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首道文集-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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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处于中间状态的社队来说，搞统一经营，联产到劳确实是一种既能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能充分调动劳动者个人积极性的好办法，值得大力提倡。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一些困难地区和中间社队的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有了较大的发展，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之后，还要积极引导群众逐步向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这种较高级的责任制形式过渡。　我们在宁乡县东务山公社东务大队青联生产队发现，他们对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责任制又作了新的改进，发展为专业分组、按净收入计酬，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这样做的结果，更能充分发挥各种专业人员的劳动积极性和提高生产的商品率。　去年，全队只有４０％的劳力种粮，粮食平均亩产接近２００斤，人均产粮超过１吨；６０％的劳力从事多种经营，产值共９万多元，占全队总收入的一半左右。　社员的人均分配收入由上年的２０２元增加到２５０元，集体的积累和对国家的贡献也日益增多，充分显示出这种责任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他们这种不断加强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经验很值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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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制给广大农村带来蓬勃生机　　　—９４３—

　　　　实行生产责任制，是农村生产关系上的一个重大调整，有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亟待研究处理，如生产过程中的分工与协作，耕牛和大型农机具的使用管理，农田水利设施的维护和使用，种植计划的合理安排，分包耕地同其他专业承包项目的报酬平衡，当前增产与长远建设的结合，按劳分配与合理照顾等等。　所以，责任制建立起来以后，我们干部肩上的担子不是轻了，而是重了。　我们各级干部都要勇敢地负起责来，努力提高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用积极的态度解决各种矛盾，带领农民群众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　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幅员辽阔的国家，在几亿农民中进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确是一项伟大而又艰巨的事业，是一项新的社会实践，许多问题都不可能找到现成的答案。　只要我们依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断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我们就一定能够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实现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新路子。

　　　　（原载《湖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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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５３—王首道文集

　　　　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奋斗

　　　　１９８１年７月５日

　　　　《年轻人》杂志在党成立６０周年的日子里诞生，编辑部约我为《年轻人》的读者说几句话。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欣然答应了。青年是人生中重要的阶段，每个人都必须经历这个阶段。我的青年时代，祖国正沉沦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封建军阀窃夺，帝国主义列强的政治、军事、经济势力日益侵入中国，并通过由他们扶植和豢养的各派军阀不断制造新的战争。封建军阀对外丧权辱国，对内复古倒退，一面道貌岸然地鼓吹尊孔读经，麻痹人民的革命斗志，一面却穷凶极恶地加捐加税，抽丁征粮，搜刮民财，扩大战争。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反动统治下，民族灾难日益深重，人民生活更加恶化。　全国人民都感到没有出路，我们青年当时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焦虑，深深地陷入彷徨和失望中。　代表中国人民愤怒和反抗的“五四”运动爆发，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展开。我和同学们因而产生了对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了解到必须坚决行动起来，才能挽救民族危亡。　于是冲破封建军阀段祺瑞的走狗湖南省省长张敬尧的封锁，走上街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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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奋斗　　　—１５３—

　　　　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举行示威游行，反对签订巴黎和约，反对帝国主义。党成立后，我转到长沙读书，在进步老师和同学帮助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从此投身到革命运动中。　随着时光的流逝，现在我已进入老年之列，但我依然怀念我的青年时代，因为它奠定了我的生活道路。青年人朝气蓬勃，思想解放，有追求真理、探索真理的愿望。　从鸦片战争到现在的１４０多年来，在我们国家，每当民族危亡时，都有一大批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有志青年，为救亡图存，为争取民族解放事业，进行了前赴后继、英勇壮烈的长期斗争。　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中，英明机智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及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贺龙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青年时代就怀有振兴中华民族，实现由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再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思想，为祖国为人民奋斗了一生。　建国以来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青年，为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奋斗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各条战线上。　他们热爱祖国，为民族英勇献身，对人民无限忠诚，真不愧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不愧是炎黄的优秀子孙。我国是一个资源丰富、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国。　在经历了十年动乱的经济落后的情况下进行四化建设，这是一项伟大而又艰巨的事业，是一项新的社会实践，难免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失误，但这是前进中难免的问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现了全国政治上的安定团结，经济上经过调整改革走向初步繁荣，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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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３—王首道文集

　　　　出现了建国以来少有的好形势，我们的国家是大有希望的，任何悲观的论调都是没有根据的。　十年动乱给我们也给青年带来许多创伤和不幸，在升学就业、物质条件等方面造成了不少困难。　因此，有些青年颓唐、叹息，有的埋怨、指责，有的甚至走上错误道路。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在前进的道路上，总会出现急流和险滩。　我青年时代遇到的困难就不少，在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数次被敌人缉拿和追捕，在党组织与革命群众掩护下，才只身逃脱虎口，且丧失了自己的亲人。　在湘赣省委工作时，因反对左倾机会主义，怀疑肃反扩大化，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撤掉了一切职务。　在逆境中，在艰难时日，我也有过苦闷和痛苦，但没有灰心和绝望，革命理想坚定了我继续前进的信心。　当然，我当时遇到的困难和现在青年们所遇到的困难是不相同的。但是，战胜困难的方法是相同的，就是振奋精神，奋勇前进。　我国乒乓球队在第三十六届世界锦标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为我们祖国，为中华民族争得了最大光荣。　他们走过的道路也不是平坦的，他们在比赛中也曾遇到过挫折和失败，然而他们胜不骄、败不馁，敢于向困难挑战，奋起夺取全面胜利。　他们的行动证明：要胜利地到达彼岸，只有振奋革命精神，艰苦奋斗，脚踏实地地苦干实干，才能推进国家的中兴，四化建设才有希望。　真正的青春属于那些为祖国的前途而不畏艰辛，不怕险阻的奋勇有为者。青年是我们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我国９亿多人口中，有６亿是全国解放后出生的青少年和幼年，对青少年的成长、教育，要靠前辈和师长的培养、教导，需要老同志满怀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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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奋斗　　　—３５３—

　　　　地关注他们，这是时代的要求，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职责。　要教育青年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继承革命事业，不能忘记历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这是我们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凝铸的真理，一定要维护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　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而奋斗，这是当代青年最崇高的使命和荣誉。　要重视对青年的培养和使用，排除那些影响青少年成才的阻力和障碍，使青年能在各条战线、各行各业中锻炼成才。　要创造条件逐步解决青年的切身利益问题和实际困难，使青少年能心情愉快，全心全力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要鼓励青少年参加“五讲四美”活动，要提倡学雷锋、树新风，要像雷锋那样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勇于实践，善于创造。　要按照青年的特点和需要，为有助于青年德智体全面发展做好事做实事，多为青年提供精神食粮，帮助青年修养意识，陶冶情操，丰富知识，认清时代的要求，明确生活的目的。未来是属于青年的，要在２０年内用我们的智慧和双手建设好我们美好的国家，使她永远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这理想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有志有作有为的青年一代身上。　我衷心祝愿广大青年立志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奋发图强，在又红又专的道路上健康成长，做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新时代先锋。

　　　　（原载《年轻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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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５３—王首道文集

　　　　出淤泥而不染——怀念李六如同志

　　　　１９８１年８月４日

　　　　李六如同志含冤辞世了。　在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他的夫人王美兰同志哀伤地泣诉：六如同志弥留时，用尽最后一点气力，喃喃呼唤着：“毛主席！周总理！老同志……”在这感人肺腑的声音里，凝注了多少深厚的同志情谊。　他热切渴望在最后时刻，能见到毛主席、周总理和一些老同志，可是当时他还背着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强加给他的“叛徒”

　　　　、“反党分子”的罪名，只有王美兰同志一人相伴在侧，他脸色凄苦地流下两行热泪，黯然闭目而去。我的心情异常沉痛，六如同志是我敬重的老同志、老战友，他临终的呼唤常常在我的耳际萦绕，不断引起我对他的怀念。

　　　　一、铮铮铁骨　为党为国

　　　　１９３２年，我由湘赣苏区调中央苏区工作，第一次见到敬慕已久的李六如同志。　六如同志是我知道的平江第一个共产党员，也是平江最早的建党人，年纪比我大１０多岁。　他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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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淤泥而不染　　　—５３—

　　　　单薄，满口湖南乡音，是一个学识渊博，温雍亲切的知识分子，在革命队伍里处处受到同志们的尊敬。　初次见到他，给我留下的文质彬彬的谦虚长者的印象很深，直到现在还未能磨灭。１９３０年春夏之交，李六如同志从香港回到中央苏区，投身我党财政金融事业，协助邓子恢、毛泽民同志创建中央苏区国家银行和闽西工农银行，并任总行副行长和代理行长等职。　当时，中央苏区财金制度混乱，税收不足，经济困难。党依据农村战争环境下的需要与可能，规定了“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

　　　　的经济政策。李六如同志曾留学日本，专攻经济，利用自己所长，以极大努力为统一苏区财政，整理税务，建立国家金库和开辟财源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国民党包围封锁的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建立营业部，大力开展各项业务活动。　当时苏区人民缺乏食盐，他除发动一些老盐行挖土熬盐外，还提出贷款组织商人去蒋管区，运进一些我党、我军稀缺的盐、布、西药、煤油等急需物资，对克服苏区经济困难和打破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起了很大作用。六如同志对工作认真负责，营业部工作人员一共只有１０人，他身任领导，却不辞辛苦地和大家一样站柜台卖盐、卖布，千方百计地改善人民生活。　他这种勤勤恳恳为革命、为人民的精神，深受同志们和人民群众的尊重。　在党的正确经济政策指导下，苏区经济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和相当的发展，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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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５３—王首道文集

　　　　保证了战争的供应，而且使苏区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提高。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主力退出江西、福建根据地向西进发，留下一部分部队由陈毅、邓子恢、张鼎丞、项英等同志领导坚持游击战争。李六如同志也奉命留在赣南坚持斗争，继续掌管财经工作。３年中辗转于赣南五岭山脉一带，与敌周旋，往来作战，备极艰苦。　时因红军主力西去，国民党反动派对我“清剿”更剧，六如同志突出重围，不幸在吉安被坏人识出向敌告密，遂落于反动派之手。　敌人以高官厚禄引诱他投降，遭到六如同志严词痛斥。　敌人恼羞成怒，用尽惨绝人寰的刑罚，最后以死刑相威胁，企图威逼他低头。　六如同志被残酷折磨得遍体鳞伤，仍然藐视敌人的种种暴行，决不弯腰折膝向敌人乞生，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崇高革命气节。李六如同志铮铮铁骨，在敌人狱中经受了一次严峻的生死考验。　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被迫接受了我党和人民群众的抗日要求，放弃内战政策，李六如同志才获得无条件释放。　他一出狱，就急切地寻找党组织，历尽艰辛，当卖了仅有的衣物，投奔南京我党办事处，于同年回到延安。　六如同志这一段历史经过组织审查和项英同志的证明，中央对他被捕后的表现和出狱经过，是完全了解的，并且很快恢复了他的党籍，分配在毛泽东同志办公室任秘书长。　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康生却以此诬陷六如同志是“叛徒”

　　　　，唆使专案人员大搞刑讯逼供，致使六如同志蒙冤达１２年之久，直到辞世。在延安，李六如同志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我当时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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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淤泥而不染　　　—７５３—

　　　　任党中央秘书处长，常因工作，接触和交往较多，亲眼目睹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革命工作任劳任怨。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１９３９年冬到１９４３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发动３次反共高潮，时局艰危，风云险恶，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肩负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六如同志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坚韧不拔地工作，参加了中央有关政策问题和历史问题的研究与决策，很出色地完成了毛泽东同志交给的各项任务，为争取中华民族抗日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１９４４年冬，我和王震同志率三五九旅南征，开辟新根据地。　离开延安前，我向李六如同志告别，六如同志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长久地舍不得放开，他那钦羡和深情的目光，蕴藏着同志、战友的嘱托和家乡人民的企望，使我非常感动。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立即派遣大批领导干部奔赴东北，领导东北人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我于１９４６年复到达哈尔滨，主持东北财政经济办事处工作。　李六如同志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也从延安来到哈尔滨，担任东北财政经济办事处副主任。　旧友重逢，倍感亲热，他和夫人王美兰同志与我一家同住在道里原丹麦领事馆一栋二层的小楼上，朝夕相处，彼此关心，融洽如一家。　六如同志生活十分俭朴，住室里只有几件简单的家具，他白天紧张地工作，晚上还勤奋地在昏黄的灯光下读书和写作。　他写得一手清秀的好字，十行稿纸上用毛笔写的蝇头小字，一笔不苟，严谨认真，宛如其人。财经办的干部职工，多是２０多岁的小青年，他们工作和生活都在楼下，六如同志经常下楼去看望他们，大家就乘机把在工作和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出来向他请教，他总是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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