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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首道文集-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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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就在这时，彭德怀接到敌师长周磐的密电，要他立即逮捕本部中共地下党员黄公略。彭德怀当时扣押了这份密电，并赶紧与滕代远取得联系，研究对策。 紧要关头，他俩当机立断，在平江率部举行起义。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彭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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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起义和湘鄂赣边特委幽居、台庄会议 —３２５—
在大革命时期受当地农民运动的影响，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困难时期，他能率部起来暴动，这是革命的英勇行动。 起义后，彭德怀那个团便改编为红五军。 当时敌人四处出兵围歼起义部队，彭德怀率领红五军在平、浏、修、铜、万一带与敌人周旋作战，由于四面受敌，部队有些损失。 到９月中旬，红五军在万载游击后折回铜鼓。 在铜鼓的幽居，红五军党委和平、浏、修、铜、万５县党的负责人开了一次联席会议。 这次会议是滕代远同志主持召开的，我当时是以浏阳县委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恢复湘鄂赣特委机关，恢复各县组织，划分特委的管辖范围（当时特委管辖的地区是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武宁、通山、通城等县）
，决定红五军与地方游击队混编（共编为５个纵队）。
混编的具体工作是分别在各县范围内进行的。 我还记得，我们浏阳地方党就派了很多干部去参加这次混编工作。当时地方上流行这样一句话：要筹款打江西（因为江西万载、铜鼓一带土豪多）
，要夺枪打湖南。 万载、铜鼓的基础较好，地方又富裕，敌人的力量较薄弱，便于我们迂迴隐蔽，是边界党组织和游击队的重要活动区域，这个地区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而武宁的力量比较薄弱，他们没有派代表参加会议。 会上选举滕代远同志为书记，我和彭德怀是常委。 不久滕代远随五军离开了湘鄂赣，特委书记一职实际上由我负责。当时参加会议的有我、彭德怀、滕代远、邓萍、黄公略、李灿、李宗白、吴钦明等，会议的时间不长，只开了两三天。特委恢复后的全称是湘鄂赣边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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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９年冬，湘鄂赣边境的形势逐渐好转，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 幽居会议之后，隔了个把月的时间，我在修水的台庄主持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武宁、鄂南等地的代表，还有一些县也派了代表来参加会议，共有几十个人。 会议的内容是：选举新的边特委；各县汇报工作；讨论工会、农会工作；建立秘密交通站，等等。会上选举我为书记。这届边特委的分工是：李宗白为组织部长；袁国平为宣传部长（后杨幼麟曾接替袁国平当过宣传部长）
；军事部长吴钦民（此人很早就牺牲了，他爱人叫李英华，做妇女工作）
；袁国平的爱人邱一涵，做少共工作。１９２８～１９３０年，这一届的湖南省委书记是安源工人袁德生，蒋长卿也参加过省委。 那时秘密省委在常德驻过，平江起义时，省委可能在长沙榔梨市一带。 这次会议后，我们在很多重要的交通口子上都设了秘密交通站，决定了各县委负责人，组建了各县领导班子，研究了如何应付敌人的进攻，制定了相应的策略。湘鄂赣边特委和红五军没有明确的领导关系，但是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如果没有地方党派人充实部队的力量，没有地方党的支持，也是不能持久的。 此时，红五军的部队只留下了黄公略那个纵队，其余的由彭、滕率领上井岗山去了。敌人想乘五军主力离开之机，对我们实行大肆“围剿”。在这样的时局下，如何开展武装斗争，打击敌人的疯狂进攻，巩固根据地，是我们边特委的重要任务。彭德怀同志率红五军自１９２８年秋离开湘鄂赣边界后，到１９２９年秋末又回来了。 １９３０年彭部在平江曾消灭敌军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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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起义和湘鄂赣边特委幽居、台庄会议 —５２５—
团，击溃两个团。 后来又指挥红三军、红五军攻打长沙，占领长沙９天后，随即成立了湖南省委、省苏维埃，我被选为省委代理书记（化名王一分）
，李立三当选为省苏名誉主席，彭德怀、滕代远、何长工等同志均当选为委员。我在湘鄂赣边特委工作时，还分别建立过湘东特委、湘北特委，但这些机关存在的时间都不长。我于１９３０年７月部队攻打长沙后离开了湘鄂赣，之后就参加了湖南省委的工作。
（原载《铜鼓党史通讯》１９８４年第１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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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建立及财政经济工作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１５日
１９４５年８～１１月底，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关内各解放区共派１０万大军和２万名党政干部先后到达东北。我原来是参加国共停战谈判的，谈判破裂后，中央把我留在东北局，在陈云、李富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做财经工作，从而有幸参加了解放东北的伟大斗争。
一、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整个东北的日伪政权虽已宣告瓦解，但是，东北地区除少数中心城市、交通要道和某些要害地区为苏联红军或我军控制外，大部分地区仍为土豪劣绅、汉奸政客所把持。 伪省长、伪市长、伪县长，乃至伪村长等，都改头换面成了各级治安维持会的会长。 他们形式上是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名，实质上是在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并幻想下一步投靠国民党以图东山再起。 因此，彻底摧毁伪政权，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就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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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建立及财政经济工作 —７２５—
当务之急。１９４５年９月间，我们成立了热河省政府，１０月间成立辽宁省政府及沈阳特别市政府，１～１２月间相继成立了辽北、安东、嫩江、合江、松江、吉林、黑龙江及绥宁（后改称牡丹江）
等省政府及长春特别市政府。根据有关协定，在苏军管辖的旅大地区也成立了旅顺、大连两个市政府。 截至１９４５年年底，原伪满各省我们已先后接收完毕，东北解放区共成立了１０个省政府，两个特别市政府（直辖市）
，以及旅顺、大连两个独立的市政府。 但是，当时我们还来不及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和巩固的根据地。国民党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开始，在美帝国主义帮助下，用美国的军舰和飞机运载大批军队到东北，抢占大城市和铁路干线，这就使东北形势发生急剧变化。 当国民党军进占山海关、锦州，我东北局撤出沈阳时，国民党的地下军、先遣军就趁机发动暴乱，杀害我干部，占领城市和县城，配合国民党军的进攻。 后来，在北满等地，经过近半年清剿土匪的斗争，我军收复了大部分县城，稳定了局势。 但自我军从四平、长春和吉林撤退后，北满的土匪又曾猖獗一时。直到１９４６年７月，东北局会议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七七决议”
，党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下达以后，经过部队剿匪，１２００名干部下乡发动群众进行土改，以及开展建立根据地的一系列的斗争，到１９４７年４～５月，东北根据地的建设才初具规模。随着东北战场上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的胜利进展，根据地的建设又进一步巩固，各种组织都相继建立起来。 农业生产的形势也十分喜人，翻身农民为保卫胜利果实，积极参军支前。为统一领导东北解放区的工作，１９４６年８月６日，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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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联席会议在哈尔滨市道里兆麟大街第一中学礼堂隆重开幕。 会议决定成立东北最高行政机关“东北各省市联合办事处”
（后正式定名为“东北行政委员会”）
，选举林枫等２７人为行政委员，林枫、张学思、高崇民、车向忱、吕正操、陈先舟、邹大鹏、冯仲云、栗又文、韩幽桐等人为常务委员，林枫为主席，张学思、高崇民为副主席，栗又文为秘书长。 东北行政委员会是三三制政权，正如彭真当时在大会致词中所讲的：东北人民自己的政权是“由东北各省、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各民主党派来民主建立的地方自治的政权”。
在这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政权的统一领导下，各级政权组织很快也建立和健全起来。１９４７年７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 会议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民主政权的建设问题。 会议确定必须彻底打碎旧政权，明确规定新政权的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为人民服务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人民政权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并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政权本身也逐步扩大、充实和进一步完善。 经过南满取得“四保临江”
、北满取得“三下江南”的胜利，以及１９４７年复秋冬季的攻势，南满与北满的解放区连成了一片，农村的土地改革和根据地建设也都取得成功。 随之，各级政权也都相继建立，根据地的建设日益发展与巩固。鉴于形势的变化，东北局于１９４７年５月５日根据党中央“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号召，作出《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指出当前东北的任务就是“积极组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大量歼灭敌人，大量收复失地，巩固和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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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建立及财政经济工作 —９２５—
大解放区“
，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力量放到前方去，继续以人力和物力支援前线”。到１９４８年春，整个东北国民党统治区已由战争初期占总面积的２９％、总人口的５３％，急剧缩小到只占总面积的１％（几个孤立的大城市）。迅速扩大的新解放区，依照老区的经验，很快发动群众，建立起人民自己的政权。１９４８年７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召开第二次行政会议，确定以支援战争、发展生产为政权工作的中心任务。 为自下而上地建设好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并联合各革命阶级的人民民主政权，系统地布置了政权建设工作。对各省的区划也作了合理调整，各级政府办事机构进一步完善充实。行政委员会的直属工作机构也进一步健全。民政、财政、工业、农业、商业、教育、卫生、交通、铁道、司法、劳动、公安、银行、外事、文物、科学等都设立了专门的部或局、行、院、处等，分工管理各方面的工作。 人民政权为有力地支援１９４８年９月１２日开始的伟大的辽沈战役做好充分的准备。
二、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保证军需民用
恢复和发展生产，保证军需民用，支援解放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一直是根据地人民政府首要的中心工作。东北本来是我国重要的产粮区，但被日本占领军和伪满政权搞得饥荒遍地，民不聊生。敌人为了对付我抗联游击队，加强其反动统治，到处烧毁民房，搬村并屯，制造“无人区”
，受害群众达５００万人。 此外，他们为掠夺我东北资源，又强迫大批农村劳动力充任“劳工”
，许多人被折磨而死。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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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５—王首道文集
一些矿区和工地附近，都有埋葬中国人民尸骨的“万人坑”。
东北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破坏，粮食非常缺乏。 日伪政权为了本身的需要，实行“粮谷出荷”
、“粮食配给”
，好粮好米全部充作“军用”
，一般群众吃大米白面就成为“经济犯”
，只能以“混合面”
、橡子面、豆饼等充饥。 因此，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已成为人民政府的当务之急。 我们通过分配敌伪土地、减租减息，逐步提高农民的生产情绪。 特别是土地改革以后，农民翻身做了主人，生产热情空前高涨。 当时我们的口号是“生产发财，四季发财，贫者变富，富者更富”
，这充分反映了翻身农民力求劳动致富的迫切愿望。 原来粮食极缺的问题，土改后不仅不成问题，而且粮食有些富余。 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不仅保证了军需民用，支援了战争，而且为最后接管沈阳、长春等大城市准备了充足的物资。东北是我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当时我党唯一的具有比较完整的现代大工业基础的根据地。 但是，经过战争的摧残和敌人的有意破坏，几乎所有的工厂矿山都陷于瘫痪，设备残缺，人员流散，电厂停电，煤矿停产，交通中断，给各方面造成极为严重的困难。特别是煤炭生产，牵动全局，亟待解决。 为此，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同志纷纷深入基层了解情况，进车间、下矿井，以便掌握第一手材料。 我与一些同志曾到鸡西、鹤岗等煤矿做过详细调查。 记得我到二道河子金矿时，那里的砂金矿竖井设备简陋，因流砂为害有随时坍塌的危险。 我们下到井里去看，基层同志就为我们的安全担心。 为了尽快恢复生产，我们主要采取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发动工人群众，一是调动技术人员的积极性。 为了发动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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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建立及财政经济工作 —１３５—
群众，对那些依仗敌伪势力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的汉奸走狗和封建把头，我们坚决展开斗争，并具体解决工人生产、生活上的各种困难，使他们在政治上翻身，做了企业的主人。工人们有了生活保证，很快提高了觉悟，生产积极性高涨。 更困难的是如何做好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的团结教育工作。 我们一方面要做技术人员的思想工作，一方面还要帮助克服干部中存在的“左”的情绪。 当时，技术人才奇缺，因此我们在北满还接收了１００多名日本专家。 对这些人要设法消除他们的顾虑，动员他们积极为我们工作，这也很不容易。 许多同志都曾登门到户耐心地做他们的工作，邀请他们开座谈会，并到大连挨门挨户地做他们家属的工作，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各种困难。 由于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这方面也发生过一些问题。 例如，在民主改革中，有的企业把一些没有多大劣迹、在工人中尚有一定影响的把头乃至一般职员，不加区别地触动了一下，以致影响许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后来很快加以纠正，群众都很满意。 所以，如何正确对待企业原有的技术人员乃至一般行政管理人员，是尽快稳定形势、恢复生产的重要环节，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管好企业、发展生产的基础。 根据这种情况，陈云起草了《正确处理新接收企业中的职员问题》，它成为我们接收工矿企业应循的准则。以后我们在接收沈阳等大工业城市时，都暂时地保留了旧有的企业管理机构，接收秩序就很好，凭着一本旧的电话簿就可以同许多单位进行联系，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沈阳在我们进城的次日，电厂就恢复发电，其他企业在接收过程中也未受什么损失。 在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大中城市成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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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５—王首道文集
放。 东北局决定抽调４００名干部由陈云率领担任接收工作。他们很快就总结出《接收沈阳的经验》，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保留原有的生产管理机构，留用旧有的管理人员和技术干部，以尽快恢复生产。 这个《经验》后来由中央转发给各中央局和前委。恢复工业生产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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