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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命运-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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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该权力既没有法律的形式，又没有禁忌的效用，所以，并未压抑性征。它是通过特殊性征的增殖来起作用的，这些多重性征相关于特殊年龄（婴儿或儿童）
、注视于某些特殊形式（对老年人的过度关切或爱护、恋物癖）
、渗透于社会关系（医生和病人、教师与学生）
、出没于某些场合（家庭、学校、监狱）
，所有这些性征都符合权力的精确过程。
它们是从人们的肉体、快感中抽取出来的；或者说，它们是在肉体与快感中得到加强的；它们被各种权力实施提取、显现、分离、强化和归并。
性征通过权力扩张而增殖；每个局部性征的表面都显示出权力的扩张干预。
自１９世纪以来，这种连锁关系一直被数不清的经济利益所保证和传递，这些经济利益在医学、精神病学、色情业的帮助下，已经与快感的分解的区分和控制该区分的权力的增殖联系起来了。
权力和快感并不相互抵销、反对，而是相互追寻、重叠、支持。鼓动和激励的积极和复杂机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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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联系在一起。福柯再次重申，必须抛弃那种认为现代工业社会开创了一个性压抑得以增强的时代的观点。
（二）性科学在性的问题上，人们总是把自己的见解诩为科学，其实这种科学只是一种规避学，从根本上依附于道德律令，其警告危言耸听。因而有关性的真理过分冒险，令人无法忍受。
在历史上，有两个产生了性真理的重大过程。一是在中国、日本、印度、罗马、阿拉伯国家中，发展了一种“性爱艺术”
（ａｒｓｅｒｏｔｉｃａ）
；二是西方人自己的“性科学”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ｓｅｘｕ－ａｌｉｓ）。
在“性爱艺术”
中，真理从快感本身中抽取出来，被理解为一种实践，积累为经验；性爱艺术并不是由规则、规范和法律组成，而是由方法组成，并且不是通过监视来达到的。人们并不把快感与准许和禁止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也不从功利的标准来衡量，而是首先从它自身来审视的，依据的标准其强度和持续及其对肉体和心灵的作用。这种知识只有保密，由大师传授给弟子，否则就会失效。人们认为这一熟练艺术的效果之一，比起其规则的节俭所导致一个人想象的要慷慨得多，美化了一个幸运到足以能接受以下特权的人：绝对控制住肉体；独一无二的极乐；时空的忘却；人生的不老；死亡及其威胁的驱逐。
西方文明并不拥有这样一种性爱艺术，而是独一无二地产生了一种性科学，即讲述基于权力—知识形式（即忏悔）之上的性真理的过程，忏悔（ａｖｅｕ）与传授（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截然相反。虽然这两种过程都带有权力机构，但彼此截然不同：在传授传统中，真理的启示自上而下，来自大师，他把真理传给弟子；而在西方忏悔传统中，真理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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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知识—权力的产物 ９５２
下而上的，来自忏悔者、冒犯者或病人，并为权威人士所接受和使用。在古希腊，真理和性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性是真理的媒介。在西方传统中，真理充当为性的表现。至少从中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已把忏悔发展为真理生产的主要仪式之一：１２１５年拉特兰议会制定了在赎罪的圣礼中使用的忏悔技巧，并且在法律过程中，忏悔成了一个日益变得重要的因素。
这有助于忏悔在国家权力和宗教权力的秩序中起核心作用。
“忏悔”
一词及它所派定的法律功能的进化，就是这一发展的象征：从成为一个由一个人赋予另一个人的地位、身份和价值的保证中，可以表明某个人对他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的确认。
长时间来，个人的证明是通过他人的参照以及他与全体公民的关系的证实来进行的，于是他能够或者必须宣称的关于他自己的真理话语证实了他。真理的忏悔被权力深深印刻在个体化过程的核心处RJ。《知识意志》的一般论题是：从１８世纪末开始，忏悔不是仅仅保持为一种赎救技巧，而是特别成了有关性征的多重技巧，它从天主教中分出来，散布在教育、医学、精神病学和文学中，出现在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世俗忏悔在弗洛伊德那里臻于顶峰，他发明了交谈疗法，精神分析的成功归于１９世纪的忏悔技巧。西方人早已成了一个进行忏悔的动物，事无巨细，必须和盘托出。西方社会早已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忏悔社会，忏悔早已成为西方最受重视的产生真理的技巧之一。现在，忏悔这一义务通过多方转述，并且在我们头脑里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不再把它看成是约束我们的权力带来的结果，忏悔即解放，而权力却把人压制住了；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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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属于权力的秩序，而是与自由有着初始的密切关系：这是哲学的传统主题，通过表明真理的本性不是自由（谬误也不是屈从）
，而是真理的生产完全充满着权力关系，政治的真理史将不得不推翻这个论题。
忏悔便是这方面的例证。
然而，忏悔技巧的扩展无疑是西方人世世代代都投身于的一种巨大劳作，以生产出人类的屈从（ｓｕｊéｔｉｏｎ）
：在该词的双重含义上，人类被构成为ｓｕ－ｊｅｔ，而其他形式的工作则确保了资本积累。
毫不奇怪，福柯把忏悔当成性征的部署的关键，因为忏悔把福柯在《词与物》的人文科学的说明中首次加以描述的那两种主体性形式熔合在一起了。忏悔是一种话语仪式，在其中，讲话的主体又是陈述的主体；忏悔还是一个在权力关系内展开的仪式，因为不当着搭档的面，谁也不会忏悔，这搭档并不简单地是对话者，而是一个“权威”
，他需要别人忏悔，规定和估价忏悔，并介入其中以裁决、惩罚、宽恕、安慰和调解。多少世纪来，性的真理至少在大体上陷入了这种迂回曲折的话语形式中，这种形式既不同于教育形式，也不同于传授形式，于是与“性爱艺术”的形式相去甚远。在《监督与惩罚》中，我们看到惩戒技巧如何能把一个人构成为一个将被判决、测定和检验的对象。在《知识意志》中，我们看到一个人如何被构成为一个讲话的、欲求的主体，并且具有忏悔所展示的内在体验领域。但是，我们还看到在这一自我表达的瞬间，个体成了牧师的臣民，或者稍后成了医生、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等科学家的臣民，所有这些主子都要求个人作出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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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曾经是并且现在仍是主宰着真正性话语产生的一般标准，但随着新教、反改革运动、１８世纪教育、１９世纪医学等的崛起，忏悔不再是独一无二的赎救仪式。当忏悔成了各种权威的标准技巧时，忏悔同时也成了案卷的基础，一种被记录的知识体系。性话语被记录下来，通过改编，集为案卷，得以出版，并被人评注。基督教仪式的忏悔是隐秘的，作为非被记录的话语，它们并不产生这样一个案卷。但是，１９世纪的医学、精神病学和教育学等科学却编纂并分类自己所描述的各种快感，尤其是异常的快感。性快感的巨大档案室由此逐渐建成。这是一种稀奇古怪的科学，因为它并不基于观察和实验之上，而是基于有关反省和生活体验的可疑证据上。
福柯倾向于认为１９世纪精神病学家们是严肃认真的，他们对重要事件有极强的感受力。仍然，传统忏悔过程与科学戒律的最新技巧的相互融合产生了性征的科学。
倘若从宽广的历史视角来审察，便可发现，西方社会与“性爱艺术”的传统决裂之后，拥有一种“性科学”
，它一直在履行自己制造真正的性话语的任务，其方法是使古代的忏悔过程适应科学的法则。为了生产出关于性的真正话语的复杂机制，西方社会差不多花了１５０年时间，在这一性征部署的过程中，忏悔的古代禁令与诊所的听诊方法联系起来了。
正是这一部署才使得所谓的“性征”具体体现了性的真理及其快感。
“性征”正是构成为“性科学”的那个逐渐发展起来的话语实践的相关物。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专门的真理领域在１９世纪发生作用的历史，性征的历史首先必须从话语历史的观点加以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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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性科学”与“性爱艺术”相对立。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性爱艺术并未完全从西方文明中消失；也不是人们借以造就一种性科学的运动中一直缺少的。在基督教忏悔中，尤其在良心的指引与检验中，在精神团结和上帝之爱的追求中，存在着一整套与性爱艺术有共同之处的方法：由导师引导沿着传授的道路前行，体验的强化一直延伸到他们的肉体，并通过伴随而来的话语而使效果理想化。与我们有关性征的知识相联系的“性爱艺术”的最重要的因素，既不体现在医学向我们允诺的健康性感的理想中，也不反映在有关完整的和繁荣的性征的人道主义梦想中，当然也不处于情欲亢进的激情和生物能量的美妙情感中，而是包含在与性真理的生产相关的快感的增殖和强化中。
福柯认为自己的初步探讨已经发现了所有那些使性与快感强化并变得更为激烈的情形，并断言，若要对此作出说明，那么有关我们的社会出于经济原因而对性施加压抑权力的那个假说，似乎是极其不充分的。因为我们要处理的如其说是一种将性排斥在外的否定机制，倒不如说是有关性话语、专门知识、快感和权力的一张精妙网络的运作，整个光辉灿烂的性的陈列反映在话语的极大数量、权力的顽固不化以及知识与快感的相互作用之中。福柯据此出发并且不会轻易放弃的假定是：权力与知识、真理与快感的那些部署（如此不同于压抑的那些部署）并不必然是次要的和派生的，而且压抑无论如何都不是基本的，不是压倒一切的。因此，我们不应接受一般为人们所承认的压抑，而是必须以那些产生知识、增殖话语、激起快感并产生权力的确实肯定的机制为出发点，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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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考察这些机制产生与运作的条件，设法弄明白相关于这些机制的禁律或掩饰的事实是如何分布的。简言之，我们必须界定这一知识意志所固有的权力策略。就性征的确切情况来说，我们将设法构建一种知识意志的“政治经济学”
R K 。压抑理论不足以辨认权力和欲望借以相互联结的方式，实际上，两者的联结方式要复杂得多，原始得多。
第二节 权力分析的基本内容
权力问题是福柯后期著述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但是，福柯探讨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提出一种权力的“理论”
，而是从事一种权力的“分析”。这并非因为他在《监督与惩罚》和《知识意志》只是直接讨论了权力问题，而是因为他认为任何通过“何谓权力？”
这个问题而对权力问题的探讨都是使人误入歧途的。在权力问题上，福柯的评论虽然否定了人们有关权力关系的陈见，拟就了权力关系分析的一般草案，但它们都缺乏一个理论应该具备的连贯性和形式化，因此，福柯提供的并不是一种权力理论，而是分析权力关系的一个工具箱。
如在《监督与惩罚》中，权力分析是依据惩戒技巧、权力和机器技术来进行的。但在《知识意志》以及《权力知识》的讲C演和会谈中，战争成了权力关系分析的纲要，策略和力量之类的术语得到了特别重视。紧接着，最近的著述为权力关系的分析提供了基督教的牧人照料这一观念，并把这种权力称作“牧师的权力”。总之，福柯的权力分析是探索性的，而非连贯一致和完美无缺的。尽管如此，福柯的权力评注还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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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人们的持久重视和研究。
一、批判传统的和本质主义的权力观
权力分析就是要界定由权力关系形成的专门领域，并确定能使权力分析成为可能的种种工具。
然而，在福柯看来，只有完全脱离某种他所说的人们对权力所作的“法律—话语”
描述，权力分析才能成立。
因为这种权力描述既主张压抑假说，又认为法律是欲望的产物。换言之，把依据本能压抑而作的分析与依据欲望之法律而作的分析区别开来的，显然是它们每一个借以设想自然及驱力的机制的方法，而非它们借以设想权力的方法。它们都依赖于权力的描述，而权力的描述因依赖于人们对它的使用以及相关于欲望而赋予它的地位，导致了两个相反的结果：如果认为权力只是对欲望作了外部控制，就导致“解放的”许诺，如果认为权力由欲望本身构成，就会使人陷入困境。而且，权力的描述并不局限于有关性的话语。事实上，它要普遍得多，人们经常在权力的政治分析中发现它，并且它无疑还深深植根于西方历史RL。这种权力描述有这样五个主要特征。首先，它所建立的权力对性的关系，无一不是否定的：排斥、拒斥、抛弃、阻碍、掩饰或遮蔽。权力绝不允许性和快感；权力只会产生缺失和裂缝；权力忽视基本因素，引入间断性，分离相关物，并划定界限。
权力的结果采取的一般形式是限制和缺失。
其次，对法规的坚持，表现在：权力把性置于合法与非法、许可和禁止这种二元对立的系统中；权力为性规定了“秩序”
，而这“秩序”
同时又作为一种可理解的形式，性必须在它与法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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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基础上得到辨认；权力通过制定法规而起作用，权力对性的控制是通过语言或更确切地说通过创造法律规范的话语来进行的。权力开口说话就是法规。权力的纯粹形式存在于立法者的功能之中，它的相关于性的作用方式却具有法律－话语特征。
再次，它的目的是让性否定自己，性不该存在，采取的手段无非是恐吓，对性进行压制以示惩罚。要么否定你自己，要么受到压抑的惩罚；如果你不想消失，那就不要出现。你只能存在于黑暗和隐密之中。第四，审查的逻辑。这一禁令被认为呈现三种形式：断言性是存在的，阻止人们对之进行谈论，否认它的存在。这三种形式很难协调，但是这种审查机制以一种逻辑关联而著称：它把非存在、非法和非可表达三样东西关联起来，以使第一个同时又是其余两个的原则和结果。被禁止的东西只有从现实中消失，才能得到谈及；不存在的东西甚至没有权利在言语的秩序显露自身；必须受抑的东西作为首要的禁忌物要从现实中排除出去。这三重禁令构成了悖谬的法律逻辑。最后，机关的一致性。在所有层面上，权力以相同方法实施在性上面。自上而下，无论是总体决策，还是细枝末节的干涉，还是它依赖于何种设想或制度，它总是以一种统一和综合的方式而起作用，它依赖法律、禁忌和审查等简单且无限再生的机制而运作：“从国家到家庭，从王子到父亲，从法庭到日常惩罚的细小变化，从社会统治机构到臣民本身的组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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