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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人惹谁了 作者:马说-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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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两位都是中国盐铁经济时代的宠儿，在目前市场经济下河南商人实力相对薄弱的背景下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但今天“豫商”的问题是否就是人们纯粹的“品性”与“诚信”问题呢？对于他们今天的落后是否就应该肆意抹黑。“落井下石”呢？评价河南的商人应该是从客观和历史的角度来看。
河南近些年的确出了一些“造假”和“诈骗”的案例——正如同浙江、福建经济起步时的情况一样，一些人由于在与河南商人做生意时吃过亏，有这种情结可以理解，但这并不表明全部河南商人是“一团糟”。
我在全国各地与一些商人的接触中也发现，大部分人对河南商人的评价还是客观的。一位湖北的企业家曾说：“原来听说河南商人不可打交道，后来与他们接触后发现，他们人很爽快，也信守诺言，并没有那么可怕。”即使在今天，河南也出现了许许多多头脑精明、深诸市场的企业家，如莲花味精、双汇火腿的老板等。
目前一些外地人对河南商人的认知进入了一个难以自拔的泥淖——他们说“豫商”傻，绝不会把他们与“聪明”联系起来，可同时又认为“豫商”狡诈，又否认了他们的傻。反正在种种不健康心态的影响下要丑化抹黑，还讲什么逻辑。正如狼和小羊的故事，狼要吃小羊，总会找到自己的理由。
不可否认，河南商人在一定程度上市场经济观念亟待提高，这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各地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程度不是整齐划一的，一些河南人在经营中的低水平，导致了自己生意上严重损失，比如郑州亚细亚商场、“红高粱”等企业的经营者为其错误的经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也为全国的经营者提供了汲取教训的个案，很有探讨研究的价值，找出失败真正的原因，对于河南的商人以至全国的商人，都有莫大的参考意义。河南商人的素质20年来从整体上有了相当大的提高，这是他们在商海中摸爬滚打的结果，河南商人的成熟，也必将自今天和未来的坎坷中产生——他们需要的是闯荡的机会和时间，需要的是先富起来的“兄弟们”的善意的建议和引导。
而如今外界流传的丑化河南商人的段子和对河南商人的歧视，造成很多地方很多企业“不与河南人洽谈”，将他们封杀在全国市场之外，这对正在奋起直追的河南商人来说是极大的伤害，对河南的经济不利，对国家的经济不利，这是智者、善者的行为吗？
无论是河南的民工还是商人，在整个被丑化的过程中其目标实质可以确定为“农民性”，他们只是这场歧视闹剧中表面的受害者，整个河南人在短时间内被社会所丑化不能不说很大程度上缘自于被扭曲的河南民工和商人的形象，因为许多讲河南人的段子的素材都是好事者从他们身上挖掘出来的。
现在我们似乎可以看清了丑化河南人的这样一条脉络：人们首先通过对这些民工、商人和农民的丑化与歧视，然后对他们背后的一亿的河南人进行腹谤口非，最后才是对产生了这些民工和农民的河南地域文化进行无情的歧视和蔑视。在大多数中国人还只是解决了温饱问题的时候，国内竟出现了以取笑。羞辱贫苦百姓为乐、为时尚的现象，不能说不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个危险的信号。
第一章 荒诞世界——被丑化了的河南人
三、丑化河南人的途径
那么，丑化河南人的舆论是通过什么途径产生和传播的呢？时下的媒体，不管是平面的还是三维的，都似乎在无意地以个别真实而整体偏颇地暴露着河南人的“丑”；电影电视作品把丑化河南人形象的情节当做佐料放人其中，成为逗人的噱头；网络在中国的大行其道也使其在“弘扬”河南人段子方面发挥了相当的功能。但不管今天的因特网是如何的发达，国人习惯于饭桌间交流似也是亘古不变的“中国特色”，在口舌品尝美味佳肴的同时，也在享受着“段子”的“盛宴”，而这席“盛宴”的内容除了政治笑话和黄色故事外，就是有关河南人的传说了，河南人有幸而三分天下有其一了。
媒体的爆炸式炒作
当今的媒体在围绕国家中心工作中引导社会舆论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体现舆论监督的批评性报道方面对于打击违法犯罪、改进工作作风、教育人民群众中有着其他工作所无法取代的作用。但笔者认为，一些媒体在进行批评性报道时由于不能掌握这类报道的平衡和适度原则，从而导致了新闻事件个别真实而整体偏差的情况，影响了工作的大局。
就河南的情况来说，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人口多，特别是农民人口众多，普遍受教育水平较低，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出现的负面新闻也许相对多一些、集中一些，于是就造成了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甚至炒作。结合河南的实际考察，媒体争相炒作的原因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许多不好的事情其实全国各地都有，别的地方也许更典型，但河南离首都近，也就是离大报、大台近，交通、通讯方便，新闻传播或采访相对容易，甚至去采访时路费都便宜，于是媒体要找一些典型案例的首选之地很多就选在了河南。某一时期一家很有影响的媒体接连所作的批评性报道大都集中在北京周围的河南、河北、山西等地。
河南的新闻媒体活跃，通讯员队伍庞大且工作认真，省里重视舆论的监督作用而对负面新闻的负面影响考虑不够。因为笔者曾多次听说外地的领导对当地媒体讲：一些不好的事情别的省、市都有，为什么要突出我们的，这样不是要影响我们的改革开放形象吗？在外地，宣传部门工作人员和业余通讯员因为向中央新闻单位投稿反映当地的不正之风而被有关部门勒令检查和开除的事件时有耳闻。
一些小报喜欢炒作、猎奇，而河南也的确发生了一些“可读性强”的花边新闻，于是这些依靠报摊销量的小报便不顾一切地对那怕很小、很无聊的事情也极尽渲染之能事。
河南人的形象由于一再受到各种形式的丑化，于是导致媒体厌者自厌，对河南的丑事关注且深恶痛绝，大有墙倒众人推之势，于是形成了关于河南人形象的恶性循环：河南的丑事曝光后引起关注和强烈反响，形象受损，结果媒体就更加关注河南的事情，并有更多的类似报道从而引起人们更大的注意。
笔者绝不是要护河南人的短，也绝不会为了所谓的“面子问题”毫无道理地要求放弃舆论监督，而想探讨一下我国当前批评性报道的做法问题。新闻监督的目的在于改进工作，正确引导舆论，为了处理好个别与整体，具体事件与工作大局的问题，批评性报道的平衡与适度还是要考虑的。天下事情，哪里都有好坏之分；天下众生，哪里都有良美之别。如果紧紧抓住一个地方不放，以对几个事件的大肆渲染而损及甚至丑化一个省所有人的形象，我认为这未必就有利于全局工作，也绝对不是批评性报道的初衷。
一位新闻界从业人员对此谈了自己的看法：“近一段时间，新闻媒体对河南集中报道了一些阴暗面的东西，使得人们对河南的印象变得有些可怕了。不是说这些报道不合适，主要是觉得长时间地聚焦一个地方，容易造成总体形象的失真。美人也架不住放大镜呀！”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伦森在谈到以前西方媒体时认为：媒体在维护偏见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制度化作用。早些时候，报纸往往会刊登非白种人罪犯或嫌疑人的种族情况。但犯事的人碰巧是个白人，报纸却从不提起他的种族情况。这无疑会勾画一幅扭曲的图画，使非白人犯罪的数量受到了歪曲。尽管我国的媒体与西方媒体在本质上有着区别，但阿伦森的话可以为媒体在对类似于河南这样经济落后的地区进行报道时提供有益的启示。
网络大行丑化其道
网络的发展使人们可以在一个新的平台上自由、快捷地交换信息。也由于网络参与者的大众化、平民化，今天网络言论也掺杂着不同经历和个人情感因素的东西，甚至还有驾大街的毫无理性的言语。它尽管缺少了点权威性，但随着中国上网人数以几何倍数上升，网民的议论有时候确实可以左右相当大的舆论。比较各个网站的网页，可以看到有关河南形象的问题占据了一定的位置，甚至在丑化河南人形象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们可以随便从网上摘录一些言论来看：——今天的河南人名声在全国却有些糟糕，列车经过河南时，你总会不时听到对河南蔑视的议论。河南人名声不好，不是因为河南贫困，而是因为河南人的做派。河南紧邻山东，似乎没有鲁人的质朴爽快，却有鲁人的粗野位啬；南接湖北，没有鄂人的精明能干，却有鄂人的奸诈滑头。与安徽人一样，河南人被称为中国的吉普赛人，贫困常逼得他们离乡背井，四处漂流。但安徽灾民往往靠演唱卖艺为生，凭本事吃饭，而河南灾民则利用人们的同情心生活，把乞讨作为一种赚钱的手段，等而下之者则靠偷和抢来获利，这种流浪生活培植起来的刁民习性，对河南人名声的影响可谓深远。
——人们提到河南人，总是联想到“刁滑”“无赖”“凶悍”“肮脏”等恶习；现实中，欺下瞒上，喜欢大话空话放“卫星”，像母鸡那样为袒护自己的孩子而撒泼，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对人粗暴冷漠，不负责任，治安状况糟糕，不讲卫生等，在河南都不少见。
——看到早餐摊上的郑州人捧着一碗类似北京豆汁一样的东西蹲在路边啼里哗拉着，时间却已是临近中午。晚上外面的人不多，郑州人大部分都猫在家里，听说因为当地治安有点吃紧，据被采访的年轻女孩说，10点钟后还在大街上走就会感觉不安全。
——有一次，我把朋友的事情办糟了，朋友埋怨之后不忘讲句“软话”，一来怕我太自责，二是想缓和气氛，于是他说：“这点事都办不好，你小子是河南人吧？”他清楚我是北京人。
——朋友，你去过河南吗？如果你来过，奉劝你不要再来；如果你没有来过，告诉你最好不来。我是做市场销售工作的，因此有机会去全国各地。最近我来了几趟郑州，由此发出上述感慨。
——平头望过去，河南人真是貌不惊人。我试验过，看脸面听说话：木呐、脸上、面朝黄土背朝天但实诚、热情的，八九不离十，是河南人。他们是农民——在我的心目中，这是河南一省的性质，也是象征——但又是奇异的农民，与种地不种地无关，即使西服领带，还是遮不住那烙印。
——无可否认，河南人的名声实在糟糕，兼具农民的狡黠、土匪的泼皮、奸商的毒辣、传统官僚的厚黑和流氓无产者的无所不为，而且缺乏良好的地域文化凝结成的。具有人文色彩和审美意义的价值观。其口碑在全国各省市区大概居倒数三名之内。
——郑州：河南省省会，一提到这个地方我就来气。干什么不行，你也不能造假呀。要么你就学习人家西宁。银川一样甘愿认穷，要么你就好好学学兰州、温州、乌鲁木齐是怎么大刀阔斧改造搞建设的。可是这个地方的人偏就要造假坑人。（如果有河南籍的网友看到这篇帖子，千万别咒我，嫌我说你们的坏话，其实我所说的这些东西，早已是众多国民心目中不可磨灭的事实了。）
——郑州治安之差全国闻名。连省会都出张金柱这等警察败类、残忍至极之徒，可见民风堕落程度。
——有一则关于上海人的故事，故事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三个同班同学（分别是上海人、武汉人和河南人），看到了一个卖冰棍的小摊，上海人走到小摊前面对另两人说：“我请你们吃雪糕！”武汉人笑了笑没有动，河南人满脸堆笑迎了上去，到了小摊前面，上海人对河南人说：“你要吃还得自己买，我说请你是先尝尝。来，尝一口，真不错。”说罢把雪糕向河南人的面前伸了伸，河南人心想尝尝也好呀，可上海人在河南人张嘴的一刹那把雪糕迅速地含在嘴里，随后扬长而去。河南人气得跳脚，却又无可奈何。这个故事说明上海人的精明与小气真是无所不在，河南人就是傻实在。武汉人的思维极富有跳跃性和很强的前瞻性，聪明的还是武汉人。同时我也是很崇拜上海人的，他们很多做法的确令人匪夷所思。
利用影视作品丑化河南人是一大“发明”
在以影视为载体丑化河南人方面，前文已经讲过利用电影、电视丑化河南人的形象是新时期影视工作者的一大发明，这些做法引起了河南人的极度反感。但也有的人，包括一些影视创作人员认为这只是一个外地人的角色，并无针对性的特殊意义，甚至还怪河南人太敏感。
笔者认为，目前国产电影和电视剧还不至于水平高到中国人都看不懂，如果不是智商有问题的人——且买得起电视或看得起电影的即使不懂影视艺术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今天的影视作品中只有两类人讲方言，大人物和小人物（全以方言演出的影视剧除外），确切地说是伟大领袖和河南小偷、无赖、保姆等。伟大领袖讲方言大家都能理解，那么让河南人讲方言会起到什么艺术效果呢？不明摆着也是突出河南人的形象——当然是突出坏的形象，丑化河南人。关于手法与效果的关系问题，搞影视艺术的“大腕们”是不会装傻的吧。
退一步讲，即使作品做这样的安排真的如有人所辩解的那样：并非针对河南人，仅仅是为影视作品显现些“看点”与“亮点”，以噱头换些掌声和钞票。笔者认为这些也全无必要。在此笔者愿意提一下英年早逝的电影演员陈裕德——一个典型的河南“土著”所创造的角色。他应当说是改革开放后演农民的佼佼者，尤其是在电影《咱们的牛百岁》等片子里塑造了被中国农民信服的角色——懒惰中带着无赖，憨厚中显出狡黠的农民，在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如火如茶的年代曾经引起巨大的反响。陈裕德所塑造的角色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当时中国农民中的。一类典型。不管哪个省的人都会有切身的感觉——在自己的身边确实有这种人和事，作为农民人口最多的河南人更是会感觉河南的四荒八野的确有很多这样的人，角色的效果足以引发包括河南人在内的中国人的反思。陈裕德在电影中没有讲一句河南话，但他所创造的配角却显示出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这就是艺术，真正体现了“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的真谛。
回头看看今天一些影视作品中讲河南话的小偷和人贩子是否真的使作品增色了呢？这些小角色到底体现了多少艺术成分？
唉，真不愿意下这样的结论：当今某些影视工作者“乏”得可以！
口舌文学“浩浩荡荡”
当然，前述几种丑化河南人的途径与今天街头巷尾、酒店茶楼等社交场所流行的以段子为主的口舌文学相比，简直有点“小巫见大巫”了。也许前述方式存在着有意、无意、间接。直接的区别，受着载体性质和影响范围的局限，在丑化河南人这类基本上属于世俗社会之事上，其功效远不如看似原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口舌文学。
以口舌文学丑化河南人的场所主要发生在酒桌上，尽管酒桌上流行的还有诸如丑化公务员的笑话和男女苟且的故事，但这些都存有政治敏感和低俗下流的嫌疑，只有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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