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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与自由-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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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与自由５６２
所具有的精神源头更深的层面，意味着朝向上帝，向上帝请愿。但即使在这条去路上，人也可能误入歧途，即朝向上帝，则会把上帝奉为偶像。因此，精神解救须不断净化。上帝在自由中凭藉自由，并且仅仅对自由产生作用。上帝不在必然性中，不凭藉必然性，不对必然性产生作用。上帝也不在自然规律和国家规律中发生作用。于此，需要重新审视关于天命和神恩的传统学说。
人的精神解救即是在人的自身之中实现个体人格。这是整体性的实现，同时也是不倦地挣扎。实现个体人格的关键不是攻克物质的决定化统治。或者说，这种攻克仅触涉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关键是整体性地攻克奴役。世界变得如此衰败，不在于世界存有物质，而在于世界不是自由的世界，是奴役人的世界。物质的重荷产自精神的错误导向。如前所述，基本的二元对立不指精神与物质，而指自由与奴役。精神的胜利不仅要遏止人对物质的极度依赖，更重要和更困难的是要攻克人至今仍陷在其中而很少意识到了的幻象。
例如，人的生存中的恶，不仅没有被揭开真相，反而还被装进了善的虚假形式。人崇拜的偶像也常取用善的虚假形式。反基督教者在基督教内部可以凭藉类似于基督的形式进行鼓动。另外，众多共相－普遍的抽象的观念更是一种放置在美好形式中的恶。全书所要瞄准的“穴头”也正在这里。显然，解救如果仅指脱出恶，这并不充分。
恶的诱惑既借助于原始形式，也借助于人对恶的观念的欣赏，同时还借助于人迷恋此起彼伏的虚假的抗恶斗争。奴役人的不仅是现实的恶，还有对恶的观念的姑息。这是人的精神生活屡遭扭曲，人不能脱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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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的重要见证之一。
人通常所能感受到的暴力奴役都是一种外在的暴力奴役。人对外在的暴力易于憎恨，也合情合理。但更令人憎恨和可怕的还是：一切相对的转换成了绝对的，一切有限的转换成了无限的，一切邪恶的转换成了神圣的，一切人的转换成了神的。人们对国家、文明甚至教会的态度，也毫无例外地染上了这种魔性。教会在生存的意义上具有可沟通性，但实际上，教会却发生了客体化，演变成社会机构。可以断言，当这样的教会被视为神圣时，人也就开始造神。这是宗教生活的倒错，是宗教生活内部的魔鬼基因在暴虐人。
人的生命已被宗教、民族和社会施加的臆造的夸大的恐惧所败坏。人的奴役正在这种土壤中繁衍。人具有一种转移的能力，会把对上帝和终极真理的爱转移到最极端的奴役中去。
精神战胜奴役，首先要战胜恐惧。要战胜人对生与死的恐惧。克尔凯廓尔曾把恐惧－害怕作为宗教现象的基石和内在生活的重要标志。
《圣经》说，对上帝的恐惧是大智的开端。
但与此同时，恐惧也是对人的奴役。
在这个世界中，人体认生与死的恐惧。但是，这种恐惧却被日常生活削弱，它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并不尖锐。日常生活的各种群体都趋于努力制造人的安全感，即便它们不能帮助人彻底解除生与死的危险性。当人陷于日常生活中，当人被自己的利益所俘获，这时，人则远离生命的深刻，远离系于这层意义上的不安。
海德格尔曾说，是人（ｄａｓ
Ｍａｎ）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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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悲剧成分弱化。
事实上，一切都具有矛盾和两重性。
习惯性一方面弱化了同生与死的深刻意义相关联的恐惧；另一方面，又制造出另一种与习惯性世界的诸多事务相关联的恐惧。这种恐惧统治着人的全部生活，它规定着政治的大部分导向和宗教的社会化形式。海德格尔曾认为，属于存在结构的忧虑会转化成习惯性的恐惧，要我们注意区分习惯性的恐惧与面临超越时产生的恐惧。其实，这也是导向卑下的恐惧和导向向上的恐惧。向下运动和趋向习惯性，则弱化生与死的恐惧；相反，向上运动和朝向超越，则战胜生与死的恐惧。
一切恐惧都奴役人，但与其轻易陷于习惯性中，不如陷于恐惧中，后者也许还不失为人的一种良好状态。
实现的爱脱出恐惧。无畏是人的高级状态。奴隶的恐惧妨碍真理的启示。
恐惧产生谎言。
人想护卫自己以脱出谎言，但人置于谎言和日常生活的习惯性中，并不是置于真理中。
客体化世界的一切都充满谎言。真理启示无畏。认识真理需要战胜恐惧，需要无畏的美德，需要拒斥危险。曾被体认过的和被战胜了的恐惧可成为认识的源头。认识真理，不给人以恐惧，而是战胜恐惧。
死的恐惧是人最大的恐惧。死的恐惧可能演成卑下的习惯性的恐惧，也可能演成面临超越时的那种恐惧。但死的恐惧总意味着对人的奴役，这是一种人人在劫难逃的奴役。人正受着死的奴役。战胜死的恐惧的奴役标志着人与恐惧的争战取得最大的突破。人的不可缓解的矛盾交织在对死的恐惧上。
人不仅害怕自己的死，也害怕别人的死。
但与此同时，人也会轻松地满意地去杀人，而且唯恐不能杀更多的人，唯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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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造生更大的死。
于此，杀害不论是主动的还是潜在的，一律都是犯罪。犯罪关联于杀害，杀害又关联于死亡。进行杀害的不仅是匪徒和强盗，而且在更大规模上还有国家，以及那些握有权杖或者刚刚握有权杖的人们。本来，死的恐惧应有两种：因杀害所产生的死的恐惧和因自然死亡所产生的死的恐惧。但是，在对一切人的大规模的杀害中，却弱化了死的恐惧，甚至死的恐惧在这里已不复存在。死刑和战死也同杀害一样，激活人的恐惧，应一律废止。追究起来，这是人的生存的客体化的结果。
在客体化世界中一切价值都被扭曲，人本来希望成为死的复活者和胜利者，却做了死的杀手和播种者。人去杀害，是为着创造生活，期待生活中将更少恐惧。
人凭藉恐惧去杀害，无论个体人的杀害或是国家的杀害，一切杀害的基础都建在恐惧与奴役上。恐惧与奴役总具有灾难性的后果。人如果真正地战胜了奴隶式的恐惧，那么也就会停止杀害。
人用死的恐惧播种死亡，用奴隶的感受施行统治。
通常，统治者由于无法逃避死的恐惧，便使用杀害。国家也同样如此。统治者面对死亡酷似强盗，而国家则一味地姑息死亡。
审视死亡，我以为没有人能超过费多洛夫的道德意识。
费多洛夫对一切生物的死都感到悲哀，他极希望人能成为复活者。对死的悲哀，一旦引入积极的意义，就不再成为对死的恐惧。复活者战胜死的恐惧。另外，费多洛夫主张，战胜死亡不仅是个体人的事，也是“大家的事”。换言之，这不仅是我的死，也是大家的死。这方面，他自有其正确之处，并且先于我提了出来。只是人格主义在审视死亡与不朽时，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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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不尽相同。
人不仅战胜死的恐惧，也战胜死的本身，这便意味着实现个体人格。个体人格不能在有限中实现，它必须以质的而非量的无限性（即永恒性）为前提。个体人终究会死去，因为个体人产生在种族过程中。唯个体人格不朽，因为它不是产生在种族过程中。对死的恐惧的克服，是精神的个体人格战胜生物学意义的个体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朽的精神源头可以与人的死亡源头相分离，而意味着整体人的转换。
当然，这不是进化，不是自然主义意义上的发展。这种发展是亏损的结果，无法臻于圆满。它隶属于时间的统治，在时间中定形，而不是一种战胜时间的创造。欠缺、亏损、渴求强大均携有两重性，即既是人的卑下状态，又是人的高级状态。
丰盛也可能是虚假的圆满和虚假的解救。
从亏损趋达丰盈、从贫困趋达富裕的通道，可能是一种向外的进化。这样，在其背后就会遮蔽更深刻的过程，即遮蔽突破决定论的创造的过程和自由的过程。。电子书战胜死亡不可能是进化，也不可能是必然性的产物。战胜死亡是创造，是上帝与人的共同创造，是自由结出的果实。
生命的紧张和狂热关联于死亡，并导向死亡。在自然界的循环中，不可能遏止生与死的更迭。
“年轻人在棺材入口处将挥霍掉生命。”
这话一点不假。
生命的紧张和狂热之所以导向死亡，是因为它含摄在有限中，它不走近无限性－永恒性。
永恒生命的实现，不在于减少和消除生命的紧张和狂热，而在于精神对它进行转化，使它拥有精神的创造积极性。否定不朽意味着生命的凋谢，即拒斥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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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２人的奴役与自由
创造是脱出奴役的解救。人在创造高潮的状态中，是自由人。创造是瞬间的心醉神迷。创造成果放置在时间中，创造行动却走出时间。
广而言之，一切英勇的行动都走出时间。
英勇的行动不可能沾带任何目的，而是瞬间的心醉神迷。当然，纯粹的英雄主义也会成为诱惑、骄傲、自我确定，如尼采的和他的马尔罗的英雄主义便属于这一类。
人可以体验各种不同形式的心醉神迷——或斗争的心醉神迷，或爱欲的心醉神迷，甚至也许是愤怒的心醉神迷。在愤怒的心醉神迷中，人特别能感受自己拥有摧毁世界的能力。
另外，还有服务、奉献和牺牲的心醉神迷，即十字架上基督的心醉神迷。
心醉神迷总是人脱出禁锢和奴役状态的出口，也是人进入瞬间的自由自在的出口。但是，心醉神迷可能给人以虚幻的“脱出”
，进而变本加厉地奴役人。人陷于非个体性的宇宙自然力中，会压迫和摧毁自己的个体人格，这也是一种心醉神迷。精神的心醉神迷的特点是：于其中精神不戕害个体人格，而催生个体人格。个体人格应在心醉神迷中走出自身，只是这种“走出”
，仍要留驻自身。
孤单之所以奴役人，便往往由于封闭自身，融进非个体性的自然力。显然，这既是个人主义的诱惑，也是宇宙的和社会的集体主义的诱惑。
在精神的解救中，人趋向自由、真理和爱。自由不可能没有对象，空空然。你去认识真理，真理就把你铸成自由人。
认识真理的前提是自由。不自由地认识真理，不仅没有任何价值，实际上也不可能认识真理。自由必须以真理、意义和上帝的生存为前提。真理、意义和上帝解救人。解救导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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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意义。
自由应是爱，爱应是自由。
唯自由与爱的结合，才能实现自由的创造的个体人格。仅仅确认一种理则，总会扭曲和伤害个体人格，因为每种理则按其本性都可以成为诱惑与奴役的孽根。
自由一旦导向虚幻，也可能成为奴役的孽根。
在客体化中精神会降格，即会从创造的高级状态下降到以适应生存的低级状态。
相反地，在创造中实现的精神却会升格，即会走出物质界的低级状态，变革世界现实。
在审视这个世界的各种关系时，人的意识产生各种幻象。
在幻象中，人感受到自己受奴役，寄解救的希望于另一个世界。人，正是这两个世界的交叉点。意识的众多幻象之一是把这两个世界的区别理解成实体的区别。实际上，这两个世界仅是生存形式上的区别。人从奴役走向自由，从分裂走向整合，从个体人格的泯灭走向个体人格的觉醒，从被动走向创造，一句话，即是走向精神性。
这一个世界是客体化的、决定论的、异己的、法则的、仇恨的世界；另一个世界是精神性的、自由的、爱的、友谊的世界。幻象之二是把两个世界的关系理解成绝对的、客体化的先验性。这样一来，从这一个世界走向另一个世界便成为被动的等待，人的积极性也由此被扼杀。对另一个精神性的世界即上帝王国，我们不仅要企盼它，更要以人的创造之举去恭迎它；而对已感染了客体化病毒的这一个世界，则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这是精神的革命。创造另一个世界，既不能仅凭藉人的力量，也不能不凭藉人的力量。于此，这会引导我们进入末世论的问题，进入历史终结的问题。这意味着人脱出历史的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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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历史的诱惑与奴役：三种时间。对历史终结的两种理解。积极创造的末世主义
施予人的最大的诱惑与奴役，关联于历史。人对历史过程中所显示的历史的沉重和巨大最容易肃然起敬。其实，正是历史的这种沉重和巨大挤压历史，把历史的功绩铸成工具，使历史服务于理性的狡计（即黑格尔所说的ＬｉｓｔｄｅｒＶｅｒｎｕｎWｆｔ）。
前面，我已论及历史与个体人格的悲剧性冲突，以及这种冲突在历史的极限中不可缓解。现在我从末世论的前景来审视这个问题。
积极地进入历史便称作历史的个体人格。实际上，历史本身不能发现个体人格，不能发现个体人格的不可重复性、独特性和不可置换性。历史即使朝向个别的事物，也仅对“普遍的”事物感兴趣。历史为着中档次人、为着大众谱写。他们对于历史仅是抽象的单位，而不是具体的生存。为了中档次的人类，每一个中档次的人都被转换成了工具。人即使在历史中发挥作用，历史也并不实现人的目的，而是匍匐在“普遍的”
统治规律下面，以共相的事物凌驾个别的和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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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与自由３７２
事物。于是，人被迫承担历史的全部重荷，人不可能脱出历史，人要在历史中实现自己的命运。
人类历史不是自然界历史的一个部分，相反，自然界历史却是历史的一个部分。不是在自然中，而是在历史中开辟世界生命的意义。在历史中，发生着自由与必然性、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尖锐冲突。历史中的最大的自由即改变命运。基督教之所以深刻，即在于它是上帝在历史中的启示。上帝走进历史，致使历史的运动显示意义。
历史的形而上学突破历史，历史中一切重要的（东西）
都关联于形而上学的这种突破。
但历史的形而上学的（东西）
与历史的（东西）相互关联，并显现在历史中。历史是人与上帝的见面和对话的挣扎。
与此同时，历史的大部分都是虚无、非存在和虚幻的伟大，于其中仅有很少一部分才是真正的生存。精神突破历史，并在历史中发挥自己的作用。然而精神一旦浸渍于历史的客体化，则会异化自身和失去自身，转换成与自己面目全非的他物。
历史对于人的意识呈现两极对立，致使人与历史有两种关系。具体说，人一方面把历史作为重荷，与之争战，以实现自己的命运；另一方面，又把历史当作偶像，盲目崇拜，甚至把历史过程中的一切产物神圣化。历史主义的诱惑与奴役也正在这里。当人准备俯向历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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