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中国酷刑-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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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明文写着“国初旗下有犯俱用鞭责”的条款。

　　　古代刑罚又有“鞭督”的名称。“督”的本义是监察，但作为刑罚，做法难以详考。《晋书·刑法志》云：“妇人如笞还从鞭督之例，以其形体裸露故也。”但“鞭督之例”未见记载。据晋代法规，男子犯罪受笞杖之刑时要去衣，而妇女要和男子有所区别，她们不宜裸体受刑，所以不宜去衣。由此推测，鞭与督的区别大概是，鞭需去衣，督则无须去衣。晋时又规定：“应得法鞭者，执以鞭，过五十，稍行之。有所督罪，皆岁过大小，大过五十，小过二十。”又说：“应受杖而体有疮者，督之也。”据此，则督较鞭为轻。若说犯人因身体生疮不宜受鞭刑，但可以“督之”，那么，把督解释为不去衣的鞭刑大概是不会错的。

　　鞭刑使用的鞭是用牛皮制成的。晋时，鞭分两种：一种叫法鞭，用生牛皮合股而成，皮条去掉四个棱角；一种叫常鞭，用熟过的牛皮合股而成，不去棱角。都是用数根皮条合为一条，花纹盘结，称为“鹄头纽”。鞭长一尺一寸，稍长二尺二寸，宽三分，厚二分，柄长二尺五寸。南朝梁时，鞭分三种：一种叫制鞭，用生牛皮条，不去棱；一种叫法鞭，用生牛皮条，去棱；一种叫常鞭，用熟牛皮条，不去棱。都是用数根皮条拧作一条，称为“鹤头纽”。鞭长一尺一寸，稍长二尺七寸，宽三寸，靶（把、柄）长二尺五寸。还规定，老人和少年应受鞭刑者，减半；应用法鞭者改用常鞭。北齐时，鞭和鞭梢都用熟牛皮，削去棱；鞭打人时，鞭痕长一尺。以后各代制作的刑鞭，其长度和式样互有不同，但大体上都是用牛皮拧成，有柄有稍。

　　　古时有些比较仁厚的官员看到犯人被鞭打的痛苦，稍有怜悯之心，他们对所用的鞭加以变通，或者在行刑时适当从轻。北齐时，崔伯谦任济北太守，府中刑鞭都用熟皮制作，鞭打人时不让见血，只表示一下责罚就行了。百姓们作歌唱道：“崔府君，能治政，易鞭鞭，布威德，民无争。”可见，在酷刑肆虐的封建社会里，多少施行点儿仁政就会得到民众的赞誉。东汉刘宽任南阳等郡太守时，用蒲草制作刑鞭，吏役们有了过错，就象征性地用这蒲鞭责打，有示辱之意，而无皮肉之苦。刘宽的做法使他受到当时百姓的爱戴，也受到后人的景仰。李白有诗云：“蒲鞭挂檐枝，示耻无扑抶。”就是指的这件事。

　　　但是，古代也有酷吏别出心裁地制作特殊的刑鞭，加重对犯人的处罚。明洪武末年，湘阴县丞刘英用生牛皮制鞭，皮条上穿着铜钱拧在一起，长三尺。用这种鞭打人，铜钱割裂肌肤，能使血肉横飞，惨不可言。有一次，刘英外出巡视，某巡检没有及时迎接他，他就抓到巡检的妻子，绑起来用夹有铜钱的生革鞭痛打，几乎把她打死。后来，刘英终因民愤太大，以酷虐罪被判处死刑，斩于市曹。永乐时，又有某千户用皮革缝作鞭，里面灌上桐油，用来对犯人进行责罚。刑部把此事奏闻朝廷，成祖朱棣说：“皮鞭是刑具中比较轻的，只是用来示辱罢了。而今这人用心如此残酷，伤人太过分了。”于是下令把某千户杖责一顿，罢免了他的官职。明成祖是个惯用酷刑的暴君，在处理这件事情时却反常地表现出一点仁慈。

　　　古代官府中，执行鞭刑和杖刑的打手通称伍伯。汉代，官员因其官职品位高低不同，所用的伍伯人数也不同，最多为八人，少则二人。伍伯都戴红头巾，穿绛色衣服，装束与其他衙役有别。官员出行时，伍伯充当仪仗的前导，需要对人用刑时，就有伍伯动手。汉代以至于唐，都把担任此职的衙役称为伍伯。伍伯们都是性凶手狠之辈，行刑时毫不留情。唐初武德年间，曾发生过一幕可笑的闹剧。苏世长任陕州长史时，治下的民众不服教化，他想个主意，让伍伯在闹市鞭打自己，作为引咎自责的方式，一图感化百姓。但伍伯们不仅不理解他的苦心，而且讨厌他这种弄虚作假的把戏，在用鞭时下狠劲打，打得皮裂出血。苏世长见假戏真做，实在忍不住疼，惨叫着逃回衙中。围观的人都大笑不止。苏世长的虚伪固然可憎，但伍伯的凶狠也确实可恶。

人　食

　　鲁迅《狂人日记》中说封建社会的历史每一页都写着“吃人”，那是指广义的吃人，即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的戕害、压抑人性，具有吃人的性质。实际上，狭义的吃人——即人吃人肉，在古代也是常有的事。

　　　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中，异类动物之间活捕生吃，同类动物之间也有互相残杀这是动物界生存竞争的需要，并不奇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仍然存在著人吃人的现象，这说明人类并没有完全消除兽性。由于人类具有高于动物的社会意识，所以人相食比动物相食更显得野蛮和残酷。

　　　古代的吃人可分为两类情况：

　　　第一类情况是，由于天灾或战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饥荒，人们为了生存而被迫以同类为食。这种现象史书常见记载，每个朝代在遭逢大饥荒的年头都会出现吃人的惨象，即使是盛世也不能免，像白居易诗中所写的“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只是尽人皆知的一次。有的朝代在灾年或灾区，人肉还会公开在集市上出售　北宋末年靖康之乱时，江淮之间民众相食，一斗米要数十千钱，人肉的价钱比猪肉还便宜，一个少壮男子的尸体不过十五千（不如一斗米贵）。明代万历四十五、四十六年（1617、1618）山东大饥荒，菜州有人肉市，惨不忍睹。清同治三、四年间（1864、1865），皖南到处人吃人，人肉开始卖到三十文一斤，后来涨价到一百二十文一斤，同时，江苏句容、溧阳、溧水等处卖到八十文一斤。这种现象当然是违背人性的，但在那种每个人都面临著饿死威胁的情况下，靠吃人肉来活命还能够使后人理解。

　　　另一类情况是属于残忍行为的吃人。由于目的不同，这类情况的各种具体表现有差异，有的人以吃人肉来炫示凶暴，有的人听信左道邪术以吃人肉来治疗某种疾病，有的人因怀有仇恨以吃敌方的肉来发泄报复情绪，等等，同饥荒年头被迫吃人肉相比，都更带野蛮性和残酷性。这种吃人不属于刑罚的范围，但它和以各种酷刑惩罚人的做法有某些相似之处，都充分显示了古代人的残忍意识和苛虐心态。因此，这里把上述第二类吃人的现象列为本书的一章，加以叙述。

　　　历史上有不少凶暴的将帅用人肉充作军粮，所到之处，就地掳掠民众为食物。十六国时，前秦苻登领兵征战，把杀死的敌兵叫做“熟食”。他对军士们说：“你们早上作战，晚上就可以饱餐肥肉，不必担心挨饿。”于是，部下都甘愿效力，打完仗就吃人肉，吃饱后再作战，凶猛异常。唐末时，秦宗权常派遣部将四处屠杀百姓，他的军中不带米面，把杀死的人用盐腌起来，随军携带，作为军粮。唐末杨行密围攻广陵时，城中粮草罄尽，守城军士就抓百姓到集市上贩卖，专门派人杀戮他们，像屠宰猪羊似的，这些人被杀时，竟然一声也不喊叫。隋末的朱粲，更是一位著名的吃人魔王。当时襄阳、邓州一带大灾荒，白米万钱一斛还买不到，百姓相食成风。朱粲乘乱起兵，常捕捉民间幼儿蒸熟吃肉。他对军士说：“世上最美的食物，还能有超过人肉了，只要国中有人，我就不用担心没有军粮。”于是下令，让部下分道捕获妇女和儿童，蒸熟分配给士兵当饭。每攻下一座城镇，朱粲就传命把弱小的男女分给各部，需要时就杀著吃。后来朱粲降唐，高祖李渊派部将段确接受投降并劳军，宴席间，段确饭酒半醉时，对朱粲开玩笑说：“听说你爱吃人肉，那到底是什么滋味啊？”朱粲反唇相讥，说：“如果是刚喝过酒的人，他的肉就像糟藏猪肉一样。”段确大怒，骂道：“你这狂贼，既然已入我唐朝，不过是一个奴才罢了，还敢吃人吗？”朱粲亦大怒，就下令将段确杀死，烹食其肉。清代褚人获《隋唐演义》中有一回名为“啗人肉朱粲兽心”，就描述了朱粲的暴行。

　　　五代时的赵思绾和朱粲是一丘之貉。他领兵占据长安时，城中没有吃的，就杀妇女儿童为军粮，按一定的数目分给各部，每当犒军时，就杀几百人。赵思绾爱吃人的肝，他把活人绑在木柱上，剖开肚子，割下肝脏，炒熟饱餐，把肝吃完，那被割下肝脏的人还在惨叫。赵思绾从作乱到败亡，共吃人肝六十六副。

　　　这种以人肉代替军粮的行为，在某些农民军或正义之师中也不能免。史书记载，唐末黄巢起事时，率军围困陈州，掳掠百姓为军粮，把人放在大石碓中连骨捣烂，煮熟当饭。另外，史书记述其他正义之师的吃人行为时，也常常夸大其词。如史载安史之乱时，张巡守睢阳，兵士共食三万人。当时人们相信这是事实，非常吃惊，韩愈却独持不同意见，认为是不可能的，并写文章进行考辩。后世也曾有人重论此事，说张巡的军队所食三万不是百姓，而是阵亡的士兵的尸体；又说张巡杀死爱妾、许远烹熟书童的事也与事实不符，实际上是张巡的妾见情势危急而自杀，许远的书童是因忧惧而暴亡，张许二公借机用他们的肉犒赏士兵，作坚固军心的手段。虽然史籍有所夸大，但不论黄巢还是张巡，因军中缺粮而吃人肉的事总是有的。古时战争残酷，在生死存亡的特殊时刻，环境逼使人性异化，回归到动物界同类相食的状态。这样的情况并非仅见于唐代。北宋靖康元年1126），金兵南侵，战乱四起，官兵和百姓都无粮可食，于是就把死人全部用盐腌起来，晒成肉干，以供食用。登州人范温组织义军抗金，兵败后乘船渡海到临安，队伍进城后还在吃携带的人肉干。他们把这人肉干叫做“两脚羊”，其中老而瘦的男子叫做“饶把火”（意思是说这种人肉老，需要多加把火），年轻的妇女叫“不羡羊”（意思是说这种人的味道佳美，超过羊肉），小孩叫做“和骨烂”（意思是说小孩子肉嫩，煮的时候连肉带骨一起烂熟）。乱离时人民遭受的苦难，由此可想而知。

　　　元朝末年，天下动乱，乃兵四起，驻守淮右的官军缺粮，也捕人为食。他们认为小孩的肉为上等，女人的肉次之，男人又次之。吃人的办法有许多种。有的是把人放在一只大缸里，外面用火煨烤，直到把人烤熟；有的是把人放在一个铁架子上，下面用火烤，像烤羊肉串似的；有的是把人的手脚捆绑起来，用开水浇在身上，然后用竹扫帚刷掉人身体外层的苦皮，再割剥肌肉烹炒而食；有的是把活人装在大布袋里，放进大锅里煮；有的是把人砍成若干块，用盐腌上，随吃随取；有的是只截取男人的两条腿，或者只割下女人的两只乳房，其馀的部分扔掉。种种酷毒做法，难以详述。他们把这种人肉叫做“想肉”，意思是说吃了之后美味无穷，还使人想念。元朝的暴政，仅此可见一斑。被官兵吃掉的民众不计其数。

　　　明清时，官兵吃人的现象屡见记载。明成化年间，湖广都指挥彭伦跟随赵辅平定大藤峡苗民叛乱，把抓获的俘虏绑到高竿上，让兵士将他们乱箭射死，然后又割裂他们的肢体，让兵士烹煮而食。清顺治九年（1652）　南明将领李定国率兵攻新会，城中粮尽，清军守将就杀居民为食。有个姓莫的媳妇与婆母相依为命，守将要杀食婆婆，莫氏叩头请求替婆婆死，守将说：“真是一位孝顺的好媳妇！”就答应了她的要求，舍了婆婆，把莫氏烹而食之。又有一个姓李的妇女，丈夫被守将抓去，将被杀，李氏哭著说：“丈夫还没有儿子，如果杀了他，就绝了他家的后代了，我即使活著又有何用？请把我吃了吧！”守将也答应了，就烹食李氏，把她的骸骨交给她的丈夫带回家安葬。又有一位姓梁的穷书生被守将抓去将被烹食，他的十岁的女儿请求代替，守将被感动了，把他们父女一同释放。有一回城门正要关闭，有几百名乡下百姓涌到城门外请求进城避难，新会县令不同意收留他们，清军守将说：“让他们进来吧！到紧急的时候，这批人可作为我们十天的口粮。”于是打开城门，把百姓放进来。新会县城被围困八个月，守军吃掉民众近万人。有户人家数口被吃，只有一人幸免，兵乱过后，这位幸存者有一天在路上遇见了清军守将，就跪下向他下拜。守将感到惊讶，问：“你拜我干什么？”那人说：“我的父母妻子都安葬在你的肚里了，他们都没有坟墓。如今寒食节临近，我不朝著你的肚子下拜又到哪里去拜呢？”守将满面羞惭，急忙离去。这位吃人的清军守将，对十岁的女孩还有一点怜悯之心，对遇难者的责问还有一点惭愧之心，说明他的人性总算还没有完全灭绝。

　　　古代，还有不少人出于凶残的本性或怪异的嗜好，以吃人肉、喝人血来满足残酷的欲望。此类事例甚多，说起来骇人听闻。

　　　公元前661年，翟人攻卫国，杀卫懿公并吃了他的肉，而抛弃了他的肝。卫国有个大臣名叫弘演，当时出使在外，听说国内有变，急忙赶回来，看见懿公的肝痛哭不止，他决定自杀，用自己的身体为棺材，自杀后让人挖出他的内脏，把懿公的肝装入他的腹腔来安葬。卫懿公是历史上唯一的被人吃掉的国君。十六国时，石季龙的太子石邃凶残无度，他看见美貌的尼姑就抓过来，奸污后把她杀死，把她的肉和牛羊肉一同煮食，并且把肉赐给左右的人一起品尝人肉的滋味。东晋孙思作乱时，擒获县令就把他剁成肉酱，并且把他的妻子儿女杀死吃肉。谁不肯吃这人肉就把他支解处死，连他的肉也一块吃掉。

　　　隋代末年，诸葛昂和高瓒是一对豪侈凶残之徒。他俩互相争强赌富，都想占上风，彼此设宴相请，都千方百计夸耀奢华，以超过对方为满足。有一天，高瓒宴请诸葛昂，把一对十来岁的双生子烹熟，头颅、手和脚分别装在盘子里，端上宴席。满座客人见是人肉，掩口欲吐。不久，诸葛昂宴请高瓒，让自己的一位爱妾敬酒，那妾无故笑了一下，诸葛昂怒叱她一顿，命令她退下。不一会，把这位妾整个放在大蒸笼里蒸熟，摆成盘腿打坐的姿势，放在一只特大的银盘子里，她的脸上重新涂好脂粉，身上用锦锦绣衣饰遮盖着。这道“菜”抬上来后，诸葛昂亲手撕她大腿上的肉给高瓒吃，同席的宾客都捂著脸不敢看。诸葛昂神态自若，撕扯妾的乳房上的肥肉大吃大嚼、尽饱而止。后来遭遇兵乱，诸葛昂和高瓒一齐被盗贼抓去，盗贼向他们索要金银财宝，他们拿不出来，盗贼就把他们绑在木桩上，一块块地割下他们的肉烤著吃，作为下酒菜。这两个吃人的野兽，最终也成了他人的食物。

　　　唐代以后，此类吃人的事例更多。武则天时期，杭州临安县尉薛震好吃人肉，有一个向他讨债的人带一名仆人来到临安，住在旅店里，薛震把他们主仆二人用酒灌醉杀死，然后把尸体放入大锅中，加上水和水银同煮，连骨带肉一起化为肉酱。薛震又要煮食自己的妻子　其妻惊觉逃走，报告县令，县令派人逮捕薛震，审得真情，把他笞杖致死。与薛震同时，岭南陈元光性情暴戾，有一次他设宴待客，一名男仆出来敬酒，陈元光勃然大怒，命令卫士立即把他拉出去杀死，又把他的肉煮烂端上宴席让客人们尝鲜。客人们不知是人肉，边吃边说好吃，后来把两只手端上来，客人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