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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家书-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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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刘海粟有时也会离开巴黎，到美丽的自然里去寻找创作的灵感。一次，傅雷、刘海粟夫妇、刘抗等在蔼维扬会合，前往瑞士莱芒湖畔的避暑胜地圣扬乔而夫休养。刘海粟一边走路，一边不停地把艳红的苹果摘下来往衣服口袋里装。傅雷不由分说地给他照了相，还说：“这是阿尔卑斯山刘海粟偷苹果的纪念。”享受大自然恩赐美景的同时，傅雷从房东家的一本旧历书上翻译下《圣扬乔而夫的传说》，发表在１９３０年出版的《华胥社文艺论集》，这是他最初发表的译作，刘海粟则以奔腾的阿尔卑斯山瀑布为背景，创作了油画《流不尽的源泉》。这天晚上，傅雷对刘抗说了一句“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缘”，刘海粟听到这句诗，很有感触。回到住处后，刘海粟通宵未眠，画下《莱芒湖的月色》，将他们畅谈时的美景永远保留下来。后来，他们又一起坐火车前往日内瓦。傅雷、刘海粟等一道参观了加尔文纪念碑、日内瓦美术馆与历史博物院。一个月后，他们一起回到了巴黎。对这次避暑，傅雷念念不忘，３０多年后写信给远在英伦的长子、著名音乐家傅聪时，还屡屡提及。
在法国留学期间，傅雷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恋爱。遇到和他一样钟爱艺术的巴黎女郎玛德琳后，内向的傅雷一下子坠入情网，狂热地爱上了她。本来傅雷出国前已与远房表妹朱梅馥订婚，爱上玛德琳后，傅雷写信给老母亲，提出婚姻应该自主，要求与朱梅馥退婚。信写好后，傅雷给刘海粟看了一下，请他帮忙寄回国。旁观者清的刘海粟觉得傅雷与玛德琳之间不会有什么好的结局，又怕这封言辞激烈的信寄回国后，对老太太和朱梅馥造成伤害，就偷偷压了下来。几个月后，性格上的差异导致傅雷与玛德琳分手，傅雷为这段感情的死亡而伤心，更为自己鲁莽地写信回国要求退婚对母亲和朱梅馥造成伤害而悔恨不已，痛苦不堪中甚至想一死了之。刘海粟这时才告诉他那封信并没有寄回国，说话间把信还给了他，傅雷感动得泪流满面。
１９３１年秋天，在法国呆了４年的傅雷与刘海粟一起，乘坐“香楠沙”号轮船回国。傅雷到上海后，就暂时住在刘海粟家中。１１月份，他和刘海粟一起编写《世界名画集》，为第２集撰写了题为《刘海粟》的序文，该书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以刘海粟当时在国内外的声誉，请傅雷撰写序文，这件事本身表明刘海粟对傅雷人格与学问的重视。当年冬天，傅雷接受刘海粟的邀请，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担任校办公室主任，同时教授美术史和法文。为适应教学工作的需要，傅雷翻译了PaulGsell的《罗丹艺术论》，油印后发给学生作课外参考读物。傅雷工作的认真负责，常受到刘海粟的称赞。
１９３２年１月，傅雷与朱梅馥完婚，在上海吕班路２０１弄５３号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一·二八”事变后，美专停课半年，傅雷向刘海粟辞职，由人介绍到刚成立的哈瓦那通讯社法新社的前身去担任笔头翻译。秋天美专复课后，他返回美专，辞去办公室主任职务，一心教书，并和倪贻德合编学术刊物《艺术旬刊》。１９３３年９月，傅雷母亲去世，他辞去美专的职务。离开艺术理论教学工作后，傅雷除了间断担任过一些社会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书斋里专心从事翻译工作，将法国文学介绍到中国，不过他的名片背面印着一行法文：Critiqued'Art，即“美术批评家”，这表明他对美术批评的兴趣未减。
傅雷性格桀骜不驯，秉性梗直而又疾恶如仇，希望朋友都和他一样，待人真诚，对事认真，但刘海粟处于美专校长的位置上，要处理方方面面的各种关系，所作所为当然无法像他要求的那样。他们出现矛盾的起因是张弦的待遇问题。张弦从法国回国后，一直在上海美专任教，薪水较低，生活困苦，傅雷与张弦情投意合，便为他打抱不平，认为做校长的刘海粟待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一气之下离开美专。１９３６年夏天，张弦因急性肠炎去世，傅雷认为张弦的死是受美专剥削所造成的，十分怨恨刘海粟。不久，在一次讨论举办张弦遗作展的会议上，傅雷与刘海粟发生激烈争执，大吵起来，从此他们绝交２０年。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傅雷、刘海粟都投入到了火热的新社会中，遂恢复了友情。
１９７６年冬天，刘海粟的一个学生从旧货店买回一幅《长城八达岭》画，送给刘海粟，看着这幅画，刘海粟老泪纵横，这是解放后复交时刘海粟送给傅雷的，“文革”中小偷从屋顶爬进封了门的傅雷住宅，偷出来卖到旧货店。画如今又回到刘海粟的手上，而傅雷却已和他分处两世了。１９８６年刘海粟重游巴黎，想起昔日和傅雷的交游，不禁黯然神伤，他为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出版的《傅雷译文集》第１３卷中收集的《罗丹艺术论》作序时说：“想到漫长而又短促的一生中，有这样一位好兄弟相濡以沫，实在幸运。”
听二十四岁的傅雷讲课…黄宗英
一九三一年秋，傅雷从巴黎回国，抵沪之日，适逢“九一八”事变，故国已无完土。
是冬，傅雷受聘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美术史及法文，《二十讲》就是当年傅雷的授课讲义，一九三四年六月编撰完毕并未发表。遗留下来的是一册厚厚的，以“十行笺”订成的本子，全部以清逸灵秀的毛笔字书成。而我竟能以人民币二元一角购得三联书店的八四年版本，简直不可思议；虽说责任编辑吴甲丰在“编校后记”中解释“限于条件，只好暂时将就”云云，我已经感到万幸万幸如获至宝，百感交集，有点儿想哭。
傅雷最后的家书
即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傅雷散文》以“旅途鳞爪”、“艺苑留痕”、“文坛春秋”和“书札浓情”四个部分，展示了傅雷散文多方面的神采风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收入了若干新发现的傅雷佚文及傅雷最后的家书。
据《傅雷散文》一书编者陈子善介绍，收入其中的“《没有灾情的‘灾情画’》和《＜上海美专新制第九届毕业同学录＞序》两篇是新发现的傅雷佚文，系首次编集。傅雷六十年代致国际小提琴大师、著名音乐教育家梅纽因（YehudiMenuhin）的十四封书简也在去年被发现”，《傅雷散文》遴选了其中的两封先期译成中文。
收入《傅雷散文》中的傅雷最后的家书，是本书即将付梓之际，编者在香港《明报月刊》1968年3月号上意外查到的。这是傅雷致傅聪前妻弥拉（ZamiraMenuhin）的英文书信。此信未收入《傅雷家书》，未署写信时间，但陈子善从信的内容推断，这封家书“应作于1966年8月间，即傅雷夫妇9月3日饮恨弃世前夕，应是傅雷最后的家书，弥足珍贵。信中情真意切，对孙儿的挚爱溢于言表，又隐含对‘文革’的不满”。《傅雷散文》所收的这封家书由当时采访傅聪，后来成为“香港第一健笔”的香港经济评论家林行止中译：
……任何有关临霄的事都使我们大为兴奋，特别是妈妈，自七月以来她就一直计算着日子。再有一个月就是临霄的生日了；再过三个星期就是临霄的生日了……昨晚她说：“就只有三天了。”就像孩子真的跟她在一起生活似的。
你看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是多么高兴呵！想着我们的孙儿在你的客厅、厨房，看着我们的照片，认识他遥远的祖父母，又是多么动人的情景！
可是，我看绝无希望有一天会见到他，拥抱他，把他抱在膝上了……妈妈倒是相信会有这样的日子，但我却不这样想。
不必多谢我们的编织物，妈妈总是感到歉疚，只能以这样的小东西来表达对孩子和你的深爱……我们等待着临霄两岁生日会的照片。如果我们能收到他的面圆圆的照片，我们会多高兴呀！
生活到处都困难，我们要不断地“改造”自己，要克服每一点一滴传统的、资本主义的、非马克思的思想、情感及积习。我们必须消灭一切古老的生活哲学，古旧的社会规范。
对于一个在旧社会生活过四十年以上的人，满脑子“反动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观念”，他所行的“自我改造”自然会困难重重。我
们在艰辛与痛苦之中尽了最大努力，以求达成目前“文化大革命”所提出的要求。
我只能每次阅读五分钟。报纸上的长文章都是妈妈给我读的。这封信是经我口述由她打的……非常想念你们。
试与傅雷比高…管筱明
近两年北京大学教授许渊冲先生有三件大事：一是他用英文撰写的回忆录《追忆逝水年华》和用法文翻译的《中国古诗词三百首》在国内外出版后，其优美的文笔引起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的注意，表示十分欣赏和钦佩，尤其称赞《中国古诗词三百首》是“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样本”，由此国内十大教授联合提名许先生作为候选人，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角逐。二是去年有个外国乐团访华演出，节目中有一部曲子，六个乐章是根据六首中国古诗词改编的，由于年代久远，又经多方转译，其中两首究竟是何人所作，已不清楚。为了弄清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这一个谜，苦煞了中外多少学者？许先生凭借其深厚的学养和渊博的知识，终于考证出这两个乐章是根据中国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和李白的《客中作》两首诗改编的，解开了一个大难题。三是志在赶超傅雷的译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于今年初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傅雷先生是我国文学翻译史上的一座高山，其精心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更可以说是高山顶上一棵参天大树，要超越它实为不易，不仅要有非同一般的胆魄，更要有扶摇直上九天的鲲鹏的翅膀。
约稿时许先生再三表示，傅译已经十分优秀了，大可不必再译。我对他说：“名著不怕重译，况且您可以超越傅雷。”这句话果然激起了他的雄心，老先生不顾七八十岁的高龄，卷起袖子就干，一百二十万字一译就是五年！现在书已出版，究竟超没超过，需要细心比较，本文并不打算深入探讨。我个人的感觉是：整体风格各有千秋，难分轩轾，字句处理许译略胜一筹。这个“胜”就是胜在细节上，前后呼应上，音乐术语上，尤其是胜在现代口语上。例如这一段，傅雷是这样译的：
他认得这音乐，认得这愤怒的呼号，这疯狂的叫吼，他听到自己的心在胸中忐忑乱跳！血在那里沸腾，脸上给一阵阵的狂风吹着，它鞭挞一切，扫荡一切，又突然停住，好似有个雷霆万钧的意志把风势镇压了。那巨大的灵魂深深的透入了他的内心，使他肢体和灵魂尽量的膨胀，变得硕大无朋。他顶天立地的在世界上走着。他是一座山，大雷大雨在胸中吹打。狂怒的大雷雨！痛苦的大雷雨！……哦！多么痛苦！……可是怕什么！他觉得自己那么坚强……好，受苦吧！永远受苦吧！……噢！要能坚强可多好！坚强而能受苦多好！……
许先生是这样译的：
他记得这支乐曲，记得这愤怒的呼啸，这疯狂的吼叫，他听见无法控制的心在胸膛中蹦跳，血液在奔腾咆哮，他感到脸上有狂风在吹，在打，在摧毁，但又忽然被巨人的意志摧毁了。这个巨人的灵魂进入了他的肉体，扩张了他的心灵和四肢，使他扩大了无数倍。他在世界上大步前进。他是一座大山，狂风暴雨就是他的呼吸。愤怒的风暴！痛苦的风暴！……啊！多大的痛苦！……不过这算什么！他觉得自己强大了！受苦吧！受难吧！啊！强大多么好！强大得不怕痛苦更是多么好……
两相比较，我们就会觉得傅译的文字明显具有早期白话文的痕迹，而许译的语言更有现代感，更易得到现代读者的认同。“试与傅雷比高”是出自毛泽东“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诗句，它表现了一种宏大的气魄。本来文学翻译属于艺术而非科学，评判孰优孰劣常凭主观感受，所以超不超过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有超过的胆魄和锐气。傅译初版已有五十余载，如果至今仍无人敢于超过，那绝不是好现象，只能说明我们后人不争气。
傅雷之后…施康强
提到翻译家傅雷，我们马上想到他译的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如果说《约翰·克利斯多夫》对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傅译巴尔扎克的影响更多停留在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的层面。
我们这一代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年龄约从四十岁到六十岁）或多或少都是傅雷的私淑弟子。我们最早接触的法国文学作品是傅译巴尔扎克。后来学了法文，对翻译有兴趣，对照原文精读的往往是一部傅译。我们折服于译者理解的准确和表达的精当，有时我们觉得自己不是在读一部翻译小说、而是一位中国作家在为我们讲述一个法国故事。傅雷提倡，也达到了“化境”。他的译文完全可以看作汉语文学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过傅雷没有译完所有巴尔扎克的作品。为出版汉译巴尔扎克全集，我们势必要补足他未译的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巴尔扎克全集》，凡是有傅雷译本的，一例不用别的译本。傅雷未译的，则另请译者。这些新的译文在不同程度上师法傅雷，它们与傅译并列，风格上的差别并不见得很大。第二十五卷《都兰趣话》是个特例。这是一部用拉伯雷风格写成的、《十日谈》式的短篇故事集，插科打诨，玩世不恭，译文也只有跟着走了。傅雷字怒庵，性情刚烈，嫉恶如仇。他译书一般选择与自己性格相近的，不会去译这部书；真的译了，恐怕也不讨好。
另一方面，翻译不能垄断，傅雷译过的作品可以复译。别的出版社也出巴尔扎克的小说，如最著名的《高老头》和《邦斯舅舅》。由于版权问题，它们都另找译者。译林版《邦斯舅舅》的译者许钧先生是翻译理论家和批评家，他指出“傅雷的艺术个性在译作中表现得过于充分，以致部分遮掩了原作风格”。他自己的译文自然力求更加贴近原文的风格。
傅译的另一个名牌《约翰·克利斯朵夫》也受到挑战。两家出版社将要推出新的译本。一位译者是老翻译家许渊冲先生，他有自己的翻译理论，主张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作，是两种语言的竞赛，译者利用母语的优势完全可以在某些方面超过原作者。许先生很自信，认为他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高于傅译。另一位译者韩沪麟先生比较谦虚，他说自己的译文未必超过傅译，但是将是另一种味道。如果傅译是大米饭，他的译文是籼米饭，请读者换换口味。
韩先生其实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傅雷的文学语言，是半个世纪以前被认可的高雅的书面语言（对话的翻译又作别论）。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也在发展，读者在语言上的欣赏趣味有所改变。西方有一派翻译理论认为每隔几十年就需要产生新的译本。我们这代人喜欢的地道的中国化的译文，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嫌其烂熟，他们读外国小说时更乐意同时读到外国的句法和表达方式，认为这才是原汁原味。好比上西餐馆吃牛排，他们宁可要带血的。近年来的文学翻译，就其总体趋势而言，似乎走的是这条路子。
《傅雷散文》编后…作者： 陈子善
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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