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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诗文鉴赏辞典-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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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归去来兮辞》，永久地离开了使他感到“违己交病”的仕途。与另几首行役诗相比，这首诗的结构显得整齐些，两半匀称，界限分明。在情景关系上，另几首差不多是山水的纡曲、险阻引起行役之叹，而这首则是写山川之美，由异地之美引起对故园之美的相关联想，读来似乎让人觉得亲切些。引起这种相关联想也许是钱溪此地的山川风光与柴桑的山川风光相似的缘故，此诗谓“晨夕看山川”，两年前作者于乡居中写“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饮酒》其五。按古直、逯钦立谓此组诗作于元兴二年即四○三年）情形是很相似的。今天我们如果有兴趣对两地风光实地考察一下，或许能证明这个推测并非虚妄。
作者：汤华泉
咏荆轲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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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荆轲之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陶渊明的这首诗显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一历史故事。
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报，报复、报仇之意），引出荆轲。不仅概括了荆轲入燕，燕丹谋于太傅鞫武，鞫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燕丹得识荆轲，奉为“上卿”等等经过，而且，一开始便将人物（荆轲）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负之重任，大体都已亮出，所以说这四句是“已将后事全摄”。正因为如此，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等等悬念，也就同时紧紧地系在读者的心上。下面接着就写荆轲出燕，在临行前，史书中有荆轲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引起荆轲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的记载。诗人略去这一重要情节，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显然是回护了燕丹的过失，但这样写却与首句的“善养士”相呼应。既使得内容和谐统一，一气贯注，也使得笔墨集中，结构浑成。易水饯行，《战国策》与《史记》是这么写的：“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缓而渐趋激昂。诗人则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素骥，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因而“雄发”二句的刻画——头发直竖，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气，冲动了系冠的丝绳——虽不无夸张，但却由于情真意足而显得极其自然。易水饯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的激昂悲壮的一幕。高渐离、宋意……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饯席之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送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流涕。“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又一笔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决心，写出了行者的气慨，而这也就是这幕戏的意图与效果之所在。“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使上述的决死之心与一往无前的气概，从行动上再加以具体的表现。其中“凌厉”二句亦属诗人的想像，它好似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铺叙得排荡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前一句洗练地交代了荆轲与燕丹在地图中藏着利刃以要劫、刺杀秦王的计谋，同时也宣布了高潮的到来，后一句只写秦王慌张惊恐，从对面突出荆轲的果敢与威慑，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等，则只字不提，其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现了雄姿勃勃的荆轲形象，也表现了作者剪裁的功夫与创造的才能。诗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评述，诗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灭的光辉、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诗人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彩而又有分量的结尾。正如张玉谷说的“既惜之，复慕之，结得抟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诗赏析》）。
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现实。不过这“现实”亦不宜说得过窄过死（如一些论者所言，这首诗是诗人出于“忠晋报宋”而作），为什么呢？首先，因为陶渊明反复地说过：“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这使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着豪放、侠义的色彩。其次，诗人也曾出仕于晋，不过他说这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田园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晋”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当然“宋”亦如此。这些都是我们不必将《咏荆轲》的作意胶柱于“忠晋报宋”的理由。诗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恶除暴、舍身济世之心常在，诗中的荆轲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说得简单一点，便是借历史之旧事，抒自己之爱憎，这样看是比较接近诗人心迹的吧。是的，这首诗的影响也正在此，此亦有诗为证：“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龚自珍《己亥杂诗》）
作者：赵其钧
桃花源诗并记
晋太元中①，武陵人捕鱼为业②。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③，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④，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馀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⑤，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⑦，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馀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馀乐，于何劳智慧。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
〔注〕 ①太元：晋孝武帝年号（376…396）。②武陵：今湖南常德。③黄发：指老人。垂髫（tiáo条）：垂发，指小儿。④要：邀。⑤扶：沿。向：旧。⑥南阳：今河南南阳。刘子骥：名驎之，好游山泽，见《晋书·隐逸传》。⑦规：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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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诗并记》，表现高尚美好的人类社会理想，是陶渊明晚年的代表作品。了解传统文化，这是必读之作。
先读《记》文。从“晋太元中”到“豁然开朗”，可谓引子，叙述桃花源之被发现。此节文字已带出传奇色彩。“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仿佛若有光”，“豁然开朗”等语，尤能状出奇异之感。间或写景亦很优美，“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颇能引人入胜。从“土地平旷”到“不足为外人道也”，是中心段落，描写渔人与桃源人之接触，通过渔人之眼呈示桃源世界。“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启示着桃源世界的人间性。“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馀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则意味着桃源人之富于人情味。“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更表明桃源人对自由之酷爱，对传统之忠诚。这些意义，自然不是世间渔人所能理解的。“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桃源人与世间人的这一番对话，实无异为桃源与世间的一种文化比较。但其深刻意蕴，则有待《诗》中阐发。从“既出”到“后遂无问津者”，可谓尾声，交待渔人之背约，桃源之不可再寻，愈增扑朔迷离之传奇色彩。这便令人更加向往，渴望更多了解桃源。《诗》，于是顺着读者此种心理推出。
“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起唱六句，揭示桃源产生的历史。自从秦始皇悖逆人道，贤者便纷纷避世隐居。人道出于天道，故曰“天纪”。这是先秦儒道两家的共同思想。“贤者避世”是孔子的话（《论语·宪问》），这也是儒道相通之点。“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为避秦乱，夏黄公、绮里季等四人到商山隐居，称“商山四皓”。那时候，桃源的先民们也离开了这个世界。《记》是从屋舍良田写入桃源，《诗》则从历史根源写入，但是都说明着桃源世界的人间性。“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初来桃源的足迹渐渐湮没了，那道路渐渐荒芜消失。比较《记》语“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此二句诗尤具岁月绵邈、桃源渺茫之感。以下便正面展开桃源世界，揭示其文化特质。“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桃源人相勉努力耕种，他们日出而作，日落各归所居休息。此二句，暗用《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用得到家。“桑竹垂馀荫，菽稷随时艺。”桑竹采用犹有馀荫，五谷能够及时种植。这暗示着没有横征暴敛、徭役、战乱的干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古人的理想，在这里是实现了。“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此二句诗互文。春收蚕丝，秋收粮食，没有官家征税，这里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君王！桃花源，是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虽说荒草掩路，可是阻隔的实在只是与外界的交通，桃源人之间，却是常来常往，交情至为淳厚。上文“相命肆农耕”，下文“斑白欢游诣”可证。鸡鸣狗吠，其声互答，是暗示着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友好。“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俎豆是古代祭祀用的礼器，衣裳即上下装。上文“秋熟靡王税”二句是揭示桃源政治经济之特质，此二句则是揭示桃源民俗文化之特质。礼法、服制犹保持古风，这意味着古老的美德之保持。所以：“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孩儿们在天真活泼地唱着歌，头发斑白的老人们哪，在欢欢喜喜地往来游玩。这岂止是“斑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不言而喻，古人所理想的“幼有所长”，比较容易做到，而“老有所终（善终）”恐怕就不那么容易办到。这里是全都实现了。从敬老爱幼的全幅落实，最能透视桃源道德文化之特质。不过，桃源人对科学知识则不感兴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桃源人从草木的发荣与凋落，便知道春秋之变化。虽说没有岁历的推算记载，一年四季那是清楚的。下文点出此中真意：“怡然有馀乐，于何劳智慧。”简朴的生活快乐有馀，哪里用得上什么智巧呢！智巧尚且不存在，欺诈权谋就更谈不上。桃源文化之特质，乃是道德与自然兼尚，二者并行不悖。“俎豆犹古法”与“于何劳智慧”二句，可证。“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从秦到晋，六百多年，此举大概。桃源的奇迹一直隐没了数百年，今日却向世人显露了她似乎是神仙般的境界。然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桃源风俗自淳厚，世间风俗自浇薄，道不同又何能相谋？所以桃源只能显露一下便又深深隐蔽起来。“异源”二字极可注意，深刻揭示出桃源与世间在文化根源之地的异质。“薄”之一字，是对现实社会的根本批判。“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游方士，即游于方内之士，指世间俗人。试问世人，你们又怎能了解尘世之外的人间呢？不能的。你们与他们属于两个世界。“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我多么愿意乘着轻风高飞远举，寻找那些与我志趣投合的人们啊。诗人自我的最后出现，是诗人全幅真性情的自然呈露。
桃花源的理想社会，以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热爱劳动、富于人性、酷爱自由、忠于传统为特质。这一理想，是对当时现实社会的根本否定。当时的社会，充满阴谋、篡夺、屠杀、战争，广大农村，民不聊生。陶渊明躬耕便难得温饱，一般农民状况可想而知。没有对时代的感愤，对社会的反省，对人民的同情，绝不可能有这一理想的产生。桃源理想社会的人间性（非仙非佛、非彼岸世界），实是对当时盛行的佛教思想的根本否定。陶渊明所居附近的庐山，是当时佛教一大中心。元兴元年（402），名士刘遗民等百馀人与庐山僧人慧远，在佛像前建斋立誓，共期西方。影响极大。（《高僧传·慧远传》）西方，彼岸世界也。桃源则是人间世界。陶渊明所创造的社会理想，真正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人间品格，亦是对当时中西文化冲突的有力回应。
桃源社会理想有一定的现实依据。从汉末至东晋，战祸频仍，各地人民往往逃入深山险境聚居避难，有的形成堡坞社会。但其中仍是等级制度森严。桃源则与之根本异趣。桃源理想，作为一种文化理想，更重要的成因是对于传统文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她吸取了《礼记·礼运》大同社会“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等思想，而扬弃了其“选贤与能”之成分；她吸取了《老子》“小国寡民，虽有什伯之器而不用”，“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等思想，而扬弃了其“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及“绝仁弃义”之成分（桃源尚有古礼）。她可能还吸收了魏晋以来从阮籍、嵇康到鲍敬言的无君论思想。终于是自成一新天新地、新境界。《桃花源诗并记》，堪称《礼记·礼运》以降，中国文化之一大瑰宝。
《桃花源记》与《桃花源诗》珠联璧合，又相对独立，读来并无重复之感。《记》以渔人之眼示现桃源。渔人背约，足见其为一俗人，故不可能对桃源有同情之了解。《记》中故事，可视为桃源文化与世间文化之一次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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