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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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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完中学,可是我们的事业,一说他就明白了。”

会场上这时喧嚷起来。一个名叫奥库舍夫的中学生要求发言。他是药店老板的儿子,

梳着怪里怪气的飞机头。他走上舞台,整了整制服,说:“抱歉得很,同志们。我弄不

明白,究竟想要我们做什么。

要我们搞政治吗?那我们什么时候学习呢?我们总得把中学念完吧。要是组织个体

育协会,办个俱乐部,让我们在那里聚会聚会,读点书,那倒是另一回事。可现在是要

我们搞政治,搞来搞去,最后就会给绞死。对不起,我想这种事情是没有人乐意干的。”

会场里响起了笑声。奥库舍夫跳下舞台,坐了下来。这时候那个年轻的机枪手出来

讲话了,他狠狠地把军帽拉到前额上,愤怒的目光朝台下扫了一下,大声喊道:“笑什

么?你们这帮混蛋!”

他的眼睛像两块烧红了的火炭。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气得浑身发抖,接着说:

“我叫伊万·扎尔基。我没见过爹,没见过娘,从小就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儿。白天要饭,

晚上就在墙根底下一躺,挨饿受冻,没个安身的地方。日子过得连狗都不如,跟你们这

帮娇小姐、阔少爷比,完全是另一个样!

“苏维埃政权来了,红军收留了我。全排都把我当作亲生儿子看待,给我衣服,给

我鞋袜,教我文化,最主要的是教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是他们教育我,使我成了布尔

什维克,我是到死也不会变心的。我现在心明眼亮,知道为什么要进行斗争:是为了我

们,为了穷人,为了工人阶级的政权。可是你们呢?却像一群公马,在这里咴咴叫个不

停。你们哪里知道,就在这座城下,有二百个同志牺牲了,永远离开了我们……”扎尔

基的声音像绷紧的琴弦一样,铿锵作响。“为了我们的幸福,为了我们的事业,他们毫

不犹豫地献出了生命……现在全国各地,各个战场上,都有人在流血牺牲,在这样的时

候,你们倒在这里寻开心。”他突然转过身来,朝主持会议的人说:“而你们呢,同志

们,却找到了他们头上,找了这么一帮人来开会。”他用手指着台下。“难道他们能懂

吗?不可能!饱汉不知饿汉饥。这里只有一个人响应了号召,因为他是穷人,是孤儿。

没有你们,我们照样干。”他愤怒地朝台下喊道。“我们才不来求你们呢,要你们这号

人有什么用!你们这样的,只配吃机枪子弹!”他气呼呼地喊出了最后这句话,跳下台

来,眼皮都没有抬,径直朝门口走去。

主持会议的人谁也没有留下来参加晚会。在回革委会的路上,谢廖沙沮丧地说:

“简直是一塌糊涂!还是扎尔基说得对。找这帮中学生来开会,事没办成,反而惹了一

肚子气。”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伊格纳季耶娃打断他说。“这些人里面几乎没有无产阶级

的青年。大多是小资产阶级,或者是城市知识分子、小市民。应当在工人中间开展工作。

你要把重点放在锯木厂和糖厂。不过今天的大会还是有收获的,学生中间也有好同志。”

丽达很赞成伊格纳季耶娃的看法,她说:“谢廖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不断把我

们的思想、我们的口号灌输到每个人的头脑中去。党要使所有劳动者关心每一件新发生

的事情。我们要召开一系列群众大会、讨论会和代表大会。师政治部准备在车站开办一

个夏季露天剧场。宣传列车这几天就到,我们马上就能把工作全面铺开。还记得吧,列

宁说过:如果我们不能吸引千百万劳苦大众参加斗争,我们就不会取得胜利。”

夜已经深了,谢廖沙送丽达回车站去。临别时,他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过了一会儿

才放开。丽达微微笑了一下。

回城的时候,谢廖沙顺路到家看看。随便母亲怎么责骂,他都不做声,也不反驳。

但是,当他父亲开始骂他的时候,他就立刻转入反攻,把父亲问得哑口无言。

“爸爸,你听我说,当初德国人在这儿,你们搞罢工,还在机车上打死了押车的德

国兵。那个时候,你想到过家没有?

想到过。可你还是干了,因为工人的良心叫你这样干。我也想到了咱们的家。我明

白,要是我们不得不撤退,为了我,你们会受迫害的。但是反过来,要是我们胜利了呢?

那我们就翻身了。家里我是呆不住的。爸爸,这个不用说你也明白。为什么还要吵吵闹

闹呢?我干的是好事,你应该支持我,帮助我,可你却扯后腿。爸爸,咱们讲和吧,这

样,我妈就不会再骂我了。”他那双纯洁的、碧蓝的眼睛望着父亲,脸上现出了亲切的

笑容。他相信自己是对的。

扎哈尔·勃鲁扎克局促不安地坐在凳子上。他微笑着,透过好久没有刮的、又硬又

密的胡须,露出了发黄的牙齿。

“你这个小滑头,反倒启发起我的觉悟来了?你以为一挎上手枪,我就不能拿皮带

抽你了吗?”

不过,他的话里并没有威胁的语气。他不好意思地踌躇了一下,毅然把他那粗糙的

大手伸到儿子跟前,说:“开足马力闯吧,谢廖沙,你既然正在爬大坡,我绝不会给你

刹车。只是你别撇开我们不管,要经常回来看看。”

黑夜里,半掩的门缝中透出一线亮光,落在台阶上。在一间摆着柔软的长毛绒沙发

的大房间里,革命委员会正在开会。律师用的宽大的写字台周围坐着五个人:多林尼克,

伊格纳季耶娃,戴着哥萨克羊皮帽、样子像吉尔吉斯人的肃反委员会主席季莫申科和另

外两名革委会委员——一个是大个子的铁路工人舒季克,一个是扁鼻子的机车库工人奥

斯塔普丘克。

多林尼克俯在桌子上,固执的目光直盯着伊格纳季耶娃,用嘶哑的声音一字一句地

说:“前线需要给养。工人需要食粮。咱们刚一到这儿,投机商人和贩子就抬高物价。

他们不肯收苏维埃纸币,买卖东西要么用沙皇尼古拉的旧币,要么就用临时政府发行的

克伦斯基票子。咱们今天就把物价规定下来。其实咱们心里也清楚,哪一个投机商也不

会照咱们规定的价钱卖东西。他们一定会把货藏起来。那时候咱们就来个大搜查,把那

些吸血鬼囤积的东西统统征购过来。对这帮奸商一点也不能客气。咱们决不能让工人再

挨饿。伊格纳季耶娃同志警告我们别做得太过火。照我说呀,这正好是她的知识分子的

软弱性。你别生气,伊格纳季耶娃同志,我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而且,问题还不在

那些小商贩身上。你瞧,今天我就得到了一个消息,说饭馆老板鲍里斯·佐恩家里有个

秘密地窖。还在佩特留拉匪徒到来之前,有些大商人就把大批货物囤积在这个暗窖里。”

他嘲讽地微笑着,意味深长地看了季莫申科一眼。

“你怎么知道的?”季莫申科慌张地问。他又羞又恼,因为搜集这类情报本是他季

莫申科的责任,现在竟让多林尼克走在前面了。

“嘿——嘿!”多林尼克笑了。“老弟,什么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我不光知道暗窖

的事,”他接着说,“我还知道你昨天跟师长的司机喝了半瓶私酒呢。”

季莫申科在椅子上不安地动了几下,发黄的脸一下子涨红了。

“你这瘟神好厉害呀!”他不得不佩服地说。他向伊格纳季耶娃瞥了一眼,看见她

皱起了眉头,就不再做声了。“这个鬼木匠!他竟有自己的肃反班子。”季莫申科看着

革委会主席,心里这样想。

“我是听谢廖沙·勃鲁扎克说的。”多林尼克继续说。“他大概有个什么朋友,在

车站食堂当过伙计。这个朋友听厨师们说,原先食堂里需要的东西,数量、品种不限,

全由佐恩供应。昨天,谢廖沙搞到了准确的情报:确实有这么一个地窖,就是不知道具

体的地点。季莫申科,你带几个人跟谢廖沙一道去吧。务必在今天把东西找到!要是能

成功,咱们就有东西供应工人、支援部队了。”

半小时以后,八个武装人员走进了饭馆老板的家里,还有两个留在外面,守着大门。

老板是个滚圆的矮胖子,活像一只大酒桶,一脸棕黄色的络腮胡子,又短又硬。他

拐着一条木腿,点头哈腰地迎接进来的人,用嘶哑低沉的喉音问:“怎么回事啊,同志

们?这么晚来,有什么事吗?”

佐恩的背后站着他的几个女儿。她们披着睡衣,给季莫申科的手电筒照得眯缝着眼

睛。隔壁房间里,那个又高又胖的老板娘一边穿衣服,一边唉声叹气。

季莫申科只简单地说:“搜查。”

每一块地板都查过了。堆满木柴的大板棚、所有的储藏室、几间厨房、一个很大的

地窖都仔细搜遍了。但是连暗窖的痕迹也没有发现。

靠近厨房的一个小房间里,正睡着饭馆老板的女佣人。她睡得正浓,连有人进屋都

不知道。谢廖沙小心地把她叫醒。

“你是什么人?是这儿的佣人吗?”他向这个还没有睡醒的姑娘问道。

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边拉起被头盖住肩膀,一边用手遮住电筒的光亮,惊

疑地回答:“是这儿的佣人。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谢廖沙向她说明了来意,叫她穿好衣服,就走了。

这时候季莫申科正在宽敞的饭厅里盘问老板。老板喘着粗气,喷着唾沫,非常激动

地说:“你们要找什么?我再没有别的地窖了。你们再搜查也是白费时间。不错,我先

前是开过饭馆,但是,现在我也是个穷光蛋了。佩特留拉的大兵把我家抢得精光,差一

点没把我打死。我非常喜欢苏维埃政权,我就有这么点东西,你们都看见了。”说话的

时候,他老是摊开两只又短又肥的胳臂。布满血丝的眼睛一会儿从肃反委员会主席的脸

上溜到谢廖沙身上,一会儿又从谢廖沙身上溜到墙角或者天花板上。

季莫申科急得直咬嘴唇。

“这么说,你是想瞒着不讲啦?我最后一次劝告你,赶紧把地窖交代出来。”

“哎哟,你怎么啦,军官同志,”老板娘插嘴了,“我们自己都饿着肚子呢!我们

家的东西全给抢光了。”她很想放声哭一场,但是却挤不出一滴眼泪来。

“饿肚子,还能雇佣人?”谢廖沙插了一句。

“哎哟,她哪儿算得上佣人哪!她是穷人家的孩子,没地方投靠,我们才把她收留

下来的。不信,您让赫里斯季娜自己说吧。”

“算了,”季莫申科不耐烦地喊了一声。“再搜!”

天已经大亮了,搜查还在饭馆老板的家里顽强地进行着。

十三个小时过去了,还是什么也没有查出来,季莫申科十分恼火。他都打算下令停

止搜查了。谢廖沙正打算走,忽然听到女仆在她的小房间里悄悄地说:“一定在厨房的

炉子里。”

十分钟以后,厨房里那个俄国式大火炉被拆开了,露出了地窖的铁门。过了一小时,

一辆载重两吨的卡车满载着木桶和口袋,穿过看热闹的人群,从老板家开走了。

一个炎热的白天,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挎着小包袱,从车站回到家里。阿尔焦姆

把保尔的事跟她讲了一遍,她一边听,一边伤心地哭着。她的日子过得更加艰辛了。她

一点收入也没有,只好给红军洗衣服;战士们设法给她弄到了一份口粮。

有一天,临近黄昏的时候,阿尔焦姆迈着比平常更大的步子从窗前走过,没等推门

进屋,就喊了起来:“保尔来信了!”

他的信上写着:

阿尔焦姆,亲爱的哥哥:

告诉你,亲爱的哥哥,我还活着,虽然并不十分健康。我大腿上挨了一枪,不过快

治好了。医生说,没有伤着骨头。不要为我担心,很快就会完全治好的。出院以后,也

许会给我假,到时候我一定回家看看。妈那里我没有去成,结果却当上了红军。现在我

是科托夫斯基骑兵旅的一名战士。我们旅长科托夫斯基的英雄事迹你们一定听到过。像

他那样的人,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我对他是十分敬佩的。妈回来没有?要是她在家,就

说她的小儿子向她老人家问好。请原谅我让你们操心了。

你的弟弟

再者,阿尔焦姆,请你到林务官家去一趟,把这封信的意思说一说。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又流了许多眼泪。这个儿子真荒唐,竟连医院的地址都没有

写。

谢廖沙经常到停在车站上的那节绿色客车车厢去。车厢上挂着“师政治部宣传鼓动

科”的牌子,丽达和梅德韦杰娃就在车上的一个包厢里办公。梅德韦杰娃总是叼着一支

香烟,嘴角上不时露出调皮的微笑。

这位共青团区委书记不知不觉地同丽达亲近起来。每次离开车站,除了一捆捆宣传

品和报纸之外,他都带回一种由于短促的会面而产生的朦胧的欢乐感。

师政治部露天剧场天天都挤满了工人和红军战士。铁道上停着第十二集团军的宣传

列车,车身上贴满了色彩鲜艳的宣传画。宣传车上热火朝天,人们昼夜不停地工作着。

车上有个印刷室,一张张报纸、传单、布告就从这里印制出来。有一天晚上,谢廖沙偶

然来到剧场,他在红军战士中间看见了丽达。

夜已经深了。谢廖沙送她回车站上的师政治部工作人员宿舍去。他连自己也莫名其

妙地突然说:“丽达同志,我怎么总想看到你呢?”紧接着又说,“跟你在一起真高兴!

每次跟你见面之后,都觉得精神振奋,有使不完的劲,想不停地工作下去。”

丽达站住了。

“你听我说,勃鲁扎克同志,咱们一言为定,往后你就别再做这类抒情诗了。我不

喜欢这样。”

谢廖沙满脸通红,像一个受到斥责的小学生一样。他回答说:“我是把你当作知心

朋友,才这样跟你说的,可是你却把我……难道我说的是反革命的话吗?丽达同志,往

后我肯定不会再说了!”

他匆匆地握了一下她的手,拔腿就朝城里跑去。

此后一连几天,谢廖沙都没有在火车站上露面。伊格纳季耶娃每次叫他去,他都说

工作忙,推托不去。事实上,他确实也很忙。

一天夜里,革委会委员舒季克回家,路过糖厂波兰高级职员聚居的街道,有人向他

打黑枪。于是在那一带进行了搜查。结果查到了毕苏斯基[毕苏斯基(1867—19

35),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当时波兰的国家元首。——译者]分子的组织

“狙击手”的武器和文件。

丽达到革委会来参加会议。她把谢廖沙拉到一边,心平气和地问:“你怎么啦?是

小市民的自尊心发作了吧?私人的事怎么能影响工作呢?同志,这可绝对不行!”

在这之后,谢廖沙只要有机会,就又往绿色车厢跑了。

接着,谢廖沙参加了县代表大会,会上进行了两天热烈的争论。第三天,谢廖沙同

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一起,带着武器,到河对岸的森林里去追剿漏网的佩特留拉军官扎

鲁德内率领的匪帮,追了整整一天一夜。回来之后,谢廖沙在伊格纳季耶娃那里碰见了

丽达。他送她回车站去。临别的时候,他紧紧地握着她的手。

丽达生气地把手抽了回去。谢廖沙又有很长时间不到宣传鼓动科的车厢上去。他故

意避开丽达,甚至在需要面谈的时候,也有意不同她见面。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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