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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命运-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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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典时代的癫狂
突然间，在１７世纪中期，癫狂在世界范围内已不再是末世学的形象，愚人船已被人遗忘，已经停航，已不再是一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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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批判理性主义的主体３５
船，而是一所医院。在这个医院中，禁闭已代替了乘船航行。
人们借以体验和处理癫狂之人的方法发生了变化，有关癫狂的“古典经验”产生了⑥。直到１８世纪末，理性与癫狂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改变了。现在癫狂不象在文艺复兴时那样，是理性的永恒陪衬，不断进行引起争论的对话，癫狂已从理性生活中排斥掉了。
通过“大禁闭”
，古典时期企图将使文艺复兴刚刚释放其声音并早已驯服其暴力的癫狂变得静默无言⑦。１７世纪建立了大量禁闭院，甚至百分之一的巴黎市民被关入禁闭院。
１６５６年，法国政府发布了在巴黎建立总医院（Ｌ‘ＨｏQｐｉｔａｌｇéｎéｒａｌ）
的法令。然而，总医院并非一所医疗机构，它更接近于一种具有半司法权的结构，是一个具有行政权的实体，设有火刑柱、镣铐、监狱和地牢。就其作用或目的而言，总医院与任何医疗概念无关，它是一种秩序的要求，是同一时期在法国组织起来的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秩序的要求。
⑧总医院、禁闭所、宗教和治安机构、救济和惩罚机构、政府的慈善和福利机构都是古典时期特有的现象。
拘禁所中被拘禁的人，不仅有疯人，而且还有病人、穷人、同性恋者、纵欲者、渎神者、反叛的孩子、不负责任的父母等。
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偏离古典时代的理性行为的准则，都属于非理性类型。他们都具有一个最明显特征：懒散。社会把懒散视为最邪恶的形式。由于不情愿，或缺乏能力和机会，他们不参加社会劳动。
禁闭的职能与治愈疾病毫无关系。
与此相应，他们被拘禁的直接和明确的动机就是经济上的或政治上的。禁闭在１７世纪的整个欧洲是一件“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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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ｌｉｃｅ）
的事，为所有那些失去工作便无法生活的人提供可能和必要工作的全部措施，使禁闭成为必要的是劳动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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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医院的作用在于它是一种新的解决社会问题（如经济危机）的措施，因为纯粹消极的排斥态度首次被禁闭措施所取代；失业者不再受到驱赶或惩罚；失业者以自身的自由为代价换来了照料。失业者有温饱的权利，但他必须忍受肉体和道德的拘禁束缚。但在度过了经济危机以后，禁闭又获得另一种意义，即它不再把没有工作的人关起来，而是为那些被拘禁者提供工作，使他们为全人类的繁荣作出贡献。它在充分就业和高薪时期可获得廉价劳动力，而在失业时期，可重新吸收懒汉，使社会得以抵抗动乱和暴动。
D E福柯坚持认为，拘禁作为一种经济措施和社会预防方法，具有创新价值。具体体现了理性把癫狂排斥为一种非理性形式，而且还充分表达了两种有关被拘禁者的全新经验，这些经验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癫狂意识，即估价意识和认知意识。
估价意识分为两种：一是批判意识，即理性把癫狂反思地意识为自己的对立面；二是实践意识，即理性依照集体规范排斥癫狂。对这种意识的经验具有四个关键特征：首先就是被拘禁者具有一个共同特征——懒散。其次，同文艺复兴的经验截然不同，恰如大禁闭从肉体上把疯人从生活共同体中排除出去了，古典的癫狂经验则从概念上把癫狂从理性生活中排除出去了。再次，类似于其他非理性形式，癫狂作为一种懒散，违犯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伦理意识，因而受到谴责。
劳动是拯救工具。最后，癫狂被看作一个需要加以管理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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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批判理性主义的主体５５
对象。同商业或经济一样，道德也受人管理。这里所说的肉体禁闭、概念排斥、道德谴责和管理控制这四种古典的癫狂经验的特征，也适用于穷人、性倒错者、犯人和其他被拘禁者，因此也就是一般非理性的古典经验的特征。
在福柯看来，古典的癫狂经验从未完全与非理性的结构相分离。确实，他坚持认为，“正是在癫狂与非理性并且单单与非理性的关系中，癫狂才能被理解。
非理性是癫狂的支撑；或者还不如让我们说，非理性限定了癫狂之可能性的场所。“
D F虽然在这里，疾病、犯罪、渎神者、纵欲者与癫狂的联系愈来愈密切，但在总医院刚刚成立时，情形并非如此。因为疯人并不象其他非理性之人那样是罪人，而是欣赏物，这就是癫狂与其他非理性形式的特殊差异，即疯人具有动物性，古典时代把疯人视作人类本性的动物方面在身上占主导的人。疯人比其他人健康，经得起严寒酷暑。鉴于其他非理性形式被当作要躲开公众意识的丑事，疯人却在固定时间里向世人展示。另外，恰如野生动物拒绝服从大自然的有序规律而受罚，拘禁和戒律期望能摧毁疯人的意志，抑制他的不合理的激情。由于不把疯人当作病人，所以癫狂很少与医学相联系，也不能与教养领域相联系。最后，鉴于在文艺复兴时期，癫狂曾经传达了人类堕落的悲剧真理和人类虚幻的讽刺真理，而现在癫狂不再表达任何有意义的事，而且还受着理性的监视。
福柯所说的古典时代的认知意识，就是把癫狂意识为知识的对象，而不是排斥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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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福柯注意到，与现时代相比，古典时代是异常的，因为它容纳了估价的癫狂意识与认知的癫狂意识之间的大鸿沟。
尤其是，把目光焦聚于拘禁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政策，却没有诉诸对癫狂作出的医学或其他科学说明。
古典拘禁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它体现了一种对待穷苦的新态度。在基督教古老传统中，人类被逐出伊甸园伴有劳动的诅咒，劳动既有经济必要性，又是精神赎罪。穷人是真实具体的存在物，他们都需要帮助。在中世纪，尽管贫穷对受害者来说是一种神圣的尊严，但贫穷同时又被颂扬为是检验富裕信徒有否善心的神圣设计。信徒们之所以获救，是因为富裕信徒的善行。然而，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中，情况就不同了。路德认为善行并非必需，因为它们为圣徒们什么也没有做，善行不再是一种拯救之途，善行的帮助开始被看成一种社会义务，贫穷相应地被视作“社会混乱的一种结果和社会秩序的障碍”
，为此，需要把穷人禁闭起来。在重商主义经济中，由于穷人既非生产者，又非消费者，因而无社会地位，穷人只有禁闭起来DG。但福柯紧接着又说，禁闭是个严重错误，是一个经济失误：它通过排除和清洗，抑制了贫穷，又通过救济穷人，维持了贫穷。尽管由于工业发展需要劳动力，穷人可以再次在国家机体中发挥作用，但劳动力市场有限，因此，穷人无法摆脱贫穷DH。即使所有闲散人员都有工作，人类也不能消除某种贫困，贫困注定要发生，并且必然与各种社会形态共存，直至人类历史的终结。原因在于贫困使富裕成为可能，穷人穷了，富人和国家才会富起来。贫困是国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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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批判理性主义的主体７５
分，倘若没有穷人，全人类就会变得贫困，穷人构成了国家的基础和荣誉。这种贫困不能受压制，也无法得到压制，而是应该受到歌颂和尊敬。
D I福柯还指出了１８世纪有关禁闭的政治批判是如何起作用的，“它根本不是癫狂之解放含义上的；我们决不能说它允许人们给予癫狂之人以更多的仁慈的或医学的注意。
相反，它通过双重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使癫狂更加牢固地与禁闭相联系。“
D J 这里说的双重联系无非指：使癫狂成为禁闭力量的真正象征和拘禁世界内荒唐和无法挣脱的代表；把癫狂看作所有拘禁措施的典型对象。
古典时代的另一个关键特征是：在１７或１８世纪，禁闭实践与医学互不认可，医学与癫狂的治疗很少有关，医学远没有治疗的权利。但是，不把癫狂分析为一种特殊痛苦，而是许多疾病中的一种，却十分重要。哲学问题和医学问题指引着这种分析。哲学问题关注的是“理性”的本质以及“合理性”与“非合理性”之间的区分，关注那些把癫狂假定为“理性”的对立面并把“理性”当作判断疯人的行为的伦理标准的来源的问题。而医学问题关注的则是癫狂的行为、倾向和多样性的分析。然而，在１７和１８世纪，这两个问题不仅密切联系，以至于癫狂的医学分析往往诉诸于哲学问题，而且精神和肉体在癫狂的分析中也是密切相关的。
只是到了１８世纪下半叶，这两个问题才渐渐分离；只是到了１９世纪精神病学的出现，人们才开始把癫狂看作精神的疾病。因此，精神与肉体的分离，并不象通常所说的那样始于１７世纪的理性主义哲学家，而是在１９世纪对应于当时的特殊哲学问题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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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生的。
相比于文艺复兴时期理性与癫狂之间的连续对话，古典禁闭则是一片沉寂。但这并不绝对：语言介入了并非被真正抑制的诸多事物中。禁闭、监狱、土牢、甚至拷打也都参与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无言对话（即斗争的对话）中。
然而，在１８世纪末，人们把癫狂视作为一种精神疾病，这就提供了对话的破裂的可能性，并把癫狂与理性进行交流时所使用的一切没有固定句法的、结结巴巴的、不完善的言词都抛弃、遗忘了。
癫狂与理性之间不再有任何共同语言。
在精神疾病的平静世界里，现代人不再和疯人交流思想了。精神病学的语言，作为理性面对癫狂而作的独白，只有在这种沉寂的基础上才能确立起来。
三、现时代的癫狂
类似巴歇拉尔的科学史方法，福柯的癫狂史看法也有两个主要的决裂，一是发生于１７世纪中期的大禁闭，二是１８世纪末Ｐ。比奈尔和Ｓ。图格把疯人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体验癫狂的新方法就是把癫狂视为“精神疾病”的现代心理学看法。
福柯认为，“对疯人进行治疗的时代是令人欢欣鼓舞的时代”。
有关歇斯底里和疑病症的理论发展促使人们把癫狂视为精神疾病。
在英国，贵格会教改革家Ｓ。图格在１７９５年在约克城外成立了收容所，从而迈出了疯人解放的第一步。收容所位于约克城一英里外的富饶畅快的乡间，不太象监狱，更象是农场。它给疯人以人道款待。而法国医生比奈尔在比赛特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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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批判理性主义的主体９５
疯人、给疯人以自由这个经过却是尽人皆知的。尽管图格的收容所和比奈尔的疯人院起相同的作用，但图格却在宗教背景（贵格会教）内建立自己的道德体制，而比奈尔的收容所则建立在纯粹的世俗的道德秩序上。这实际上就是解放疯人的两种形式：一是成立全新机构以摆脱旧机构；二是对始于１７世纪中期的古典机构体制进行改头换面。
他们两人都把疯人从旧的总医院的肉体束缚中解放出来，并确立起“家庭”
环境。由于医生象父亲一样监视和惩罚病人，因此，通过迫使他们承认和接受自己的罪责，医生象父亲照顾孩子那样照顾他们。图格赋予家庭以一种社会尚未默认的具有原始价值的威信，以使这个家庭发挥一种反精神错乱的作用。
由于在疯人院中，人们不仅把疯人看作有罪的孩子，而且还是其行动需要别人精心监视和估价的陌生人。这样，在以前总医院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医生，现在在疯人院里因发挥着父亲和法官的作用而成了关键人物。
福柯认为，收容所能起到一种道德上和宗教上的隔离作用，所以图格的“慈善”行动并非一般“解放”。我们必须重估图格的工作的实际意义。实际上，在图格创办收容所的过程中，他用一种沉闷的、令人痛苦的责任替代了癫狂的自由恐惧。确实，收容所不再惩罚病人的罪过；但它做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它组织了这种罪过；把罪过组织为疯人的自我意识，作为与看守者的一种非相互关系DK。图格以“道德治疗”
为名在收容所里加以实践的劳作本身就是有一种抑制作用，比所有肉体上的强制手段都要高明。因为这种劳作丧失了任何生产价值，而只是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强加给癫狂病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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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毫无自由可言。图格还提出了一种比劳动更为有效、比其他观察更为有效的方法，即“受人尊敬的需要”。
倡导疯人院，实行精神病学改革，这确实把疯人与其他非理性之人区分开来了，穷人不再受到禁闭，疯人的肉体也得到了解放，并被置于一个道德教育体制中。然而，福柯认为，这种做法只是为了从精神上更好地控制疯人，其实就是巨大的道德监禁。
在疯人院的沉静世界里，病人受到理性的正式代表（医生）的永久判定和对象化，医生则使病人认识到自己的客观癫狂，使疯人对自己不能吸收合理的行为准则而悔恨。医生的任务是对病人进行伦理监视，并宣称自己拥有科学知识。
实际上，医务人员的行动不必依据有关疾病的客观定义或具体的疾病诊断，而是要依靠包含着家庭、权威、惩罚以及爱情等的秘密的那种威望。因为他的观察、他的言词足以使病人吐露隐情，使癫狂的假定消失，并且最终使癫狂屈从于理性。
医生的言行具有消除狂乱、恢复道德秩序的力量DL。然而，对医生本人来讲，他自己的权力的合理性以及病人的地位则要求一种有关科学客观性的实证神话，因此，某种有关癫狂策略就转变成精神病学这门学科了。
福柯在《精神疾病和心理学》中略为鲁莽地指出：如果没有道德监禁的极度残暴，即１９世纪的“博爱主义”在伪善的“解放”幌子下禁闭癫狂，那么精神病学等心理学就不可能存在。福柯强调，以治疗疯人的精神为目的的道德实践十分重要，因为它表明精神病学首次在西方科学史上表现出几乎是完全的独立性和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不断使隐藏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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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批判理性主义的主体１６
力量发挥作用，以摆脱实证主义的限制。
图格和比奈尔所创立的疯人院反映了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主要结构和价值观：家庭与子女的关系以父亲的权威为中心，违法与惩罚的关系以司法为中心，癫狂与无序的关系则以社会和道德秩序为中心。医生正是从这些关系中获得了治愈疾病的权力。
然而，从１９世纪初始，医生全然忘掉了了这种道德实践的意义，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知识封闭在实证主义规范之中，其结果是这种实践活动愈加变得隐蔽，精神病医生的力量愈加神奇，从而医生与病人间的关系日益陌生，医生成了魔术师。
福柯的结论是：“我们所说的精神病学实践是某种产生于１８世纪末、保存于疯人院生活习俗中并且为实证主义神话所掩饰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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