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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脉-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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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总结中国人的国民性时指出：“中国人的忍耐，重视道德伦理，讲调和，守中庸，保守知足，崇拜祖先，尊敬老人和有学问的人等，体现了一种醇熟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中心是人而不是神。”“中国的理想君子是一个置身于生产需要之上，能够优游岁月，致力于象征安闲的人。”他的这番话可以应对到河南人身上。
河南人韧性十足，能够应付各种不同的困难，同时他们的质朴不容置疑。然而河南人的质朴与山东人的质朴是不尽相同的，山东人的质朴很少掺杂水分在里头，而河南人的质朴却很有分寸，猜不透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真正聪明的人是不会小瞧河南人的，因为他们深知有大聪明的人都是很质朴的。老子说大巧若拙，大音稀声，大智若愚；河南人是不能小瞧的，谁小瞧了河南人，谁就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中原大地古风犹存。说河南人是传统文化的残余势力也罢，说河南人跟不上现代文明前进的步伐也好，他们全然不去理会，照旧悠哉悠哉地过自己的小日子，而不是像邻近的安徽人一样背着行囊背井离乡去金银满地的大都市去当打工族。河南人不是不憧憬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而是实在舍不下家中的妻儿老小和生养自己的土地。
儒家道德精神和农耕文化编织成的小农意识，塞满了河南人的脑袋瓜子，同时他们有着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
河南的土地里埋着前人留下来的无尽宝藏，所以这里的文物贩子是全国最多的，盗墓贼也是全国第一。文物贩子们谁都不怕，真真假假地背着一大堆破铜烂铁唐三彩什么的走遍大江南北，他们从不单独行动，像几千年来的老祖宗一样成群结队地组成一个集体。20世纪中国最大的盗墓贼当推河南军阀孙殿英，他曾下令部下用炸药炸开老佛爷慈禧的陵墓大捞一把。
河南人特别服从权威，性格温顺，但这种温顺与江南人胆小怕事柔弱有余的温顺不大相同，它包含有一层刚健的东西在里头。
“天下功夫出少林”，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的嵩山少林寺对河南影响很大，千百年来这里习武之风长盛不衰，会耍弄点拳脚棍棒的人多的是，少林功夫可分为拳术、器械两大类，少林拳又称外家拳，以区别于以武当派为代表的内家拳，这种拳术又分外功拳和内功拳两种，外功拳刚勇迅疾，内功拳寓刚于柔。少林拳术每招每式中均有攻有守，静若春水无波，动若倒海翻江，拳发如穿山洞石，步落如入地生根；行拳时心安神定，意狠不露，以进为退，以静养动，出之有形，击之无形，忌暴躁浮露，拙力僵滞。
在河南与威猛的少林武术齐名的是发源于温县陈家沟的陈式太极拳。太极拳是一项意气运动，讲求“以心行气”、“以气运身”，意动而后形动，意到气到，气到劲到，以柔克刚，不以拙力取胜。它由一系列螺旋运动组成，一动全动，整个过程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绵绵不绝。
少林武功和陈式太极拳一刚一柔把河南人的群体性格展示得淋漓尽致。一阴一阳谓之道，河南人刚柔相济，淳朴沉勇，坚忍守旧而暗含杀气。
黄河性情（1）
文明的衰落在劫难逃。星空黯然失色，历史伟丽的天鹅绒大幕徐徐降下。南宋以后以黄河骄子形象、风云咤叱近3000年之久的河南人逐渐一蹶不振。
河南丧失了所有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轴心地位。博大而富丽的文化气象一落千丈。昔日的盛况已成为明日黄花，不复重现。
雄富的土地上景物花容顿失，黄河滔天的洪水长年泛滥成灾，大片田地严重沙化、盐碱化，河南成了一个经常要饿死人的地方了，它在整个中国的文化位置已无足轻重。肩负着古老农耕文化传统的重负进入近现代后，步履蹒跚的河南已不是什么中国或世界文明的领头羊了，俗话说吃饭大如天，当美国佬已坐着宇宙飞船登上月球的时候，当广东仔富得流油、把吃剩下的山珍海味拿来喂猪的时候，许多河南人却连一日三餐的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
河南人在近现代彻底地落伍了，他们只能在模糊的记忆中深情地缅怀古老时代的荣光。如果有人向他们谈起华人首富李嘉诚、世界船王奥纳西斯的话，他们偶尔也会自豪地提起他们富可敌国的老祖宗吕不韦、范蠡。
然而我们对北宋伟大的都城东京（开封）仍记忆犹新。这座庞大的城市人口最多时达到了140万到170万，其中经营工商业及其他服务业的人口约占去了1/10左右。仅官营手工业的各种工匠就多达8万人以上（规模最大的官营军器制造就拥有军匠3700人）。手工业的门类有军器、纺织、陶瓷、制茶、酿酒、雕板印刷等160多种。市内以大相国寺为中心地带，繁华的大街林立，其发达程度远远超过了在此之前的任何一个时期，琳琅满目的市场除了白天熙熙攘攘的交易活动之外，甚至到了拂晓时分还有叫“鬼市子”的商贸场所。
在遥远的欧洲，与东京同一时期的最大城市威尼斯、米兰、伦敦、巴黎的人口不过几万人而已。当金发碧眼的洋鬼子骑着高头大马长途跋涉漫游到达大马士革时，马上被地平线上一望无际的城市景观惊呆了，他们纷纷在著作里留下了对这座拥有50万人口的天地之城的惊奇和赞叹之词。然而，这些欧洲佬不会想到，与另一个庞然大物东京比起来，区区大马士革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们对东京最直接的了解来自于《清明上河图》。这幅长达5。25米的杰出民俗绢画反映的是汴河两岸的片断性景象，画中呈现出稠密的歌楼酒市、店铺馆阁、繁忙的船只、漂亮古雅的拱桥、依依的杨柳、成千上万情态各异的城市居民。农耕文明所能演绎出的理想模式在这幅画中都一一得到了体现。
历史在公元1127年划了一道美丽的弧线之后就将巨大的厄运抛向了河南。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大举进犯，“金碧辉映，云霞失容，富丽甲冠天下”的北宋京城在维持了一百来年的鼎盛时期后便迅速地殒落了，随之而来的是整个中原地区的全面衰退。
公元1862年，法国考古学家梅·戴沃在叙利亚北部荒凉的沙漠里发现了由巨塔、教堂、修道院、塔楼组成的古城堡。这些建筑物几乎完整无缺地保留了下来，精美的考林斯式柱头支撑着建筑物的拱顶，墙面、柱头、过梁上雕着十字架和象征基督的符号。更加令人惊异的是这些古城堡不是一座、几座，而是几百座。当年这里曾是布满葡萄和橄榄树的青翠山岗，城堡里生活着热闹的人群，如今沙漠将一切都吞噬了，已没有人在这里居住了。这些城堡的命运使我们联想起东京城来，在今天，它的大部分早被泛滥的黄河埋在地下，昔日雍容的万物已烟消云散。
亨廷顿指出：历史，是在文明的冲突与对垒中前行的。考察中国近5000年的历史，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南北冲突是非常突出的，这种冲突造成的严重后果最深刻地影响了文明内部的运行。根据气象资料表明，中国5000年来，出现过四个气候寒冷期，其最低温度大体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恰好与北方游牧民族几次大规模南下中原在时间上吻合。第一次是西周后期北方狄族人的大举南犯，第二次是魏晋时期的“五胡乱中华”，第三次是契丹、女真、蒙古人的连续南下，第四次是满洲人的入关。强悍的游牧人每次入主中原，对这里的农耕文化都是一次难以想像的浩劫，精于耕织、头脑发达的中原人斗不过洪水猛兽般的游牧人，他们惟一的出路就是逃往南方，在那儿，他们将失去的乐园重建。
在夏商到秦汉的漫长时期里，黄河流域温暖湿润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地是河南物阜民丰的基本保证。那时候黄河出邙山以后，直奔东北方向流去，经由浚县、汲县、濮阳、大名等地，在天津附近入海，尽管它的河道经常发生变迁，泛滥成灾，但对大多数河南地区影响都不大。隋唐及北宋时期尽管中原的气候大不如前，但由于有运河这条黄金水道的庇护，处在运河与黄河中枢地带的河南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南方的粮食，从而繁荣的景象得以维持。
进入金元以后，黄河的流向不断南移，上游严重的水土流失使得水患更加频繁，从此黄河像一把隐伏着深重灾难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插入河南的腹地。河南不再是一顶戴在中国人头上的王冠，不再是令人向往不已的丰饶富庶之地。它成了一个阴沉而充满危险的地区，小水灾几乎年年有，大水灾要不了几年就会爆发一次，河南人战战兢兢、苦不堪言，惟有祷告上苍、摇尾乞怜。
黄河性情（2）
作为黄河巨大破坏力的必然结果，河南富饶的田地大面积地沙化或盐碱化，土地日益贫瘠，蔽日的黄沙淤没了河湖森林，进而使得气候及生态恶性循环。以开封为例，历史上黄河缺口侵入城中一共6次，另有40多次泛滥于周围一带，致使原有的汴河、蔡河、五文河、金水河、蓬池湖、沙海湖全部消失，长年堆积起来的泥沙使开封成为一个人为制造的盆地。14世纪后，开封已经是一座不通航的城市，它完全丧失了当年水陆交通四通八达的地理优势。
我们无法忘记20世纪面如菜色的河南兰考饥民在焦裕禄带领下热火朝天地在盐碱地里劳作的情景，作为受到黄河危害最深重的地盘，在今天那儿仍然是河南最为贫困的地区。
金元以后黄河对河南的危害是述说不尽的，令我们惊奇的是这样一块土地竟然养活了一亿多人，绝大多数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们并未在艰苦卓绝的生活和自然灾害面前屈服，而是以罕见的忍耐力与博大的情怀傲然屹立。河南人的厚重坚韧在中国可算首屈一指。
然而最令人痛心疾首的还是那种人为因素造成的灾难。对此我们不得不低下头颅深深地反思：
明朝崇祯十五年，李自成起义军第三次大规模围攻开封，垂死挣扎的明朝官军为了打击起义军，竟丧心病狂地挖开朱家寨、马家口两处黄河大堤，企图用黄河水淹没起义军，正是阴雨绵绵的秋天，波涛滚滚的黄河洪水铺天盖地地向开封扑来，使得开封城原有的37万人几乎死伤殆尽，最后仅剩下3万余人。整个河南东部遭受了一次空前的毁灭性灾难。
1938年6月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占领开封后进逼郑州，搜刮民脂民膏有一整套方法的国民党部队一触即溃，为了阻止日军前进的步伐，国民党政府竟下令在郑州以北17公里处将花园口黄河大堤扒开。泛滥的洪水肆意纵横，将豫东、皖北、苏北三省上千里土地变成了荒无人烟的黄泛区。
马克思在论及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时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接触新鲜空气必然要解体一样。”事实正是如此，当趾高气扬的英国佬用坚船利炮把古老的国门打开一个缺口后，中国便开始了屈辱的近代化历程。传统的农耕与游牧之间的南北冲突不再成其为历史的主题曲，代之而起的是撞击力度更加激烈的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东西对垒，在这场血肉模糊、鱼死网破的文化大冲突中，显然首当其冲的沿海地区是前沿阵地。
洋鬼子们仿佛对早已日薄西山的河南不屑一顾，这块贫困封闭的内陆腹地吊不起他们太大的胃口，所以除了对一些古玩瑰宝进行散兵游勇式的掠夺之外，他们并没有张开血盆大口大动干戈，所以，直到晚清以后河南才受到国外势力更大规模的经济侵略。
河南干瘪的躯壳满目疮痍，散发着浓厚血腥味的海风吹来时，更显出古老黄河的无边苍凉。每当寒冷的冬天，穿着黑色棉袄的饥民背井离乡沿街乞讨，沉默的河南人在漫长的黑暗中苦苦挣扎，大地上哀鸿遍野。
到解放前夕，河南已沦落为一个破烂不堪的烂摊子，与其说这是经济萧条的地区，倒不如说是一处难民的收容所。
河南旧时代的光芒并未与现实的光芒联系起来，这差点儿使我们失去了对于历史发展轨迹所持有的方向感。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在感慨其家族成员时说：“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这话对河南履历来说是恰如其分的。
然而历史并未一直沉沦下去，新的契机出现在了20世纪末期，随着全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浪潮，河南人以极快的步伐掀开了新时代的发展篇章。
佛法西来（1）
商人敬鬼神，周人畏天。在河南境内出土的大约15万片甲骨文中，内容大都是关于占卜结果的记载。可见早在商周时代河南人的老祖宗就挺迷信的。
河南这个地方的许多人笃信宗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历史上他们一直对自然充满了敬
畏之情，尤其是对黄河的敬畏之情，这种敬畏之情很容易使人相信超自然力量的存在。河南人被战争和自然灾害折磨惨了，冥冥之中，他们脆弱而敏感的心灵需要获得宗教的救济。
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汉明帝在首都洛阳的南宫里非常惊讶地做了一个梦：一片圣洁的白光中，高大的金人在壮丽的皇宫中缓缓飞翔。这个梦被认为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明帝召集群臣解析此梦。满腹经纶的博士傅毅上奏说：“西方有叫作佛的神，它的模样同陛下梦见的金人差不多。”明帝听后很高兴，遂派遣秦景等十多人出使天竺去求取佛法。
过了一些时日，蔡、秦等人牵着驮了佛经、佛像的白马万里迢迢回到了洛阳，并请得摄摩腾、竺法兰两位天竺高僧前来中土传授佛法。汉明帝亲自前往迎接，不久，他下令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以北的地方修建僧院。这就是中国佛教的祖庭，即第一座寺院白马寺。
河南人很快就迷上了佛教，他们敬畏自然、乐天知命的天性与佛教的基本教义一拍即合。在以后狼烟滚滚的历史长河里，佛教成了河南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佛教教导命运多舛的河南人从充满宿命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学会在黑暗的世界里施洗自己的灵性，开启心智，并获得救赎。
佛教一进入中国就选择了河南这块宗教的沃土。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一次明智的选择。
我们想起了遥远的商周时代青铜器上的餮餮纹，那狰狞可怖的雕饰，流露出早期河南人对超自然力量的恐惧，以及对生命暗淡的忧郁之感。佛教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河南人的恐惧和忧郁，拓扩了他们心灵的领域广度，使他们获得某种神秘的启示和灵性的愉悦。抑或佛法确实是慈悲的，不然河南怎么会有如此众多的信男善女呢？
“中国第一古刹”白马寺北依邙山、南望洛阳，青瓦覆盖、飞檐高翘、殿宇古色古香，寺内宏大的钟声声闻数里。香火最盛时这里的僧人多达数千人。
西晋时全国有180座寺庙，洛阳一地就占去了42座。
南北朝时，洛阳的寺庙竟空前绝后地达到了1367座。这是一个让后人无法置信的数字，据有的史料统计，当时以洛阳为中心的北魏僧众竟占全国总人口的1/10左右。佛教使大动荡时代的河南疯狂了。当印度禅宗二十八代祖菩提达摩在洛阳见到永宁寺后惊叹不已，声称走遍世界从未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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