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初步-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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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口唇期的特征，那些不知厌足地追求知识、金钱、权力的人往往正是那些在口唇期未得到足够食物和爱抚的人，在他们毫无厌足的追求底下，他们真正的欲求只不过慈母手中的食物。母亲通过喂奶的方法迫使儿童服从她的意志，但是如果母亲的控制过于严格，幼儿就会过分依赖母亲，他知道自己只要表现得乖就总能得到东西，这种性格就叫“嘴巴依赖型性格。”

　　　　第二阶段是肛门期，肛门是这个阶段的主要性感区。幼儿在这个时期通过排便的控制而得到性的快乐。我们也切不可小看这区区排便，儿童的粪便可是他给世界的第一件礼物哩，他后来对他人、对工作、对金钱、对艺术的态度大受这一排便过程的影响，这听起来有些荒诞不经，但要知道，儿童的排便往往受到父母的训诫、哄诱、恐吓，有的儿童故意闭便不解既取得肠壁产生的轻微压力而带来的快感，又以此对母亲表示轻蔑，这种忍便不解的倾向发展到后来就形成了“肛门型性格”

　　　　，肛门型性格的人固执、吝啬，热衷于收集各种各样的物品。又此如有的母亲在儿童排便时再三恳求，过后又大加夸奖，小孩就可能视粪便为珍宝，长大以后，他就会慷慨好施，喜欢把东西送人就像小时靠解便讨母亲的欢心一样讨得他人的欢心。

　　　　第三个阶段是性器官期。在儿童３岁开始，儿童的性器官生活便开始了，儿童可以摆弄自己的性器官而得到一种快感。在这个时期由于男性性器官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又被称为“男性性器官崇拜期”。

　　　　小女孩发展自己缺少男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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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性器，便深感欠缺，并开始产生对母亲的不满而对父亲则注以深情，这就是“恋父情结”。而男孩则将自己的母亲作为爱恋的对象，他总想取代父亲的位置而独占母亲，这就是“恋母情结”

　　　　，又叫“俄迪浦斯情结”。恋父与恋母的情结完全是无意识的，在意识中，它们仅仅表现为需要母亲或父亲的亲昵与爱抚以及男孩在父亲不在时或女孩在母亲不在时的快乐表情。

　　　　俄迪浦斯情结在人格的形成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能否顺利克服俄迪浦斯情结决定了一个人能否从性器崇拜过渡到健全的人格期——生殖期。通常如果儿童坚持迷恋自己的母亲，就遭父亲的惩罚，父亲常常以割掉他那不听话的小玩意儿相威胁，在“阉割情结”的影响下，他会逐步放弃占有母亲的企图，这时他或模仿已丧失的对象即母亲或者强化对父亲的求同作用，这两种求同作用使“超我”得以最终形成。超我是俄迪浦斯情结的继承人。

　　　　这些大胆的思想越来越像诗人的想象了，他进而设想人类的宗教与道德都最终起源于俄迪浦斯情结。宗教中上帝的形象实际上是父亲的形象，因为在儿童的观念中父亲是全能的、全知的，他可以给儿童以保护，以知识，以戒律，这三方面职能恰恰是宗教中上帝的职能。弗洛伊德猜测原始人图腾崇敬中的图腾动物是父亲的化身，图腾崇拜的两条禁忌：不准杀图腾动物，不准娶同一图腾动物下的女性为妻，被弗洛伊德破译为不准杀父，不准娶母。弗洛伊德天才的想象力使他越走越远，他认为，起初必曾有一位强有力的父亲统治着原始部落，这位父亲独断专行，霸占了部落的所有女性，他的儿子们最终忍无可忍，联合起来杀死并吃掉了父亲，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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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他的女人，可是事后他们很快就后悔了，想到幼时父亲给他们的照顾与爱护，犯罪感开始萦绕在儿子们的心头，于是他们相互订立了“契约”并定下种种禁忌防止“杀父”

　　　　、“娶母”

　　　　悲剧的重演。

　　　　基督教中耶稣的牺牲及其赎罪观念亦应在此心理背景得到理解。

　　　　口唇期、肛门期、性器官期统称为前生殖期，这大约在出生后的最初５年里。从５岁到１２岁性冲动处于抑制状态，这段时期称“潜伏期”

　　　　，进入青春期后，异性之间开始相互吸引，并最终达成性的结合，进入健全的“生殖期”。

　　　　随着一次世界大战的接近，弗洛伊德开始偏重强调人格中的各种破坏性冲动，他把性本能和自我保存的冲动合称“生本能”

　　　　，并提出与之相对的概念“死本能”。他猜测，既然生命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起源于无机物，那么那时便有一种本能要以毁灭生命而重返无机状态为目的。死本能主要表现为破坏本能和攻击本能，它遵循“强迫重复原则”。

　　　　在日常生活中生死本能是往往交融在一起的。比如说睡眠，它既是死本能的表现，身体的部分功能回复到无机物状态，又是生本能的恢复元气的过程。爱是生本能的表现，恨是死本能的表现，爱与恨常常纠结在一起的。实际上道德超我对代表生本能的自我的谴责与攻击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攻击本能的一种表现，超我甚或可以说是攻击本能的反向作用形成的人格系统，在这种意义上超我是死本能的代理者。在这里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尼采的影响，尼采曾说在道德里面总有几分残忍的乐趣。

　　　　人类受死本能的支配总要找一个发泄的出路，但文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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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了人类直接表现出敌意，因此人们往往将攻击本能指向陌生人、外国人。对人类命运攸关的问题是文明能否抑制住人类的死本能对公共活动的干扰以及能控制到什么程度。这位一生在非理性的本能领地上跋涉的思想家以一种颇为矛盾的心理表达了他对本能的看法，一方面本能尤其是性本能是对人类的最高文化的、艺术的和社会的成就做出了最大贡献，另一方面他又声称“伊特所在之处，自我必将随之”。人不应是非理性的奴隶，一旦人意识到他的无意识，人就成了无意识的主人，人会按文明所许可的方式，通过升华作用来有效地控制无意识。万物都受无意识的支配，只有在人身上无意识才被意识到，这是人之为人的尊严！

　　　　人类的无意识终于在弗洛伊德天才的意识中被意识到，但是人们有理由要问弗洛伊德意识到他本人的无意识吗？难道我们不可以把弗洛伊德本人精心阐发的精神分析视作是他本人种种无意识冲动的文饰？弗洛伊德所说俄迪浦斯情结难道不是他本人恋母情结的一种投射吗？要知道弗洛伊德对母亲从小就有着深厚的依恋，他也深得母亲的宠爱，小弗洛伊德两岁时还尿床，但母亲从不因此训斥他，父亲却非常严厉地对待此事，小小的弗洛伊德或许真地把父亲当作争夺母亲的情敌了。他八岁的时候还故意到父母的卧室中小便，这是占有父母卧室的一种象征行为，矛头显然是对准父亲的，怒气冲冲的父亲断言“这个孩子决不会有什么出息”。

　　　　或许弗洛伊德一生对真理的执着追求都好象是在对父亲说：“你睁眼看看吧，我毕竟成了个人物。”在《图腾与禁忌》中他干脆让儿子们杀死自己的父亲，这多少也带有几分仇父的情结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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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弗洛伊德身上带有的种种社会偏见，在他的后继者那里——都得到了揭示，就让看看其中的荦荦大者吧。

　　　　四、弗洛伊德之后

　　　　弗洛伊德的影响是划时代的，人们可以批判他，可以赞成他，但决不能忽视他，２０世纪的哲人谈论人性、道德、尊严，不能不面对弗洛伊德提出的问题，给出自己的回答。

　　　　人的尊严与道德是否只是罩在人类自己动物本性上的一层面纱？是否只是人之外的权威的内在化以便控制本能的一种结果？

　　　　人的一切追求是否只是本能的直接或替代性满足？

　　　　攻击本能（恶）是否是人之最初的、独立的本能禀性？生本能与死本能、无意识与意识、自然性与社会性是否是人性永恒的二元对立？

　　　　首先起来发难的是弗洛伊德的弟子们。

　　　　荣格指出，在弗洛伊德所宣称的无意识底下，尚有一层更原初的集体无意识，这才是人格的根基，它是自发性、创造性、洞察力以及一切完美人性所必备的源泉，个人意识一旦失掉与之的联系，人就会丧失生机与活力。因此恰恰应与弗洛伊德以理性抑制本能冲动的主张相反，一切个体的成长与实现皆须达到这一“自我中心”

　　　　，弃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于一边，而直抵无意识之基地，把无意识的呼声带到意识中来，倾听它，接受它，实现它。

　　　　赖希（Ｗ。

　　　　Ｒｅｉｃｈ）也认为，弗洛伊德所讲的残忍、贪婪以“唯乐原则”行事的“本我”

　　　　，根本不是人的本性的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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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哲学初步９８２

　　　　在人彬彬有礼的社会层底下，还有一种“自然的社会性”这一生物核心层在运作，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冲动恰恰是这一生物核心层受到社会的压制而被扭曲的结果。人性的根源乃是活泼的生机之趣、创造之趣。

　　　　“每一次真正的革命，每一种真正的艺术和科学，都来自自然的生物核心。”

　　　　然而几千年的哲学史却独独不承认这一生物核心，弗洛伊德不敢正视他对无意识的发现，将之等同于动物性，而又把动物性错误地理解为施虐狂、变态、好斗，这就重新落入传统的思维窠臼中。

　　　　“把‘动物’和‘精神的人’对立起来的作法，根源于把‘性’和‘精神’对立起来，正是这种对立，一直是每一种神学的道德哲学的基础。”

　　　　人不是动物而是人，人类存在的最高任务乃是“扼杀”他的动物性一面并“培养”价值的一面，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过分强调智性“机械之物”

　　　　、强调同本能相对立的心灵，同性相对立的劳动，同个体相对立的国家。

　　　　那么，出于什么样的利益，出于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使人们热衷于“远离生殖器”

　　　　、“远离动物”的叫嚣呢？赖希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社会与历史。远在柏拉图的《斐德若》篇中，人性即被比作一驾马车，人并不全是人，理性乃驭马人，人的情感与欲望则是桀傲不驯的白马和黑马。柏拉图进一步把这一个人格结构放大为国家结构：贵族代表理性，勇士代表情感，奴隶则代表欲望。原来两千年的人类史，无非是柏拉图奴隶制嵌入人心理结构的过程而已，“人的职能实际上已按一种机械方式被改变了，人在扼杀自己的生殖职能的过程中，已在血浆上僵化了。人穿上了盔甲反对自身的自然和自发的东西。”人成了“生硬的和机械的、失去自己的自发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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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９２西方哲学初步

　　　　发展成一种自动机和大脑机器“。

　　　　所谓的人类尊严、人类的永恒道德说到底是意识形态给人类锻造的盔甲，披上这层盔甲，人类专门用来抵挡自身的自然生机之趣。到了以“自然的社会性和道德性”取代“令人作呕的道德化（强制性道德）”的时候了。赖希历来以理论上的探索勇气而闻名，在人性问题上尤其如此，“直到人承认自己在根本上是一种动物时，人才能创造真正的文化”。

　　　　弗洛姆（Ｅ。

　　　　Ｆｒｏｍ）

　　　　以建立真正的人性为己任，只有建立在真实的人性基础上，才谈得真正属于人的尊严，对人性的理解和对人的生活价值的认识是相互依存的。

　　　　人之尊严、人之道德、人之行为规范的源泉，均应“在人的本性中得以发现”

　　　　，均应以“人的内在品质为基础”。

　　　　弗洛伊德受１９世纪生物学、机械决定论及布尔乔亚意识形态的影响，将心理学等同成匮乏心理学，而实际上即使人的饥渴和性追求完全得到满足，他还是不会满足，和动物相反，那时，人最迫切的问题不是解决了，而是刚刚开始，因此，必须将“匮乏的快乐”和“充足的快乐”区分开来，弗洛伊德将本能原则说成是唯乐原则，实际上是一种匮乏的本能，说到底，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人同他人经济与市场关系在人性理论上的投射。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之动物，创造性乃人运用他之力量的能力，“生命只有一个意义，这就是：自身活生生地去运动”。

　　　　同样，弗洛伊德在人性本恶的观点上也是根本错误的。

　　　　这倒不是说他杜撰了人之攻击性，而是误解了人之攻击性。人本无所谓善与恶，人之生命原本即具有一种发展、扩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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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自己潜力之“固有倾向”

　　　　，只有在这一固有倾向受挫，个人受到了孤立，他才会不由自主地受到攻击性的支配，攻击性原本即是生命力受挫的一种反应，人所具有的破坏性冲动的总能量总是与他的被压抑了的生命力能量大致相当。生命力能量是指整个受压抑的生命力，它包括无法自发地发展和表现人的感性、理性和情感的各方面潜能，生命有其自己内在的冲动，它总要使自己展现出来，“我们人生来就有一种要求真正地生存的深刻愿望：去表现我们的能力、有所作为、与别人联系在一起以及摆脱己欲的束缚”一旦外界不允许它展现，它便会走上“分解的道路”

　　　　，并转变为一种以“破坏性”

　　　　为主要目的的能量。

　　　　因此，“生本能和死本能并不是相互独立的，恰恰相反，它们是相互依赖的，生本能遭受的挫折越大，破坏本能就变得越大；生本能实现得越多，破坏本能就越弱，破坏性是生命遭受挫折之事物。”。。。。。。。。。。。。。

　　　　这样问题不再是弗洛伊德所说的用理性去控制自己的非理性冲动，相反，问题成了理性如何去满足自己的生命力问题。问题还在于，弗洛伊德不仅误解了人之本能，而且也误解了人之理性。

　　　　弗洛伊德将人之尊严、道德、艺术、宗教、科学等等一切独属人的活动，统统看作是超我压抑本能的结果，是本能“升华”之所成，究极而言，神圣的德性原来来自兽性，原来是人之攻击本能“反向作用”之所成，有德性的人，恰恰是攻击本能最大的人，无非是把攻击本能引向了自己，圣人与恶棍的区别只是攻击性方向的差别，这一切思辨性玄思，在弗洛姆看来都是弗洛伊德中产阶级本性的折射，弗洛伊德的道德原则归根结蒂是布尔乔亚意识形态的内在化，良心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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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内在化的权力”

　　　　，“弗洛伊德对超我的分析，只是对权威良心的分析而已”

　　　　，由此看来，弗洛伊德所讲的道德与尊严，既不是一个“健康社会”

　　　　，也不是一个健康社会中的“健康的人”的道德与尊严，人之尊严、道德、理想，决不是某种高居于个人之上的“神秘力量”

　　　　，也不是“内在化的外部要求”

　　　　，而“应是无条件肯定自我的有力表现”

　　　　，是“真正属于他的，真正具有了他个人特色”

　　　　，本真的良心呼唤当是“真正的我们自己的声音，这声音召唤我们返回自身，返回创造性生活，返回充分和谐地发展——即成为彻底发展潜能的人”。。。。。。。。。。。。

　　　　将道德、尊严、理性与人之本能相对立，将道德、尊严、理性等同于自我克制、自我否定、压抑个性而不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个性，这一切都是权威主义意识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