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诞心理学-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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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数量要少于收到白纸的组，睡眠的时间也要多于后者）。就像所有重要的科学发现一样，这个实验如今在世界各地都有人在不断重复着。其中之一就是英国医生帕特里克·戴维斯和亚当·福克斯所做的验证。他们把急诊室的工作日分为两种：对照日和“问题日”。＇22＇在对照日里，工作团队谈论的是天气状况，但在“问题”日里，他们都会说当晚应该会很平静。他们得出的实验结果和美国医生并无二致，两种不同日子的就诊人数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在验证迷信说法的实践中，最系统和最全面的实验或许应该追溯到上个世纪末。19世纪80年代，美国南北战争中的退伍老兵威廉·福勒上尉决定向命运发起挑战，于是在纽约创建了十三俱乐部。＇23＇他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在每月的13号，他都会邀请12名客人跟自己共进晚餐，并打破各种广为人知的迷信说法，比如把盐撒在桌子上、交叉放置叉子，以及在室内打开雨伞等。福勒上尉万没想到十三俱乐部竟然一炮打红，并很快成为了纽约市最热门的社交俱乐部。这促使他不得不去寻找更大的房间，以便放下更多的桌子，每桌都做13个人。在后续的40多年里，俱乐部的会员激增到了数千人，其中荣誉会员名单中至少包括连续五任美国总统。会员们挑战迷信思想的心态和力量的确不容忽视。1886年12月13日，政治家、演说家和疑神论者罗伯特·格林·英格索尔在俱乐部发表演讲时提到：

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破除迷信。迷信妨碍了人类的幸福。迷信是一条可怕的毒蛇，扭动着它那可怕的身姿从天而降，用它的毒牙刺穿了人们的心脏。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尽我所能去消灭这个可怕的怪兽。＇24＇

英格索尔进一步解释说，如果他死了，而且发现的确有来生，他依然会致力于跟那些相信超自然力的迷信之人进行争辩。尽管一直都在参与据说会招致厄运、死亡和疾病的行为，但十三俱乐部的成员被证明一直生活得健康而快乐。1895年，在俱乐部的第13次晚宴上，福勒报告说，俱乐部成员的死亡率事实上略低于普通大众的平均水平。1936年，曾担任俱乐部领导者的小亚瑟·莱曼对破除迷信禁忌的正面效果做过如下的评价：

对于任何想要寻求真正好运、幸福和健康的人，我的建议是从今天开始就破除一切已知的迷信……据我所知，俱乐部的所有成员都很幸运……我今年已经78岁了，我想你们再也找不到比我更幸福或者更健康的人了。

那么，如果迷信的说法是无法成立的，为什么还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呢？为什么又会一代一代流传至今呢？或许，新几内亚海岸的岛民和第一次海湾战争中试图对付飞毛腿导弹的以色列人可以为我们提供部分答案。

美拉尼西亚人和导弹

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类学家之一。他在波兰长大，最初学的是数学和自然科学。然而，一次偶然的机缘彻底改变了马林诺夫斯基的人生历程。在准备一场外语考试时，他偶然看到了著名人类学家詹姆士·弗雷泽爵士的著作《金枝》。弗雷泽的这本书详细研究了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中的巫术和宗教。这本书促使马林诺夫斯基前往英国开始了人类学的研究生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了避免受到扣留，马林诺夫斯基旅居到了美拉尼西亚、新几内亚外海的一个小岛，并在那里潜心研究特罗布里恩德岛民与世隔绝的社群文化。后来他依据自己在该岛的研究工作写成了公认的经典之作《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25＇马林诺夫斯基对特罗布里恩德岛民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都进行了研究，其中有一个方面是他特别感兴趣的，那就是岛民的迷信行为。他注意到，当在礁湖区相对平静的海面作业时，特罗布里恩德岛民使用的都是普通的捕鱼技巧，只有当他们进入更为危险的外海时，才会使用更为复杂的巫术和迷信仪式。马林诺夫斯基推测，这些迷信行为可能根源于岛民生活的不可预测性。当在礁湖区捕鱼时，岛民面对的不确定性相对较少。他们觉得自己可以掌控局面，所以没有必要采取迷信行为。然而，外海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岛民们非常清楚，外海的局势难以预料，因此他们会寄希望于各种各样的巫术仪式，试图由此获取外海局势的控制权，并降低捕鱼作业的风险。简而言之，马林诺夫斯基相信迷信能够让这些岛民更为安心，让他们在面对无情命运的明枪暗箭时感觉到自己能够掌控局面。

如果我们觉得不理性的行为仅限于20世纪20年代与世隔绝的一小群岛民，可能也有那么一点儿道理。不过，促使特罗布里恩德岛民在美拉尼西亚外海举行复杂仪式的压力也正是导致我们敲击木头、交叉手指和收集幸运兔子脚的原因所在。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德国遭遇了一次极端严重的通货膨胀，以至于人们会用购物袋装着纸币满大街跑。所有人都迫切地希望能在拿到钱的第一时间把它们花掉，因为他们担心手头的这些钱第二天就会大幅贬值。到了1932年，德国已有近半数的人口失业。1982年，马歇尔大学的弗农·帕吉特和加州州立大学的戴尔·乔根森发表了一篇论文，对比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主要报纸杂志上与占星、神秘主义和巫术迷信相关的文章数量以及每年的经济威胁度。＇26＇作为对照，他们也对有关园艺和烹饪的文章数量进行了统计。经济威胁指数是以工资、工会会员失业比例和工业生产为基础计算的。当人们备受经济萧条的折磨时，有关迷信的文章数量就会显著增加。当经济情势开始好转时，此类文章的数量也会相应较少。这两个因素之间的密切关系让论文的两位作者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正如特罗布里恩德岛民在更为危险的外海捕鱼时变得非常迷信一样，20世纪20～30年代的德国人在面临经济威胁时也变得更为迷信了。

两位作者将他们的发现与更为宽泛的社会问题联系在了一起。他们表示，在不确定性持续增加的时期，人们会迫切地寻求一种确定感，这种需求会促使他们支持强大的领导体制，并相信各种号称可以确定他们命运的不理性因素，比如迷信和巫术。

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心理学家们展开了一项研究，生动详尽地阐述了同样的概念。＇27＇战争爆发后不久，形势就变得非常清晰了，特拉维夫和拉马特甘等城市都面临着遭受飞毛腿导弹袭击的危险，而其他一些城市相对来说就更安全一些，比如耶路撒冷和提贝里亚斯。研究人员想要知道，在更危险的地区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会不会让人们变得更迷信一些。为了验证这个观点，他们设计了一份关于迷信的调查问卷。问卷中有些问题与众所周知的奇思异想有关，比如与幸运的人握手或者佩戴幸运符是否会给人带来好运。其他一些问题则与战争爆发后出现的新迷信行为有关。比如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以色列的建筑中都有一个房间可以用塑料密封起来，目的就是保护里面的住户免受毒气袭击的威胁。问卷里的问题包括：大家是不是觉得走进密封的房间时先迈右脚比较好？如果密封的房间里有人的房子曾经遭受过袭击，那么这个人再次遭受袭击的可能性会不会更大一些？接下来，研究人员开始在高危险区域和低危险区域挨家挨户进行访问，他们总共访问了200人左右，问他们是否有上述行为。研究人员的猜想得到了证实：与国内低危险区的居民相比，那些住在易受导弹袭击区域的人们更容易产生迷信的思想和行为。

在新几内亚、德国和以色列进行的研究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为了应付不确定性，很多人变得迷信了。然而，其他的研究结果也显示，迷信思想也可能是由截然不同的其他原因所导致的，而且很可能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

极具感染力的思考

在那本有关巫术和宗教的经典著作中，詹姆士·弗雷泽爵士描述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奇思异想，其中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蔓延之律”。依据这种理论，一旦某个物件与某个人接触后，就会获得那个人的某些“本质”。在某些特定形式的巫术仪式中，如果想要诅咒某个人，或许就需要获得这个人的毛发或者指甲屑，应由此对他们施加某种类型的影响（通常是负面的）。

心理学家保罗·罗津和其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事们想要知道这种思想在现代西方社会中是否依然存在，以及某些类型的偏见和不理性行为是否也根源于这种思想。＇28＇为了找出问题的答案，他们展开了一系列非同寻常但颇具洞察力的实验。研究人员会询问人们：

如果有一件男女都可以穿的蓝色羊毛衫，宽松、漂亮，而且质地柔软，穿在身上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这件羊毛衫几天前才洗过，不过还是全新的，从来都没有人拥有过或者穿过。

大家都会说穿这样一件羊毛衫没有任何问题，这当然一点也不奇怪。随后研究人员请大家设想一下这件羊毛衫曾被因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人穿过。研究人员强调说羊毛衫也是在几天前刚洗过，而且艾滋病人就只穿了30分钟，结果大家突然都说他们真的不想穿那件羊毛衫了。虽然人们都知道这样的羊毛衫并不存在健康隐患，也没有卫生问题，但迷信的感染理论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据了上风，结果使得他们无法说服自己去穿那件羊毛衫。罗津和他的同事们又让人们设想羊毛衫属于不同的主人，结果发现，如果人们知道羊毛衫的主人曾是邪恶的化身时，比如冷血杀人魔或者狂热的领导人，他们就会产生强烈的反感情绪。事实上，罗津的研究发现，人们宁愿穿沾有狗粪但并未洗过的羊毛衫（这可的确会带来健康隐患），也不会接受冷血杀人魔曾经穿过但已经洗干净的羊毛衫。

这是一个小小的世界，而且每年都在缩小

人们经常会对这个世界产生奇思异想，原因就在于他们经历了一些看似诡异的事情。巧合的概念让同时发生的事情看起来不仅别有寓意，而且绝不仅仅是凑巧那么简单。最为著名的巧合事件当属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和亚伯拉罕·林肯之死了。林肯是在福特剧院被刺杀的，而肯尼迪则是在乘坐一辆林肯轿车出游时遭到了暗算，这辆林肯车刚好是福特汽车公司生产的。林肯于1846年当选为国会议员，肯尼迪当选则是在1946年。林肯在1860年当选总统，而肯尼迪在1960年当选。两位总统的姓氏都包含七个英文字母，而且两次刺杀行动都发生在星期五。在他们死后，继任的总统都叫约翰逊。安德鲁·约翰逊生于1809年，而林登·约翰逊是在1909年出生的。

当然了，这些惊人的巧合并非只有美国总统才会遇到，大部分人的生活中偶尔也会出现这种奇妙的现象。20世纪20年代，三个互不相识的人一起乘坐火车穿越秘鲁。由于坐在同一节车厢内，他们开始做自我介绍。结果发现，第一个人的姓氏是宾哈姆，第二个人的姓氏是鲍威尔，而第三个人的姓氏竟然恰巧是宾哈姆·鲍威尔。另一件惊人的巧合于1953年发生在伦敦的沙威酒店，也就是幸运黑猫卡斯帕所在的地方。为了报道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大典，电视台记者埃夫·库普西内特住进了酒店。他打开了自己房间的一个抽屉，结果发现里面有自己的朋友哈利·汉宁的东西，汉宁是著名的哈林花式篮球队的经理人。仅仅两天后，库普西内特就接到了汉宁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他正住在巴黎的莫里斯酒店，结果在自己房间的抽屉里发现了库普西内特的一条领带。面对如此奇怪的巧合，很多人可能会问：“出现这种情况的几率又能有多少呢？”然后他们就不再深究了。不过，有些学者却不会就此止步不前，比如史坦福的数学家佩尔西·戴康尼斯。

拉斯维加斯的赌场曾邀请戴康尼斯前往，以判断他们的洗牌机是否真的会随机洗牌（当然不会如此）。他还曾利用高速摄像机每秒钟拍摄一万帧影像，以便对人抛出的硬币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硬币在下落的时候会稍微偏向一开始出现的那一面），他甚至还说服了哈佛的一个技术团队去创造一台能够完美实现随机抛硬币的机器。此外，他还就巧合的数学和心理学撰写过非常重要的学术论文，并阐释说正是某些鲜为人知的统计法则让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意外成真，其中之一就是大数法则。

在英国，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出现一次非常惊人的巧合，我们都知道，如果说这种事情仅仅是运气使然那简直无法令人相信。事实上，发生这种事情的几率极低，低到只有一千五百万分之一。这个惊人的巧合就是有人中了头彩。这种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每周都会发生呢？原因就在于有太多的人购买彩票了。很多巧合也都是在同样的情况下出现的。全世界有数百万人过着复杂的生活，因此，如果偶尔有人中了头彩或者经历了怎么看都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那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虽然人们忍不住会想这可能是上帝发出的某种信号，或者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感应，但事实上所有此类的事件都仅仅是一次偶然。阿瑟·柯南·道尔在《蓝宝石案》中对此做了完美的诠释：

在极为庞杂的一大群人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行动和反应，事件的各种组合都有可能发生，许多小问题的出现看起来可能会既令人震惊又超乎寻常。

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那些看似隐藏特定信息的神奇回文，或对于人或事简洁而巧妙的描述。“US　president　Ronald　Reagan”（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对字母进行重新排列后刚好是“repulsed　and　ignorant　arse”（令人厌恶的、无知的饭桶）；“President　Clinton　of　the　USA”（美国总统克林顿）则可以重新排列为“to　copulate　he　finds　interns”（他找实习生交欢）。我最喜欢的回文是字谜创作者考瑞·卡尔霍恩发现的，也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里面的名句：“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Whether　'tis　nobler　in　the　mind　to　suffer/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究竟哪样更高贵，去忍受那狂暴的命运无情的摧残／还是挺身去反抗那无边的烦恼，把它扫一个干净。）重新组合后的句子刚好是整出悲剧的完美概括：“In　one　of　the　Bard's　best…thought…of　tragedies；　our　insistent　hero；　Hamlet；　queries　on　two　fronts　about　how　life　turns　rotten。”（在莎士比亚最著名的悲剧中，我们那无比坚定的英雄哈姆雷特对人生腐化的两个方向发出了质问。）上述这些例子虽然看起来令人惊讶，但却并不是什么魔法。说到底这不过是大数法则使然罢了。文字有很那么多种组合方式，剧本和图书中的文字又那么多，所以偶尔出现一些奇妙的回文也就不足为奇了。或许更为奇怪的是竟然有一些人愿意投入大量的时间来寻找此类回文。

虽然很多巧合都可以用大数法则加以解释，但有时候也涉及到更为深奥的心理学。199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人们最常碰到的巧合是“小世界”现象，比如两个陌生人在派对上偶遇，结果却发现他们有共同认识的熟人。＇29＇大约70％的人声称有过此类经历，其中20％的人说他们经常碰到这种情况。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