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浮史玉柱-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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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瑛石
申明：本书由。　（）

第1节：史玉柱的前商业时代（1）

史玉柱的前商业时代在1989年史玉柱下海创业之前，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并没有显现出他的身上有商业基因。他的下海，与其说是个人的抉择，不如说是时代的浪潮推动所致。

1962年，史玉柱出生在安徽怀远。

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这个面积2300平方公里、隶属安徽省蚌埠市的县城相当陌生。曾有记者这样描绘怀远：“在地图上很难找出的小小县城。”

不过，这个小小县城的历史却比多数大城市要悠久得多。

根据清代光绪年间成书的《凤阳府志》，怀远县城最早建于南北朝时期。但怀远的历史却可以追溯到上古。在怀远县东南部，有一座涂山，《史记》记载，夏代大禹召集各个部落的人商议治水便是在涂山。为纪念大禹，后人在涂山修建了禹王庙，几经重修，至今仍然保存完好。现在在怀远县城里，还有一条以大禹命名的道路——禹王路。

在怀远县西南部，与涂山相对，耸立着荆山。春秋时期著名的“和氏璧”就是采自这里。

淮河从涂山与荆山之间流过，两岸山峡陡立，风景壮丽，号称安徽“淮水三峡”之一（另外两峡是凤台县境内的东西硖石山，明光市境内浮山和对面的巉石山）。淮河的支流涡水穿过怀远县城，在县城的东部入淮，称为涡口，历史上兵家将这里与江苏淮阴的泗口并称为“两淮要害”。三国时曹操的水军进入淮河，便是通过涡口。

明清时期，怀远县归属凤阳府，也就是民间戏剧中唱道“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地方。怀远不是个风调雨顺的地方，即便在建国后，1949年到1982年的33年间，发生较大洪涝灾害的年份有10年，发生旱灾减产的年份有5年。史玉柱出生的时候，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怀远县志》记载，这一年，怀远县政府正忙于精简职工，号召全民种瓜种菜以抵抗灾难。

正应了福祸相倚这句老话，史玉柱虽然出生在“天灾”之年，但却避过了另外一个可能影响到他未来人生的“人祸”：史玉柱长到上学年龄的时候，时间已经步入上世纪7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断的学校教育已经在“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下于1968年得以恢复。这使得史玉柱避免了学业中断的危险，从小学到后来的研究生，他接受了相当完整的教育。与他同时期的民营企业家中，没有几个接受过这么完整的教育。

史玉柱的父亲是怀远县城一个普通的警察。出身平民家庭的史玉柱，他的童年与所有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的人大同小异。这些年间，尽管国家大事频出，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在史玉柱成名之后，曾有记者采访过他童年时的生活。1992年5月27日《中国青年报》刊登的报告文学《巨人的风采》中写道：“他永远忘不掉他在安徽怀远县城度过的童年和少年，一本《十万个为什么》为他打开了一个五色斑斓的世界，他按照书上‘一硝、二磺、三木炭’的配方自己调制了土炸药，一声爆炸震怒了父母，也从此被冠以一个威风凛凛的外号：‘史大胆’！他对复杂的东西总要探个究竟，出于对魔方的好奇，上外语课时他干脆躲在教室最后，一堂课一堂课不停地玩……他总感到有一片神奇辉煌的领域在吸引着自己……内心深处干一番事业的愿望也就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坚定了。”

这是史玉柱唯一一次对媒体讲述他的童年故事，其后所有关于他早年生活的文章，都是在《巨人的风采》基础之上的演绎。

其实，史玉柱并非一个“小时了了”的人物，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的童年基本上是在“默默无闻、平淡无奇”中度过的，他身上并没有表现出未来会成为商人的潜质。不论是《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还是其后的种种演绎，从中都看不出史玉柱少年时有什么特殊之处，这些文章描绘的都是那个时代的少年的典型生活。《十万个为什么》首次出版发行时间，恰好在史玉柱出生之后，当时此书风靡一时，几乎所有重视教育的家庭都为孩子买过这套书；在战争片几乎是唯一可以看到的电影种类的时代，所有男孩子都对枪支、火药这些东西产生过强烈的兴趣；至于魔方，几乎是那个时代可以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玩具之一。

第2节：史玉柱的前商业时代（2）

唯一算得上特殊的，是史玉柱的家乡安徽有很多古战场遗迹，一本描写史玉柱复出经历的书曾演绎了这样一个故事：史玉柱的父亲要去合肥出差，在他一再恳求下，父亲同意带他一起去。在合肥，史玉柱看到了《三国演义》中“张辽威镇逍遥津”的故事所说的古战场，看到了张辽所筑的教弩台，以及孙权兵败脱险的地方“飞骑桥”。

但即便如此，也没有人知道这和他后来喜好将军事战术复制到商场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系。

安徽悠久的商业历史与史玉柱之间也没有丝毫关联——尽管他一度被人们看作徽商的儒商风格的代表人物。

胡适曾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这个地方就只是村庄。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整个小村庄变成个小市镇了。”自明代开始发迹的徽商曾经势力极其庞大，以致民间有“钻天洞地遍地徽”的说法，十几年前相当流行的胡雪岩，就是晚清徽商的代表。不过，主要集中在盐业、木材、粮食、茶叶和典当业的徽商，一般来说指的是明清徽州府籍的商帮集团，涉及地区主要是歙县、休宁、绩溪、黟县、祁门、婺源六县。怀远县并不在这个商帮圈内。

历史上，怀远的商业繁荣时代仅在清末和抗战时期昙花一现。清末民初，涡水和淮河是当时河南、安徽和江苏商品流通的主要运输线，怀远县在涡河口设有厘金分关，码头经常停靠近千艘货船，《怀远县志》记载，当时“商贾辐辏，旺极一时”，到1931年，涡河税关撤销，怀远商业随即一落千丈。

怀远的第二次商业高峰期是在抗战期间，其时，怀远下辖的龙亢、河溜两镇（现为龙亢区、河溜区）正好处于根据地、国统区和沦陷区的交界处，商贩利用这一空间转运商品，使龙亢和河溜商业迅速发达起来，1940年到1945年间，河溜镇仅商行就有200余家，一时有“小上海”之称。

可以说，商业并不是怀远的传统，不过，如同多数历史悠久的城市一样，怀远的文化教育传统可谓根深蒂固。明清以来，怀远文人辈出，清代江淮一带甚至流传着“怀（远）诗，寿（县）字，定（远）文章”的说法。在这个小县城里，明代曾建过三处书院，清代曾建过一处书院。

在这种文化传统下长大的史玉柱，顺理成章地从小学读到高中，直至考取浙江大学数学系。多年以后，即便史玉柱成为巨人集团董事长，他仍然强调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

1984年，史玉柱从浙江大学毕业，分配回安徽省统计局，负责各种统计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在这里，史玉柱获得了一个保送读研究生的机会。

当时，安徽统计局的数据分析处理方法仍然采取传统手工操作，效率十分低下。并非计算机系出身的史玉柱编写了一个统计系统软件，来提高统计局的工作效率。这个软件在1986年河北唐山全国统计系统年会上受到好评，并且向全国统计系统推广使用。

本单位职工开发的软件可以在全国系统内得到推广，这当然引起了单位领导的重视，史玉柱于是被作为第三梯队送到深圳大学软科学管理系，毕业后，即可任处级干部。

不过，这一次毕业后史玉柱却没有像上次那样接受别人安排的命运。1989年，他回到安徽，办理了辞职手续，告诉自己的家人：“我要下海。”

这是一个让周围人惊讶的选择。在1989年，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还相当少，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这一年全国毕业研究生仅为37232人。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拥有这么高学历的就更少了。1989年史玉柱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年仅27岁，在这个年龄做到处级干部，再加上有高学历、领导赏识，如果史玉柱继续留在统计局，未来的仕途可以用“不可限量”来形容。因此，史玉柱的家人和朋友都反对他下海，大家担心，一旦他下海失败，又丢了统计局的工作，会“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但这没能阻止史玉柱的决心，他最后表示，“如果下海失败，我就跳海。”

第3节：史玉柱的前商业时代（3）

曾经担任巨人集团副总裁的王建在《谁为晚餐买单》一书中这样描绘史玉柱：“其实史玉柱是个不太有野心的人，他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的县城，并在不到男性晚婚年龄时经人介绍结婚。”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史玉柱在1989年一定要下海，而在5年前他本科毕业的时候，却服从分配回到家乡到政府机关工作？

王建给出的答案是，他太喜欢计算机技术，而且看到了可能的市场机会：

史玉柱从深圳大学毕业后再回到那个比较闭塞的合肥，在特区待过的人看过别人创业的人回到统计局甘心做回他的小职员，他似乎也无他求。但真正改变史玉柱的，不是他自己的性格，而是这世界的科技产物：电脑。……随着汉字全拼特别是王选发明的汉字五笔输入法的成功，汉字的输入得以解决，但电脑软件的“中文化”问题，成为电脑能否在中国普及的关键，史玉柱一下子看到了这里的市场前景。……他研究电脑，不是为了解决数字计算、数字采集和处理以及自动控制问题，而是固化字体、增加字库和设计表格，增大排版空间和提高处理速度等“汉化”工作。……他开发出的东西别人用了都说好，这时，他的眼前出现了市场的光环，他的头脑盘旋着创业的梦想，他的心中涌起在电脑行业“搅一搅”的冲动，他毅然辞职下海。

这或许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如果回顾上世纪80年代的商业历史，我们会发现原因也许并非这样简单。

1984年，史玉柱从浙江大学毕业。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大学毕业无疑是人生中的重要时点，这意味着一个人正式踏入社会；对于史玉柱来说，这个年份则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他的人生的关键时刻还尚未开始。不过，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史玉柱不会想到，1984年中国社会、经济发生的变化，会对自己未来的人生轨迹产生深远的影响。

不夸张地说，1984年是中国当代商业史上最为重要的年份之一。这一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此相呼应，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最关键的一步价格改革开始实行，允许国有企业在完成指令性计划后，超产部分价格由市场供求双方解决。

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决定开放由北至南14个沿海港口城市，即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

改革和开放的效果是明显的，当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增长了19？4％，一年以后，增长了31？1％，而在1984年以前，增长率基本上在10％左右徘徊。这从一个侧面说明，1984年之后整个社会的商业活动较以前活跃了很多。

从企业家群体的形成来看，1984年也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企业家主要来自于体制外，最典型的来源是农村插队回城后没有找到工作的知识青年和农村中头脑灵活的能人。这些“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人们是最早的一批创业者——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小摊主和小作坊主。“个体户”是产生于那个时期的词汇，也是对那个时期商业状态的精确描绘。

当然，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的创业者完全称不上“企业家”三个字，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只是小商小贩。但是，不能忽视的是，企业家的基因也正是在这样一群人中形成的。

史玉柱的老乡年广九，算得上当时最为知名的“企业家”之一，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遭遇颇能说明当时人们对于这些创业者的态度。

抗日战争爆发那一年，年广九出生在怀远县，后来因为怀远受灾，跟父亲讨饭到了芜湖。年广九摆过水果摊。在史玉柱出生的第二年，他因为从江西贩卖板栗到芜湖，以“投机倒把罪”获刑一年。出狱后，年广九偷偷摸摸做了十几年的小商贩，主要卖炒瓜子。1979年，他的炒瓜子作坊雇佣了12个工人，到1980年，雇工达到110人，已经从作坊变成了工厂。

年广九的“企业家之路”并不顺利，1983年底，有人反映年广九的雇工问题，安徽省商业和工商等部门开始对他的“雇工现象”展开调查，后由当时分管商业的副省长专门向省委提交了一个调查报告。随后，在一次全国工商会议上，有人提出年广九雇工人数超过国家规定，对国营、集体商业形成不利影响，应该限制其发展。到后来，甚至有“年广九是资本家复辟、是剥削”的说法。

第4节：史玉柱的前商业时代（4）

事情越闹越大，直到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会议上点名提到年广九的事情，“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时间，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此时，年广九的雇工问题才算告一段落。

这一切就发生在史玉柱读大学期间。可以想见，尽管史玉柱就读于中国民营经济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浙江，但直到他毕业那年，关于雇佣工人的问题还需要闹到中央领导人的层面才能解决。你无法想象一个经历了15年学校教育的人，会将这些个体户和主要由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农民（上文提到的年广九甚至不识字）构成、身份还显得很可疑的“企业家群体”当作自己的模范。况且，就一般社会生活来说，杭州同合肥在当时的差别并不大。尽管史玉柱有“史大胆”的称号，他还是不可能放弃在政府机关的工作机会而选择去当一个个体户或者一个乡镇企业家。

而在1989年史玉柱从深圳大学毕业的时候，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

始于1984年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在之后的几年里开始显现效果，非公经济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迅速上升。1985年，包括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内的非公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仅占3？0％，到1990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9？8％。

伴随这个过程的，是企业家形成的第二次浪潮。自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将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之后，大批体制内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转到体制之外，“下海”经商，从而构成这个时期企业家的主要来源。

大体来讲，这个时期机关干部出身的企业家和知识分子出身的企业家是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的。由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价格双轨制开始实行，价差产生了巨大的利润空间，有专家估算，在1987年，我国的全部控制商品的价差在1300亿元以上。这个千亿规模的价差空间给那些从机关停薪留职下海经商｜Qī｜shu｜ωang｜，有能力和关系以体制内价格购入物资，以体制外价格卖出物资的人创造了完成资本积累的机会。

与机关干部出身的企业家不同，知识分子出身的企业家是靠创办科技企业起家的。联想、四通等企业都是在这个阶段创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