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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首道文集-第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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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和计划。１９３１年年底，在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直接领导下，各级苏维埃政府都成立了人民财政委员会。 次年春，县以上的苏维埃政府先后增设了国民经济部，统一财政，对以前苏区的经济进行整顿，并对经济混乱的单位给予严肃处理，同时制定和实行了各项发展经济的政策。①税收。 过去苏区的收入单纯靠打土豪，后来苏区内的土豪已经打完，由于赤白对立，到白区去打土豪也很困难，因此我们省委和省苏认为要解决苏区的经济来源和困难，在发展其他经济的同时，必须在苏区内征税。 为此，省苏维埃政府根据中央的精神，制定了《累进税征收条例》，进行上地累进税和商业累进税的税收工作，并组成征税委员会。 对于苏区生产的棉花、豆子、烟、大米等农产品，以家庭为单位，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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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超过百元以外的剩余部分，均要按条例征收累进税。 土地税的负担主要是落在富农和富裕中农身上，红军家属则尽可能地免征。 商业累进税也开始征收。②自办银行和造币厂。苏维埃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克服湘赣苏区的经济困难，１９３２年１月通过自筹和入股的办法，成立了湘赣省工农银行。开始时，银行有资金２万元，通过号召群众储蓄入股，并规定各级苏维埃政府和各革命团体的公款都要存入工农银行，后来发展到７、８万元的资金。 同时，创办了湘赣省造币厂，制造银洋、铜板和纸币。 据资料记载，仅银元就造了４万元。③发展商业。湘赣苏区地处两省边界，商业很不发达；大小城镇又普遍遭到敌人的抢劫和破坏；同时，由于敌人的经济和军事封锁，白区商人又不敢进入苏区做生意，这就是给苏区的商业和经济的繁荣带来困难。 省苏维埃建立后，这就给苏区的商业和经济的繁荣带来困难。 省苏维埃建立后，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商业的发展工作：一是鼓励白区商人进入苏区做生意，从而得到白区的中药和其他苏区急需的商品；二是自办各种合作社，活跃苏区的商品流通。 到省第二次党代会后，苏区内的消费合作社等商业机构普遍建立，对苏区经济的发展和商品流通起了重要作用。④发行公债，节约开支。 随着形势的变化，战争需要的经费越来越大，单靠税收已不能满足了。 为此，省苏维埃政府曾发行了几次革命战争短期公债。 记得有一次发行８万元短期公债，群众购买非常踊跃。永新城内各机关开展竞赛，许多人卖衣物来买公债，有的人买５０～６０元，永新县工人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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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十几元，有些挑水、打草鞋的人也买好几元，莲花城内的一个贫民就买了２０元。发动工作还未普及全省，任务就完成了大半。 同时，为了支援前线，机关实行包餐，不发服装费和每月的５角钱零用钱，紧缩办公费，裁减冗员，从各个方面节约开支。总之，随着各级组织机构的建立，湘赣苏区的工业、农业生产以及邮电、交通、商业、财贸、文教、卫生等各项事业都得到了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根据地的革命政权的巩固和发展。
五、群众组织的建立和党的白区工作
湘赣省委和省苏维埃建立后，对原有的群众组织进行了改造和整顿。 建立了原先没有的反帝大同盟等组织；相继制定了赤色工会、雇农工会、互济会、反帝大同盟、贫农团、妇女代表会的暂行组织法。 各基层组织也都按照组织法建立或进行了改造，并先后召开了各组织的省的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省一级的组织。省委很重视白区工作。 为了发展白区党的组织。１９３２年将当时的株州特区委改为长湘区委，负责开展长沙、湘潭和株洲、醴陵等地党组织的工作，发展了１００多名党员。 省委还将湘南特委改为湘南道委，决定以耒阳为中心，向茶、安、酃苏区发展；以水口山、香花镇产业区作为开展群众工作的中心；发展北石村赤色工会与农会组织，将发动游击战争与群众的日常斗争联系起来。 白区党组织在敌人驻扎地周围散发宣传品，开展对白军士兵的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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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湘赣苏区的肃反
湘赣苏区开始肃反时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后来苏区中央局逼得很紧，我们又看到打了胜仗，苏区扩大，群众拥护，因此越搞越“左”。中间虽然有过纠正，但都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当时，“左”
倾路线的错误表现在肃反问题上是很突出的。以“左”倾路线为代表的党中央对革命内部隐蔽的阶级敌人作了过分的估计，制定了过“左”的肃反政策，并错误地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大批领导干部当作所谓“ＡＢ团反革命分子”列入肃反对象的名单，责成我们临时省委审理。 那时我们临时省委刚刚成立，对本地区的情况没有做认真的调查研究，对当地干部也没有做认真的估计，盲目地接受了党中央的错误指示，按照党中央的规定设立了脱离党委集体领导、脱离群众监督的肃反机关——省保卫局。 在案情审理上又采取逼、供、信的错误作法，致使肃反工作发展到乱捕乱杀，犯了简单化、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将不少的优秀干部当作肃反对象进行了错误处理。 其间虽也怀疑或提出过纠正意见，但始终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当时，湘赣省建立了政治保卫处，各县肃反委员会也都单独建立起来，开展了所谓“向ＡＢ团改组派的坚决斗争”。永新、莲花、吉安、攸县、宁冈、安福各县都召开了公审大会，把少数群众的反水和个别士兵的投降，也完全看成是“ＡＢ团”
在捣乱。有些县的肃反工作委员会委员，甚至主任也被认定为“ＡＢ团”分子。当时肃反的主要方法是运用所谓“自首政策”
，“从‘ＡＢ团’分子中拿住其弱点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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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辩脱而直供出来“。
把思想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把一般错误当成反革命问题，以致出现党员恐慌，群众逃跑的严重局面。 到了１９３２年２、３月间，王震从中央苏区开全苏大会回来，传达了中央关于反对肃反中扩大化、简单化的意见，才稳了一下。 但是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因为中央对反对肃反扩大化的意见并不明确，只是说要走群众路线和阶级路线。其实，所谓阶级路线就是看出身、论成份，不看斗争经历；所谓群众路线也就是形式主义，就是拿到群众中去公布一下，让群众举手表决。 由于并未解决“左”的问题，因而到１９３２年下半年又大搞起来了。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１９日湘赣省委给中央的工作报告中，完全是在检讨肃反工作中所谓的“严重的右倾消极”了。１９３３年４月间，中央派了大员来湘赣搞肃反。 这位大员原是江西省委的保卫局长，这次被派到湘赣省任保卫局长，来的时候中央苏区保卫局又给了他一批肃反材料。 虽然在这之前，湘赣地区的肃反工作已经搞了很久，也杀了不少人，但一些重大的案件，我们认为有疑问的，尚未处理。 新来的保卫局长认为我们是右倾，对“ＡＢ团”
动摇妥协等，将袁德生、胡波、李梦弼、刘其凡、于兆龙、陈韶、朱映华、曾毅之、陈竞进、刘秉常等较重要的干部处死了。 当然，处理像袁德生这样重要的干部，是由“左”倾中央决定的。 记得逮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袁德生还是秘密进行的。 那天假说请袁德生到保卫局吃饭，结果就这样逮捕了。 逮捕后，对外说是袁德生调中央工作去了，暂时由谭余保代理省苏主席。 审讯袁德生的材料有十几条，都是从中央苏区带来的，每天要用电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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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汇报审讯情况。 得不到袁的口供，但又不敢确定他是不是反革命，因为中央来的材料铁案如山。 要突围了，该怎么处理他，请示中央后，很快回了电报，并指明电报要保卫局长亲译。 原来电文说要将袁德生就地处决。 这次和袁德生一起遇害的还有黄之静。肃反中，我们省委在执行中央路线时也曾持过怀疑态度。记得中央大员没来之前，中央局也曾打电报来指令逮捕袁德生，但我们认为袁德生系工人出身，并且参加领导过安源工人的罢工斗争，是毛泽东早年培养的老党员，因此我们没有执行这个指令。 对刘其凡、李天柱的“ＡＢ团”问题，我们也是有怀疑的，所以这些人我们当时都没抓，但这也是暂时地抵制而已。 因为那时中央局在这个问题上压得很厉害，拒不执行就是引火烧身；况且肃反机关自成体系，不受党委的领导；最主要的是当时党中央犯有极“左”
路线的肃反错误。这不是那一个苏区的问题，当时党中央派去各苏区的领导干部，传达贯彻苏联格别乌（即保卫局）的肃反经验，加上当时斗争环境的险恶，在全国各苏区都发生了各种反革命派问题。首先在福建闽西苏区发生社会民主党问题，在中央苏区（江西）
发生“ＡＢ团”
问题，在鄂豫皖和湘鄂赣苏区发生改组派、第三党等问题，最后在陕甘宁苏区发生反革命右派问题。 革命的实践证明，实际上许多所谓反革命派大都是极左路线下的保卫局少数人用逼、供、信方法制造出来的。 所以肃反工作的路线错误，不是那一个苏区，那一个人的问题。 只有经过长期的实践，许多负责人觉悟起来，才能逐渐改正。 我个人是受过“左”倾路线处分的，在长征途中我看到许多被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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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为“ＡＢ团”
等反革命的人，艰苦跋涉，仍然跟着党闹革命。特别是我的战友张启龙，他被怀疑为反革命，被保卫局监视着，历尽艰辛，仍然跟着红军干革命。 当我和王震、张启龙等长征胜利后在延安相见，互相叙谈湘赣苏区历史时，我们都为刘士杰、陈洪时先后叛变致死，而我们仍然健在，朝气勃勃高兴。 历史公正的考验，是真假革命的最好证明。１９３３年年底，中共湘赣省第三次党代会后，我便离开了湘赣革命根据地，到中央苏区去了。总之，我认为当时阶级斗争是剧烈的，暗藏的反革命也确实是有的，问题是当时在党的极左路线领导下，造成了各个苏区肃反工作扩大化、简单化，这是完全错误的。 好在我们党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纠正了极左路线的错误，使各个苏区在错误肃反路线下的受害者逐渐得以昭雪平反。
（原载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湘赣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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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伟大实践
１９１年６月２０日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７０周年的光辉日子里，我作为一名有６５年党龄的老党员，感到由衷的高兴。７０年来，我们的党领导全国人民前赴后继，艰苦奋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现在，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在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斗争中，人口问题是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因此，我想借此机会，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谈谈我对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中国人口问题上的重要指导思想和伟大实践的认识。
一、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的发展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两种生产，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 两种生产都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并共同存在于社会生产的统一体中，互为条件，相互依存，相互制约。马克思、恩格斯都有过“两种生产”的论述。毛泽东同志在５０年代的一次讲话中曾批评当时只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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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忽视抓人口生产的倾向，他说：“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有计划，对于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物质资料生产是有计划的，人口生产也是有计划的，逐步做到人口的增长同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它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人口发展的特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两种生产”的理论是正确解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它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经济和一些国家在人口问题上实行的“家庭计划”有本质的区别。正如恩格斯１００多年前预言的那样：“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不得不像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节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么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作到这点。”
“两种生产”的理论在我国的实践中，不仅有了新发展，更取得了成功。 党中央在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两种生产一起抓”
的观点，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既抓工农业等物质生产，又抓控制人口生产的工作；要像抓经济工作那样抓人口问题，要有强烈的人口意识和人均观念；不仅要把物质资料生产纳入国家计划，同时也要把人口发展纳入国家计划，这是保证人口发展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根本措施。 我国的人口发展从１９７３年开始列入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１８年来特别是近１０年的实践证明，尽管有的年份人口增长超过了预定计划，但总的来看多数年份基本上是在计划轨道上运行，２０年来已少生了２亿多人。 这就大大减轻了人口对生产力的压迫，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使恩格斯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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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在有１１亿人口的中国变成了现实。“两种生产”
，包括数量与质量两个方面。 在我国，对物质资料的生产，要求不断扩大产品数量，大力提高产品质量，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对人口的再生产，要求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增长，努力提高人口质量，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所以，党中央确定的人口政策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这是把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的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作出的正确决策。 我认为，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想做到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发展，必须坚持“两种生产”一起抓。
二、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党的伟大创举
在我国，对人口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复杂曲折过程，有过失误，但终于取得了成功。 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对人口问题有过许多论述。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同志在１９５３年８月最早提出了避孕节育的主张；刘少奇同志１９５４年１２月在我国第一次节制生育座谈会指出：“党是赞成节育的……”
；周恩来同志也多次在党的会议上对节制生育问题作过重要论述。 但是，关于计划生育这个新观点，是毛泽东同志１９５７年提出的，他指出：“我们国家这么多人口，要提倡少生一点，要有计划生育。”“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
“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
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
毛泽东同志这些论述，为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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