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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之学校-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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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形成公共意见的重要因素就是在大礼堂里的活动，这个学校里的每个学生每天都要去那里花上一小时，有时一起唱歌，有时聆听一个高年级学生讲物理学上的一个有趣的实验，或由一个烹饪班的学生宣布一个价廉物美的食物单，或者听一位医生讲如何能改善家庭周围环境的卫生状况。礼堂活动时间，也可供一般社会公众使用。牧师，政治家，任何一位市民，只要做了任何有趣的事，都可以来讲给儿童听。学校用这方法邀请周围地区的所有社会机构来校。
一小时“应用”方面的课也有助于同样的目的。儿童为了他们班上的作业，跑到最近的公共图书馆里，阅读或查寻有关资料，或是仅仅为了学会利用图书馆的书；他们也去附近的青年会里借用那里的运动场，或听一个演讲；或者他们可以上任何教堂或俱乐部，在那里接受他们的父母所希望的那种宗教教育。学校成了当地社会交换社会信息的地方。应用课的时间，有时也被用来在工场或在操场上的实地工作，以补充通常的课堂教学。因此一堂算术课可以上成应用数学课，如在操场上为一所房屋设计地基，或是在学校商店里呆上一小时。这种商店通常有一个房间，布置得像杂货店，儿童在那里可以练习心算和口算，经营“商店”时也可以练习英语。应用课时间也可以用于为学校大楼做些事情。如一个学习速记、打字或簿记的高年级学生，可以上学校办公室做上一小时的实际工作，做某一个职员的助手。五年级的男生在这段时间去照看学校的贮藏室。他们负责看管学校的全部设备，所有外面送来的货物都由他们点收，然后分配给学校的各个教员和员工。在各工场中学生的工作成绩，由另一些学生在应用课时间内记录下来。有一个拿工资的薄记员管理着一间办公室，学生们手持印好的单子跑到那里，单子上由工场中的教员填明了学生的工作时间、工作效率以及所应得到的分数；正在办公室实习的学生职员则根据学生交来的单子把分数记在他们各自的记录簿上，然后把这些记录保存起来。学生也为学校开办了一个邮递所，作者看到一个六年级的男孩正在分送教职员工的工资支票并通过学校把收据集中起来。从事这类工作的儿童不仅学到了算术和簿记，他们还学会了责任心和自信心。他们懂得了他们的学校具有什么意义，对学校的福利事业是清醒的；他们知道他们所在的学校是真正的学校，他们与学校的利益完全一致。
学校的午饭间是由膳食部门管理的。当埃默森学校（Emerson School）最初建立时，它配有规定的烹饪课桌、各人用的煤气灯、餐桌及菜柜。现在这些都改成了一种服务台，学生服务员在台旁供应他们做的饭菜——这是供给他们同学吃的真正的午饭，用饭的人把膳费交给一个管账的学生。年幼的女孩在年长的女孩学习烹饪的时候，从旁帮助服务，因而也学到一些烹饪功课。配制菜单，买办食物，登记账目，都由女生操作。她们需要垫付些钱及制作菜单，菜单必须达到化学科所规定的标准，化学科的学生则对食物进行分析，将食物营养成分的比较价值列成表。结果是蒸热食物的营养更足，烧得更好，价钱很便宜。每天的菜单都公布出来，上面有每样菜的价目及它的营养价值，餐室墙壁上悬挂着各种广告和图表，显示着各种食物的相对价值，还有价廉物美而营养丰富的食品和价高而粗劣的食品的菜单样本。这些都是烹饪科的学生制作的，是他们实际实验的结果。
葛雷的学校不是根据课本教“公民”这门课的，学生们学习公民课，是通过帮助照看自己的校舍，制定在礼堂和操场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上公共图书馆，以及听在葛雷工作的人讲葛雷正在做的事等进行的。他们通过选举自己的学生会的模拟竞选运动、各种党派、初选活动、报票站以及选票来学习。用自己的双手制作家具和水泥走廊，并知道制作它们要花多少代价的学生们，不会轻易损坏走廊或家具。将来他们自己做了纳税人，对于他们制作东西的价值及其改进方法，也不致轻易受人愚弄了。卫生宣传运动，利用应用课时间与市里各个社会机构相接触，在学校礼堂听人讲更多的有关这个城市的事务，所有这些都是在上对学生有感染力的公民课。儿童们亲眼目睹各类事物，他们以做一个好公民来学习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这种实际的公民课具有双重的价值，大多数儿童的父母是外国来的，他们对自己生活的城市的市政机构或组织一无所知，而且由于他们不理解周围所见到的东西，因此也就不可能知道这些可能发生的事及其限度。家长们对各种法律一无所知，直到他们犯了法；对公共卫生一无所知，直到他们危害了公共卫生；对社会资源也一无所知，直到他们有所需求的时候。因此他们自然地对政府和社会权威表示怀疑，他们的儿童应该具备一些实在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健全的判断力，这是非常重要的。除了给学生这方面的知识外，学校还试图把美国的生活准则传授给学生，再通过学生教给他们的家长。每个学生入学时，告诉学校当局的，除了通常的名字、年龄和住址外，还有有关其家庭的某些资料，如家庭的大小、家庭的收入来源以及他生活的这个家庭的特点等等。学校把这些东西都记下来，如果学生转学，就把记录转送到那所学校去。各个年级的教师每人在本学区挑出一些街区，并且为这块区域设计规划。儿童就教员所划定的地区画一张详细的地图，图上标着各个街道、人行道、路灯柱子以及邮箱，还为每一所房屋、谷仓、茅舍以及每一块空地标上了位置。如果街区的布置发生了变化，地图也就作相应的修改。每个儿童还要把家中各个房间的面积丈量清楚，画出一张自己房屋的平面图。教师把这些地图和她自己的区域图一同保存，这样她就能得到一幅每个儿童的住宅及其邻居住宅的全图。把这些地图与儿童入校时的家庭记录作个比较，就很容易辨别出某个家庭的生活条件是否合乎道德和卫生要求。
每个教师有一个小得足以彻底了解的区域，她要尽可能地熟悉住在这个区域的所有儿童。如果坏的情况是无知或贫困造成的，教师要设法做些什么事情来补救他们，并且务必使这一家庭知道怎样去改善自己的状况。如果情况很严重，就要通过这个街区的其他儿童去激起四邻的公共舆论。学校常常把礼堂活动的时间专门用于展览这些地图，说明街区和四邻的优点或劣点。儿童总是要把这些消息带回家中告诉家长。由于房屋租金和设备条件是可以自由讨论的，因此这些报告也常被采纳。家长被鼓励来学校询问各种信息，常常有些新到的家庭，从过分拥挤简陋的小屋搬进舒适的公寓，租金并不增加，这全由儿童传递校中消息，使他们知道不必出钱住条件这么差的屋子。由于学校这样去帮助他们，并把讨论这些问题视为正课的一部分，因此儿童及他们的父母理所当然会接受学校的意见。有关房屋的改进办法，卫生设备，面积大小以及舒适程度的消息，学校都让家长知道。如果某地居住条件不好，而邻近却有条件较好、租金又相同的房子，学校就通知他们。这样学校不但教给学生有关好公民和社会状况的理论，而且给儿童实际的事实和情况，从而使儿童能看到什么地方不对，知道如何去改进它们。
葛雷学校尽可能地利用当地社会作为教育设备的一个捐献者，这样做不仅得到了很大的回报，即培养了机敏而有智慧的公民，而且立即收到了社会的良好的回报。葛雷的条件原来并不理想，学校的经费也不比大小相等的其他城市多，聘请的教师在其他任何城镇都可以找到，学生大部分来自那些不能给子女提供训练的家庭，而家长们则都正在试图使自己适应完全新的环境。虽然如此，这些学校却做了很多事，它们表现出了良好的校务管理，节约地花费纳税人的钱以便给年轻一代最可能好的设备，最有效地利用他们的时间。在校园和操场所体现出来的葛雷制的这些效果，聪明而愉快的学生，以及学生在校期间和毕业以后所取得的进步的统计资料，这一切之所以令人备受鼓舞，就因为取得这些成绩所依赖的各种条件是任何一所公立学校都能达到的。
（吴志宏译）
第八章 作为社会改良机构的学校
全国各地的学校现在都认识到，要使学校工作富有生气的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与当地的利益和职业建立较为密切的联系。美国学校史上那段致力于建立统一的教材、方法和管理的时期，不得不忽视地方环境的所有特点，因为关注这些特点，就意味着脱离统一性。年代悠久而又相隔遥远的东西和具有抽象性质的东西，是最容易变为一样的并可集中起来像药物般地一包包发给儿童的。不幸的是，结果往往恰恰用同样的教育枪弹去瞄准射击所有的学生，其中没有一个人被真正击中要害。使学校的工作与学生的经验生动地联系起来的种种努力必须从改变学习材料开始，以适应地方生活的特殊需要和一定的特点。
学校与近邻环境的这种密切联系，不仅丰富学校的活动，增强学生的动力，而且还能增强给予社会的服务。没有学校能够为着教育的意图利用社会上的各种活动而反过来这种利用不会影响近邻的居民的。例如，学生学习公民课，如果纯粹从教科书的一般原理出发，那么课程的应用性和适应性就会大大削弱，但如果通过地方调查和改进地方设施来学习公民课，就无疑能影响地方生活。与此同时，社会也能感受到学校在地方上的效用。必须认识到，为福利提供的服务并不是遥远的，当学生长大成人后才出现的事，而是正常的、日常教育过程的一个部分。学校为民主的目的而存在，为公民利益而存在的说法，已成为一个明显的事实，而不是一个公式。一个社会意识到它的学校是公民活动中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就会很快做出回报，给予支持和协助，或者扩大使用社会的设备（就像在葛雷发生的），或者在必要时给予人力、财力或物力的直接支持。
印第安那波利斯市第26公立学校的主管校长现在正在尝试一项与我们平日所知的完全不同的实验，努力使得他的地方变成一所真正的学校；也就是说，在这块地方，邻近的儿童都能成为健康、幸福并具有经济和社会能力的人，并且儿童和家长都能直接认识到教育与社会生活的联系。瓦伦丁（Valentine）先生的学校，位于城市中一个贫穷和有色人种众多的地区，学生也全是黑人。学校并不想去解决“种族问题”，也不打算从事一项仅仅适合于有色人种的实验。学校里从事的工作，在任何一个儿童家庭资源有限，居住环境低劣的地区，没有完全不可行的。一个参观者当他离开这所学校时，没有不希望这样的实验能在全国所有的大城市开始实施。的确，在任何地区实施，只要那里的人民有必要被唤起去认识他们的需要，包括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他们想为社会的最大利益做出贡献，他们就必须被教会如何谋生，如何在闲暇时间和工作时间为自己和邻居尽力。瓦伦丁先生的学校只有在一个意义上说是为黑人儿童办的，那就是学校里的工作结合了周围地区的条件来安排，对入学儿童的特殊需要作了调整。然而，这种实验若能成功，便是在解决种族问题和任何移民区面临的具体问题方面的确迈进了一步。瓦伦丁先生并不感兴趣对这些方面作理论上的说明，他感兴趣的是：弥补学生家庭生活中的种种缺陷；给他们提供各种能为较好的前途做准备的机会；提供大量的健康有益的活动和娱乐；以及务必使学校的工作为改善周围的环境迅速做出反应。
瓦伦丁先生的学校对于所在地区来说确实是一个社会改良机构，但是它较通常的改良机构还有一个显著的优点，因为它对于生活在这块区域的所有儿童，每天有好几小时的接触，而大多数的社会改良机构接触儿童每周不过零星的几小时。该校比大部分改良机构有更大的影响，因为它是一个公共机构，利用这个机构的人都必须交纳费用；人们感到与它的关系是一种商业关系，没有什么慈善性质。由于这种近似于商业的关系，因此学校倒能真正地传授有关增进社会福利的学说。任何社会改良机构由于这个事实使工作受到阻碍，那就是利用这些机构的人觉得他们是接受无须付费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财力比他们富裕的人为他们准备的。但是，社会需要各种专门课程和娱乐活动，通过本地区的公立学校给社会种种便利，就把工作放在不同的基础上了。学校确实成为地区人民的财产；他们感到他们对学校里做的事情多少该负些责任。在某种程度上学校举办的范围较广的活动，就是当地人民自己的活动；他们只不过为了自己的需要利用了学校的设备罢了。
瓦伦丁先生的学校所处的环境，是印第安那波利斯最贫困的地方之一，曾经因无视法律、社会治安混乱而得了坏名声。多少年来，这个学校单独地奋斗，很少或根本得不到整个社会和各个家长的支持。旷课率很高，每年都有很多学生被送上少年法庭。儿童对他们的学习毫无兴趣，秩序极度混乱的现象时常发生。一次一个学生手持屠刀前来向教师报仇，原因是这位教师合理地处罚过这位学生。还有一次，必须逮捕一个学生的家长作为对四邻的一个教训。除了这种敌对和不愿入学的状况，学校还要和邪恶的环境作斗争，最后它不得不采取措施把校舍同近邻的房屋隔离开来。到后来学校董事会把校舍周围的一片土地和木头搭的住屋买了下来。起初有人建议把这些旧房拆掉，但后来人们说服了学校当局，把这些房屋交给学校自用。现在学校拥有一块面积很大的操场和三幢破旧不堪的房屋，学校董事会规定，这次添置的产业，除了其购买费和清理场地费外，不再向市里申请更多的经费。当时还决定将这些房屋用于社会和职业活动方面。其中一幢给学生和感兴趣的居民作为手工训练的基地。现在这幢房屋里有一个木工车间、一间缝纫室，及一间用作上制鞋课的房间。每个年级一星期都要有固定的几小时从事手工劳动，课后还有机会参加其他职业班。这些活动的直接和实际的吸引力从来不会消失，活动的安排适应了学生个人的需要。
木工车间是全天开放的，其中有男生班，也有女生班。学生只要有空，就可以走进车间参加活动。所做的工作并不限于训练儿童如何使用各种工具，但是每个儿童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制作某样东西，只要那东西对他真正有用。工具的作用过程和控制方式，是在学生做某项工作时教给他们的。这就是学校中从事的一切职业活动的秘诀。这并不是不顾那些对儿童今后有用的教学过程中的较为遥远的目的，而是所使用的材料都必须对儿童或学校有一些直接的价值。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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