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圆兵法-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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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改组后，汪精卫又采取了积极拥护的态度，高喊“革命者向左转”，一直到1927年武汉政府实行分共反共为止，汪精卫都是以左派面孔出现的。实际上，开始的权力争夺是围绕这三个人展开的。但是，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时，汪精卫却被任命为无足轻重的外交部长。右派当然心有不甘，他们认为汪精卫的上台有赖于左派和共产党的支持。于是便迁怒于廖仲恺。国民党左右派矛盾开始进一步激化。

后院着火

此时的蒋介石正率黄埔军东征旧军阀阵陈炯明。身在广州的滇军将领杨希闵、桂军将领刘震寰，勾结军阀许崇智，企图搞掉蒋介石，推翻革命政府。蒋介石急忙回师，一举平定刘杨叛乱。东征和平定刘杨叛乱，使原先几乎是不名一文的蒋介石的地位和声望瞬间陡增，一跃成为仅次于汪、胡、廖的第四号人物。于是，蒋介石便有点昏昏然地得意忘形，甚至公然以民众代言人的身份四处招摇过市。1926年6月下旬，蒋介石公然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要求选举他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要求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后，蒋介石又向会议提出一套议案，逼迫各中央执行委员通过。同时宣布戒严，向会议大耍流氓淫威。国民党诸要人见成压当头，不得不应允。但是，蒋介石的这种无赖行径却激起国民党要人及元老的极大愤慨，他们群起抨击蒋介石，说蒋介石是“新军阀出现”，“宁波拿破仑崛起”，“广州已成为警察国家”等等。一时之间，蒋介石陷入窘境，极为狼狈。但是。好源历史故意要成全他，要让他在中国旧历史舞台上风光一回。就在蒋介石似乎已经穷途末路的时候，廖仲恺被刺，左派舆论力量强大的广州反响巨大，而蒋介石却趁机解脱。

好不得意

侦破工作证实，胡汉民堂弟胡毅生与粤军将领魏邦平、梁鸿楷与刺杀廖仲恺有关。于是，胡汉民与粤军首领许崇智也不清不白地被牵连进来。刚刚脱困的蒋介石审时度势，认为自己大显身手的机会已经到了。他知道，如今能与自己争权夺势的人越少越好，而胡汉民和许崇智已成为众矢之的。借机推波助澜，就可将二人驱走。但是，凭自己的力量又怕不能实现目标，而能够联手的只有汪精卫。于是，蒋介石便对汪精卫投怀送抱，帮助早已有意倒胡的汪精卫排挤胡汉民。1925年9月23日，无比失意的胡汉民听从了蒋介石的“建议”，惜同秘书卫士和女儿，从黄埔搭船赴俄。而后，蒋介石又一鼓作气，趁势逼迫资历、地位、实力均在自己之上的许崇智辞去本兼各职，乘船赴沪，从此在旧中国政坛上销声匿迹。

这一系列的政治斗争，表面看来是汪精卫利用了蒋介石，但实际上，蒋介石既赶走了胡汉民，又消除了广州境内对自己最大的军事威胁，地位大有提高，而且拉近了与汪精卫的关系。不管是倒胡，还是逐许，最终得利的都是蒋介石。虽然此时蒋介石已成为名义上的第二把手，力量却丝毫不逊于汪精卫。

赶走胡汉民不久，蒋介石便开始对汪精卫的位子垂涎三尺，急欲一揽为快。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蓄意制造了带有反共倾向的“中山舰事件”。这个行动深得右派的赞许，他们顿时活跃起来，纷纷为蒋摇旗呐喊。汪精卫对他的这种专擅越权行为十分气恼，却又碍着文人的臭架子，不好发作，无奈之余，只好称病去职。5月11日，汪精卫秘密离粤赴香港，于6月中旬抵达法国。气走汪精卫，蒋介石便堂而皇之地坐上了军委会主席的宝座，得意非常。

你只不过是个文人

此时身在异国他乡的胡汉民听说了中山舰事件，认为蒋介石此时一定需要他的合作，而他也可以藉此大显身手，以图东山再起。于是，胡汉民在3月19日急急搭乘客轮，赶往广州。然而，春风得意马蹄急的蒋介石怎肯让一个“老大哥”来对自己的举动指手划脚呢？为了把胡汉民再次挤走，蒋介石首先处置打击了广州的国民党右派分子，给胡汉民一点颜色看看。他不但处分了孙文主义学会分子，还把右派的头面人物、广州市长伍朝相通走。接着，蒋介石又高唱起革命词句，并继续聘任俄国人鲍罗廷作顾问，处处与胡汉民的意愿背道而驰。此外蒋介石还指使国民政府主席下令，让陈友仁取代胡汉民担任外交部长。胡汉民本来是满腹高兴，企盼之中回到广州的。可是，只有短短十天的时间，他重返国民政府政治舞台的梦想就被打得粉碎，无奈，只好凄凄惶惶地再度离开广州。他离开广州那天，恰好是5月9日，汪精卫也离开广州，而且两个人又是同船。二人垂头丧气，连说话的热情都没有了。

赶走了两个最大敌人，蒋介石以为自己从此就可以大权在握，高枕无忧了。结果导致党内反蒋情绪暴起，蒋介石的处境颇为不妙，甚至已经有人在叫喊着要迎回汪（精卫）主席。

群猴争霸

为了摆脱这种困境，蒋介石又想拜倒在汪精卫的石榴裙下。但汪精卫仍然记恨着上次所受屈辱，而且知道蒋介石从来不做赔本的买卖，所以便没有答应，甚至走到了与蒋介石对立一面，主张与共产党人合作。蒋介石见状，只能再回头求助于胡汉民。胡汉民的文人傲气和自视清高一下子被蒋介石的“礼贤下士”给激得活跃起来，便答应了蒋介石的合作要求。

1927年4月14日，在胡汉民主持下，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吴稚辉、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邓泽如、陈果夫、周启刚、甘乃光、萧佛成、柏文蔚、黄绍闳加胡汉民共13人参加会议。此次预备会议原定在第二天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做准备的。

此前，蒋介石曾与汪精卫约定，4月15日同聚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可是，这一天，汪精卫及武汉的委员们却一个也没到会。在南京的国民党执监委只有10人，尚不足总数80人的六分之一。全会开不成，只好改作谈话会。谈话会决定，否认武汉的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准备用武力来清党，成立南京国民政府。然而以谈话做决定。于国民党法理不合，胡汉民遂献一策，中央政治委员在南京有8人，可以由中央政治会议主持一切。于是，这个临时决定的会议便在17日于南京召开。会上，胡汉民“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尔后胡汉民提议以钮永建为国民政府秘书长，以吴稚辉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陈铭枢为副主任，此提议得到众人附议而通过。会上又决定“国民政府”18日起在南京办公。

“南京政府”这个形式，对蒋介石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使蒋介石分共反共的政策合法化，从而在他的“地盘”上消灭共产党人在上层政治和在军队中的存在。消除他的后顾之忧，而且还可以用来作对抗，成为打败武汉政府的工具，而这个“形式”’是胡汉民帮他一手建立起来的。此后，胡汉民又利用自己的关系和地位为蒋介石消除了许多隐患，保住了许多可以利用联合的力量。

然而1927年8月中旬，蒋介石由于内外交困不得不宣布下野，胡汉民也随之高宁赴沪，宣布下野。这一次蒋胡合作，给胡汉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而蒋介石得到的却是一大笔政治资本。从此，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政治影响，再也不是显高于蒋介石了，蒋介石已经可以和汪精卫平起平坐了。而且，蒋介石还有强于他的资本，汪精卫和胡汉民都是文人，没有自己的军队，蒋介石却拥有自己的武装，在朝为主，下朝亦非客，随时可以复出，汪、胡则不然，没有人邀请，他们想复出很难。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蒋介石重新上台执政。胡汉民得知消息后，又赶紧从巴黎奔回为蒋介石卖一把子力气。结果，他一回来，就为蒋介石缓解与其他几派军阀之间的紧张关系，为蒋分了不少忧。然而，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尊荣。当胡汉民卖完力气，向蒋介石伸手要权的时候，蒋介石却翻脸不认人了。这种忘恩负义的行径激起了胡汉民的文人火气，大骂蒋介石，骂得蒋介石灰头土脸，终于把他给软禁起来。后来，经过多方实力派的不断争取，胡汉民才被蒋释放，从此成为在野派，于1936年5月12日病逝于广州，终年58岁。

　方圆兵法（兵法三）

秀才遇见兵有理没理皆不清

蒋介石与文人

蒋介石的演讲有水平

蒋介石之所以能屡出奇谋，在千变万化的中国政坛上屹立不倒，其中还要与他的委任文人为职之道息息相关。他喜欢的是忠诚可信、机敏聪达、疏于派争的文人，而讨厌那种过于精明、锋芒毕露、狐假虎威、欲望过强、立场不稳的文人。而邵力子就是前者。

邵力子（1882—1967）原名景奎，后改名闻泰，又名夙寿，字仲辉，浙江绍兴人，出身于一个清朝官吏家庭。他从小以聪慧见称，在外祖父的培养下，苦读成材，1903年到杭州应试，中第67名举人，是年他才21岁。

而后邵力子赴日求学，归国后办报纸，以文采为自己赢得了很高的名声。国民党“一大”后，邵力子任上海国民党执行秘书，1925年夏任黄埔军校秘书长，1926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1928年2月，任国民党政治会议委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邵力子不但有文采，而且不热衷派系之争，没有野心，蒋介石便把他收为己用，任邵力子为秘书。此后蒋介石的水平和声誉突然提高了一大截。他的一系列演讲非常精彩，常能赢得听众的热烈掌声，连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当着几个国民党领导人的面表示了对蒋介石的好感，说：“蒋校长最近看了很多书，几次演讲精彩得很哪！”其实，这些演讲稿都是出自邵力子的手笔。

蒋介石是周公的后代？

对于自己的演讲才能，蒋介石向来是颇为自负的。但是，文笔不强的他要想通过演讲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单凭高超的煽情手段是不行的，还要有文辞高绝的讲稿，这就要靠秘书的文采了。蒋介石知道笔杆子的妙用，而且他自己也经常用笔来为自己装点门面。

蒋介石花大力气重用文人，续修族谱、家谱，此事即使在蒋家王朝风雨飘摇之时也未曾户断。蒋介石硬将蒋家源头牵到周公身上，与早已化为灰土的昔日王公贵族扯上千系。在家谱之中，蒋又亲自撰写《先祖玉表行状》，去粗存精，溢美之辞随章可见，真令史学、考据学者们脸红耳热。

蒋介石的把兄弟、他的引路人陈其美遭狗肉将军张宗昌暗算身亡，蒋介石亲撰祭文，如泣如诉。细品祭文，明眼人一看便知，半是对友的哀痛，半是为自己涂抹色彩。

名演员也不过于此

1928年7月6日，蒋率冯、阎、李及中央委员们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枢前表演的扶棺痛哭，更是耐人寻味。商震代蒋读祭文。祭文的口气俨然是以孙中山惟一继承人自居：

湖自我总理之溘逝，于今已三年余矣，中正昔待总理，亲承提命之殷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诲拳拳，所以期望于中正者，厉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

这意思是说，孙中山亲自把革命大任交给他，“教诲”和“期望”他以武力统一中国。救民于水火。对李宗仁作为当事人曾这样说：抚棺痛哭，掬泪相陪，都似出于矫情，我本人却实在无此表演本领。

文人也有用

开始的时候，蒋介石认为凭借军事力量就能实现宏图霸业，没有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意义。后来，随着不断“革命”的需要和别人的建议，他才开始广揽社会名士，附庸风雅地与文人墨客相交接，一方面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声望，另一方面也能尽其才为己所用。

邵力子信仰马克思主义，与苏联、中国共产党交往甚密，而且有卓越的外交才能，因而对蒋介石的帮助非常大，而邵力于本人也对蒋介石感激莫名。通过邵力子，蒋介石从苏联那早获得了不少的经济、军事援助。

在国民党左右两派的斗争中，蒋介石采取左右逢源的方法，从中渔利。他根据形势动变化，时而向左靠，时而向右摆。但是，不管是向左靠，还是向右摆，他都能左右逢源：在左派打击右派时，不为己甚，对右派留有余地，争得右派的谅解；在向石摆打击右派时，他仍然高喊革命的口号，甚至喊得更加响亮，使左派对他还心存幻想，继续受他利用。这样既左右开弓，又左右逢源的两面派手法，使蒋介石在当时尖锐的左派和右派的斗争中，凭借杂技艺术般的“平衡术”，捞尽好处，逐步建立和发展起了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实力。

在骨子里，蒋介石反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和共产党采取敌视态度，但是他又往往与这二者有割不断的联系，因此还不能使关系完全破裂，做这项斡旋补合作用的人就是邵力子。邵力子虽然有时也对蒋介石的某些反动行为有所觉察，甚至颇为反感，但又被蒋介石某些情辞慷慨激昂的革命行为所迷惑，因而对蒋倍加辅佐，许多苏联的援助都是他努力经办而来的。

但是，是小鬼总要露出真面目的，邵力子终于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共本质和丑恶灵魂，而且下决心与之分道扬镳。1949年4月23日，邵力子借与共产党人和谈之机留在了北京，决定与共产党人合作，从此翻开了自己一生经历中崭新的一页。

蒋介石本想借邵力子与共产党人谈判之机获得苟延残喘的时问，没想到赔了夫人又折兵，天下归心，自己则仓惶逃到台湾，从此龟缩不出。

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蒋介石在用人中采取模棱两可，恩威并施，双管齐下的方法，从中求得“稳妥”，把握平衡，进而左右政局，统驭属下。但邵力子却还是弃暗投明，离他而去，而他也是江山尽去，偏安一隅。真可谓“机关算尽大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杨永泰比邵力子“强”

杨永泰，字畅卿，1880年出生于广东茂名地区一户殷实之家。杨早年受过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17岁时，考中广东茂名地区秀才。1901年，杨永泰21岁，考人广州高等学堂，开始接受正规的酉方教育，一年后，杨从广东转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律。两年后，杨毕业回到广州、出任《广东报》记者、编辑。杨永泰文笔流畅。思维敏捷，思想活跃，很快就在广州小有名气。

后来，民主立宪运动风起云涌，杨永泰利用手中的舆论阵地竭力地撰稿著文。为民主立宪运动摇旗呐喊。由于杰出的活动能力，出众的才华和鲜明的政治态度，他很快地就在政治活动中崭露头角。

1908年，杨永泰脐身于广东省咨议局，成为该局一议员。

同年，孙中山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时，杨永泰又率先加入中华革命党，并积极追随孙中山，参加讨衰斗争。

后来，杨永泰投笔从戎，先任李烈钩西广护国军（第二军）司令部下属财政局长，再汪肇庆军务院财政厅长。

政客的眼光

杨永泰照此发展下去，是应能够青云直上，一帆风顺的。谁知他这人虽然思维灵活，但政治眼光短浅，缺乏预见。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国军政府时，指定杨永泰出任护法军政府财政厅长。杨永泰当时也满口答应。但后来，政学会骨干却对他说孙中山徒有声望，实际上却一点实权也没有，依附孙中山，还不如依靠西南的军事实力派。在这紧要关头，杨永泰错过了人生的绝好时机，拒绝了孙中山的盛情邀请。

后来，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军政府，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西南军事实力派也纷纷依附。杨永泰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