地位之重要，而当兵之人苦守烽火黄河之苦，玉门关南边之阳关，至今也还残留着四米宽的城垣，烽燧、陶片、箭镞、古钱物清晰可见。
睹物追昔，那么多胡汉军兵，那么多生灵涂炭，竟只为了“一将功成”，为着穷兵黩武，统治者总是要轻启战事之门。
战事之门就是罪恶之门，从南北朝到唐代以至至今，这两座关城就成了中国人十分熟悉的绝域悲凄与塞外荒凉的母地。
遥想战事风起，战士远行千山万水，到得如此空旷死寂之处，那悬着的心儿永远也不得安歇，每日受着饥饿疲病以及可能战死的煎熬，无人为伴，无人可以诉苦，命尚不保，而况家人？
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
不错，索命的刁斗声敲打着麻木的心灵，随风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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