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能够改变什么-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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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她的这种与众不同然而颇具成效的师爱，首先我们不能误读她的教育方式。她并没有鼓励早恋，更不曾打击早恋，而是在恰当地引导。鼓励或者打击早恋肯定都是不妥的，会容易伤害孩子。张琳老师尊重了青春期孩子的心理特征，只有从孩子的身心发育特点出发的教育，才可能是成功的。

孩子的成长有不同的阶段，分别会有各自的特点，在异性同学交往当中也是如此。高中生渴望异性交往，这是青春期的心理需求；有些男女生之间产生朦胧的好感，的确是很正常的事情。作为师长没有必要大惊小怪，甚至视为洪水猛兽。过分地重视只会适得其反，导致孩子的逆反心理，或者弄假成真误导了孩子的正常交往。而像张琳老师这样的开明态度是非常可取的。对待自然而然的事情需要采取更为自然的方式，不要陷孩子于尴尬的困境甚至刺伤他们的尊严，否则后果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而且，相信孩子，培养他们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的自主意识，是一种更为迫切和重要的教育。

我们当前的教育还是非常缺乏这种开明态度的，很多时候对孩子缺乏起码的理解和尊重。动辄设置重重障碍企图扼杀这种人性和天性，甚至拿孩子做反面教材等等，真的令人悲哀。比如什么男女分班防范早恋，专门开设男子高中，这样偏激的教育注定是失败的。因为它不从孩子的天性出发，在孩子的人格成长和心理发育需要异性交往的时候，教育者却要禁止和扼杀，严重地会导致孩子人格和心理的畸形。身心的健康成长需要人性的呵护和滋养。

正因如此，我们更有理由为张琳老师而感动。她真正地尊重和理解了孩子，其可贵就在于，这是一种平等的爱而非俯视的爱。俯视孩子的教育永远不可能取得成功，不可能真正被孩子接受。我们肯定张琳老师的这种“尊重教育”是重在实质，而不是简单模仿和照搬。我们的教育可以不必都去这样排座位，但却必须给予孩子充满人性的理解和尊重。不要违背和扼杀孩子的心理需求与美好天性，并信任孩子，使他们学会对自己负责。让我们的教育因为师生之间的真诚理解和尊重而充满感动。1227（原载《光明日报》）

关键在于“管教”出了问题

青岛一位中学教师投书《青岛晚报》，认为当今学生不缺沟通、不乏激励，少的是管教。《中国青年报》教科版编辑感觉这个话题捕捉得很有代表性，既敏感，又尖锐。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主题为“学生欠管教吗”的大讨论。编者按说：“近年来，我国教育界普遍倡导激励教育、赏识教育，强调家长、老师都要以平等的姿态和孩子对话，尊重孩子，给孩子创造一种宽松自由的气氛。但是，激励和赏识是否就意味着不能批评？尤其是现在我国孩子中多是独生子女。一棵小树要长成栋梁之材，中间少不了剪枝，更何况人的成长。”

而这位教师在致当地媒体的信中说：“最近报道的我市某中学学生联合炒掉班主任的事让人深思。学生为何要炒老师？是老师犯了错误吗？是老师不能胜任吗？读完报道才知道不是这样，是因为班主任不让学生谈恋爱、穿出格的时装。全班只有三名同学没有联名行动。再联系到前不久某校上初中的几个女孩离家出走、某学生将批评他的老师打倒的事……我们不禁要问，现在的学生怎么了？”

以下本文为这次专题讨论发表的第一稿。

这位青岛教师所说的学生的种种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不服管教，所以他（或她）主张更要对学生严加管教。这样“硬碰硬”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呢？只能越发将问题激化，这不是教育的根本良方。“管教”是什么意思？从广义上说，管教可以是教育的通俗化说法；狭义上呢，正如这位教师的主张，无非就是惩罚和训诫。孩子离家出走，学生顶撞老师，孩子心理不甚健康，学生思想存在问题，这些当然都是教育的失败。我们首先应该反思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不是冲动或盛怒之下就要对学生严加管教。

这些教育问题的存在，和尊重学生、倡导激励与赏识没有关系，这绝不是尊重学生的过错。学校教育就应该以学生为主体，师生在人格和地位上都是平等的，师生之间应该互尊互爱，如同一种朋友和伙伴的关系，而绝不能是管教与被管教的关系。

出了问题应该具体分析。学生联名炒老师鱿鱼的事并不鲜见。一个多月以前，浙江乐清市一位女教师就曾因为着装新潮而被学校解聘，这也是学生联名要求的。成都市也出现过类似的事。湖北黄石一群小学生联名给校长写信“弹劾”不合格班主任。这是民主意识的萌芽，需要好好呵护，而且是一个契机，正可弥补民主教育的缺失。像青岛这例事件，全班只有三位同学未联名行动，难道说问题就全在于学生吗，老师的态度和“管教”方法有没有不妥之处？

“管教”这个词显得有些生硬，不如还回归到“教育”吧。教育不应该是生硬的，教育不能是责打，不能是怒斥，不能是教训，更不是娇惯。教育是什么？这是一个探讨不尽的话题。而今提倡的激励与赏识是教育良方之一种，我们不能把家长老师的一些不良教育方法所带来的问题，归罪于激励和赏识。

“管教”这个词本身就已经表明了教师的态度和观念。我觉得有些教师的观念还存在误区，以为孩子“不成器”是由管教不严造成的。实则相反，好多问题正是由管教不当引发或激化的。如果师长采用了正确的教育方法，保障了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长，他们会一时赌气就离家出走吗？如果老师和学校实行的是“爱的教育”，老师真心地爱学生，就会赢得学生由衷的尊重和爱戴，这样的好老师，学生们舍得联名炒掉吗？不要以为孩子就没有是非观念，就不懂得爱憎分明，一个教师是否合格还是得由学生说了算。一个真正的好老师首先得是一个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我们的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还有我们的老师，都应该好好反省一下了。不是责备现在的学生不懂得自省和自我教育吗，然而我们身为师长的又做得怎样呢？1206（原载《中国青年报》）

一朝吐绿露芳容（1）

教育要回归天性与自然

打开语文课本，呈现在眼前的也许不是名家名篇，而是同班同学的作文。这些入选课本的小学生作文，都是在课堂上30分钟内完成的，没有老师的指导，没有事后再加修饰。这样的“奇迹”发生在广州市天河区华阳小学。他们使用的是一套人教社版“生本教育体系实验教材”，该校已有8篇学生作文入选这套教材。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奇迹产生？因为这是一种回归天性的教育。“生本教育”，顾名思义，就是以学生为本的教育，它同时又是一种自主教育。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挖掘学生的潜能，让教育去适应学生的天性，而不是让学生去适应教育模式，不是束缚和扼杀天性。

稚童作文入选语文课本，这不仅仅是一种值得欣喜的教育现象，更应该引起我们对于以往教育体制和体系的反思。

教育体系的特点集中体现在课程设计上。传统语文教材过分偏重名家名篇，再加上分析评价中不乏主观延伸的溢美之词，致使这些经典作品给学生的感觉是高不可攀的，是和他们自己的作文有着天壤之别的。即使他们再努力，自己也不相信会达到那样的水平。所以学生在学习中会产生知难而退的畏缩心理，这很不利于教学的进展和学生的进步。

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些名家名篇就像不可逾越的“高墙壁垒”横亘在学生面前。而现在教材中收入学生作文，与名家名篇“平起平坐”，这从根本上看也是一种观念上的启示。写作不再是一件难事，而是一种发挥天性的自然流露；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欲望和能力，写作是一件最自然而然的事。正是因为回归了天性，打破了人为的限制，小学生们才能够在30分钟内完成足以入选教材的美文。这是带给教育的深刻启示。

学生作文入选教材，大家一起学习同学的文章。这就给了孩子们一个平等的起点，由于课文是同龄人的真实故事真实情感，学习起来也就有了“共同语言”。孩子们怀着浓厚兴趣热烈讨论，主动地参与其中，自然事半功倍。同时还灌输给孩子这样一种感觉和意识，只要自己努力就能够创造成功，成功不再那么神秘。这跟武汉某小学树立“名人墙”有异曲同工之妙。某一方面表现优秀的小学生可以和成功人士同上名人墙，大家都是平等的。这会有效激发孩子的上进心和创造意识。

课本收录学生优秀作品，是一项教改的重大成果和有益尝试。我们的教育改革所追求的就是孩子的成功成才和健康成长。成功就是人的创造潜能的不断开掘，而开掘潜能和大胆创新的前提就是回归天性。可以说，教育改革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回归天性与自然。这也是创新教育的根本所在。

因此，我们非常期待更多像学生作文入选课本这样的“创新现象”出现，非常期待我们的教育体系逐步回归天性。1228（原载《山西晚报》）

何必动辄拿书本说事儿

最近有人“咬文嚼字”地挑出了某散文大家著作中的130多处疏漏和差错，自誉为“石破天惊”。这让我想到了几年前有人对某名人传记的“匡谬正误”。不管这些“差错”是属于文史还是文字方面，都给我们摆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以什么标准去衡量和判别文章中的差错，如何对待我们的阅读和发现？

问题的关键在于，用以判定的标准是否靠得住。如果仅仅依据历史教科书和语言词典来评判，就未必那么客观了。且不说前两年有位退休教师指出“中学历史教材错误多达数百处”是否可信，教材编者认为有些“差错”是“史学界见仁见智的问题”。既然教科书上说的也并非定论，那人家的怀疑就有一定道理。历史的真实面目是不可能“见仁见智”的。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如果一切以史料、课本和词典为准绳，则难免走入教条主义的误区。因为书本是用来记录生活和历史的，词典是记录语言实践的，它们永远都滞后于人们的生活实践。如果一切只能向“既定”看齐，我们的学问和语言都将停滞不前。

还有一位老学者曾经列举了高一语文课本的种种“失误”，简直就要把作者们的创造力给扼杀殆尽了。他建议“转瞬即逝”应改为“稍纵即逝”，“行驰”应改为“行驶”，“游目驰怀”应改为“游目骋怀”，等等，一切都得按照习惯性用法，不可以有丝毫个性创新。如此“禁锢”下去，语言还怎么发展？多亏公元前没有一部金科玉律般的词典，否则我们今天恐怕还得“之乎者也”吧。

以上两例至少说明，书本不是“铁律”，根据书本得出的“错误”未必可靠。因为说到底，书本也只是一种主观判断，不能等同于客观事实。我们的知识就是在不断地推翻与论证中进步的，发现新的，刷新旧的，创造新的，更新旧的，这种知识的新陈代谢是正常的。如果仅仅因为这种发现与创造不合所谓经典，不循规蹈矩，就要一棍子打死，那就是有害的了。

语言当然也包含在知识范畴中，语言文字时时刻刻都是发展演变着的。最有生机和活力的语言不在词典里，而在大众的嘴里。词典是“死”的，语言是“活”的。所以有语言艺术功力的作家都深谙向群众学习之道，但他们从来不主张向词典学习语言。每年每月每一天，都会有新词汇产生，时代会赋予旧词汇以新内涵，但它们的缔造者并不是词典编纂者。因此《新华新词语词典》才有了向广大读者征集新词之举，而且当“包二奶”进词典的时候还颇引发了一番争议。其实词典的责任，除了规范用语之外，就是要尽量及时并客观地展示语言的“时代风貌”。语言变化在先，词典跟进在后，不能说旧词典中没有的词汇或释义，你用了就是错误的。任何词典也不可能穷尽语言之内涵和奥妙，很多词汇及其含义未能收录，那正是词典的局限所在。词典本身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差错和疏漏。

“语言是条流动的河”，这话早就有人说过，我这里不过是借用一下。当然这个问题应该辩证地来看，词典在规范用语的同时也可能限制人们的创造，人们在大胆创新的时候也需要一定的规范，关键是要掌握一个尺度。不必动不动就拿书本说事儿，千万别做“春江水暖鹅也知”式的老学究。0609（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

教育的权力空间有多大

学生随手扔个矿泉水瓶就能被开除、女生留长发或者男生剃光头就禁止上课、校长儿子结婚全校师生放假、以教育为名随意曝光学生隐私、随意开除学籍又拖延办理退学手续、高考试卷上的漫画成为落榜理由、考试作弊就取消学位资格……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近来目睹之教育“怪现状”，足以显示出校园权力的混乱无序和随意扩张。这必须由外力和法治加以监督规范，必须建立针对校规合法性的审查程序。不合法的教育是一个“法治社会”的耻辱和悲哀。

最近又有这样的事，深圳某中学在全校整顿学生发型，规定女生必须剪齐耳短发，舍不得剪去长发者不准上课。类似事件在一个月前还发生在广州某民办高校。

这两起事件都在学生形象上大做文章，其目的何在？深圳该校校长的说法是为了优化校风树立学校对外文明形象，因此还把“整顿发型”作为各班级考核标准之一，若有一位女生没按规定剪发就扣掉班级一分。广州该校负责人的理由更加冠冕堂皇，是“为了搞好素质教育”。

校方的这些新规定和新现象，足以构成教育界的“形象工程”。刻意地注重外表，苛求所谓的规范，从而缺失了起码的人文关怀甚至有悖常理，这其实是为学生的人格发育营造了一种扭曲的教育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学生，正常的心理需求都可能得不到满足，人格发育又怎么可能不受负面影响呢？

教育不是“形象工程”，不是做给外人看的，而要对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负责。校方的那些理由是荒唐可笑的，头发长些的女生就没了素质就有伤校风吗？这种观念怎么有点“复古”的意味呢，这是否也可算作另一种“传统回归”？只是在这样的传统回归中，学生的正当自由和权利又要到哪里去寻找？

深圳该校校长对记者承认“不剪发就不许上课是班主任为保班级评比分而采取的偏激方式”。这真让人搞不清到底谁更偏激了，学校既然有了这样不剪发就扣分的制度，那还能让班主任怎么做呢。校长还表示他将“教育班主任用适当方式给至今还留着长发的女生做思想工作”。呜呼哀哉，我实在不知该何言以对了。

不管是什么样的规章制度，不需经过任何听证与论证，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笼，谁赋予了学校这种“绝对权力”？教育者的权力空间到底有多大？

现代法治社会里，公权与私权的关系要逐步实现对等，校园不是法律真空不是世外桃源，当然也应该被包含在内。可在现今的教育界，在学校里，校方的“公权力”与学生的“私权利”之间处在一种怎样的状态呢？学生是否只有服从管理的份儿，而不用理会这种规定是否合理又出于何种目的抑或只是校方的一时心血来潮？这样培养出来的将会是符合怎样标准的学生？如果事实真是这样，那又谈何以学生为主体，谈何人格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