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诞心理学-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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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日，我们依然会把个头高的人跟成功联系在一起；这种观念虽然是错误的，但却很有说服力，而且其影响力波及到很多方面。

心理学家莱斯利·马特尔和亨利·比勒曾让大学生针对不同身高的人评估他们在心理和生理上的诸多特质。＇31＇他们在《身高与污名》一书中阐述了实验的结果。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大家普遍觉得身高不足五英尺五的男人比较不正面，不够安全，不够阳刚，不太可能取得太大的成绩，而且能力也相对有限。就连我们使用的语言也反映出了身高的价值所在。我们会将自己特别看重的人称为“大人物”，还会说我们很“景仰”他们。当我们没钱的时候，就会说现金“短缺”了。

即便是在爱情和婚姻的世界里，身高也是至关重要的。利物浦大学的演化心理学家敦巴和他的同事们分析了4000多名健康波兰男子的数据，这些人在1983～1989年期间都接受了强制健康检查。＇32＇他们发现，至今没有孩子的男性身高要比至少有一个孩子的男性矮3厘米左右。唯一的例外是那些在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男性。敦巴相信这是因为他们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婚姻市场的，当时的单身男性相对较少，所以女性并没有太多的选择。

婚配与身高之间的这种关系似乎是全世界范围内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20世纪60年代，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的人类学家托马斯·格莱格到巴西中部的热带雨林里跟当地的梅希纳库人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33＇即便是在如此偏僻的地方，身高也显得非常重要。在梅希纳库族群里，高个子被认为很有吸引力，而且被尊称为“wekepei”。身材矮小的人会被人看不起，被蔑称为“peritsi”，这个词与表示阴茎的“itsi”是押韵的。相对而言，占有身高优势的Wekepei更有可能比较富有，掌握权力，参与重要的仪式，也有更多繁衍后代的机会。格莱格发现，身材较高的男性更有可能接触到较多的女性，在梅希纳库族群里，个子最高的三个男人交往过的女性数量竟然和个子最矮的七个男人完全相同。

那么，身高对于职业也同样重要吗？看起来应该如此。20世纪40年代，心理学家发现高个儿销售员的业绩要好于海拔相对较低的同事；1980年展开的一项调查也发现，美国《财富》500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身高不低于六英尺。《应用心理学期刊》最近的调查也显示，在职场上，每一英寸身高都是至关重要的。＇34＇盖恩斯维尔城佛罗里达大学的管理学教授蒂莫西·贾奇和他的同事丹尼尔·凯博分析了来自四项研究的数据，这些研究对调研对象的成长历程进行了长期追踪，并详细记录了他们的个性、身高、智力和收入。贾奇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身高和收入的关系上，结果发现身高比平均水平每多出一英寸，就相当于每年的收入多出了789美元。假设有两名同事能力相当，但第一个人的身高为6英尺，第二个人的身高仅为5英尺6英寸，那么前者每年就将比后者多赚4734美元。假设两者的职业生涯都延续30年，高个子就要比自己的矮个子同事多赚数十万美元。

研究人员也对身高在政界的作用给予了关注。在43位美国总统中，只有五位的身高低于平均水平，而且上次选出身高低于平均水平的总统已经是一百年前的事了（1896年，身高仅为5英尺7英寸的威廉·麦金利当选为美国总统，被媒体戏称为“小男孩”）。多数总统的身高都要比平均水平多出几英寸。罗纳德·里根身高6英1英寸，老乔治·布什和比尔·克林顿的身高则都为6英尺2英寸。也有证据显示，有些候选人认识到了身高对于选民的重要性，所以巧妙地采取措施以充分利用身高上的优势。在1988年的总统大选辩论上，老乔治·布什握着迈克尔·杜卡克斯的手表示欢迎时刻意停留了很长时间，这显然是布什选举团队的经理精心策划的结果，目的就是让选民看清楚布什要比杜卡克斯高出不少。

从心理学上看，地位与身高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不仅会认为个头儿高的人更有能耐，而且还会觉得有能耐的人个头儿也会更高一些。如果发现好莱坞明星的身高竟然低于平均水平，很多人都会感到非常惊讶，而这就是原因所在。比如说，达斯汀·霍夫曼身高只有5英尺5英寸，麦当娜的身高也仅仅为5英尺4英寸。网站。celebheights。（副标题：“在好莱坞矮人国里，使用内增高鞋垫的矮子称王”）致力于揭示名人的真实身高，所以经常会派一些已知身高的人去跟名人合影，以此准确地知晓名人的身高数据。作家拉尔夫·凯耶斯在《你的人生高度》一书中对很多演员体形不够高大的原因进行了推测。凯耶斯认为，比较矮小的人需要向别人展现自己强壮的一面，所以培养出了非常强烈的个性，希望能借此克服身高上的劣势。

身高与地位之间的这种关系带来了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如果一个人外在的地位改变了，人们对其身高的感知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昆士兰大学的心理学家保罗·威尔逊是第一个通过科学实验探讨这一奇特现象的科学家。＇35＇威尔逊分别向几组学生介绍了一名学者，并请大家评估他的身高。在学生不知情的前提下，威尔逊每次都会改变介绍的方式。他对一个班级的学生说这个人也是他们的同学，到了第二个班级时他说这个人是一名讲师。再后来这个人就变成了副教授，最后一次介绍的时候他就变成了教授。学生们对这个人身高的感知也随着他身份的改变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当他们把这个人看作学生时，他们觉得他的身高大约是5英尺8英寸。然而，仅仅把他说成是讲师就让他的身高增加了1英寸左右。把他提升为副教授后，这个人的身高在学生们的眼中就又增加了1英寸。在他迅速被提升为教授后，学生们竟然觉得他差不多有6英尺高。

1960年，加州大学的哈罗德·卡萨扬拜访了3000名选民，问他们在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中会支持谁，肯尼迪还是尼克松？此外，他们认为两名候选人谁更高一些？＇36＇事实上，〖Ｚei8。Ｃom电子书下载：。　〗肯尼迪要比尼克松高1英寸，然而，他们的选民们可不这么看。尼克松的支持者中有42％的人表示尼克松比较高，但肯尼迪的支持者中仅有23％的人认为尼克松更高一些。20世纪90年代初期，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菲利普·海格姆和威廉·卡门特又做了另外一项更深入的研究。＇37＇海格姆和卡门特请选民分别在大选前和大选后评估加拿大三大政党领袖（布莱恩·莫隆尼、约翰·特纳和埃德·布罗德本特）的身高。结果莫隆尼赢得了大选，他的身高在选民心目中也随之增加了半英寸。大选失利的特纳和布罗德本特的身高则分别下降了半英寸和1英寸半。

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利用这种效应在选举前衡量选民对政治人物地位的感知。2001年，我和《每日电讯报》的科学编辑罗杰·海菲德做了一次不寻常的政治观点民意调查。＇38＇我们请1000名具有代表性的选民评估英国两大政党领袖的身高。依据两大政党总部提供的信息，当时的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和保守党领袖威廉·海格的身高都是6英尺。但是选民们的看法却并非如此。

我们得出的结果跟哈罗德·卡萨扬在1960年得出的调查结果是相符的。我们发现，人们在评估他们支持的政党领袖和反对的政党领袖时是有偏差的。更多的工党选民认为布莱尔的身高应该不低于5英尺9英寸，同样的道理，更多的保守党选民则认为海格的身高不低于5英尺9英寸。简而言之，人们会觉得自己支持的政党候选人在身高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我们的政治地位感知民调能够预测大选的结果吗？高达64％的选民觉得威廉·海格的身高要低于男性的平均身高5。9英尺，但只有35％的选民对托尼·布莱尔的身高持相同的看法。因此，选民认为布莱尔要更高一些，而海格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小个子。

那么，2001年大选的结果又如何呢？

托尼·布莱尔领导的工党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要是面相合适就好了

身高并不是影响我们看待他人方式的唯一奇特因素。

过去，我们的毛发可比现在要多。当我们还是猿人时，我们的脸上和身上都覆盖着浓密的毛发。然而，经过上万年的演化，我们的大部分毛发都已经褪化了。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目前还存在较大的争议。有些研究人员认为，那是因为我们逐渐离开了阴暗的森林，而冒险到温热的大草原上居住，所以不再需要那么多的毛发保暖了。另外一些研究人员则认为，身体和脸部毛发的褪化是为了降低滋生传播疾病的虱子和寄生虫的几率。无论如何，有些人选择了逆转演化的结果，开始展现各种类型的脸部毛发。然而，这么做已经不知不觉改变了周围人对他们的感知和看法。

1973年，心理学家罗伯特·佩莱格里尼研究了脸部毛发对性格感知的影响。＇39＇他设法找到了8个乐意为了科学之名把满脸胡子刮个一干二净的年轻人。佩莱格里尼在理发师对他们的胡子下手之前给每个人拍了一张照片。接下来，在他们脸上只剩下山羊胡子和八字须的时候又拍了一张，在只剩下八字须的时候再拍一张，最后在胡子完全刮干净之后又拍了一张。佩莱格里尼请随机选出的几组人评估不同照片中的人个性如何。结果发现胡须越多，人们越有可能用阳刚、成熟、优越、自信和勇敢等形容词来描述照片中人的个性。佩莱格里尼表示：“在每个刮净胡子的男人体内，或许都有胡子尖叫着想要冒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当前研究的结果就为这种需求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佩莱格里尼的研究可以说颇具深度，然而却忘了问一个很重要的品质：诚实。如果他问了，可能就不会得出那么积极正面的结论了。最近的调查显示，超过50％的西方民众认为不留胡子的男士要比满脸胡须的男人更为诚实可靠。很显然，胡子会让人跟动机不纯、刻意遮掩和糟糕的卫生习惯联系在一起。虽然留不留胡子跟诚实与否完全没有关系，但关于胡子的刻板印象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在《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上高居前100名的人中没有一个留胡子的，从1910年开始，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胜出的候选人中也没有一个留胡子的，或许这正是原因所在。

心理学家已就脸部特征对个性和能力感知的影响做过诸多研究，有关胡子的研究只是其中一个很细小的层面。

最近，普林斯顿大学的亚历山大·托多洛夫和他的同事们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宣称脸部特征在人们的政治生涯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40＇托多洛夫让学生们观看几组黑白的头部特写照片，照片上的人分别是2000年、2002年和2004年美国参议员选举中的胜出者和落选者。托多洛夫请学生们针对每组照片指出其中的哪一个人更能胜任参议员。虽然学生们只是匆匆地扫了一眼这些照片，但他们的选择跟实际选举结果的吻合程度竟然高达70％。不仅如此，依据学生观点的差异程度也能够比较准确地预测到选举结果。如果大部分的学生都觉得某组照片的某个人看起来最有能力，那么这个人显然就是在选举中胜出的那一位。如果学生们的观点存在较大的差异，那么就不太可能准确地反映出实际的选举结果了。

如果人们对于脸部特征的刻板印象能够影响投票箱内的选票的话，那么还有没有脸部特征显得至关重要的其他场景呢？比如说，这种刻板印象会不会影响到人们在法庭上如何给被告定罪呢？

那么请问陪审团，这看起来像是冷血杀手的脸吗？

在第二章里，我描述了如何在罗宾·代伊爵士的帮助下做了我的第一个大众传媒心理学实验，当时的目的就是探讨撒谎的心理。三年后，我又回到同一间演播厅做了第二个实验。这一次的实验规模更大，而且也比第一个实验复杂多了。这一次，我们想要看一看正义是否的确是盲目的。（译者注：原文为justice　is　blind，本义为“正义不看人面”，作者在这里刻意将blind曲解为“盲目的”。）

这项研究的灵感来源于我偶然看到的盖瑞·拉尔森漫画《远征》。漫画的场景是一间法庭，被告的辩护律师正在向陪审团慷慨陈词。律师指着被告说：“那么请问陪审团……这看起来像是冷血杀手的脸吗？”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个西装革履的人，不过这个人的脸并没有出现，读者看到的只是一个典型的漫画式笑脸：两个黑点代表的是眼睛，一个凸向下方的半圆代表的是微笑时的嘴形。就像所有优秀的喜剧一样，拉尔森的漫画让我发出了源自内心的笑声，但随后也让我陷入了沉思。

陪审团要做的决定都是很严肃的，所以他们必须尽最大可能保持理性，这一点至关重要。我想如果通过实验的方式来测验一下这种所谓的理性肯定非常有趣。于是，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王牌科技类节目《明日世界》的直播中，我们请观众来扮演陪审团成员的角色。我们会播放一段模拟审判的视频，然后请观众确定视频中的被告是否有罪。观众可以通过拨打两个不同的电话号码进行投票。

不过，电视观众并不知道，我们已经把全国分成了两个大组。我们发现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是通过13个不同的发射器覆盖到全国的。通常来说，这些发射器传输的都是相同的信号，所以全国电视观众看到的节目也都是一样的。然而，为了配合这次实验，英国广播公司专程为我们开了绿灯，让这些发射器传输两种不同的信号，从而将英国的电视观众一分为二，两组观众看到的也就是两种不同的节目。

被告被指控破门而入偷走了一台电脑，所有电视观众看到的犯罪证据都是一样的。然而，两组观众看到的被告是不同的。其中一个被告的脸部特征与人们通常想象的罪犯非常吻合——塌塌的鼻子和深陷的眼窝。另外一个被告的脸部特征则给人以清白无辜的印象——婴儿脸和清澈的蓝眼睛。为了确保实验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两名被告穿的衣服是完全一样的，坐在被告席上完全相同的位置，而且都面无表情。

我们仔细拟定了法官的陈词，说明了被告为何被指控犯有入室盗窃罪，然而，法庭上出示的证据和出庭的证人都不能确凿地证明被告是否有罪。比如说，被告的妻子说他在案发时正在一家酒吧里喝酒，但另一名证人说看到他在案发前30分钟左右就离开了酒吧。案发现场的脚印跟被告的鞋子非常吻合，但很多人都有那个牌子的鞋子。

节目播出后，我们焦急地等在电话机前，不知道到底能接到多少电话。很显然这个实验在观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做撒谎实验时，我们接到了大约三万个电话，但这一次，打进电话的观众人数至少是上次的两倍。在判断被告是否有罪时，公正、理性的观众只会关注证据。然而，实验结果证明，很多观众的判断都受到了被告脸部特征的影响。大约40％的人认为塌鼻子、深眼窝的被告有罪；只有29％的观众认为蓝眼睛、娃娃脸的被告有罪。很多人忽视了犯罪证据的复杂性，单凭被告的脸部特征就草草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也许有人会说，电视演播厅里的模拟法庭相对而言具有非常明显的人为痕迹，所以才会出现上述效应。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亚利桑那州梅西赫斯特学院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