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近代世界-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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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理由认为它能在科学上取得任何成就。印度的情形也

是这样。同时，如果波斯人奴役了希腊的话，我们就没有充

分理由可以相信科学会在欧洲繁荣起来。罗马人在这方面并

没有表现什么创造性。纵使就已然的情形来说，希腊人虽然

掀起了这个运动，但却没有用现代欧洲所表现的那种热情来

支持这个运动。我们说的并不是大西洋两岸最近几代的欧洲

人民，而是指宗教改革时期范围较小的欧洲而言。那时欧洲

的人民都沉浸在战争和宗教的纷争里。我们不妨看看地中海

东岸从西西里到西亚细亚这一个区域，在阿基米德死后（纪

元前２１２年）到鞑靼入侵这１４００年中的情形。那儿曾发生过

多次的战争、革命和宗教变革。但和１６、１７世纪整个欧洲的

战争比起来情形坏不了多少。那儿也有一个伟大而繁荣的文

明。其中夹杂着异教的、基督教的和伊斯兰教的成分。在那

一个时期里，科学上也增添了不少的东西。但整个地看来，进

展还是迟缓而迂回曲折的。除开数学一项以外，文艺复兴时

起的人还得从阿基米德已经达到的地步开始。在医学和天文

学方面已经有了若干进步，但整个的进展情况和１７世纪那种

令人惊讶的成就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不妨把１５６０年

伽利略和凯普勒即将出生之前到１７００年牛顿鼎盛时期止这

一段时间中所产生的科学进步，和上述刚好长了十倍的古代

的进步相比较，事情就不言而喻了。

不过，希腊终归是欧洲的母亲。要找到现代观念的源头

就必须看看希腊的情形。我们都知道，地中海东岸曾经有一

个非常兴盛的爱奥尼亚哲学学派，他们对有关自然的理论深

感兴趣，他们的观念经过天才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加以丰

富之后一直留传到今天，但这一学派并没有达到完整的科学

思想的境地，只有亚里士多德是一个极大的例外。从某些方

面说来，这倒更好。希腊的天才人物是富于哲学性的，思路

也是明晰的，并且长于逻辑。这一派人物主要是提出哲学问

题。他们问：自然的始基是什么呢？是火、是土还是水？抑

或是其中两种或三种的结合？它会不会是单纯的一种流变，而

不能化为任何静止的物质呢？这派人对数学也很感兴趣。他

们创立了数学的一般原理，分析了前题，并且严格遵照着演

绎推理的方式，而在定理方面得出了重要的发现。他们的头

脑里充满了一种酷爱一般原则的热忱。他们要求得到清晰而

大胆的观念，并且用严格的推理方法把这些观念加以推演。所

有这一切都极高超而富于天才，这是一种观念上的准备工作，

但却不是我们所理解的科学。那时仔细观察的耐心还远没有

占主要地位。归纳法的综合过程，在得出结果之前在思想上

８常常有一种混乱的悬空状态，这对他们的天才是完全不相宜

的。他们都是明智的思想家和大胆的推理家。

其中当然也有例外。他们的最高代表人物——亚里士多

德和阿基米德等人恰恰就是例外。同时也有许多天文学家曾

经进行了不倦的观察，对星象方面曾有简洁的数学推论，并

且有过一种幻想，认为天上有一小群可以数计的行星逃逸了。

每一种哲学都受着一种无形的思想背景所濡染。这种背

景在该哲学的思想过程中从不显现出来。希腊人对自然的看

法（至少是他们流传到后世的宇宙观）本质上是戏剧性的。但

这并不是说他们这样的看法就一定错了，而只是说，他们的

看法确实是极端富于戏剧性的。因此，他们认为宇宙的结构

方式就象一出戏剧中的情节那样，完全是为了体现出一般观

念都归结到一个目的。自然被分化了，为的是给每一件东西

安排一个适当的归宿。宇宙有一个中心，是重物体运动的目

的。还有一个天穹，是本性引体向上的物体运动的目的。天

穹属于无知觉和不能繁殖的物体，下界则属于有知觉和可繁

殖的物体。自然是一场戏，每件东西都在扮演自己的角色。

我并不是说，亚里士多德可以不作重大的保留就能同意

这一看法。事实上他所要保留的意见大致上就是我们所保留

的意见。然而希腊后来的思想体系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抽

绎出来而留传中古世纪的却正是这一看法。这种关于自然的

幻想结构把历史精神窒息了。因为既然只有“目的”能说明

问题，那么我们何必去追究它的本源呢？宗教改革和科学运

动形成了历史性革命的两个方面，这一历史性革命就是文艺

复兴后期的主要思潮。换句话说，这一思潮中包含着两个方

面，一个是复溯基督教之源，另一个是弗兰西斯·培根主张

动力因而反对目的因。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伽利略才和他

的对手不知不觉地陷于一种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这一点在

他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伽利略所谈的一直是事物是如何发生的，而他的对手则

有一套完整的理论说明事物为什么发生。令人遗憾的是这两

个理论所得的结论并不相同。伽利略坚持“无情而不以人意

为转移的事实”，但他的对手辛普利歇斯则提出另一套至少在

他本人看来是很充分的理由。如果我们把这次历史性革命看

成一次提倡理性的革命那就完全错了。事实正好相反，这是

一次十足的反理性运动。这是回到玄思神秘事物上去的运动。

这个运动是从中世纪思想的僵硬理性上倒缩回来的结果。我

这个说法只是总结了老派人物本身的结论。例如我们在保罗

·萨比神甫的：“特里腾宗教会议史”第４章中就可以看到，

１５５１年主持会议的教皇特使曾下令：

“所有神职人员的观点都必须符合于圣经、使徒传统、正

式批准的神圣宗教会议、教会法典和圣师的权威著作。他们

必须简洁自处，避免浮华而无益的问题和乖僻的争论……，这

一命令使意大利的神职人员感到不快，认为这是一种新方法，

这是谴责经院神学，因为经院神学遇到困难时总是运用·理·智

的。同时，（根据这条法令）连圣·托马斯·阿奎那斯和圣·

文都拉等名人的行为也都不合法了。”

这些意大利神职人员，这样坚持已经过时的无限制的理

性主义是使人无法不表同情的。他们被人们抛弃了。新教徒

坚决反对他们，教皇也不支持他们，宗教会议上的主教们甚

至不能理解他们。在上述引文的后面不远就有这样一段话：

“虽然很多人（对这法令）提出意见，但却没有起什么作用，

因为神甫们（主教们）一般都希望听到人家说出能听得懂的

话，而不希望像在‘复义’和其他已经讨论过的问题中一样，

听到深奥难懂的话。”

可怜的中古主义者来得太迟了！当他们运用理性的时候，

甚至连他们那一时代的统治集团的人物都听不懂。将来要经

过许多世纪，顽强的事实才会被理智驯化，那时钟摆也缓慢

而沉重地摆到运用历史方法的那一极端去了。

在这些意大利神职人员写下上述史籍之后４３年，理查·

胡克在他那本著名的“教会法”中对他的清教徒对手也提出

了同样的抱怨。胡克思想平稳，所以人们便称之为“公平的

胡克”。他提出这种看法时所用的文体极其松懈繁冗，极不易

总结为一个简短而集中的问题。但他在上述一节中，指斥他

的对手时曾用到：“他们对理智的污蔑”一语。同时还明确地

提到“最伟大的经院神学家”来支持自己的说法，我认为他

们指的是托马斯·阿奎那斯。

胡克的“教会法”是在萨比的“特里腾宗教会议史”之

前不久出版的。因此，两本书是各自独立写成的。但不论是

１５５１年的意大利神职人员，还是１６世纪末的胡克，都证明了

那一世纪反理性的思潮。在这一方面他们把烦琐学派的时代

和自己的时代对立起来了。

这一反作用对中古世纪漫无限制的理性主义说来，无疑

是一种非常必要的纠正。但一般反作用都是走极端的。因之，

它所起的反应虽然有一个效果是产生了现代科学。但我们还

要记住，科学也因此而承袭了这一源流的偏执思想。

希腊戏剧作品通过各种形式在许多方面对中古思想发生

了间接影响。今天所存在的科学思想的始祖是古雅典的伟大

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等人。他们认

为命运是冷酷无情的，驱使着悲剧性事件不可逃避地发生。这

正是科学所持的观点。希腊悲剧中的命运，成了现代思想中

的自然秩序。他们倾注精力于特殊的英雄的事迹上，并把它

当作命运的业绩的证明和个别实例。在我们这一时代里，这

一点表现为致力于决定性事件的实验上。有一次我很幸运地

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皇家学会会议，会上我听到英国皇家天

文观察员宣布著名的日蚀照片已经由他在格林威治的一个同

事测量出来，结果证明爱因斯坦主张光线经过太阳附近时将

发生弯曲的预言是正确的。当时那种兴高彩烈的情绪完全是

希腊戏剧式的气氛。我们都异口同声地称颂着这一卓越事件

在发展过程中所显示的命运的律令。当时每一个情景都具有

戏剧性。传统的仪式和后面挂的牛顿画像都提醒我们，伟大

的科学结论在两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得到了第一次的修正。

从个别的人说来，兴致也很浓，因为一次思想上的大冒险终

于安全地到达了彼岸。

我要提醒一句，悲剧的本质并不是不幸，而是事物无情

活动的严肃性。但这种命运的必然性，只有通过人生中真实

的不幸遭遇才能说明。因为只有通过这些剧情才能说明逃避

是无用的。这种无情的必然性充满了科学的思想。物理的定

律就等于人生命运的律令。

希腊戏剧中的人生活动的秩序这一概念，决不是戏剧家

本身发现的。这一定是当时一般严肃的观点传播到文学传统

中来的结果。但在得到这个有力的表现形式之后，它又转过

来加深了本身发源的那一个思潮。人生活动的秩序的景象深

深地印在古典文明的思潮之中了。

后来那个伟大的社会崩溃了，欧洲进入了中古世纪。希

腊文学的直接影响消逝了，但人生活动的秩序和自然秩序的

观念却受到斯多葛派哲学的崇奉。例如勒启在他那部“欧洲

伦理思想史”中就说：“塞涅卡认为神规定了一条毫不容情的

命运法则，一切事物都有了规定，但神本身也服从着这条法

则。”斯多葛派人物影响中古世纪思想最深的一面还是罗马法

散布于各地的秩序观念。我们不妨再引勒启的一段话来说明

一下，他说：“罗马的立法从两方面说来都是哲学的产儿。首

先，它是根据哲学的模式制定的，因为它并不光是适应社会

实际需要的经验系统，而是首先确定了许多关于权利的抽象

原则，然后再力求符合于这些原则。其次，这些原则又都是

直接从斯多葛派哲学中搬用的。”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大片

大片的区域实际上都陷入了无政府状态。但法律秩序的观念

却仍然存在于帝国人民的民族传统之中。同时西方教会中也

经常生动地体现了帝国法治的传统。

必须注意的是，中世纪文化上的这种传统的烙印，并不

是应贯穿在行为中的某几个聪明的格言，而是一个明确规定

的系统观念。这个系统为一个社会机体的详细结构，以及为

周密的行动方式规定了法律义务。这里面没有任何东西是含

糊的。这并不是一些令人羡慕的格言，而是一些将事物放置

并保持在适当位置上的确定程序。中古世纪在规律的见解方

面为西欧的知识形成了一个很长的训练时期。当时也许缺乏

一些实践。但这观念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被冲淡。这个时期十

分明显地是一个有秩序的思想的时期，完全是理性主义的时

期。正因为当时存在着无政府状态，所以才加速了一个完整

体系的观念的形成，就好像现代欧洲的无政府状态刺激了

“国联”这一明智观念的产生一样。

对于科学说来，除开事务秩序的一般观念以外，还要一

些其他的东西。我们只要稍微提一句，就能说明经院逻辑与

经院神学长期统治的结果如何把严格肯定的思想习惯深深地

种在欧洲人的心中了。这种习惯在经院哲学被否定以后仍然

一直流传下来。这就是寻求严格的论点，并在找到之后坚持

这种论点的可贵习惯。伽利略得益于亚里士多德的地方比我

们在他那部“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所看到的要多一

些。他那条理清晰和分析入微的头脑便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

学来的。

说到这里，我认为我仍然没有把中世纪思想对科学运动

的形成所提供的巨大贡献说出来。我所说的是一种坚定不移

的信念，它认为每一细微的事物都可以用完全肯定的方式和

它的前提联系起来，并且联系的方式也体现了一般原则。没

有这个信念，科学家的惊人的工作就完全没有希望了。这个

本能信念活生生地存在于推动进行各种研究的想像力之中，

它说：有一个秘密存在，而且这个秘密是可以揭穿的。这个

信念又怎么会这样明晰地印在欧洲人心中的呢？

我们把欧洲思想的这种倾向，和任其自生自灭的其他文

化状况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它只有一个来源，即：中世纪

对神的理性的坚定信念。这种理性被看成是兼具耶和华本身

的神力和希腊哲学家的理性。每一种细微的事物都受着神视

的监督并被置于一种秩序之中。研究自然的结果只能证实对

理性的信念。但请记住；我说的不是少数个别人物公开表示

的信念，而是欧洲人心中由于好几百年没有受到诘难的信念

而产生的印象。这种信念是一种本能的思想风尚，而不仅是

信条的文字。

亚洲方面，关于神的观念不是太武断就是离人性太远。因

之，这种观念便无法对于思想的本能习惯发生多大影响。他

们认为，任何固定的事物都是由于一个非理性的专制神明发

出命令而产生的，要不然便是从一种超人性的和不可思议的

事物根源中来的。他们不曾有过像我们这样的信念，认为近

乎人性的神具有可以为人理解的理性。我并不是说欧洲人相

信自然可以穷究这一点在逻辑上已经得到了证明，这个问题

甚至在我们自己的神学中也没有办到。我唯一的目标就是要

理解这问题是怎样产生的。我的解释是：在现代科学理论还

没有发展以前人们就相信科学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觉地

从中世纪神学中导引出来的。

但科学并不仅仅是本能信念的产物，它还需要对生活中

的简单事物本身具有积极的兴趣。

“为事物本身”这一点很重要。中世纪的前期是一个象征

主义的时期。它是观念丰富多彩的时代，也是技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