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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孩子需要大智慧-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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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完全是“想当然”的结果。她在有了疑问之后根本就不做任何调查研究。即使就在这些“垃圾虫”身边经过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可以放下身段，走到这些“垃圾虫”跟前，采访一下这些人究竟为什么会去拣垃圾，是没有其他营生可做还是想找挣钱的捷径。
刘亦婷没有这样做。她的自称有着先进教育理念的父亲也忘记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只是递给她一本书，让她去按图索骥。
而且，就算不想去做实地调查，刘亦婷总可以找一些报道垃圾虫的文章读一读吧。然而，她又没有这样做。试想，在这样典型的想当然思维下，刘亦婷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吗？我相信，如果经过实地采访，刘亦婷写出来的文章一定会更生动、更深刻、更有真情实感。
哈佛毕业：“想当然”本色不改
进了哈佛之后的刘亦婷会怎样呢？会不会就此改掉想当然的思维习惯，而变得富有科学精神呢？当我读过《刘亦婷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一书，我完全失望了。我注意到，在这本书第一部分不长的篇幅内，刘亦婷“想当然”的痼疾仍然没有改正多少。
还有不少同学也是来自“哈佛世家”，他们都为家有“哈佛人”而自豪。我也有理由感到自豪。因为我没有特殊背景，全靠中国的父母、学校培养教育和我自身的努力，同样被哈佛录取了，而且被选进了“马萨诸塞楼”———此楼虽古老，里面的生活设施却现代着呢。
（引自《刘亦婷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第20页）
这段说法是一种典型的“想当然”的思考方式。在谈到如何进入哈佛的时候，只归纳了一些自己主观上的“努力”，而忽略了一些客观因素，其实，跟这些“哈佛世家”有异曲同工之处，刘亦婷进入哈佛也主要靠了“拉瑞的推荐”、哈佛招生政策、当时国人信息闭塞等客观因素的帮助。正面这段话更加典型的反映了刘亦婷“想当然”的思维习惯。
有些读者希望我将中国的大学和美国的大学做一番对比。可惜我没有上过中国的大学，也没上过美国的其他大学（美国的大学差异很大），很难做此比较。但有4点不同我感觉较为明显，说出来供读者参考。
（引自《刘亦婷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第55页）
“想当然”如果成为习惯会怎样？那就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都会做出来。比如，虽然刘亦婷知道自己“没有上过中国的大学，也没上过美国的其他大学”，但仍然不妨碍她讨论一个硕大无比的问题———“中美大学的区别“。
当然，既然是“想当然”思维下的产物，难免会漏洞百出。比如，刘亦婷认为中美大学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美国本科生不盲目追求高学历。然后又说，美国人没有这种在中国十分普遍的观念：“好学生就该硕士博士一直读下去”。
我在中国读了四年大学，跟无数中国大学生打过交道，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学生中有这种“十分普遍的观念”。那些读硕士、博士的学生，除了少部分是抱着追求学术的目的之外，大多数人仅是为了躲避就业压力，减少今后的就业难度而已。想当然的思考问题，难免贻笑大方。
结语
以上仅从3个角度谈了刘亦婷在哈佛几年的学习其实并没有脱胎换骨。在她身上，依然有着应试教育思维给她打下的深深的烙印。应试教育的负面影响如此顽固，也许值得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和家长们深思。
美国人的思维是，是输是赢，不看起点看终点。中国人的思维往往是看起点不看终点。所以，刘亦婷仅仅因为一些主客观因素上了哈佛，便被很多家长当作成功者看待，实际上，刘亦婷距离成功还有很远很远的一段距离。除非大家认定，成功仅是能够糊口而已。
同时，看完这部分内容，我希望读者除了对刘亦婷有正确认识之外，对所谓的名校也要有一个正确认识。正如饶毅先生所言，人的学历和书的封面大概差不了太多。上过
的学校在教学实质上和其它学校并没有大的差别，差别就是学校的名字和外界对学校的一般看法。
刘亦婷4年的哈佛之旅并没有让她产生
脱胎换骨的变化。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创造性以及科学精神在读大学之前缺乏，在哈佛毕业之后就目前而言也没有看出有什么明显的改观。而分数挂帅、学习是头等大事的应试思维，却依然在她的头脑中存在。
哈佛固然是名牌大学，但也是一所普通的大学，牛人和平庸的人同时存在。这是一个绝对真理。但是，我们要小心的是，有人混在牛人的圈子里冒充牛人，而且到处讲经布道，以成功者自居。好在刘亦婷用自己的“自述”告诉我们，名校的口袋里并没有什么让人脱胎换骨的灵丹妙药，牛人在普通学校还是牛人，平庸者进了牛校也变不成牛人。正如我们把青年足球人才送到巴西留学并没有给中国足球带来本质上的飞跃一样，内地大批留学海外的学子至今也没有给国人带来一个诺贝尔奖。以应试为主导的基础教育摧毁人才的能力可见一斑。
智商的误区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对智商（智力）有一种迷信，就是认为智商（智力）对一个人的成功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可是根据我的观察，我认为一个人的智商远远没有其慧商重要。一个智商高的人可以被称为“脑子快”的人，但并不能被称为“有思想”的人，相反，他很可能愚蠢无比；但一个慧商高的人便可以被称为“有思想”的智者，他的脑子也许转得不够快，但是，他很少会犯愚蠢的错误。
智商就是IQ（IntelligenceQuotient的简称）。通俗地可以理解为智力，具体是指数字、空间、逻辑、词汇、记忆等能力。某种意义上智商就像电脑的硬件如CPU，一个智商高的人在短时间内能够做很复杂的事情。就像奔腾级、迅驰级的CPU能够运转windowXP这样的大型软件，而386、486只能运转DOS之类的小型软件一样。
我们在校学习期间，除了学习知识外，会花大量时间在智商训练方面。学数学来锻炼数字计算、空间想像、逻辑推理能力，用语文、英语、历史、地理等锻炼词汇、记忆能力。高考，可以说就是对人们在这些方面能力的大检阅。
由于考试是限时进行的，对人们短时间记忆、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要求比较高。所以高智商的人在考试时特别占便宜。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如果一个人有个好记性是让大家非常羡慕的事情。因为大部分考试考查的内容有一大部分都是需要牢牢记住的东西。所以对于考生来说，记忆力好是高分的基础。如果有了好的记性，好的运算能力，好的语言能力，如果你再用功一些的话，考上好大学不在话下。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智商的用处到此为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高智商的用途是非常有限的。只有极少数领域需要高智商。比如棋类运动就相对来说比较需要高智商。但是，他们对智商的需要也不是不着边际的。根据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的测试，国内最好的棋手之一常昊的智商是138，有世界围棋第一人之称的李昌镐智商是139，他们的智商属于优秀水平，但没有达到天才级水平（一般认为，智商大于140属于天才）。看来，即使最需要动脑筋的棋类运动对于智商的要求也就是够用即可，并非高到离谱。
还有一个领域好像特别需要高智商，就是科学研究。但是，我相信这个领域对智商的要求不会高得离谱，起码不会超过棋类运动员所需要的智商。那么，从事科学研究有没有一个智商要求的底线呢？
这个问题好像没有定论，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一些科研工作者的说法。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张广厚在小学、中学读书时智力水平并不出众，他说过：“搞数学无需太聪明，中等天分就可以，主要是毅力和钻劲。”达尔文也曾说过：“我之所以能在科学上成功，最重要的就是我对科学的热爱，对长期探索的坚韧，对观察的搜索，加上对事业的勤奋。”近代“控制论”奠基人，大数学家维纳在自传中说，和他幼年同时被称为神童的三四个人，由于不勤奋上进，以及其他条件等多种关系，长大后都无所作为；相反，有些人幼年时表现平凡，但由于后来的勤奋和环境的熏陶，最终成为科技史上的伟人。
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这样的研究，就是列出各行各业所需智商的底线。我想，真有这样的底线的话，棋类运动员应该要求最高，可能没有优秀以上的水平不行。而搞科学研究的人呢？我想中等水平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两大领域之外情况如何呢？我想绝大多数行业对智商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达到及格水平即可。
先说说政治这个行业，在美国当总统就不太需要高智商，比如小布什就经常被嘲笑智商低。美国宾州罗文斯坦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他的智商是91。老布什只比他略高，为98。
智商91和98是什么概念呢？根据英国和芬兰科学家做了一项统计，在世界范围内，智商最高的人群是中国、新加坡、韩国和日本的国民，他们的平均智商高达105。其次聪明的人群分布在欧洲、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他们的平均智商是100。也就是说，小布什和老布什的智商要比至少一半中国人和至少一半美国人都要低。就是这样一个低智商的人，照样能当上总统，能获得很高的支持率。可见在美国，起码在政治领域，对高智商似乎并不迷信，人们更多看重的是政治家的个人魅力。
说完政治界我们再看看经济界。我们看到中国的福布斯富豪榜上，很多都是小学文化的，美国富豪也有小学文化的，比如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很多大学生都听说过新东方学校的创办人俞敏洪，老俞的智商也不是很出众，当年他考了三次大学才考上。
也许我们看看世界巨富巴菲特的谈话，会对这个问题有更深的认识。美国《福布斯》杂志最近公布的全球200名亿万富翁中，沃伦·巴菲特列第三。当记者问：“你是如何走到现在这一步，成为比上帝还富有的人的？”巴菲特答道：
我怎样走到这一步说起来也很简单。我的成功并非源于高智商，我相信你们听到这一点一定很高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理性。我总是把智慧和才能看作是发动机的马力，但是输出功率，也就是发动机的工作效率则取决于理性。那么，为什么一些聪明人在做事情的时候却不能获得他们应该得到的结果呢？这涉及习惯、性格和气质等方面因素，涉及行为是否合乎理性，是不是自己在妨碍自己。就如我说过的，这里每一个人都完全有能力做我所做的任何事情，甚至做比我多得多的事情。
（引自2003年8月《环球时报》）
至于文化、音乐、体育、演艺等领域，对智商的要求应该不会超过政治、经济等领域。
由此可见，智商其实并不如我们通常认为的那么重要。世界上的职业成千上万，对智商要求高的行业却屈指可数。对多数行业来说，你的智商只要正常就可以。那么，智商正常是什么概念呢？据一项调查表明，人的智商（IQ）分布呈橄榄形：
智商在140分以上（天才）的，只有人口的1％；
智商在120—139（优秀）的，占人口的10％；
智商在110—119（中上）的占人口的16％；
智商在90—109（中智）的，占人口的46％；
智商在80—89（中下）的，占人口的16％；
智商在70—79（临界智力）的，占人口的8％；
智商在70以下（智力低下）的，占人口的3％。
这项调查告诉我们，天才和傻子都是少数，绝大多数人的智商都在正常水平，也就是说，在够用的水平。所谓够用可以借电脑“CPU”形象说明。如果你拿电脑只是上上网，写写文章，我建议你只要弄一个速度一般的CPU就可以了，没必要用最高档的奔4、迅驰等等。
接下来我们研究一下刘亦婷早期教育的神话。
我第一次给婷儿测智商的时间是1984年2月中旬，婷儿差一个月满3岁，测出的智龄为5岁4个月，智商为183。凡是语言能力方面的测试题，3…7岁全部通过；常识方面（如“玻璃和木头有什么不同？”）2…7岁的题绝大部分通过；7岁的7道测验题只有一道“倒数三位数”的题做不出来，还有一些4…6岁组需要小肌肉的题（如画图形、系绳结等）不能通过。
这个结果已经够让人振奋了———据心理学家调查统计，在3岁时，一个心理年龄“早两年”的儿童是绝顶聪明的，5万人中才有1个！
（引自《哈佛女孩刘亦婷》增订本第67页）
这段文字成了刘亦婷家长对刘亦婷进行早期教育获得成功的证据之一。他们的早期教育真的有那么神奇吗？我们先来溯本求源，看看刘亦婷在3岁时进行的智商测试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看看刘亦婷真的如其家长所说，“绝顶聪明，五万人挑一”吗？王小波说过，“根据我的人生经验，假如你遇到一种可疑的说法，这种说法对自己又过于有利，这种说法准不对。”或许刘亦婷的家长应该好好揣摩一下王小波这句话。
《牛顿———科学世界》上刊载了一篇题为《智商的误区》的文章，对智商测试的起源做了介绍：
在1904年，比纳被法国教育部要求研究一种办法鉴定那些学习能力有问题、需要特别辅导的小学生。或者说，要找出一种鉴定学生智力高低的办法。这时候，比纳已放弃了从大脑形态鉴定智力的努力，而改用测试办法。他发明了一套与功课的内容没有关系，只测试学生的推理能力的试卷。到1911年比纳去世时，他共发表了三种智力测试的版本。1905年发表的第一版只是把测试问题按从易到难排列。在1908年发表的第二版中，比纳把这些问题按“心理年龄”排列。他设想，对每一个问题，智力正常的小孩要能够回答的话，最少要有多少岁，这个年龄被当做“心理年龄”。受测试者从为最小的心理年龄设计的问题开始测试，难度逐渐增加，与受测试者所能回答的最后问题相关的心理年龄就是这个受测试者的心理年龄。受测试者的心理年龄减去其实际年龄，即是其智力水平。如果心理年龄低于实际年龄，说明未达到同龄人的学习能力水平，那就需要特别辅导。在1912年，德国心理学家威廉·斯登（WilliamStern）认为，将心理年龄除以实际年龄，更能准确地反映智力水平，“智商”（IQ）由此诞生。
但是比纳本人很清楚，他发明的这套测试，并不是真正在测量智力，“因为智力的好坏是不能叠加的，因此不能像测量线性表面那样地测量。”换言之，智力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多样化的现象，不能简单地以一个数字来表示。而且，比纳也很清楚，这套测试所设定的所谓“心理年龄”，只是许多测试者的平均结果，并不代表一个真正的实在。在去世的那一年，他警告说：如果根据测试结果说一个8岁小孩有7岁或9岁的智力，那只是一种简单化的、主观的说法，容易引起误解，导致其智力测试是真正在测量智力的幻觉。总之，比纳测试只是一种实用性的测试，目的是为了发现学习能力有问题的儿童，并不是真正在测量智力，也不用于对正常儿童划分智力等级。那些被发现学习能力有问题的儿童，也不一定是天生如此、不可改变，通过特殊的训练有可能提高其能力。
刘亦婷3岁时做的这个智商测验正是比纳发明的智商测验。而刘亦婷家长宣称的刘亦婷“绝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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